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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在江苏国学图书馆任事二十余年的柳诒徵在反对图书运台、力主就地转移保护，并监督装箱封存图书后，辞去馆长之职，留女儿柳定生继续在该馆任职。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夜，年逾古稀的柳诒徵携妻赴沪，在上海受陈毅市长之邀请，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兼图书组主任，直至1956年2月去世。前后六年又十个月，是柳诒徵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上海长居，也是他整个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本《柳诒徵家书》（以下简称《家书》）便是柳诒徵定居上海后，向留居南京百子亭的女儿柳定生、女婿章德勇（字诚忘）的去信，起于1949年4月，止于1952年11月，共计44封。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希非，晚号劬堂老人，江苏丹徒人（今属镇江市）。柳诒徵是学衡派及民国时代东南学派的代表学者，中国近代著名文献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学研究的先驱，与陈寅恪、陈垣并称“南柳北陈”。据张舜徽考证，“历史”一词就是由柳诒徵《历代史略》而来，沿用至今。由于种种原因，柳诒徵学术长期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柳诒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念重新受到关注。1982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收录柳定生《柳诒徵传略》一篇。1986年，《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作为《镇江文史资料》第11辑专辑出版。1991年，柳曾符、柳定生编辑的《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随着相关文献资料逐渐丰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柳诒徵早年的学术贡献，比如通过柳诒徵研究学衡派的思想路径、研究其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其部分史学论著，以及人际网络等。1990年代以后，以孙永如著《柳诒徵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初版，2015年再版）为标志，柳诒徵个人传记的系统性整理与研究逐渐兴起。2002年，囊括柳诒徵个人自传及其同事、学生、后辈纪念文章的综合文集《劬堂学记》，由柳氏后人柳曾符、柳佳编辑，著名学者钱锺书署题、卞孝萱作序，上海书店出版，为学界多所关注。同时，一些论文也涉及于此。近年来，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着意弘扬南高—东大学术传统，在其主办的《新学衡》杂志上，柳诒徵等学衡派学者的个体史研究愈加丰富，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家的多重学术新意。

虽然总体上关于柳诒徵的研究愈加全面、充分，但一手史料仅限于柳诒徵简写之《我的自传》、《自传与回忆》等，尤其是涉及柳诒徵晚年思想、生活和学术者更为寥寥。已知存世的柳诒徵个人文献本就十分有限，留有《劬堂日记》未刊，其晚年资料尤其稀见，较为单一的史料来源也限制学者们对于晚年柳诒徵的了解和研究。可以说，在《家书》出版前，柳诒徵晚年的生活细节和思想情况是模糊不清的。《家书》将柳诒徵已不可多见的书信笔迹以彩色影印呈现，写信人的谆谆教诲、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读之令人五味杂陈，人生百态仿佛浓缩于此。

《家书》在不经意间留下了柳诒徵晚年提炼的学术思考，生动再现了他道术相济、一以贯之的学术旨归和人生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前后，学界尝试发现“五四新文化”更丰富的内涵，长期被视作站在新文化对立面的学衡派也有更多面向值得被发现。柳诒徵自幼受到系统扎实的儒家传统教育，又接受西学东渐与新文化的洗礼，历经晚清政权、北洋政权、国民政府和人民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是后人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变”与“不变”的典型人物。《家书》从“私人文献”角度，以1949年前后这个中国近现代的又一次新旧交替为历史背景，使后人得以从个人生活与心境、工作情况与交往、学术思想与方法等三方面，近距离地观察到柳诒徵让人陌生又熟悉的选择与坚守。

一、“我们对任何人，总以宽恕仁慈为主”

柳诒徵自幼家境贫寒，艰苦的环境磨练出了他坚韧的内心。他自晚清起长居南京，任教治学。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他从不贪恋优渥的地位，坚辞“礼乐馆”馆长一职。1949年，他选择与图书一道留在大陆。《家书》勾勒了柳诒徵的晚年轨迹，展现了其晚年生活和心态的细节。

