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之/一个有腔调的人文类解读头条号
如果没有那部气震千古的《史记》，世人还会不会记住司马迁这个名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之首”，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历史似乎从来没有善待他，正如时代的风雨曾在他的身上留下斑斑点点的印记，我们纵览他坎坷、跌宕的一生，透过那本《史记》的满纸辛酸与不甘，剥离开太史公的盛誉和光环，我们才得以看见那个返璞归真后的名字——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今陕西韩城人（另说为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生于书香门第的青年人提囊走向四海山川时眼中的毅然，看见那个为败将李陵而争辩朝堂的中年人脸上的慨然，还可以看见那个身受宫刑、获罪囹圄的“罪臣”决心以笔“写春秋”的悲愤。
关于司马迁，这里有太多的故事。
后世画家想象中的青年司马迁著书时的画面
时至今日，司马迁和《史记》已经在悄然之间成为我们这个壮怀激烈、勒石燕然的伟大民族潜默语境里的组成部分。每每提及，总让后世浸淫安逸的人们为之潸然。
千百年前，当那个身受酷刑、丧失尊严的司马迁下狱为囚，他没有选择自怨自艾、颓废终生，而是选择拾起父辈的遗志，以笔作他对抗不公时代的武器，一如他写给友人的《报任少卿书》（一篇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书信）中所言“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谁曾想，他那浮沉的半生，竟然最后汇成了笔力千钧的“满纸云霞”，那就是被誉为“二十四史之首部”的《史记》，一部足以人们世代铭记的煌煌巨作。
而那个一度被世人唾弃的司马迁，那个曾经会“落满埃尘”的名字，也终于是在青史泛黄的书页里刻下了自己的位置。
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即使是最伟大勇武的王朝终究会化作黄土，哪怕最锋利骇人的利刃也终究会攀上铁锈，更何况那些最金碧辉煌的殿陛终究会大厦崩塌....
然而《史记》不会，它会如同不坠不落的斜阳，熠熠生辉在我们的每一寸历史里，连同着《史记》背后的那个名字——司马迁。
时代：封狼居胥的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司马迁的生卒年份至今都没有一个定论。
民国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也就是汉景帝中元五年。而历史上还存在说法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
而关于他的去世年份，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其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也就是汉昭帝始元元年，或者说其卒于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当然最普遍的说法是认为，其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
不管如何，司马迁出生在的那个时代，正是西汉最顶峰的时代，而他从出生到离世，始终和一个君王息息相关，也就是被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雄韬大略、英武冠世的君主之一的汉武帝刘彻。
虽然司马迁的生卒和武帝刘彻相伴始终，然而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汉武帝是开疆拓土、雄吞百川的伟大君王，而他司马迁只不过是朝堂里的一个小小史官。
一个是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一个是秉笔直书的小人物。
刘彻，即汉武帝，在他的统治期间，西汉达到了国力的巅峰，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
世人们往往只会记住西汉武帝时代的功绩，并为之洋洋得意。让我们看看那个属于汉武帝的时代和那些功业，这个被央视评价为“以国号给了一个民族以名字”的伟大君王，确实是一个“气盖三皇，功过五帝”的千古一帝。
汉武帝的时代，或者我该说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历经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百年之后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清平的社会。
然而在帝国疆土的周遭仍然涌动着不安的异族，于是心怀父辈先君宏阔壮志的汉武帝开始了属于他的时代。
汉代的画作，有大量反应军旅生涯的题材，和汉武帝用兵频繁不无关系
他改革政治、削弱藩王，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他整顿甲兵，为了“扬国威于四海”号令天下。在准备好了一切之后，汉武帝刘彻开始了他的功业：北击匈奴，封狼居胥；西通西域，开疆拓土；南震百夷，四海咸服；东征朝鲜，万世为藩。
西汉顶峰时期的疆域图（公元前1世纪左右），汉武帝时期的西汉达到了巅峰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下，似乎一切都是昂扬向上的，然而隐藏在盛世下的危机，又有几人能够看到？或者说，又有几人敢于看到？
司马迁无疑是后者，他一直是大时代中的一个敢于直言的小人物。
虽然武帝北据蛮族、南拓疆土，然而其常年用兵四海，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徭役赋税之重，都化作了黎民百姓之血泪。一方面是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和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却是贩夫走卒的无以为继，土地兼并空前严重，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武帝用兵漠北上百次，甚至导致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末期政府掌握的户籍减少了一半，人口锐减至2500多万，但其实也是因为很多农户逃避徭役赋税而逃离户籍所致）的沉疴，《汉书》里记载：“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说明仅仅在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地区，今河南、陕西一带），就有2百多万的流民（不完全）。可想而知，汉武帝末期的天下该是如何一副民生潦倒、盗贼四起的可怖之境？
