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其实是会有点嫉妒我哥。他明明什么都没做，但他在父母心中就是完美的。”见到哥哥后，曹颖意识到，也许正是因为哥哥什么都没做，他才能是完美的。
哥哥说出口的第一句话，让曹颖意识到，他在父母心中完美的形象破灭了。她甚至有种模糊的感觉：可能要再次失去哥哥了。
1988年，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出具的协查通报。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桂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丨危卓
►本文9567字 阅读19分钟
决定维权的前夜，曹颖（化名）改掉自己用了10年的网名，和过去的生活告别。
新的网名叫“缇萦5路”。“缇萦”是西汉时期的一名少女，为了让父亲免受肉刑，提出代父受过。汉文帝感动于缇萦的孝心，不仅赦免了缇萦的父亲，后又废除了肉刑。“‘5路’是我自己”，曹颖解释：“意思是‘我在做这件事’。”
“这件事”——和32年前被拐的亲生哥哥有关。1988年1月，哥哥出生5个月后，被保姆拐走；2020年夏天，在公安的帮助下，哥哥和父母相认。
找到哥哥了，但还不够。曹家人希望当年拐走孩子的保姆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就是要她去坐牢，她要为对我们家身心（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
如何处理原生家庭和养家之间的关系，本就是诸多寻子家庭在重逢后会面临的难题。
当养母同时还有另一重身份——她就是拐走孩子的那个人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曹家人选择不原谅，但被抚养了32年的哥哥，选择逃避，甚至不追究。
因为对养母态度的差别，在找到哥哥3个月后，曹颖从某种程度上再次失去了他——对方拉黑了亲生父母和曹颖的联系方式，并远走他乡打工。
过去一年里，曹颖成了那个一直对外发声、奔波的人。她觉得自己就像缇萦，正在经历着必然的曲折；但最终，也会像缇萦一样，“一定会成功”。
被拐32年
从小，曹颖就知道自己有一个哥哥。
家里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放着一些不属于她的玩具。那是哥哥留下来的，曹颖碰都不能碰；每年8月11日，哥哥生日前后，家里的气氛也会变得格外紧张，“肉眼可见我妈脸色不好，怎么样都不会开心”。
母亲告诉曹颖：“全世界都能忘了我的儿子，我不能忘了他，我一定要记得他。”
有时候，曹颖惹父母生气，父母就会说：“你哥肯定不会这样做，不会这样惹我生气。”每次父母买纪念币或者邮票，也喜欢买两份，“这一份是给哥哥的，另一份是给你的。”有时，曹颖会产生一种错觉：哥哥好像就在家里，跟着自己一起长大。
上小学时，正是韩剧《蓝色生死恋》流行的时候。看到剧中哥哥尽心尽力照顾妹妹，曹颖会想，假如哥哥没有丢，是不是也会对自己这么好？和同学闹矛盾，曹颖也会想：“要是哥哥在就好了，他可以帮我打架。”
另一个全家人都很紧张的日子，是每年的1月10日，那是哥哥被拐走的时间。从父母的讲述中，曹颖拼凑出了当年的情况：1988年1月9日，曹家人找到了一名保姆。第二天，保姆称要带着孩子去不远处的孩子奶奶家。结果，两人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母意识到孩子丢了，很快报了警。曹颖的手机上保存着一份桂林市公安局1988年1月21日发布的《协查通报》的照片，上面记录了哥哥被拐走时的穿着和保姆的外貌。
和《协查通报》一起下发的，还有一张哥哥曹青的照片和保姆的画像。照片中的曹青穿着厚棉衣，脸蛋圆圆的，头发茂密，一双大眼睛盯着前方。这也是曹颖对哥哥最早的印象：“长得挺可爱的”。
哥哥丢了，曹家人和警方一起，发动亲戚朋友到火车站、汽车站附近找人。曹颖说，为了找人，父母甚至在车站打开了旅客们携带着的大包，生怕孩子会被藏在包里带走。
没有找到。曹颖保存着一份盖有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公章的证明文件，“5个月的小孩曹青于1988年1月10日被犯罪分子拐走，至今尚未破案，下落不明”。证明上写，“此案正立为大案侦破”，落款时间为1989年6月3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曹颖一直觉得，如果哥哥没有丢，在那个施行计划生育的年代，自己根本不会出生。
但在哥哥被拐走的第二年，曹母意外怀孕了。母亲生曹青时是剖腹产，再次怀孕时还在恢复期，流产风险很大。“那时候本来想把我打掉，结果（母亲）在桂林市走了一圈，没有一个医生敢做手术。”现在，曹颖觉得，自己的出生带着某种命中注定的意味：“注定我要来帮父母做这些事情。”