1949年柳诒徵抵达上海，首先面临的是一家十二口人在动荡中失去生活来源的问题。虽然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暂时解决了柳家燃眉之急，然而家口渐多，柳诒徵依然三年两迁。这或许与当下一些年轻科研人员的境遇类似，不同的是柳诒徵彼时已年过七旬。初迁上海，柳诒徵住“兆丰公园（愚园路）对过，中央研究院分所物理工厂内一〇七号”。虽然“俟汝母来即日起火”，他却说自起火“门口买东西甚方便”。没想到火去水来，“是夜飓风大作，雷雨倾盆。院中大树，吹折数株，电线吹断，电灯不明，各处淹水”。出行不便，他却感激地说“其实我们并未少吃一顿，院中人都很照应我们”。一年以后，他感恩“家运慢慢好转，总是天恩祖德所及。社会中人待我公道，不可不知足耳”。可是不久之后，柳又陷入“我虽在沪上，无处住也”的窘境。1952年8月，柳终于“觅好房屋，前门南昌路356，后门霞飞坊308”，“租的楼下一间”。没有定居一直是柳诒徵晚年心头一病，“我想向后许有相当的房子，不妨再搬”。不料，说罢此话后不久，这里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新旧交替之际，柳诒徵还面临其他生活考验和挑战。1949年4月柳携妻乘火车赴沪，“车过镇江后，登车者颇拥挤。汝母因玻璃被击碎，颊受轻伤，幸尚无恙”。惊慌之后，他不禁感叹“多年以来，尚未有此等团聚之乐”。其时经济未稳，柳家颇为清苦，“各物仍贵，惟有抑节忍耐耳”。“我家十二口，尚有六口半之生活费无著也。目前只好先将米卖出，有便寄来。以后再想办法。”柳一度卖字养家，可是他身为一介布衣，“生平不能营商”，况且“各方动荡，商肆亦不景气”，于是“只有切实节约，否则须另有来源”。

面对人情世故，柳诒徵他也发出学者的苦衷：“读书固不易，处世尤难”，“且读书即须留意，书上所说人情世故，庄子说‘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必须阅历世故透彻，才知庄子所谓。”此外，当时还有空袭的危险，1950年春节柳诒徵便在“演习防空”、“做避警之举动”中度过。晚年疾病缠身，诸种压力袭来，身体每况愈下，“我目光日坏，不能看小字，也不能写小字”。病重的一次，他连日腹泻，“与尹老立谈时，泄泻满裤”，“昨仅泻一次，全是鲜血”。

柳诒徵坚持承担家庭责任，每以“老妻”呼妻子，“老太太身上疼，格外要吃”，相濡以沫之情溢于言表。他尽力接济儿子屺生一家，兼负孙辈学费、药费等，“今年寄我十万，我分五万与屺生”。他体谅女儿忙碌，“知公事忙迫，尚宜抽暇休息”。他劝慰女儿道“汝等怕我吃苦，我是不敢不吃苦，要能吃苦，总可以减少我晚年的罪”。信每结尾，他必致“外孙好”，“我汇款是与两外孙买糖吃，亦自愧其菲耳。”此番舐犊、伉俪深情，《家书》俯首即见，令人动容。

柳诒徵以身作则，家风谨笃。他十分重视儿孙教育，“小元好学，可喜之至”，“每日仍旧看书写字，教曾兴读书写字。”他对同族曾孙也都关心，“小雄入交大”、“小丙在电厂起居饮食都好”，慈祥长者风度尽显。他对女儿工作时常悉心教导：“来信说在图书馆阅书者之偷书，则多年已然，不自今日始矣。故管理图书馆阅览室者，亦不容易，非刻刻当心不可”。“凡事都要面面想到，准备周密”，“斟酌商量”。他还勉励女儿，“好在汝为馆事最为努力，人所共知”，“慢慢的图事，亦不吃亏”。他一生勤苦，曾作四句《劬堂铭》：“劬以永年，堂以象征，攻书食力，鲜民之生”，告诫后人矢志读书、自食其力。

读书与赏花，是柳诒徵在不安和艰苦中的两大慰藉。他屡次吩咐女儿带书来看，爱书简直达到“痴迷忘我”的境界：“我只想看书，永远看不了，也就是一乐，不想吃不想玩也。”他说：“吾尤耽恋会中之书。最近有金山姚氏大批书来，只怕看不及耳。”“我近来在会中专看词曲一类之书，甚有兴趣”，“早晚尚有姚姓、朱姓之书运来，真是目不暇给”。《家书》同样展示了许多柳诒徵晚年的阅读书目：《韩国小史》《野获编》《日知录》《茶香室丛钞》等等。

