1993年4月15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在上千名村民的目送下,坐上豪车,带着几名武艺高强的保镖到天津参加“会议”,等待市领导的接见。
到了会场所在地——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保安人员放进了禹作敏,却把他的保镖拦下,明言:其他人不能入内。
禹作敏心里产生了一个不祥之兆,但也只能客随主便,服从安排。
车子在院内停稳后,他进入指定的房间。
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会场,也不是领导,而是多名荷枪实弹的威严干警。公安人员在他面前出示了拘留证,拿出了一副手铐。
禹作敏当即瘫坐在地,有气无力地说:“我费尽心机,还是失算了”。
他说得不错,他从春节前就感觉到了危机,且开始布局,但终究还是难逃法网。
1993年春节,神州上下一片祥和欢乐气氛,天津“首富村”大邱庄却阴云密布,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村民被干部们从梦中喊醒,被告知说,上千名“军人”要“围村”了。于是村民被动员起来,男女老少拿着铁锹、斧头和洋镐开始挖掘“战壕”、竖起路障、拿出气枪、猎枪、砍刀等武器,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而谣言的始作俑者和行动的策划者,便是大邱庄一号人物,有“庄主”、“土皇帝”之称的禹作敏!
其实当时村外根本没有一名军人,禹作敏这样说,纯粹是造谣,是故意煽动村民的敌对情绪。事实上,当时村外确实聚集了数百名警察,但参与包围计划的警察们并未进村,只是在大邱庄三公里外的范围集结,防止嫌犯漏网。
在得知村民的抵触情绪和对抗行为后,为避免误伤不明真相的村民,他们又撤走了一批。
但是大邱庄内还是戒备森严,不让警察进村。因为村里民兵也配有枪支弹药,加上部分村民还有气枪、猎枪等各种武器,警察一直被阻滞在外。
禹作敏是谁,他做了什么,让警察如此兴师动众?禹作敏可是80年代的风云人物,当时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和电视新闻中。
天津静海大邱庄这个万余人的村子,一度拥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数以万计,固定资产总值超过万亿。
短短十年间,大邱庄的资产增加312倍,工业总产值增加将近900倍。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禹作敏。
1930年,禹作敏出生在天津静海大邱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兄弟四个,家里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
禹作敏聪明过人,母亲是清末破落贵族的女儿,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据村里老人回忆,他4岁就会背《三字经》,5岁背唐诗,7岁时就能给大家讲岳飞、杨家将的故事。
据他父亲禹来福说,他出生前三日,屋顶有一白鹤久立不走,算命的从此经过,说将有“贵人”出世。
禹作敏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先是日寇铁蹄践踏京津,后是解放战争硝烟弥漫,他根本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那个年代想成为贵人,只能是南柯一梦。
建国后,聪明过人的禹作敏,准备开启自己的致富之路,买牛买骡跑运输、加入合作社当会计。
可是后来在运动中,禹作敏被人举报贪污,被搞下台,弄得灰头土脸。
此后,他再度“崛起”,以中介身份出现在牲口交易市场,收入比县长都多,他是全公社(乡)第一个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的能人。
1974年,禹作敏被平反,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了几年,还是默默无闻。
时势造英雄,真正成就他盛名的,还是改革开放。
80年代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禹作敏受到鼓舞,站在村里的戏台上,喊出了“谁受穷谁狗熊,谁致富谁英雄”的口号,开始他打造“首富村”的光辉历程。
当时的农民害怕提“致富”二字,国家一再提倡,村民也不敢放开手脚,害怕政策变动,因此各地政府到处寻找并树立敢想敢干的典型,鼓励农民快马加鞭致富。
禹作敏看透形势,一马当先、鹤立鸡群,自然受到上级肯定,被树为典型,在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有了上级支持,禹作敏如虎添翼,在致富路上迈开大步向前狂奔。
上面提到的骄人成绩,就是在80年代取得的,那个时代堪称禹作敏、也是大邱庄的黄金十年。
那个时代,周围数百里的人都抢着来大邱庄打工,方圆百里的姑娘都抢着嫁大邱庄的小伙,连村里那些鳏居多年的老光棍,也枯木逢春、有了心爱的女人。
当时别的村子里,农民辛辛苦苦一个月的报酬不到30元钱,他们村一个孤寡老人,每月的福利就是100块,一个劳动力的月工资达到了300元。
所以,那时大邱庄小伙子最烦心的事,就是上门说媒的人太多,男孩到十六七岁就有人来提亲,十八九还没结婚的男孩家门槛都被媒婆踢破。
而带来这一切巨变的,正是禹作敏。
当时中国的有千千万万个村子,向大邱庄这样搞出名堂的不多,因此禹作敏开始走红,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名誉。
从1983年起,禹作敏年年被评为市劳模。1987年9月,禹作敏当选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1988年,当上了政协委员。
1989年2月5日,禹作敏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应邀出席春晚,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脸,摄像师的镜头对着他,停留了至少好几秒。
1992年底,被某杂志评为92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当时,全国各地到大邱庄取经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宽敞的大马路,竟然天天堵车,要靠交警去疏导、维持秩序。
大邱庄,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个农民致富的典型。
这样一个时代宠儿,为什么会身陷囹圄?