哥哥被拐的经历带给了父母另一种危机感：从小，曹颖就被看得很紧。家里再也没有找过保姆，上学放学都是父母接送；父母反复告知她“不许吃陌生人给的东西”“谁带你走都不行”“有事情就打电话”。那时候，路边还有公用电话亭，曹颖被要求背下家里的电话号码，并随身带着一张面额50元的电话卡。
在哥哥被拐走的32年里，曹家人在报纸上登过寻人信息，试过在打拐寻亲网站“宝贝回家”上发布寻子信息，还在公安部建立的失踪儿童DNA数据库里登记了信息，但曹青和保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
一直找不到孩子，曹家人猜测，曹青被卖到了很远的地方，“男孩子比较值钱，可以卖个几千块钱。”他们一直觉得曹青会在一个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家庭长大，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
母亲甚至一度热衷于买彩票，“她说中了五百万，就有钱去找我哥了。”
1989年，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出具的证明。受访者供图
熟悉的、陌生的、完美的哥哥
曹颖第一次见到哥哥，是2020年5月26日，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
见面的派出所有个小院子，那天晚上蚊子特别多，曹颖被叮了很多小疙瘩。曹家人先到的派出所，曹颖扶着腿脚不方便的母亲，曹父，还有家里的一些长辈，一起在派出所的房间里等着32年未见的曹青。
警方告诉他们，曹青此前在公安机关办理业务时，匹配上了2012年曹父曹母在公安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里登记的信息。
曹颖记得，到派出所认亲前，桂林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到家里重新采集了母亲的血样，准备进行第二次DNA比对。这也是曹父曹母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里登记信息8年后，第一次被采集血样：此前，连疑似曹青的人都没有出现过。
到派出所认亲时，第二次DNA比对的结果还没出来，但见到对方的第一眼，曹颖就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哥哥。“他跟爸爸长得很像”，曹颖说，那是一种面部轮廓带来的熟悉感。曹青甚至和曹父一样，说话都有点结巴，连抽烟的姿势都一样。
认亲的现场，克制又平静，没有想象中的抱头痛哭。曹青也没有喊曹母“妈妈”：“就是很陌生的”。大家坐在在派出所的房间里，交流着这么多年的经历。曹家人才知道，曹青就生活在离桂林市不足百里的农村，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
如今，再次回忆起认亲当晚的场景，曹颖印象最深的，是见面后曹青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不希望养母坐牢。”
曹颖愣了，她看了下母亲，母亲“看起来很平静”，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
“从小到大，我其实是会有点嫉妒我哥。他明明什么都没做，但他在父母心中就是完美的。”见到哥哥后，曹颖意识到，也许正是因为哥哥什么都没做，他才能是完美的。
哥哥说出口的第一句话，让曹颖意识到，他在父母心中完美的形象破灭了。她甚至有种模糊的感觉：可能要再次失去哥哥了。
认亲后的第六天，2020年6月1日，桂林警方在微博上发布曹青认亲的消息，称被拐32年的孩子见到了亲生父母，这是“儿童节最珍贵的礼物”：“至此，一个横跨32年的寻亲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后的3个月里，曹青还是生活在县城的家里。偶尔，他会带着妻子和孩子到桂林和曹家人一起吃饭，席间大家也其乐融融的。曹母送了曹青妻子一条金手链作为见面礼，曹家长辈们也都给小孩包了红包。
故事不止于此。因成长环境和生活背景的差异，被找到的孩子和原生家庭之间，总会有一些隔阂和不同。
对曹家人而言，双方第一个称不上矛盾的“分歧”，发生在孩子的教育上。在曹家人眼里，按照原本的成长轨迹，曹青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甚至考上大学。但被拐后，他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侄子到了读小学的年纪，带着某种弥补的心里，曹家人希望，小孩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