柳诒徵爱花不亚于读书：“院中有花木可看，靠近兆丰花园”，“间壁有一卖花之所，一早到会，我总先去看花。又有一个黄家花园（相距亦不远），种花更多”。他热爱生活，善从平凡生趣，“看看市容，亦有乐趣”。《家书》留下他的《和何叙甫词》一首：“是处园林看海棠，今年真不负春光，情天无界媚红妆。褪粉犹留冰雪艳，飘香怕惹蜂蝶狂，端相画意宝斜阳。”他看到“各处菊花盛开，南京想亦如此”。即便在上海，他也惦念着“清明前后，院中群花当盛开矣”，经常“想百子亭、龙蟠里花事亦正盛也”，也思念着女儿一家。

“飘香怕惹蜂蝶狂”，《家书》在平凡的生活日常之余，将柳诒徵的人生志趣娓娓道来：“我们对任何人，总以宽恕仁慈为主，遇事吃点亏，庶可弥祸消灾。我非胆小的人，目击时人困苦艰难，许多意外之事，日日以‘戒慎恐惧’自勉。”他说：“要能学到遇困逆不动气，总能算是学问。其余弄笔墨、惊见闻，不算学问也。”柳诒徵将读书治学与个人修养紧密结合，贯彻生活始终。在信息快速化、碎片化的当下，可谓是“家书抵万金”。《家书》将这位可亲可敬的学者的人生感悟娓娓道来，想必对普通读者也深有裨益。

二、“吾尽吾心，不敢偷安”

“山河险要难资敌，志乘奇书且北行”（王仲荦祭柳诒徵诗句）。收集与整理中华古典图书文献，是柳诒徵一生锲而不舍的事业。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柳诒徵毕全力将南京图书外运。他曾慨叹：“我视图书馆，重于自己的家，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爱护无微不至。抗战时期，我把馆藏书籍搬运迁藏，但至今已损失了一部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据柳诒徵的学生、原复旦大学副校长蔡尚思回忆，南京光复时，柳诒徵以七十老翁奔走收书，竟跪地哀求！（蔡尚思：《〈中国文化史〉导读》）《家书》谈及抗战失书，字字滴血：“我所最痛心者，兴化所失各种丛书，迄今不返。”柳诒徵主事南京国学图书馆长达二十余年，收罗中国古代图书冠绝一时，并编有《国学图书馆总目》四十四卷、《现存书目》二十二卷、《国学图书馆小史》一册，《图书馆年刊》十册，《盋山书影》宋、元各一册，《版本略说》一册，等等。由于前车之鉴，1949年柳诒徵力主存书南京，使后来的南京图书馆有今日之况。

对南京“馆事”的关心贯穿《家书》始终。1949年6月，他仍致力于追书。“兴化之书，大约总可追得若干也。” 7月，他关心“馆中善本查点恐无讹”，不久再问“馆中情形如何？”他知道卸任南京馆事后，“根本我对此馆不必再问，第作为闻谈耳”，可这座图书馆已经成为柳一生的牵挂和惦念，始终“望（女儿）以详情告我”，不断询问“馆中珍本已运出否”、 “馆中诸好均候”。至1952年，他还关切“南图、南大各方新事，均望随时告我。”

随着上海生活逐渐展开，《家书》对当下工作的描述渐多。柳诒徵初来乍到，“一事不能做主”，人情冷暖，个中自知。“实际编纂组职员，虽有七八人，没有一个够跟我学习的，大都一窍不通，一书不读，但个个有机心，会说鬼话，造言生事，播弄是非，所以我刻刻防备他们，不敢懈怠。”在这种不定的气氛中，柳诒徵仍贯彻已道，兢兢业业，“在昨日虽然没有裁掉我，我也要感觉到局势之不定。好在所编《书目》已得十之八九，在四月内可以告一段落。这是我的计画。但人事如何，我也无从决定。”他一心向学，不十分看重地位和名誉：“会中之人妒我，毁我，我也不管。只听我与书的缘如何。我和书的缘在，就可以彻始彻终的整理清楚，且可以发挥贡献于世。”

限于个人身体与工作环境的不适，柳于1950年7月请辞，“我前函辞兼组长，即不辞委员，仍愿在会中编辑。听其酌给生活费，此见我之本心。因组长要负一组之责，组员虽有七八人，不能共同努力，我即为人受过，且以薪水优厚，会内会外皆注目于此。倘能少领薪水，则无问题矣。”“如此，则我仍看书编目，拿钱不多，无人忌我。”“不兼主任，我可算如释重负”，“且我越努力，人越不做”。他不禁感叹“韩文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可见，一个和谐安定的“学术微环境”对科研工作者至关重要。