这是一个用无数生民血泪铸成的盛世王朝，西汉也是从武帝开始由巅峰走向败落，在雄威远扬和哀鸿遍野的两种时代矛盾的影响下，司马迁对于《史记》的写作，也或多或少地带着点对统治者的讽谏的色彩，甚至我们可以说，《史记》的写作动机之中也或多或少地是出于“谏世”，是为了给予统治者以劝告与谏诤。
《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写道：“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即为他欲以这本扬扬万言的《史记》去探究历史成败的道理，而这个成败兴亡的道理，毫无疑问是写给“肉食者”们看的。
《史记》的“实录”精神是最好的注脚，这是一部尊重真实历史的著作，司马迁也并非宵小之徒，不会迫于王室之淫威而曲笔作伪。
后世对于汉武帝的想象绘画
他高度赞颂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却也在《陈涉世家》中客观地描写了陈胜这样一个草根出身的领袖是如何一步步败坏于享乐和内斗；在《五帝本纪》中又称颂尧舜之德，望以在当代施行；在《赵世家》之中以赵武灵王虚心闻谏讽汉武帝之刚愎自用；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之中深刻辛辣地指出夏桀、商纣、周厉这些暴君之酷，直指穷兵黩武的武帝.....如此种种，其实都是“言在彼而意在此”的妙笔。
语文课本上对于《陈涉世家》的插画，陈涉即陈胜，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人物之一
而跳脱开家国命运的讽刺，针对君王本身的弊端，司马迁甚至敢于直接挑汉武帝的毛病。在《封禅书》中，他即以客观而不失犀利的笔触抨击武帝求神问道、迷信鬼神、祈福虚无的荒诞行径，
在那个矛盾交融、盛世与乱世并存的时代，司马迁所能做的，也大抵只有以笔作录，用一本《史记》去警示芸芸众生和纸醉金迷的上层。
此为时代之使然于《史记》的创作。
家世：父辈之夙愿和丹青之家世司马迁，后世敬称其为“太史公”，可以说这个“史”字已然成为了他的印记和符号，因为司马迁即出生于一个著史传世的史官之家。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自己的家乡度过的，他与农夫牧童为伴；少年之时，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可以说是四海民风间的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灵秀豪迈之气。
即所谓的“采风”。
司马迁
其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亦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可以说父亲是司马迁的领路人和对其影响最大的人。父亲司马谈知识广博，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兼容并包又崇尚道家的学术思想，这些都对司马迁有直接的影响。
父亲的学识谈吐和其博纳百家的胸怀，在司马迁的心灵上刻下了印记，他在《太史公自序》中也将父亲称为“太史公”，并且将其的形象定位成了一个目光如炬、博通古今圣贤之说、将修史立说当作毕生志向的人，足见他其实是以父亲作为人生榜样的。
后世对于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想象画作
可以说，他秉笔直书的意气和《史记》里头飞扬的文采，都是继承自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其人，为太史令，司马迁即子承父业。
从小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司马迁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司马迁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上至尧舜禹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的辞赋，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阅读的对象。
而修撰《史记》或许最初并不是司马迁的志向，而是他父亲的夙愿。
司马谈终其一生，所欲的莫过于一件事——修撰一部博古通今的煌煌巨史。为此，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数十年的准备只为一朝名留青史。
然而历史似乎从不善待他父子二人，司马谈并不是完成大作后寿终正寝，而是在随武帝巡幸泰山途中染病而亡。
泰山，一直有着君王封禅的传统，旨在祈求长生不老和清平安康，中国历史上有六位帝王在此封禅
临终之前，司马谈对着床榻尚在壮年的司马迁嘱咐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我死之后，你必定会成为史官，成了史官之后，不要忘记我著书立说的遗志）
正是这一番话，在司马迁的心中埋下了一颗著书立说以报父辈遗志的种子，也就是在此刻，他感觉到了父亲和他在血脉基因里的交融，这是一份责任。
在司马迁修史初期，他就旨在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并弘扬大汉天朝的精神。他将修史看作是“明圣盛德”、“功臣史家贤大夫之业”之事，也大概是受了毕生兢兢业业、心向圣贤的父亲的影响。
史官家世的使然和父亲的影响，为司马迁的思想和血脉里都注入“以史明世”的血液，同时也锻造了他出众的文笔、宏远的历史视野和丰厚的知识储备。而他写作《史记》不止是为了自己，更是出于为了不让自己丹青流墨的文人家世蒙羞，以及为了不让父亲难竟的遗志化作一抔黄土。
人生经历：青史留名背后的忍辱含垢如果只是顺从父意和帝王，那么《史记》大概率只会沦为平平无奇的史书。
因为这本光耀万世的伟大鸿文，其实是司马迁忍受着世人讥笑与一身耻辱而写成的，每一个字都落满血泪，每一行都溢着悲愤。
司马迁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耳濡目染文学之作，在其少年之时“耕于河阳”，他虽然生于士人之门，却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民间。