曹家人计划，要把孩子的户口转到桂林市区，让他可以到市里面最好的小学读书。“小学入学不等人的，当时我们一门心思地想其他事情可以慢慢谈，当务之急是先把侄儿搞去读书。”曹颖说。
但曹青拒绝了曹家人的意见，“他说不想让儿子受到那么大压力，读个镇小学挺好的。”
哥哥和家人更严重的分歧，体现在对养母的态度上。和侄子上学的事情不同，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的问题了。头三个月里，双方都刻意不谈与养母相关的事情。
表面的平静没能坚持多久，三个月后，2020年8月底，当曹青知道曹家人坚持追责保姆时，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
2020年6月1日，桂林警方在微博上发布曹青认亲的消息。网页截图
“我同情我的母亲”
找到哥哥前，曹颖偶尔会看电视上播的寻亲节目。她印象深刻的是，某期节目播完后，一群还没找到亲生父母的孩子在节目上发声，说“爸爸妈妈，你们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记得来找我，我还等着你。”
曹颖觉得，比起这些还没有找到父母的孩子，哥哥是幸运的：父母从来没有主动放弃孩子，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在找他。但这也让她更难理解哥哥的做法：“那么多孩子渴望亲生父母的爱，人家求而不得，你当成负担，还觉得亲生父母的爱给你造成了困扰。”
2020年8月底，知道曹家人依然坚持追究养母责任时，曹青和他们大吵一架，随后拉黑了父母和曹颖的联系方式。“他觉得要追究保姆的这个事情伤到他了，我们冒犯到他了。”曹青和曹家人开始渐渐疏远。
“对父母来说，这也是一种打击，就是那种‘我怎么还比不上拐子？’的感觉。”曹颖心疼父母：哥哥离家的这么多年里，父母常常彼此埋怨，感情不复从前；母亲差点疯了，为了找孩子还会在晚上偷偷地“拜神”。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女性，曹颖知道，因为哥哥，母亲放下了许多曾经的骄傲，“她太难了”。
8年前，母亲因病残疾，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休息；父亲年纪大了，不懂一些法律和流程上的东西，曹颖成了那个一直对外发声、奔波的人。“我同情我的母亲”，曹颖说，但凡母亲还身体健康，她也不会这么积极地四处奔走：“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管这个事情，因为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
和哥哥再次失去联系的夜里，曹颖睡不着，她躺到床上，总是能听到隔壁母亲不断起床又躺下的声音，她知道，母亲也在失眠。曹颖假装睡着了，她要等白天再借机安慰母亲：她会撒娇式地抱住母亲，开玩笑似的说：“没关系，他不要你，我要你，我要独享这么好的妈妈。”
曹青拉黑曹家人没多久，2020年9月，养母秦芳（化名）被桂林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也是在这次调查中，警方确认了秦芳就是当年拐走孩子的保姆。
对曹家人而言，确认保姆的身份是一个好消息：这下总能把她抓去坐牢了吧？但2021年4月28日，他们收到了桂林市象山区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不批准逮捕秦芳。
象山区检察院认为，拐骗儿童罪的追诉期限应该从犯罪之日起计算。曹青被拐的案子发生在1988年，适用1979年刑法对追诉期限的规定，追诉期为10年。但从曹青被拐到抓获犯罪嫌疑人，过去了32年，因此“已超过追诉期限”。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认为，本案发生时间为1988年1月，到1997年刑法修订时，该案仍未超过10年追诉期。因此，该案不应当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77条，而应当适用1997年刑法88条的规定，即“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曹家人也不认可象山区检察院作出的决定，继续向上级检察院申诉，8月6日，桂林市检察院认可了象山区检察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8月11日，曹青生日当天，曹颖和曹父又向广西自治区检察院提交了申诉材料；8月17日，广西自治区检察院复函称，来信“符合本院受理条件”，已经“依法受理”。
