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一位远道来的年轻人住进了上海新闸旅社。在旅社登记簿上，年轻人登记的名字叫李霞，职业是小学教员。年轻人戴着眼镜，斯文质朴，风尘仆仆的样子就像刚来大城市谋生的乡下人，可如果仔细看下去，年轻人的眼神中又透着一股久经世面的精明，绝非一般的文弱书生可比。
在新闸旅社住下后，起初的几天，李霞很少外出，他将一天中的许多时间都花在了站在窗口，打量这个既繁华又陌生的城市。此前，他几乎没有想过会来到上海，更没有想到上海会是他即将投入战斗的战场。
几天之后，李霞一直在等待的几位同志终于出现在了新闸旅社。几位同志是不同时间分别来访的，李霞知道这是组织纪律，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机务员和译电员均由交通员单线联系。见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指派来的田保洪时，李霞显得很激动，他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田保洪的手说，我只盼望能够早日工作，这几天在这里简直是度日如年！
田保洪说，李霞同志，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现在上海的局势很复杂，不久的将来会更复杂，建立一个电台并不容易，保护一个电台更加困难。组织上认为现在建台条件尚不具备，眼下你最重要的任务是熟悉、适应上海的社会环境，学习上海生意人的生活，将延安同志的气息彻底地隐藏起来。
李霞坚定地点点头，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适应灯红酒绿的上海，伪装成世故精明的生意人，对李霞这样一位苦出身的老红军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李霞时刻告诫自己，要做革命的红砖，哪里需要就朝哪里搬。
李霞并不是这位年轻老红军的真名，他原名叫李华初，后来改叫李白，他有好几个化名，李霞是一个，李静安是另一个。1910年5月，李白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白石乡一个偏僻的村庄。小时候，李白的家中很贫困，只勉强在本乡公祠小学读了几年书，十三岁那年，为了给家中挣一点口粮，李白被迫辍学，到离家十多里远的“乾源裕染坊”做起了学徒。
李白的革命觉悟很高，1925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浏阳最早建立组织时，十五岁的李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李白积极参加当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烧地契、罚钱粮、打土豪、年纪不大，革命的干劲很足。
1927年9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严重挫折时，十七岁的李白毅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是年冬天，张启龙、王首道等人在李白的家乡恢复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在张坊山区往来奔波，动员许多青年参加了农民赤卫军。赤卫军配合红军夜袭张坊，获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1930年，二十岁的李白和两百多名青年一起跋山涉水，正式加入红军队伍，成为红四军宣传员，随部征战赣南、闽西。
1931年6月，李白被部队选送到瑞金无线电通讯学校，参加无线电第二期学习班，半年后结业，先被分配到红五军团十三军任无线电队政委，后调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
1934年10月，李白随红军长征，其所在部队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李白率领报务员、机务员、运输员、监护班一百多人组成的无线电队，携带着笨重的收发报机、充电机、汽油、蓄电池等器械，边行军打仗，边进行紧张有序的收发报工作。长征途中，上级领导给李白分配了一匹马，但李白从来不骑，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病号。
有老红军回忆说，李白在长征途中提出过一个口号——“电台重于生命”！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有一次，无线电队驻扎在贵州茅台村外的半山坡上，天空突然出现了敌机，李白发现草屋外还竖着两根无线杆，为保护天线，他不顾生命安全，对准天线杆猛地就是两脚。敌机投下的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这时候，李白的表现出人意料，他端起一挺机关枪，冲着敌机不停地猛扫，战友见他不要命，拼命地喊，叫他注意隐蔽，但他像被惹怒的狮子，直到一架敌机被击中，他才罢手。这件事很快在队伍中传开了，大家都说李白看上去像个文静书生，关键时候像一把钢刀。
曾三曾担任瑞金无线电通讯学校的政委，回忆起长征时的李白，他曾讲过一段往事——那时候，曾三和李白都是搞无线电的，都在中央大队。有一天晚上，李白突然跑到曾三的住处，一见面就痛苦流泪地说，老师！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讲，我对不住你！曾三听了很吃惊，忙说，别哭！有事慢慢说，说清楚就好了，我不会怪你的，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李白止住哭泣，坦诚地说，我这次来长征，他们给了我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他们说你是AB团的成员，发现问题，要我及时向他们汇报。我和老师相处这么长时间，怎么看也不像啊！老师，我一直敌视你，防范着你，把你当作敌人，我心中有愧，不吐不快啊！
曾三说，那一刻，我觉得眼前的年轻人有一颗赤诚的红心，他不光无线电技术好，品质更是过硬的，他是一位危难时刻值得信赖的好同志。