在其及冠之后，他告别家人踏上游历天下山河名川的道路，一去二三载，足踏三万里，从中原腹地过江南桥畔，再到西南密林，司马迁游历了大河内外（司马迁游历了今天九省的范围），也正是此行，磨练了其心志，锻造了其吃苦耐劳的本领。
司马迁游历山河的路线图（后世推测），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至吴越之地
而且也是通过此行，年轻的司马迁得以领略山河风土，俯身察觉世间百态与生民疾苦，搜集历史传闻和实地考察。这次游行中，司马迁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素材和开拓了眼界，从而为《史记》的写作注入了悲天悯人的气质、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冠古绝今的风采。
然而，司马迁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以“为李陵辩解”为分水岭的。
公元前99年，汉军北上攻打匈奴，而李陵即在此次行军之中，他是名将李广之后，却在大战后兵败降于匈奴单于，甚至再后来迫于无奈地娶了单于之女。
李陵，甘肃天水人，飞将军李广之后，因故滞留漠北匈奴，武帝诛杀其家人后，他一生未归汉地
李陵败仗投降的消息传回汉庭后，武帝勃然大怒，文武百官都认为这是“辱没大汉天威”，皆言“诛灭陵三族”（父族、母族、自己一族），可是唯独司马迁为李陵直言辩解。
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提及他与李陵的关系和对李陵投降的看法，司马迁说和李陵不过是“素非能相善也”，但他又为何替一个“关系一般般”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辩解呢？
李陵劝苏武降单于。李陵本来忠于汉朝，武帝诛杀其三族之后，他改忠匈奴，一生颇具争议
因为，司马迁善于察颜悦色，善于识人，他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过李陵，并认为他有着“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这般的国士之风。
更是直接认为李陵“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
这和司马迁的性格与品行不无关系，从《史记》的写作也可见一二，即“实录”。他只相信事实，而非臆测武断，也不受个人情感的左右。
然而，为李陵慷慨激昂的辩解救不了李陵，也救不了他，司马迁因此获罪，受了宫刑（中国历史上的酷刑之一）并下狱。由此，他开始了《史记》的写作。是的，其实《史记》的写作的动机也有“发愤著书”一说。
司马迁出身史官之家，是视名节操守高于一切的家世，而他为李陵辩护之后，所受的“宫刑”不止是一种酷刑，而且是一种侮辱人格的刑罚。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自责道自己让家世蒙羞，同时一身污浊，也就是所谓“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如果换做常人，身受重刑、名声扫地而且被扔入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很可能会一死了之，含恨人间。而太史公司马迁却选择了发愤著书，为的是父亲的遗愿，也为的是讽谏世人，更是为了超脱自己于苦痛。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对于自己写作《史记》的动机有十分全面的解释。
司马迁认为自己是“身残处秽”，他对于自己悲怆的命运是无比愤恨，然而是先贤发愤著书的历史鼓舞了他，令他化悲愤、耻辱为写作动力，以与先贤并肩和留名青史为目的，如他自己所言《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不愿以一个“残缺”的身体孤独死去，《报任少卿书》中的自述写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是其孜孜不倦追求的青史名节，也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意在。
《史记》
如果，一事无成地一了百了，他司马迁的命只是“轻于鸿毛”；如果完成了《史记》，那么他司马迁的名字从此就会“重于泰山”。
可以说完成《史记》不止可以完成其父亲的遗愿，更可以使他破落的身体和残缺的自尊得到升华，以超脱自己于困境和无尽的折磨之中。
所谓的“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与其说是写与友人任安，倒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的。首先，司马迁强调了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发愤著书的产物，他援引了“仲尼”、“屈原”、“左丘明”、“孙膑”等多人的历史事迹以自证。
位于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像
而后，司马迁又强调了发愤著书的动机大都是缘于个人的遭际不幸所致，突出了个体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提出了文章意义何在的问题，将文章写作的动力归结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也就是《史记》的写作动机，不仅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使个人的生命意志得以延续。“发愤著书”阐明了文章写作与个人体验的关系，也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为美的传统儒家道德。
如果说他的人生就是一部史书，那么受刑之后的人生经历无疑是这部史书中最为激愤慨然的章节。青史留名的背后，居然是忍辱含垢的人生，但是太史公告诉我们：纵使人生悲惨，也要发愤自强。
好一部《史记》，好一个司马迁可以看到的是，千百年的司马迁之所以提笔书史，是大时代的使然，也是史官家世和传统儒家入世道德的影响，当然还是太史公悲惨个人际遇中的愤然自强。
不管如何，世人不该只记住《史记》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文巨作，也该记住这本沧桑千年的《史记》背后的那个男人，那个光辉耀眼的太史公，那个身受酷刑的司马迁，那个为了“成一家之言”而发愤著书的人。
好一部《史记》，好一个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