每次去检察院提交申诉材料时，父亲都会和曹颖一起去。有时候，父亲会手写一些申诉材料，曹颖在电脑上把它们整理成电子版、再打印出来，两人会带着这些材料一起交到不同的检察院。
每当从检察院那里得到一个不算好的结果，曹颖都不知道怎么跟母亲说。但母亲又总能从他们不太好的脸色里，猜出事情的走向。“她不会大哭大闹，最多会觉得不公平。”曹颖只能安慰母亲：“妈妈，你别着急，几十年我们都等过来了，稳住，没有关系。”
如今，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曹颖毫不怀疑，倘若检察院一直不批捕养母，母亲会郁郁而终：“养母不坐牢，我妈就得死，这是一定的。为了让我妈再多活几年，我也要把拐子送进去。”
4月28日，象山区检察院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不批准逮捕秦芳。受访者供图
妹妹的“战争”
2020年8月，曹颖开始维权。她有一个用了10年的微博账号，里面承载了她大部分的青春和过往——关注喜欢的明星，追连载的漫画，转发可爱动物的视频，点评某个新上映的电影或电视剧，收藏学习语言的视频，甚至认识了一群线上的朋友。
在发表案件相关的内容前，曹颖不得不和“十年的青春记忆和喜怒哀乐”分别。——她隐藏了部分微博，又清退了粉丝群和超话。她在微博上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被盗号。“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把二次元号转成三次元号，破次元壁了。”
“我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曹颖如此形容自己的举动。
有段时间，曹颖微博更新得非常频繁，一天能发好多条。有网友告诉她，不能这么发，后来的人抓不住重点。曹颖听了对方的建议，置顶了最初介绍案情的微博，随后每次更新进展都转发原微博。在删除一些比较简短的微博时，曹颖不小心删了一条转发量超4万的微博，等她意识到删错了时，这条微博已经恢复不了了。
“我真的要崩溃了。”曹颖说，自己就像是在微博上乞讨的乞丐，每天都在祈求多一点转发和关注，仿佛这样才能让案子进展得更顺利。删错微博让她觉得，自己过去的“乞讨”和努力好像都白费了。崩溃过后，曹颖又只能重新再 “求转发、求关注”。曹颖感激网友“不离不弃的支持”，在网上保持更新案件的最新进展，成了她回报网友的方式。
在得到部分网友的理解和支持的同时，曹颖也受到了部分网友的攻击。“有些人过来骂我，说我不体谅我哥的心情。”曹颖觉得对方无法理喻：她体谅哥哥，那谁来体谅被拐走孩子的父母？
还有人觉得，曹颖不希望哥哥回家，因为“不想多一个人分家产”。面对这种问题，曹颖一开始还在试图解释：没关系，她不介意，父母很多东西都买了两份，他们可以平分。
到后来，耐心消耗殆尽，她只好回怼：“什么叫遗产？父母要死了才叫遗产是吧？我觉得我肯定希望我父母再活长一点，起码再活20年。你过20年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
曹颖不希望网友过分关注这些家长里短的东西，她最迫切的愿望，仍是把保姆的问题弄清楚，“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坐牢”。
互联网之外的日子，也在曹颖开始维权后变得不一样了。此前，同事和朋友们大都知道她有一个被拐走了很多年的哥哥。桂林市不大，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着各种弯弯绕绕的联系，没多久，周围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哥哥找到了，但拐骗者还没有被抓。
和朋友们一起逛街、吃饭时，大家也会问：最近怎么样了？曹颖很感谢对方的关心，但又觉得，大家本来开开心心的，但说到自家的事情，仿佛就不能继续开心了。氛围变得有点奇怪和尴尬，慢慢的，曹颖也就尽量不参与朋友间的聚会了。
2020年上半年，曹颖迷上了书法。那时候，每天下班回家没什么事，她会追剧、练书法、玩游戏。但开始维权后，她觉得自己仿佛丧失了快乐的权利。看到有趣的微博，不敢评论，怕别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维权者该做的事情；回家后，剧不看了，书法不练了，游戏也不打了，一门心思研究刑法。
曹颖觉得，自己就像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高考结束前，除了学习，做什么都是错的；对她而言，除了维权，把时间用在别的事情上，也是错的。