柳诒徵工作勤勉，对事对人责任心极强，“我若有此缘分，必须弄成功，要走也不能走”。他始终记挂着对他人的承诺，“若不将会中现有之书编成目录，殊对不起徐”，“惟有我因编目事，一天忙到晚，我也不怨不尤，只求尽我之力，对得起人”。其实他也有回南京的机会，一度犹豫，“郑（振铎）询我愿回龙蟠否，予谓不再干馆长，惟如有研究部，尚愿为研究员。”可他终究“恐伤感情”，未能成行。他还坚持学习，“会中各项职员，虽然认我为老旧派、不合潮流，但我尽力工作，比其他委员不同，也就成了一种公论。并且我对人客气，总说我不懂什么，现在只可跟着大家学习。”

柳诒徵对待读书编目有如生命。他说：“吾尽吾心，不敢偷安，吃干条。”谢稚柳回忆柳诒徵在上海工作时，“不辞衰病，率先与同人并力劳动，力疾搬书，同人虽力加劝阻，亦不可作罢”。旁人看柳诒徵自讨苦吃，可他却肩负责任感和荣誉感，总能苦中作乐：“我现日日忙查姚氏书。看其杂乱，触目伤心。其中有多少好书，又使我自幸，垂死之年，尚得补从前所未见。所以虽终日劳苦而不辞。”

《家书》也是柳诒徵工作进度的通告，后人可以从中一窥其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我在会中三四个月，仅编成《丛书目录》一种，然尚须从容修改，不算定本。其他门类，只可俟新年慢慢编次耳。”“会中书目，已有丛书、志书、史部、集部、经部五类。惟子部尚未清理，大约再得一月，六类之目即可写油印。再加一个月，补缀遗漏，便算告一段落。”“不过眼光不行，上午可以写稿，下午就不能写了”。（一九五〇年九月廿七日）

柳诒徵向来以清正廉洁、秉公直言来自我要求。1925年，他便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波”中痛斥国民党权贵破坏教育秩序，被污蔑报复也在所不惜。晚年工作中，他继续追求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坚持公私分明。他说：“所请增加研究费，须有真能研究之员，在馆实干不可”，不能“拿钱不做事”。他自惭道：“自从改组以来，我们工作日少，止惭无功食禄。”他的坚持也经过了国家和人民的检验，他在“三反、五反”中，“只有一个痰盂的问题，真是好极”。可即便如此柳夫人还是叮嘱女儿，“痰盂务必照价陪（赔），我刻刻怕汝打虎小事”。他吃饭亦不多占，“因为旁吃馒头，多则六七枚，少则四五枚，我只能吃两个，就携一个回家，并不隔占他人。”武黎嵩整理校订时发现，就连家书本身，用纸也并非公用，甚至只是废纸的边角。柳诒徵对贪污浪费现象发出振聋发聩的批判：“稍稍有饭吃，也就不管大家和地方的事，一切文献都不关心，或者只想把公家的好东西收到私人家里去。民族堕落，都由于此。”

柳诒徵还提倡遵循学术自身的规律：“外行要干涉做书之事，以为一蹴即成”，“至于到宁研究，亦以能得相当助手为要，否则仍是我唱独角戏”。“去年我到此会，常与尹老谈八字曰：‘因方为珪，因圆成壁’。一切不能妄作主张也。”他还提倡遵守学术道德，“平心静气讨论学术，不立门户，不争意气”，绝不因意见不同诋毁他人。世人多以为学衡、新文化水火不容，却很少注意到柳诒徵与胡适措辞严谨慎重、甚至互相客气地论学的一面。

柳诒徵年轻时便奉行南高师校长江谦的“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晚年同样“只想有生一日求学一日，学至末日方罢”，但已力不能及。他“时时有生平未见之书”，“只憾不能尽量摘抄”，“想起顾亭林七十即逝世，对于《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也不过随便摘抄，并未成书，只好算了。”他只能“委心任运，并不焦急”。“我目昏耳聋了，自知不久，与人无争，随缘乐道。”这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排除杂念，忠于职守：“我是时常想着种种的人的困苦艰难，随时知足，不怨望他人。只想将文稿整理就好了。”这种为国为公的工作和学习态度，今日仍能给后人很多启发。

三、“以旧学贯通科学方法”