1936年红军胜利达到陕北后，李白被调到红四军无线电台担任台长。1937年7，随着全面抗战的炮火震撼整个中华大地，刚刚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枕戈待旦，即将开赴抗日前线。那时候，二十七岁的李白已做好随师出征的各种准备，但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上门找到了李白。
上海是周恩来在1931年创办的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讯的发源地，培养了一大批忠于党、忠于革命的无线电技术人才，比如李强、张沈川、蔡叔厚、涂作潮、吴克坚等人。但由于革命的需要，从1933年开始，周恩来就陆续将一批骨干派去了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而留在上海的一些同志，在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屡遭杀害，损失惨重。
抗战爆发后，党中央认为情报工作已显得日趋重要，为了向敌占区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大力收集敌伪情报，掌握敌伪动态，必须尽快选派政治过硬、业务素质好的同志到沦陷区、国统区，设置秘密电台，开展情报工作。
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找到李白，就是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这是一项非常紧迫、重要且又危险的工作，需要一个经历考验并经过长征艰难磨炼的老红军担任，周恩来同志考虑再三，最终选定由你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按照原先的计划，在南京设立公开的通讯电台是第一选项，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南京建台的计划未能实现。随后，党中央将李白调往上海，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领导下，设法组建秘密电台。
在上海新闸旅社经历短暂的适应训练后，由李白主导的秘密建台工作开始了。淞沪会战爆发以来，由于各通讯器材受到严格管控，组装电台所需的零部件很难购买，只能通过地下渠道一点点积攒。李白给同志们打气，越是困难，我们越是要想办法。购买器材我们需要动脑筋，组建电台我们也需要动脑筋。
在鱼龙混杂、局势复杂的上海，组建秘密电台，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那就是找到一处地点恰当、邻居可靠的设台房屋。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没耗多长时间，终于出资租下了法租界霞飞路148号的一幢三层楼房。从此，李白以一个生意人的面目在这里栖身下来。
1937年11月初，日军占领上海，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随即迁址转入地下，李克农奉命离开上海后，秘密电台的领导工作由刘少文担任。那一时期，随刘少文一起工作的译电员朱志良在李白寓所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一起分析形势，筹备建台的各项事宜。
李白总是情绪激动地对朱志良说，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战斗，可是我却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的心不安啊！不行！每天我至少可以坚持做一件事，抄收新华社电讯，熟练抄报技术，为电台的建立时刻准备着。
1938年春天，秘密电台终于筹建完成。但在李白那里，通过电波与延安联系上的兴奋与激动只延续了短暂时间，很快，这位老无线电就体会到处境的艰难与凶险。
租界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线，与两千多公里外的延安通报，大功率电台一旦开始工作，不仅会有灯光和电键的声音，而且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电灯的忽明忽暗，这些很容易被敌人盯上，进而暴露建之不易的宝贵电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与隐患，李白首先将发报机的功率由原来的75瓦降低到了30瓦。然而，功率太小发出的电波也微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白和同志们反复琢磨、试验，在很短的时间内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规律。李白创造性地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发报时间则选择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察相对较小的零点和四点之间。为了达到无声无息秘密发报的效果，每次发报，李白都会细心地在5瓦的电灯泡外蒙上一块黑布，电键触点上贴上一块纸片。
曾三回忆说，由于李白电台的功率太小，像蚊子叫，很难收听到。我们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每分钟要通报一百多个字，一丝一毫不能分散注意力，连深呼吸都不行。蚊子叮咬，顾不上打，汗流到眼睛里，也不顾上擦。有个叫徐明德的同志干着干着就晕倒了！延安的中央台都是这样，再想想李白，更是要在时时提防被捕的恶劣环境下工作，困难之大，所需要的毅力，可想而知。
由于李白电台是上海与延安的“空中桥梁”，要负责向各敌占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汇报党在上海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转送革命干部，运送延安必需的物资，收集日、蒋、汪以及美、英、法等各方面的情报。所以，那一时期中央台与李白电台的联系是专机、专房、专人，并且有特别的通讯规定，可以这样讲，那时候的李白是我党埋伏在沦陷区的战略级无线电情报员。
1939年春天，党组织考虑到李白的安全，觉得他已经二十九岁，孤身一人独居上海，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给他物色了一个女助手。