但高考有明确的时间，曹颖不知道，自己的“高考”，要到哪天才会结束。
过去一年里，最高检的官方网站成了曹颖使用最多的网站之一。在这里，曹颖看完了不同版本的《刑法》，对拐骗儿童相关的法律条款烂熟于心；她还研究过不同的检察官和指导性案例，甚至认真翻阅过关于“渎职案”的立案情况，“最高检自己写了，如果造成被害人死亡、自杀或者其他严重情况，可以马上立案。”
她甚至想过：“我要不搞个自杀？”后来，又觉得为了一个最多只能判5年的拐骗犯，自己再赔上性命，“犯不上”，放弃了。
她还学会了使用裁判文书网，找到了另一起发生在广西柳州的拐骗案。该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孩子在1991年5月被拐走，犯罪嫌疑人在2014年2月被刑事拘留。和曹青的案子一样，该案同样适用1979年的刑法，也过了1979年刑法规定的10年追溯期。最终，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柳州的案子再次给了曹颖希望：“同样的案子，为什么柳州可以判下来？桂林就是判不下来？”
真相与谎言
在曹家人坚持追责的日子里，曹青选择了逃避：拉黑亲生父母的联系方式后，他们几乎不再联系。“他让我感觉他谁都不想得罪，但他什么都想要。”曹颖说，哥哥不想在养母和生母之间作出选择，但“两方已经水火不容了，你不能什么都想要”。
2021年春节过后，曹青出了远门打工。9月6日，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亲生母亲希望他可以去法庭指证养母，“我没有同意，叫了三十多年的妈妈，也有过养育（之恩），我做不出来那种事。”
出远门前，曹青带着老婆去见了养母秦芳。“我装作很好的，其实心里面很难受”，秦芳说。如今，两人已经很久没打过电话了，秦芳觉得，那是孩子知道自己难受，所以“电话都不敢打给我”。
在秦芳的讲述中，认亲后，曹青和她的感情没有发生变化。一个例子是，2020年9月，她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一个月后的10月16日，她从警察局回家后，曹青就立即到家里来看她了。当时，曹青还有点埋怨自己，“他觉得他没办法去阻拦那里（曹家）。他说他去求过他老爸了，说不用搞得这么大，难道他要找到一个妈，又失去一个妈吗？”因曹青拒绝接受采访，该说法未得到证实。
在秦芳的版本里，曹青是在火车站捡到的。她不记得捡到孩子的具体时间，只记得是“好冷的时候”。那时，她和前夫李某吵架，李某打了她，她准备去广东投奔姐姐。早上，她从村子里出门，晚上才到了桂林火车南站。“好像差不多天黑了，买不到车票，没有地方去，只有在火车站外面哭。”
秦芳记得，火车南站出站口有一个邮局，旁边有面墙。自己身上有伤，坐不住，隔一会儿就要靠着墙走几步。到了下半夜，她在墙边坐着，看到旁边有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一个用大棉衣包着的小孩子。“火车站一晚上都有人，也有人从那边走过，但是也没有一个人问。”秦芳猜测，那几年医院打胎需要证明，小孩的父母可能比较年轻，谈恋爱有了孩子，“养不动了就丢掉了”。
秦芳说，看到孩子被丢到街上，觉得如果不管他，心里也过不去。等到天亮，她抱着孩子坐上了回村的汽车，把孩子交给了前夫李某的父亲。
但在前夫李某的印象里，自己和秦芳打架与秦芳抱回孩子之间，隔了约一年的时间。“打了架，她出去了有一年多。”一年后，秦芳回家了。那天，李某在别人家吃酒，回家后看到秦芳，两人也没说话。后来，李某看到了孩子，秦芳也只跟他说了句，好好带着孩子。
9月1日，李某告诉新京报记者，直到2020年年底桂林市公安找他了解情况前，他都没怀疑过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直到公安那天问我，我都（蒙）在鼓里。”
秦芳称，自己“肯定”告诉了李父孩子是捡的，但没有告诉前夫。不过，李父已经去世，该说法无法证实。
为什么捡到孩子却不报警？秦芳说，自己不懂，“如果想到这样（报警），那时候（和前夫）打架就去报警了。”
李某记得，秦芳带回孩子后，在家待了没多久又出门打工了，孩子由自己和父母养着。
秦芳说，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她和前夫都会出去打工，“孩子要吃，要穿，要买奶粉”。秦芳记得，当时自己一个月的工钱才几十块钱，但买一罐奶粉，也要几十块。但好在李父是老师，家里也不至于揭不开锅。
在李家的这些年，秦芳和李某处于“见面就打”的状态，外出打工成了她逃避的手段。但也因为外出，她和曹青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每隔一段时间，秦芳都会往家里寄点钱，也会给孩子买衣服。
在曹青长大的这么多年里，秦芳也想过，要不要告诉孩子他是捡来的，但她又想着“怎么没人找（孩子）”，事情也就搁置了。