直到今天，包括柳诒徵在内的学衡派学者依然经常被刻板地冠以“文化保守主义”之名，乃至被认为是“封建的”，与五四新文化相悖。其实早在1901年随缪荃孙赴日考察之后，柳诒徵便借鉴那珂通世之作写下《历代史略》，积极投身于新式学堂的建设。他目睹彼时中日国力悬殊，立志道：“苟有血性，能无愤恨，而坐视祖国人死守旧习而不变哉！”柳诒徵的表弟、著名甲骨文专家鲍鼎曾言柳氏一生有“三大变”，却未做分析，徒留各方猜测。《家书》无疑使柳诒徵晚年最后之一“变”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柳诒徵自早年起便重视自然科学，曾为中国科学社社员；到了晚年，唯物史观更加明显。他说：“我久想编一部《人民生活史》，聚的材料已不少，再能坐定编纂，也可算是一种贡献也”；“一面查奴隶资料，一面照《人民生活史目》，看一部书，做一种记号。等有书记，分类抄出。”“在家写《唯物史谈》，已写了五六篇。如人从猿猴学习劳动以及斗争、坦白、奴隶等问题，我都从中国经史及甲骨文、古文、小篆中胪举证据。又引举衣服、饮食等等发明进步，也可算是《中国人民生活史》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家书》揭示了柳诒徵晚年转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变”。他尤其重视经济基础和实践的作用：“大抵都属马克思学说，道德变迁都由经济作用。本来清朝的读书人，只将圣贤之说作为做文章的题目，一切都不实行，实行的就是呆子。不待帝国主义的人压迫得来，已经是唯利是图。及经外力压迫，生计艰难，又无知无识，一切苟偷。虽然不晓得马克思的学说，所有现象都在马氏所说公例之中。到今日，格外如风偃草，总说从前封建旧习不好，就是改造思想，表面虽说改造，其实仍是各人保定各人的老思想，只拣自己合式的罢了。”柳诒徵晚年自感“幸获马列主义理论，矢志努力工作”。这是世人往往忽视的一点。

柳诒徵晚年进一步强调开放吸纳，提倡科学方法，中外并蓄，灵活运用。他总结说：“能得外国学者同事，最有进益”，“我数十年来，能以旧学贯通科学方法，乃是与许多留学生相处得的益处。中国老先生没有科学头脑，故尔思想落伍，龙蟠诸人不前进，也是因为没有新人切磋鼓舞”，“大家都只在旧路上走，越走越窄。只能做两句诗词、发发牢骚，诉说穷饿，骂骂人，真可怜的很。”“但我是不问什么书，都有他的好处，要看人能运用。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读书要诀，全在人能活用耳。”这可谓柳诒徵晚年学术思想集大成之表述。

柳诒徵以图书编目为例，倡导古今、国际的比较视野，放到今天仍有启发意义：“编录图目需有两种观念：一则，某书某图比某书某图精当，如焦理堂之《群经宫室图》、张皋文之《仪礼图》、黄以周《礼书通故》中之附图，都须能就古书比较得失，此乃为专门学者计。一则，普通学者不知从前文化，如元魏时洛阳及隋唐时之都城，均有图在《河南志》中，阅图可以知其时建国规模，且可与日本之平安京即西京之规模作一比较，阅之即知日本规划都城，系仿效唐朝，有图目以指引学者参考，则原原本本一目了然。此项工作固非短时间所能竣事，但做一日有一日之益，阅一书得一书之益。”

柳诒徵的文学观，也颇有“文史互证”的批判之风：“施耐庵事须查蒋瑞藻《小说考证》，闻白驹场尚有其后裔”，“兴化水乡颇与《水浒》中所说梁山泊水荡相近。至其由《宣和遗事》演变为一百零八条好汉，则文人凭空想像，不一定是在兴化观察而得。我昔尝询林琴南，《水浒》与《红楼梦》孰优。林谓《红楼梦》优于《水浒》，以《红楼梦》中小姐、丫头各有各的特色，全书到底不懈。《水浒》到天罡星尚一一有特色，地杀星即不能一个一个的不同，此其才之不及也。然比之《七侠五义》等书，终是杰作。”

在求新的同时，柳诒徵呕心沥血地整理、传承中华古典文献。他说：“我在龙蟠里十许年，编成《年刊》十巨册，以及印行各书，一一都有关系。无如到图书馆的人，不肯虚心先将《年刊》及印行书仔细阅览，遂觉整理现有书籍，都要从头学起。其实，已经我十余年之整理，无奈人不晓得，只见十钜册之书，不能一目了然，遂只可望洋而叹，索性一本不看。”他甘为人梯的苦心，一言难尽！

