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中共早期领导人在莫斯科留下的珍贵影像。（上海音像资料馆授权南方周末）
1924年9月22日，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一个自称为“秦华”的中年男子，做了一段七百余字的演讲。
秦华有一张东方面孔，国字脸微胖，八字胡又浓又密，眼镜架在挺拔的鼻梁上。演讲到激动处，仿佛要挣脱什么似的，他将拳头挥舞到半空，眉心紧锁。
九十多年后的人们，能轻易辨认出他的真实身份——李大钊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八字胡一起，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记忆。这段短短几秒钟的画面，则是他留给后世的唯一影像。
2021年4月，李大钊的影像经“央视频”微博发布，点击量高达1600多万。事实上，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等在中国近代史上闪耀过的人物，并非一直在历史的白纸黑字中。留存的影像资料使他们得以闯入现代生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影像寻档工作，因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发现李大钊的影像开始受关注。十年后，长期在海外寻找共产国际早期档案的李玉贞，又在莫斯科发现陈独秀影像的线索。
历史影像的挖掘、寻找和研究是环环接力的赛跑，上海音像资料馆党总支书记乐建强将之比作“历史的侦探”，研究员习惯以帧为单位，截取影像中那些演讲者、低语者、欢呼者，模糊的街道，一闪而过的影子。他们把年谱、回忆录、会议名单当做已经揭晓的谜底，进行漫长的考证，试图破解镜头里的秘密，找回影像中人被时间遗忘的名字。
2021年4月23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内，学生们正在彩排话剧《父亲李大钊》（青少年版）。 （IC photo/图）
用两瓶啤酒“找回”李大钊1924年，共产党人的事业接连受挫。1月，列宁与世长辞。5月，春意尚未消散，肃杀之气如影随形，北洋政府发出对李大钊等人的“海捕文书”。21日张国焘被捕，担负着国共两党在北方实际领导工作的李大钊，被迫逃入河北五峰山。
6月上旬，李大钊的同学于树德送来一份通知，想委派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乔装为行庄的生意人，从河北匆匆返回北京，此后经哈尔滨，从满洲里出国赴苏。半个月后，李大钊出现在有“共产国际招待所”之称的莫斯科柳克斯（俄语意为“豪华”）旅馆，住在三楼的他，除了列席共产国际相关会议、为国际报刊撰文外，甚至还挤出时间学习俄语。
“寻找李大钊”，源于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中央电视台计划播出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当时35岁的闫东被任命为导演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他面前的，仅有20幅李大钊的照片。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琼意识到，中国历史影像学系统的挖掘和研究一片空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
图片显然难以满足纪录片的拍摄要求，闫东先后访谈十几位专家学者，希望能拼凑出李大钊的生活碎片。
一次采访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随口提及，李大钊参加过1924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可能存有影像”。闫东遂嘱托正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李玉贞，“顺道把李大钊的资料也捎回来一些”。
彼时，不少由苏联官方保存的档案陆续解禁，大批学者从全球各地飞往莫斯科，手里紧紧攥着护照和介绍信，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门口排起了长龙，“每个人都抢着去查阅，简直是世界大战”。
那些获许进入资料室的学者，只能手抄或用笔记本电脑打字，把查到的资料摘录下来，办完手续的李玉贞小心翼翼地进入档案的迷宫，迷宫里，“全都是‘刷、刷、刷’翻档案的声音”。
离李大钊诞辰的10月29日越近，李玉贞越能感受到闫东的焦虑。
李玉贞长期专注孙中山，此行原本是要查阅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接触的相关档案。自1999年6月到达莫斯科后，每天的北京时间午夜零时，莫斯科时间傍晚6时，闫东都会询问李玉贞进展。但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李玉贞始终没有发现和李大钊有关的影像资料，工作人员十分坦率，“别说李大钊，1924年的影像都很难找”。
担心没法按时交差，李玉贞便委托一位俄罗斯汉学家，到另一个资料馆帮忙寻找。“光是打车就要一个半小时。”这位汉学家埋怨太远，李玉贞投其所好，许诺“送两瓶啤酒在路上喝”，汉学家这才一口应下。
一个阴寒的雨天，汉学家忽然打来电话，“这次，你最少得请我喝四瓶啤酒了。”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档案馆中，这名汉学家发现了某张从胶片中截取的卡片，上面模糊的身影，像极了李大钊。
两人向档案馆申请查看对应的影像资料。几天后，完整的影像素材被工作人员整理出来。放映机转动，共产国际五大现场的画面一帧一帧在银幕上浮现。60个政党，510名代表，李玉贞“认出了不少‘熟人’”。
终于，一位蓄着八字胡的中国人面孔出现了。“李大钊，就是李大钊！”李玉贞知道，这下可以交差了。
正当李玉贞计划把档案带走时，汉学家小心翼翼地提醒，“这么多材料，价格不会便宜吧？”
性格直爽的她想，“中央台不差钱，尽管谈”，但敲开档案馆馆长的办公室，对方“上千美元”的报价还是让她吃了一惊。
看到李玉贞十分窘迫，馆长岔开话题，问她俄语为什么说得这么好。李玉贞提及自己的俄语老师是李立三的太太李莎，这仿佛触动了某个开关，馆长滔滔不绝地和李玉贞聊起中苏交流与往来，李玉贞顺势提到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寻访海外档案的不易，交谈“十分投机”。
到了最后，馆长问李玉贞，到底带了多少钱。李玉贞一摸口袋，“一共20美元”。馆长大笑，允许李玉贞把资料带走，并给出了“极大的优惠”。
十年后，同一个档案馆，李玉贞又发现了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等人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的影像线索，这一次，“视频的价格已经大大降低”。
自此，“南陈北李”不再是革命年代图文记录的白昼流星，他们人生中的一段碎片，被胶卷保存了下来。