女助手名叫裘慧英，1937年入党，是一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此前任中共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平日里，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夜深了则协助李白通宵达旦地传递情报。
起初，裘慧英对这种隐秘战线凡俗简单却又安逸舒适的生活很不满意，她屡次向李白提出，希望能够重新回到火热的工运斗争中去。李白耐心地教育她，我们的工作虽看不见战火硝烟，但具有非常的革命意义，我们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党的号角，永不消失的电波就是我们的斗争武器，我们要在这块阵地上耐住寂寞，坚持战斗下去。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深深记住的，电台重过生命，忠诚大于一切，一旦被捕，绝不能使党的利益有丝毫损失，更不能连累任何同志。
在无数个深夜，裘慧英亲眼目睹了李白的披肝沥胆，渐渐地，他真正理解了李白，理解了隐秘斗争的含义。就这样，一对工作搭档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的伴侣，1940年秋天，经组织批准，李白和裘慧英正式结为革命夫妻。
李白结婚后，秘密电台就设在“福声无线电公司”的亭子间里。这家公司是李白和我党另一名无线电高手涂作潮合开的，涂作潮当“老板”，李白当“账房”。那一时期，李白十分机警，在很长一段时间福声公司都没有受到敌伪的怀疑。涂作潮曾回忆说，李白对业务学习很努力，大约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他工作起来十分投入，往往什么也顾不上，可一旦走出那间隐秘的格子间，他就变了样，活脱脱的一个上海滩的生意人。跟他一起工作，使人具有激情，也让人感到心里有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秘密电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李白没有被危险吓倒，他告诉裘慧英，现在的局势很坏，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像黑夜中的光亮，坚持战斗。
1942年7月，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为躲避敌伪对电台的侦测，李白夫妇临时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但由于持续不断地发报，这一年中秋节的前夜，秘密电台最终还是被日军侦测出来了。
据李白唯一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那天夜里，父亲正在阁楼发报，母亲在三楼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她急忙掀起窗帘一角向外张望，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意识到有危险，母亲快步上楼通知父亲，父亲快速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连发了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危险来了。做完这一切，父亲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络地板，刚把东西藏进去，敌人就破门进来了。他们翻箱倒柜，到处搜查，然后又冲到阁楼上到处踩。突然，“咔嚓”一声，那块活络地板被敌人踩塌了。
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疯地窜到父亲面前质问，这是什么？
父亲从容地说，我是这家的租客，才住到这里不久，这些东西我没见过。
这时候，一个狡猾的日本兵拉起父亲的手，看了又看说，还狡辩！你是老资格啦！
说完，日本人不由分说把父亲母亲押到了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宪兵先对李白使用了各种酷刑，见李白始终不吐实情，他们又把魔爪伸向了裘慧英。这帮畜生拿了块大铁板压在裘慧英的腿上，铁板两端站了两个特务，一边用力踩，一边逼供。
裘慧英的腿几乎被压碎了，她没有屈服，倔强地对敌人大喊，叫我死了吧！我什么也不知道！
有个女特务见裘慧英也是块硬骨头，走过来说，这么年轻的姑娘，不用打她了，叫她看着她丈夫受刑，她就说实话了。
于是裘慧英被拖到李白面前。这时候的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当脚后跟的砖被加到第五块时，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一滴一滴地砸到地上，裘慧英看见这一幕，心里撕心裂肺地疼，始终不说一句话。
敌人向李白咆哮，你给谁发报？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
李白咬牙切齿地回答敌人，没有什么好讲的！
敌人恼羞成怒，对李白又是一顿毒打。打累了，敌人到外面透气，这时候，李白对裘慧英说，一定要经得起考验！爱护同志，牺牲自己。
说完，李白昏厥了过去。
难能可贵的是，李白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头脑却始终保持清醒。醒来后，李白认为，从敌人的刑讯中判断，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所以当敌人再次逼问时，他聪明地供出了一套说辞——我有个重庆朋友，是专做黄金生意的，他给我钱，我用电台帮他了解黄金行情，这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跑，来去无定规。
当时，上海市场上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之风十分猖獗，确实有拿私人电台密报金价涨跌行情发大财的。对于李白的这套说辞，敌人虽说不是完全相信，但无形中还是受到了误导——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重庆方面的人。