“画地谈形胜，无人识柳生”。柳诒徵一开始就没有将目光局限在象牙塔里。辛亥革命后不久，镇江米市混乱，他曾面见孙中山请平此事。晚年疾病缠身，他也继续秉承社会责任，以学术关照现实。他针砭民国多年教育之弊：“近若干年，教育误人，以致青年的耳目心思都不会用，或用错了，可叹得狠”，也为年轻人“遭受失业的苦痛”而“最为关心”。他盛赞“三反、五反”运动涤除旧习的意义，深切地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支持和期待：“同人经此次试验，自将各人底里暴露，要之程度不够，为过去社会习惯污染，甚为可怜”，“止希望后来青年都能实践道义耳。”他还关心发展民众文化，“假使有思想，照苏俄办法，每一县每一乡都开办图书馆、博物馆，何愁没事做，没饭吃。”

柳诒徵以晚年顾亭林自况，也秉承经世致用的前人学风。先生之道，在立身为公；先生之术，在治学致世。窃以为，柳诒徵的思想、视野、方法，核心就在于“道术相济”。“术即道也，为古今人所共由之道”，“其术犹可以用之今日，而造福于未来。”

四、重新认识学衡派的契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文明更加深入地交融、碰撞的格局下，中国人该如何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百年前学衡派留下的思想资源和文化遗产对今人又有何启发？

《家书》的出版既带给后人一个走近观察、重新评价、深入理解柳诒徵乃至学衡派的价值和意义的契机，也提供了关于以上问题的参考答案：“只怕没有一种理想，能说出中国特别好处，和今日新文化相合之点。此则关系学理，不系乎博览矣。”柳诒徵的学术方法一以贯之，他一直以中国之文献材料，贯通古今中西学术；他的学术宗旨亦贯彻始终，既放眼世界，“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更始终以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复兴为己任。他一直身体力行1922年发表在《学衡》的发刊词：“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42年，在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里，柳诒徵辗转数月来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讲学著书。他坚持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信中国民族和中华文化复兴的那天终会到来。他在《国史要义》中说：“任何国族之新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兴之功，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晚年，柳诒徵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柳诒徵在求新求变的同时，始终以中国本土为立足点，博览西学，兼收并蓄，开拓创新，这同样不失为一种弘扬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具体方式。今之学者，如将《家书》与柳诒徵著述对照阅读，或可继行古今中外融通之学脉。

柳诒徵的为人、处事、治学，一以贯之；柳诒徵的家风、作风、学风，一脉相承。身为一介布衣，他不但能安贫乐道，更有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外间有许多没事的人及穷苦的人，找我帮着找事或借钱，实在也都可怜。我每自念，即此租屋、用人、携带阿四等等，都是天幸，不敢想安乐宽裕也。”工作坎坷，但他能出于公心，“向来抱辞高居卑、辞富居贫之义”，而且并无学术门户之见。他说“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无分彼此也”。柳诒徵不但自己著述颇丰，善待来国学图书馆的研修者，还曾任教于清季之江南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江苏商业学堂及民国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高足成荫，宗白华、陈方恪、胡焕庸、茅以升、唐章珪等著名学者皆出自其门下，为中国学术近代化贡献良多。钱穆对此高度评价：“柳氏讲学南雍，隐然为一方重镇。”1906年，时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定下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柳诒徵一生真乃此训的践行者。从柳诒徵的这些人生志趣和工作作风中，后人也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家书》还有多维度的解读空间和文献价值，有待后来者进一步发掘。比如，《家书》可作为柳诒徵的书法来欣赏、研究。柳书融魏碑力度气势于唐人行书，兼具厚重与灵动，徐悲鸿曾赞叹“翼公题诗，为鄙画增色不少”。《家书》虽为柳老古稀之笔，历经数十载，而今字迹仍力透纸背，令人震撼。《家书》还收录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或可从图像史、生活习俗、服饰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家书》出现了柳诒徵的很多同事和故交，如高二适、郑振铎、贺昌群、徐平羽、竺可桢、金崇如、袁同礼、蒋复璁、顾颉刚、张静秋、赵万里等等，如与其他人物年谱相互参照，或可填补教育史、交往史方面的空白；《家书》还有很多细致的生活描述，有待学者从日常生活史、经济史等方面加以考察。这些内容，均有赖于武黎嵩副教授严谨细致的考证点校。本书的前言后记亦提供了大量历史背景，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视角。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多有关柳诒徵乃至中国近现代优秀学者的宝贵史料被发掘整理，以进一步丰富关于近现代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