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施兰茶】
2021年11月19日，印度总理莫迪突然宣布废止《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年基本商品（修正）法案》三项旨在改革印度农业的法案。
莫迪一贯以“果断强势”“刚毅坚决”形象勇猛推进改革议程，在苦苦推进农改法近一年后居然转头就妥协服软，而且还罕见地向印度民众公开致歉。这种强烈反差可谓莫迪2014年强势上台以来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然而，莫迪废止农改法绝不仅是印度内政的策略问题或战术问题，更是决定印度今后一个时期大国运势的重大战略问题：
莫迪政府遭遇农改法大挫折以后，还能否积聚政治资本继续推动改革议程？
如果像莫迪这样强势领导人推动的改革都难以为继，那印度如何才能为经济跨越式发展扫清制度障碍？
如果印度工业化进程因改革停滞而徘徊不前，其综合国力和所扮演的全球角色将受到什么影响？
毫无疑问，作为除中国之外全球唯一人口达到十亿级别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印度经济发展态势，尤其是其工业化进程，不仅是决定其自身运势的最关键变量，也是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格局的重要因素。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莫迪政府此次农业改革失利的前因后果，可以为我们更好理解、评估印度的崛起野望和大国运势提供可行路径。
莫迪撤销农改法，大批农民上街庆祝。（资料图/美联社）
莫迪屡试不爽的“突击式改革”这次为什么出现溃败？
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执政最鲜明特征就是连续发动出其不意的“突击式改革”，从废钞令、商品服务税（GST）改革到废除宪法370条款、公民法修正案，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烈度空前的“封国令”，概莫能外。
然而，决策果断并不代表能力高强。莫迪改革尽管方向正确、目标宏大，但细究起来，往往准备草率、过程扭曲，导致成本高昂、配套缺失，最后不免一地鸡毛、不了了之。可以说，这种执政风格体现出“情况不明决心大、事实不清信心足、胸中无数点子多、决策失误态度牛”的特征。
然而，莫迪“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桌子执行、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的鲁莽强势作风却屡屡得手，他在完成第一任期后甚至还以更高选票得以连任。
究其原因，印度民众在莫迪上台前就已受够长期议而不决、扯皮推诿的“拖延政治”，因此不由自主地对莫迪雷厉风行、言出法随的强势作风产生好感——“不管莫迪做得好不好，至少他做了，这就很了不起”。
更重要的是，莫迪以这种“执行力好感”为基础，摸出一套惯用策略，对此我的好友白广灿有精辟的概括：莫迪确定具体政治目标后，通过速战速决获取战术胜利，再挟胜利之威向各路反对派极限施压，借此收获战略收益后，再积极塑造更宏大的态势，最后转进下一个政治进程。这相当于在政治领域制造击鼓传花的“庞氏骗局”：依靠借新债还旧债的惯性，莫迪只要不断推出新的、更宏大的、更刺激的政治议程，就能不断在转移公众注意力的过程中文过饰非、相机遁走、赢得主动。
那么问题来了，屡试不爽的套路为什么这次却折戟沉沙？
“庞氏骗局”不管以什么形态出现，最怕的都是“资金链断裂”。很不幸，莫迪在农改法问题上恰恰也遭遇了政治资本难以为继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反对农改法的农民抗议一直无法驱离，这又与疫情冲击、经济低迷叠加共振，严重损耗莫迪的政治资本，使他无法腾挪转进，因此为确保印人党2022年关键邦选顺利，他只能认栽止损。
莫迪政府在农业改革上可以说遭遇了一场“完美风暴”：
一是遭遇最难缠的对手。
反对农改法的抗议群体主体是旁遮普、哈里亚纳等邦的锡克教徒农民，其中又以组织严密的贾特人最为突出。莫迪此前改革触及的群体往往组织松散而被各个击破，但此次农民抗议却显示出组织严密、保障有力、策略灵活等特点，这使严寒酷暑、疫情爆发、空气污染、农忙时节都无法动摇他们。
二是经历最严峻的外部形势。
早在2019年底受疫情冲击之前，印度经济就已步入4%低速区间，后来疫情叠加仓促出台的“封国令”，印度沦为全球经济缩水最严重的大型经济体，而2021年初以来第二波疫情更严重扰乱印度经济运行。这一态势持续消耗莫迪的政治资本和执政威信，使他难以从农改法中“胜利转进”。
三是面对不确定性极高的邦选前景。