曹青读初中时，秦芳决定和李某离婚。离婚前夕，秦芳想告诉他身世，但彼时的曹青展现出一些暴力倾向，经常和人打架，家里赔过好几次钱。“他老爹（李父）说，你说了，要是以后出了事你怎么搞？”秦芳也就不说了。李某亦证实，曹青打架确有其事，但却并不清楚父亲是否和秦芳谈过。
秦芳记得，自己和李某离婚时，曹青已经十五六岁了，曹青被法院判给了李某，自己每个月支付一定的抚养费到孩子成年。虽然不常在家，但秦芳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他（曹青）”：“抚养费我全都给了，他读书我还要送钱给他。”
但在2020年9月的调查中，桂林警方确定了秦芳就是当年拐走曹青的保姆。8月30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办公室主任告诉新京报记者，警方是根据秦芳的口供确认她的身份的。至于证据问题，该办公室主任表示，“不用担心，肯定是有这个事情的。”
9月1日，秦芳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协助调查期间，她是“被迫”承认的。秦芳说，自己签过很多文件，“想不起来”是否在口供上签过字。
8月30日，桂林公安局象山分局。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过去一年里，在公安局经历的一切总是出现在秦芳的梦里。案子没解决，她总觉得像是有一块石头悬在心里，不知道哪天，她又会被带去问话。“我现在就想知道个时间，我早一天知道这个结果，早一天把这个事情解决，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秦芳而言，曹青的亲生父母出现后，她最开心的时间是认亲的那天。到派出所认亲前，曹青曾打电话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秦芳告诉曹青，他不是自己生的，又把自己当年在火车站捡到他的事情讲了一遍。秦芳还很高兴：“我跟他说，你去认吧，你应该认，这样多一个亲戚就多一条路。”
在曹家人眼里，找到曹青后，最开心的时间也是认亲的那天：那个想象中的、完美的、找了32年的儿子，终于出现了。
但短暂的温情过后，一地鸡毛。曹颖记得，母亲气急了，也会说恨不得从未找到过这个儿子。她只好安慰母亲：“不要这么想，你现在好歹知道儿子是活着的。”
即便到了如今的境地，对曹家人而言，曹青依然是值得维护的——他们所有的愤怒和怨恨都只和保姆有关。
在媒体报道曹青不同意指认养母后，曹父感到愤怒，觉得对方的报道是 “在伤口上撒盐”：“本来就是很伤心的事，儿子（被拐走时）才5个月，他怎么作证？”曹父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一些指责儿子的言论，他觉得，网友们在“道德绑架他（儿子）”。
在等待哥哥回家的这么多年里，曹颖也会在网上关注一些寻亲家庭，比如同样历时32年才找到自己孩子的“打拐妈妈”李静芝，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但李静芝和郭刚堂找到孩子后的表现，让曹颖觉得失望。
“他们总是在强调团圆，好像为了团圆，父母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她觉得事情不该这样：所有家庭痛苦的来源，都是孩子被拐走了，那为什么找到孩子的家庭不能维权？“你做错事了，你就应该承担代价，追责是我们应有的权利。”
曹颖曾给母亲开了一个微博，曹颖记得，有人骂曹母，说她不顾及儿子的想法。甚至在一些亲戚朋友眼里，坚持维权、坚持想把拐骗者送进监狱，也是错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儿子找回来不容易，要多照顾一下儿子的想法。”
她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强调要照顾儿子的想法，那作为受害者的父母呢？“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反而受到很多不该属于我们的指责。”
现在，曹颖不仅希望检察院能批捕秦芳，她还希望，曹青的案子能成为最高检认定的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我们家的悲剧已经产生了，我希望能让法律再往前走一步，让别的家庭不再经历这样的悲剧。”曹颖说：“我想给后面拐骗案被害人多一个追讨应有权利的选择。”
她从未想过失败的事情。在曹颖眼里，漫长、曲折又痛苦的只是过程，最终，她也能像少女缇萦一样，赢来属于自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