另有一点也严重误导了敌人，那就是在李白家中始终没能发现收报机。李恒胜回忆说，父亲的收报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收音机，奥妙在特制的线圈上，父亲发报时，把它接上特制的线圈就成了收报机，拆下来就成了一个极普通的收音机。那时候，日本特务中的无线电专家也没能测定出这一点，因此认为父亲的电台很可能就是私人业余发报台。
通过内线得知李白在狱中英勇机智的表现，党组织在后来的营救中将计就计，最后托人找到了大汉奸周佛海。周佛海得知李白是“重庆方面的人”，当即表示亲自过问此事。此后不久，李白果然被引渡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之后周佛海企图利用李白架起上海与重庆间的秘密联络渠道，提出了三个释放条件：一是要殷实铺保；二是中日战争结束前，不能离开上海；三是要随传随到。
遭敌人残酷折磨八个月，死里逃生出来后，组织上认为李白在上海的处境已经十分凶险，再开展有效工作已经变得很困难，因此建议他撤往根据地，但李白却坚决要求留在上海，继续战斗。
李白在隐秘战线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他象征着“永不消逝的电波”，更在于他敢于在刀刃上潜伏、奋斗、牺牲。
李白执意留在上海继续坚持战斗，不是鲁莽冒进，他对党组织分析说，对敌伪我们可以反利用，我可以用敌伪的电台传递我们的情报。
为了迷惑敌人，放长线钓大鱼，刚出狱的那一阶段，李白比以前更像一个世俗的生意人。他和裘慧英开了一家良友糖果店，终日围着糖果小生意转。敌伪在暗中观察了一阵子，见他很守规矩，很快就咬钩了。
一天，一个叫姚苇的特务来到良友糖果店，开门见山地要求李白重操旧业，为他们发报。李白听了，躺在货架后面的破旧躺椅上对特务说，干这个让我遭了八个月的罪，再也不想干了。
特务笑了笑，抛出了诱人的砝码，卖糖果你能挣几个钱，为我们工作，你能得到丰厚的美金。
李白说，什么钱我也不要，我不想干。
特务恶狠狠地说，有钱不挣，说不过去！我看你像共产党，是不是只有共产党要你干，你才干呀！
听到这话，李白“吓”得从破旧躺椅子上坐起来，他不安地对特务说，你们不要害我，只要你们保证我一家三口人的安全，我干就是了。
特务走后，裘慧英问李白，这么干，会不会自投虎口？
李白坚定地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我们不仅要拿他们的情报，还要用他们的电台发我们的报。
就这样，李白利用“重庆报务员”的身份，一方面为国民党和汪伪“服务”，一方面采用特殊频率和呼号，将红色电波再次传到了延安。在延安的窑洞里，当接收到带有李白特征的清澈电波时，老战友含着眼泪激动地说，咱们整整等了一年，老李真行，用敌人的电台又干起来了。
那一段时间，李白利用敌伪的这座电台，不断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汇报党在上海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传递上海党组织收集到的日、蒋、汪以及各国的机密情报。
延安同志说，李白一部小小的电台，就像一支无形的庞大军队，扰得敌人坐立不安，而我党我军又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说来让人感慨，那一时期的李白最像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但在家书中，他却是一个平凡朴素的人，他告诉父亲，自己很想念远在浏阳的亲人，但因为在上海做小生意，不能回去，希望家里一切都好······老家的亲人们看到这样的家书，既欣慰又心酸，直到全国解放才知道，李白是隐秘战线上的英雄，洒尽一腔热血的党的好儿女。
1944年秋天，抗战进入战略大反攻前夜，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继续利用敌人的电台开展工作。
随后，李白化名李静安与裘慧英离开上海。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用公开的电台，抓住一切机会向延安秘密传递日美蒋各方面的大量情报。
这同样是在刀刃上行走。
一次，李白带着一部电台奉命离开场口，西撤淳安。结果船刚抵达淳安，李白的电台就被国民党兵搜了出来。这是李白夫妇第二次陷入魔掌，幸亏李白临危不惧，一口咬定是自己人，后经地下党积极营救，这才逃离虎口。
抗战胜利后，国共交锋日趋激烈，情报工作显得愈加重要。组织上考虑到李白久经考验，斗争经验丰富，再次派他秘密潜入上海，并在黄渡路107弄15号设立了秘密电台。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局势进展，夺取全国胜利，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华东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的军事情报，这些十万火急、标注绝密的情报接连不断地被转到李白的手里。这时，上海的环境已经凶险到了极点，到处都有如同恶犬一般的国民党特务，而此时的李白，每夜的发报量又十分大，这意味着他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但就是这样，李白还是发出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比如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军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驾机起义的消息等等。
大概是预感到自己难免会被捕，为了上海的红色电波永不消逝，李白向电台负责人刘人寿郑重提出应抓紧时间建立预备电台。刘人寿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除了表示赞同，他还对李白的处境表示了担忧。刘人寿说，敌人最近在搞分区停电，侦测电台的动作很密，我想必要的时候，你应该保持一段时间的静默。
然而李白却说，黎明前愈黑暗，我们愈要坚持战斗。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正在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此刻，他不清楚，敌人利用新装备的美国雷达探测仪，实施分区停电，已经锁定了黄渡路107弄15号。