2022年，北方邦、旁遮普邦、北阿坎德邦、喜马偕尔邦、果阿邦都拟举行邦选，而印人党近期在旁邦民意调查和哈邦补选中均表现不佳，而北方邦也出现反对印人党的不妙势头。考虑到北方邦、旁遮普邦为代表的“谷物地带（Grain Belt）”在印度内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2022年邦选对2024年大选的风向标意义，这种不确定性诱发的“选举恐慌”就成为促使莫迪政府在农业改革问题上骤然转向的直接导火索。
莫迪在改革议程上的溃退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印这样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来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印度农业却长期陷于“投资不足-设施缺乏-技术落后-生产力低-财政补贴高-主体风险抗性低-积累低下-投资不足”的恶性循环之中，并成为制约印度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尽管印度农业、农村、农民虹吸大量财政资源，却无法通过提高自身生产力打破恶性循环，因此成为历届印度政府都头疼不堪的沉重负担。
面对积弊，莫迪政府希望以革命性的手段打破恶性循环。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市场化刺激吸引私人投资，以此促进技术进步，由此彻底盘活农业部门，为下一步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创造有利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1991年拉奥政府的改革撬动印度经济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那2020年莫迪农业改革的历史地位理应不在1991年改革之下。
然而，在莫迪政府在农业改革问题上的退让，势必在多个领域引发极其深远后果。
资料图：印媒
首先，印度跨越式发展亟需的农业改革可能就此陷入长期停滞。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健康的农业是确保其他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基础。尽管莫迪农业改革愿景美好、目标明确，但由于疏于准备、缺乏铺垫、忽视保障，结果一言难尽。
尽管印度固有农业体制缺陷严重，而市场化改革也可能为农民带来更高收入、更多选择，但农民却更担心失去政府的强力庇护和兜底补贴，沦为大资本蚕食剥夺的猎物。在缺乏社会保障、政策保证的前提下，小地主、农民、农贸商等在北印农业邦人多势众的群体自然结成联盟，合力反对市场化改革。而这些农业群体又以善于串联投票而著称，这使他们得以裹挟远超本身人数占比的政治力量。
如果莫迪政府在议会保有较大优势的理想状况下，在苦苦支撑近一年后，仍最终选择在农业改革问题上“开倒车”，那考虑印度内政和农民群体两边的实际情况，今后再想推出相似深度、力度、规模的农业改革势必难上加难。有鉴于此，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一位专家哀叹，“印度农业改革将至少停滞一代人的时间”。
其次，莫迪废止农改法严重打击印度改革动能。
尽管莫迪在其第一任期内也曾在征地法律问题上松动退让，但莫迪在信誓旦旦、勉力维持农改法近一年后突然服软，这在各个方面无疑都对改革进程造成巨大伤害。
一是向反对派自揭破绽。
莫迪“主动投降”以后，各路反对改革的势力都意识到，只要坚持对抗、顽强到底，哪怕莫迪占据政坛支配地位也不足为惧，因为莫迪在反对力量面前其实也是“满身破绽”，绝非“金身不败”。这不仅鼓舞保守力量和既得利益团体对抗到底，还可能使表面上已尘埃落定的改革再度沉渣泛起。
二是动摇甚至“离间”莫迪及印人党的基本盘。
争议巨大的农改法能够挺立近一年，离不开莫迪拥趸和印人党基层力量，他们往往冲锋在前，包揽脏活累活，甚至社群暴力活动。因此，莫迪的态度逆转自然使很多追随者深感背叛，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要向锡克分离主义分子的阴谋妥协？”无疑，这种疏离感将极大挫伤印人党士气，甚至损耗其赖以立党的基层组织度。
三是鼓舞抗议者得寸进尺。
在围绕农改法的博弈中，看透莫迪弱点和破绽的农民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废止客观上已失效的农改法完全无满足要求，他们得寸进尺提出更多要求，包括政府收购农产品的保价承诺、全面实施粮食作物补贴等。有趣的是，在疫情冲击、物料缺乏、物价飞涨的背景下，这些原本看似激进的诉求，反而可能顺着莫迪退让之势上升为全印农民的共同诉求。
路透社报道11月22日报道：尽管莫迪已让步，印度农民们仍大规模集结，继续施压
再者，挫败资本力量对印度的乐观预期。