说到底,还是太过狂妄。
禹作敏头顶光环,无数荣誉加身,野心就开始膨胀,发狂,久而久之,变得为所欲为。
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法制意识淡漠,大搞私设公堂,形同一名土皇帝。
说白了就是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不听话,看不顺眼的人,绝对下狠手,不容情。
他首先将矛头对准的,是华大集团的负责人。
该集团是村里的龙头企业,为大邱庄的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功勋卓著。
该集团的一把手名叫李凤政,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禹作敏的指示总是有保留的执行。
因此,禹作敏武断地认为,在华大集团,存在着一伙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他早就想拿掉华大这帮人,并为此做了精心准备。
1992年11月,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李凤政突然病故,他被安葬之后,禹作敏吹响了集结号,一场大规模的清算开始了。
首先是华大管理层人员全部被免职,资产被肢解,资产被村里其它四个集团分管了。
然后华大管理层被剥夺自由,投入黑屋,被施以各种刑罚。禹作敏亲自坐镇,对这些人实施“审讯”。
“私设公堂”在古代就非常敏感,是触犯天条的,更甭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了。这个道理连普通百姓都懂,见多识广的公众人物禹作敏又怎会不明白,但是他有了权力之后早就飘了,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开始了作死节奏。
天津的冬季,气温很低,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天寒地冻,禹作敏为了让原华大领导人认罪,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脱掉他们的衣服,在低温中被冻得瑟瑟发抖。
当公司负责人田宜正辩解说自己很清白的时候,禹作敏说:“我说你有问题,你就是有问题,没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比如婚外情、私生子。”
田宜正苦笑着说:“我都六十多了,哪来的私生子?”
禹作敏说:“我说有就有,你赶快老实招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当田宜正表示真没有啥交代的时候,禹作敏勃然大怒,抬手就是两耳光,然后恶狠狠地说:“不老实交代,就别想站着走出这个大门!”
禹作敏说到做到,田宜正被非法拘禁14天,其它几个负责人居然被非法关押达三四十天。
在此期间,他们不是被电击就是被皮鞭抽,或者用皮鞋踢。
禹作敏担心部下心慈手软、下不去手,就采取现金奖励的办法,谁打人的时候最无情,谁得奖金最多。
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打人时出手最狠,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
在禹作敏的公然鼓动下,部下开始了打人竞赛,如此一来,不出人命就怪了。
12月13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华大公司的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危福合年仅26岁,进去的时候,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来的时候已经成为四肢僵硬,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据知情人说,十几个人轮流对危福合拳打脚踢、皮带抽,整整殴打“审讯”了7个小时。
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但是绝不是大邱庄的第一起命案。
早在1990年4月,禹作相听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负过自己的女儿后,勃然大怒,带人前去复仇,将刘金会活活打死。
禹作相为什么如此嚣张?他是禹作敏的堂弟,有“二庄主”之称。
后来的结果是,7名打人凶手被严惩,全部被判刑入狱。
自古以来人命关天,司法机关这样处理无可挑剔,但是禹作敏却觉得有关部门这是不给自己“面子”,心里极端不爽,产生敌对情绪。
他将这些被法办的凶手当成英雄,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亲自出面安慰凶手家属,给他们颁发巨额奖金,还让各企业负责人发起为凶手募捐的活动。不仅如此,禹作敏还发动群众对死者进行批斗,组织员工进行游街活动,根本不把司法机关看在眼里。
禹作敏把村民当成自己的子民,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大邱庄的繁荣是自己带来的,所以就该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想怎么处置就这么处置。
对于前来大邱庄取经、学习的人,禹作敏同样毫不客气。
1992年11月下旬,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来这里学习参观,因为村里某营业员的服务态度不好,与其发生争执。
禹作敏闻讯后,让自己的部下将其全部扣留,下令打手对这些学员进行“教育”。
对学员们进行一顿毒打后,还要被迫写道歉书,承认自己在大邱庄喝酒找事、对女的耍流氓、毁坏公共财产,不然不让出去。