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凌晨两点左右，夜阑人静，当时我已入睡，母亲听到外面有动静，料知事情不妙，就立即告知父亲。父亲很快拆除了发报机，母亲帮他整理天线。收拾完毕后，母亲将我抱下楼寄睡在邻居家中。之后父母重又上床，佯装早已入睡，静待敌人的到来。不出所料，匪特很快破门而入，他们面目狰狞，破壁翻箱，四处搜寻。不幸的是，藏在壁柜里的发报机最终被发现了，而且机内的热气还未消散。
带队的中统特务叶丹秋厉声逼问李白，这是怎么回事？
李白说，我过去是电器修理工，现在失业在家，帮人修修收音机。
叶丹秋从一堆零件中拿出一只亮光光的电键，不由分说，对准李白拳打脚踢，然后就押走了。
在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敌人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动用了30多种刑具。李白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好几回，但他坚贞不屈，自始至终硬如磐石。
敌人在李白那里无计可施，卑鄙地将目光对准了裘慧英母子，企图从她们身上打开缺口。那时候，李恒胜还是个幼童，一见到爸爸，便使劲地喊，爸爸！爸爸！
敌人威胁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
李白说，我现在什么也管不了啦！
敌人诱惑说，不是管不了，只要你讲出实情，供出同伙，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
李白向地上吐了一口血水，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这时候，敌人又来威胁裘慧英。
裘慧英对敌人怒吼，同是人类，这样的大冷天，为什么不给他衣服穿！告诉你们，我没有要劝的话，要劝也是劝他别管我们母子的事。
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暂时将裘慧英母子释放。
往后的几个月，李白在狱中受尽酷刑的折磨。1949年3月，裘慧英带着儿子再次来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探监，这时候的李白，双腿已经断了，还拖着沉重的镣铐，靠着难友的搀扶才能勉强移动。
裘慧英看见丈夫被折磨成这个样子，肝肠痛裂，痛苦地说不出一句话。
五岁的儿子还不懂得生死苦难，看见既陌生又熟悉的爸爸，本能地叫出声来，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抱我？
坚强的李白没有流露出儿女情长，他只是摸了摸儿子的头，说，乖孩子！爸爸会来抱你的。
裘慧英的情绪彻底崩溃了，她想冲过去抱住丈夫，但遭到了敌人的驱逐。
日子又过了一个多月，黎明似乎越来越近了，但黎明到来前的黑夜却黑得让人感到窒息。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南京与杭州，完成了对上海的合围。此时的狱中，已经能听到隆隆的炮火声。4月22日，李白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在这里，李白虽然再次遭到了敌人的刑讯逼供，但内心却是乐观的，这一天的深夜，他默默地给裘慧英写了一封家书——
慧英：
本月二十二日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警察局看守所羁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罗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另带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自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
祝好！
静安（李白别名）
四月二十二日晚
这封家书，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朴素温情的诉说与嘱托，然而，这才是天地间最深沉、最坚贞的英勇与无畏——
1949年5月7日，裘慧英带着儿子来到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这一天的李白，精神格外好，整个人就像沐浴在黎明的光辉中。他对妻儿说，天快亮了！我终于看到了，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不论生死，我心都泰然，你们可以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了。
人世间最悲情的莫过于此，在黎明即将到来前，却要与妻儿永诀！
当晚，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示，将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名地下党员秘密押至浦东戚家庙杀害。李白牺牲时年仅39岁，距上海解放只有20天。
1949年5月27日上海一解放，李克农就急电上海市市长陈毅速查李白下落。那时，他已向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推荐了李白同志担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部长。
得知李白已经牺牲的消息后，李克农痛惜不已。此后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英雄，1957年他顶着潘汉年已被逮捕的压力，向中央提议：“要拍一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李克农的回忆，以李白为人物原型，参考了其他烈士的事迹，拍摄出了一部经典影片。尤其影片结尾，让人刻骨难忘——主人公李侠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通过电码向延安的战友告别：“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伴随着电波图像和电报的滴嗒声，片名“永不消逝的电波”最终出现在银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