从根本上说，莫迪经济改革的主线是通过引入以大财阀代表的私人资本，代替原本低效、僵硬、浪费严重的行政体系和国有企业。这种常见自由化套路既可以把沉重的财政支出包袱甩给私企，又可以通过市场化经营攫取更高经济效率。
据印度工业联合会（CII）测算，对印农业改革翘首以待的国内外大资本原本已虎视眈眈，计划借农业改革之势向亟待投资的农产品加工业注入大笔资金。然而，莫迪废止农改法不仅使农业改革彻底沦为泡影，更打击资本对莫迪改革的乐观预期，因为这再次验证“改革逻辑再强，也敌不过选票逻辑”的现实。
毫无疑问，莫迪的改革力度与其所掌握的政治资本密切挂钩，目前占据空前优势的莫迪在农改法问题上尚且被迫退让，那今后莫迪任何政治松动都可能招致“政策逆转”，甚至被“反攻倒算”，而这对资本力量恰恰是难以承受的风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莫迪废止农改法势必对印度改革预期、产业发展、国际分工等产生深远影响，但不宜高估其对近中期选情的直接作用。莫迪废止农改法一方面不代表各路反对党就能在选战中扳回一局，但另一方面也不代表印人党就能弥补农改法对锡克教徒农民等特定群体造成的伤害。
此前印人党之所以能够大杀四方，与其说它本身强大，不如说其对手太弱，在意识形态上、组织程度上、资源动员上全面落于下风。因此，总体看莫迪仍是当前印政坛最具统治力的关键人物，这说明反对派大联盟能否形成气候、印人党能否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优势、莫迪能否续写大选大胜的奇迹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印人党自身的下一步表现。
莫迪式改革给我们什么启发和教训？
中国和印度同属超大规模经济体，两国治国理政不免有诸多相似、相近之处。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发动了过程轰轰烈烈、但结果乏善可陈的改革，这些改革与中国改革经验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可资对比的微妙细节。以本次遭遇逆转的农业改革为例，就可以至少升华、提炼出三点启示：
一是把握好外部与内部的关系。
在中美战略竞争仍趋激化的背景下，印度改革发展享有他国难以比拟的优良外部条件。享有美国的内需市场、日本的资金技术、澳大利亚的资源能源等利好因素的印度，被寄予“替代中国”的厚望，因此其实只需扎实推动国内改革就能最大限度攫取国际环境的红利。
然而，外部条件再好，也弥补不了内部原生动力缺失。对于中印这样体量的国家，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一切的基础。尽管冷战结束后，印度一直处于有利的外部环境中，但由于缺乏国内配套改革，印度的巨大潜力就一直只是“潜力”，而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实力。
二是把握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对于中印这样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国家，短促突击的一刀切式改革必然遭遇巨大阻力，因此显然更适合局部先行先试，在整体推而广之的改革模式。在这方面，中国利用特区、新区、试验区推动高水平开发、高质量发展已有很丰富的经验。
但是印度问题在于，莫迪的主要执政目标并非追求精微务实的改革实绩，而是宏大激烈的戏剧效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赚回维持“庞氏骗局”所需的政治资本。虽然印度亟需的是低调务实的局部性试验改良，但莫迪处处追求整体性的政策突击，这一悖论恰好解释了为什么莫迪式改革的实际效果迄今为止仍乏善可陈。
三是把握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对于事关重大的改革，中国得出的经验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具体看，稳定的宏观政策可以最大限度规避政策调整反复造成的波动和折腾，灵活的微观政策可以在改革过渡状态中最大限度减小摩擦和阻力，而托底的社会政策则为受改革影响的群体最大限度提供保障，以稳定其预期。
但莫迪式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宏观政策草率，微观政策死板，社会政策‘管杀不管埋’”，这解释了为什么莫迪的改革事业虽然看起来大张旗鼓、煞有介事，但是其实际效果不但乏善可陈，还极易滋生各种棘手的副作用和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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