结果27名教师、学员被禹作敏的打手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
北京的干部学校,是为机关培养干部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员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禹作敏连他们都敢打,普通百姓落到他手里,下场可想而知。
人们说,在大邱庄没有“王法”,或者说禹作敏的话就是“王法”,因此说禹作敏就是大邱庄的“庄主”、“皇帝”,他的次子禹绍政在村里也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被称为"少庄主"。
危福合之死,并未如禹作敏所愿,能一手遮下整个事件,再大的乌云,毕竟也遮不住太阳的光芒,这个太阳就是“法制”。
尽管禹作敏在出了人命后伪造现场,说是关押期间,突然闯进去一伙陌生人将危福合活活打死。
由于当时没有监控,禹作敏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蒙蔽公安机关,逃脱法律惩罚。
但公安干警岂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在尸检后发现,死者身上的那么多处伤痕是多次殴打形成的,这说明禹作敏在撒谎。
经过现场勘查,干警们初步掌握了证据——刘云章等四人才是真正的杀人嫌犯。
此时的禹作敏已经疯狂到不理智的地步,他再次做出惊人之举,将天津市公安局的刑侦技术干警扣押,不让他们与外界联系。
直到天津市相关领导给禹作敏打去电话,干警才被释放。
此刻,他们已经失去自由13个小时。
公然扣押办案中的公安干警,这说明禹作敏的大脑已经彻底失去了心智,衍变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昔日带领人民致富的模范,已经蜕变为人民的敌人,成为一个社会毒瘤,到了非清除不可的地步。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等4名嫌犯应依法予以逮捕,敦促公安机关将四人抓获归案。
由于禹作敏对四人一直采取包庇措施,大邱庄又曾经设立过治安派出所,村里有15支收不回来的警用枪支、2000发子弹,村民手上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和气枪,公安机关不能不有所准备。
为了应付突发事件,2月17日,市局派出了400名干警前往,在距离大邱庄3公里外形成了天罗地网。
禹作敏得知后,对公安部门进行公然威胁:“我是大老粗,不懂啥法律,群众也都是大老粗,你们硬要进村的话,我可不敢保证你们的安全啊。”
与此同时,禹作敏又吩咐下属在群众中造谣,说大邱庄外"集结了1000多部队",号召村民进行对抗。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大邱庄村民动员起来,对抗村外并不存在的“部队”。
事实上,执行搜捕任务的警力始终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嫌犯潜逃,由于害怕演变出严重后果,队伍始终未靠近大邱庄。
后来由于担心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蛊惑,矛盾激化,数百名干警被撤走,只留下30人。
可是禹作敏把公安干警此举当做软弱的表现,他在当天晚上发表讲话,继续煽动群众对抗,安排青壮年在各个路口严阵以待。
在此情况下,天津市相关负责人也向禹作敏下达指示,要求禹作敏在19日18时让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
19号下午17时,20多名干警被允许进入大邱庄,但是他们一进村,就被大批前来“欢迎”的豪车队伍挡住去路,阻挠执行公务。
禹作敏愚蠢嚣张到什么地步?他后来竟然炮制出来一批文字材料,说是有一股暗流要来“扑灭”大邱庄的改革,要汇报给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给评评理,“讨个说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觉醒,不再为“土皇帝”禹作敏背书,占到了法律这一边,不少群众积极向司法机关检举禹作敏的罪行。
4月15日,文章开篇的那一幕发生了,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一周后,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
在预审中,这个不可一世的“庄主”终于低下了头,认罪伏法,连声说:“我交代,请求政府宽大。”
8月24日,禹作敏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低头认罪。
3天后,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禹作敏的所作所为被多家媒体痛批,说大邱庄是“土围子”、禹作敏是“土皇帝”。
服刑期间,禹作敏给儿子写信说:“父亲是因为不懂法才栽跟头的,你别重蹈覆辙,要多学法。”
1997年10月2日夜里,禹作敏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在3日凌晨一点多,心脏停止了跳动。
坊间传说,他临终留下遗言,不许村民来奔丧,不设理事会,也不收礼。
禹作敏出殡那天,不少上年纪的村民还是颤颤巍巍地前来送行,年轻人对此却反应平淡。
凭心而论,禹作敏确实给大邱庄做过一些好事,历史上也会记住这个名字,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也需分明看待。人狂必有祸端,法治社会、朗朗乾坤,又怎能容许这种土皇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