2021年4月9日，北京档案馆举办“播火——李大钊革命活动档案史料展”“破晓——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活动展”。图为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临行前照片。 （IC photo/图）
“是陈独秀，不是胡志明”李玉贞寻回李大钊影像十余年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排上了日程。上海音像资料馆想借此机会，寻找陈独秀的影像资料。
上海音像资料馆版权采集部主任翁海勤还记得，2011年，从李玉贞处得到陈独秀影像的线索后，馆里同俄方取得联系，收到对方发来的影片目录、九百多幅影像截图和长达50分钟的活动影像样片。
要想从纷繁复杂的资料中发现陈独秀，需要先确认他当年可能会在什么场合上被拍下来，一段陈独秀不愿过多提及的经历，被翁海勤注意到。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此前的出国经历只有日本。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俄国成为陈独秀绕不开的目的地，实际上，在陈独秀63年的生命里，俄国之旅也是他最后一次出洋经历。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在圣彼得堡召开，陈独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和赤色工会国际代表王俊，远赴俄国。
陈独秀赴俄的身份是“莫斯科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李大钊以中央委员会名义签署了代表委任状。换句话说，陈独秀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刻意避免领导人自署，而采取了中央委员会承认的形式。这被京都大学中共党史专家石川祯浩认为“组织原则认识很强”，是“考虑周到”之举。石川祯浩曾深入考证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发现陈独秀等人是在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之后才抵达。当时，大会开幕式早已结束。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发现，语言是最大的阻碍。为此，瞿秋白作为汉、日、俄语的翻译加入代表团。年仅20岁、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刘仁静，在历史的偶然中，登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
会上，在同陈独秀沟通后，刘仁静曾作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引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拉狄克的极大不满。他批评中国共产党党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像孔夫子一样“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历来性直、动辄拍桌的陈独秀并未直接反驳，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姚金果看来，这次劈头盖脸的责骂，成为日后陈独秀不愿提及的原因之一。
在陈独秀影像档案的寻访过程中，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曾远赴俄罗斯观看样片。除了共产国际四大的影像资料，他还发现了1922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影像资料，“其中出现了疑似张国焘和王尽美的身影”。
实际上，影像寻回后，真正困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一段从档案馆中获取的影像，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字幕，有时连拍摄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甚了了。
汪珉和翁海勤会先挑“容易辨认”的，“根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得知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有陈独秀、刘仁静，还有充当翻译的瞿秋白。”汪珉等人从陈独秀的脸型和发际线特征，判断出左下角一位形似东亚男子的人“一定是陈独秀”。
但他们并不知道，在1964出版的《罗易回忆录》中，同一段影像的截图曾被用作配图。并且，这张标注为“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与东方国家共产党代表的合影”中，左下角的东亚男子被视作“印度支那代表胡志明”。与此同时，另一位参会代表路特·费舍曾回忆，胡志明确实参加了大会。
这个问题直到2017年才被北京语言大学学者张善鹏调查清楚：从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胡志明照片看，“肤色较白，无胡须，且发际线不算很高”，通过比对同时期陈独秀的照片后，可判断这名男子是陈独秀。
不少早期影像真实性“待考”1921年11月，任北京《晨报》通讯记者的瞿秋白，在“远射万丈光焰、遥传千年沉响”的莫斯科，为自己的杂感集《赤都心史》写下序言，他期待能把一场人类革命的史诗记录下来，“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
其时，瞿秋白也许并未察觉到，和政治革命一样，苏联的艺术环境同样在经历一次更迭。1919年8月27日，列宁签署关于电影的商业与工业移交教育人民委员会管理的法令，一种“新的、苏维埃的艺术”悄然出现，并在日后被历史影像研究者视为珍宝。
列宁将电影视为“人民的艺术”，由苏联摄影师组成的工作队，还计划前往中国拍摄镜头。
上海音像资料馆寻回的影像中，面容憔悴的陈独秀难掩兴奋。这与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的回忆相符。
彭述之记得，陈独秀的莫斯科之行，最后是在“欢乐之中”落下帷幕。1922年底，陈延年、陈乔年响应父亲陈独秀的号召，自西欧远赴莫斯科。冬季的一个夜晚，二十多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柳克斯旅馆举行了晚会，陈的两个儿子“带着渴望而又叹息的神情”，听他们父亲“自称庄严隆重”的演说。
为了分析2011年从俄方寻回的两段视频，翁海勤多次翻阅《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仔细排查参会名单并用照片进行比对后，她在获取的影像中又陆续认出瞿秋白、刘仁静二人。已有资料记载，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张国焘，坐在主席台上的他也被辨识出来。
辨认难度持续增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一共有39位中国代表，为了把每个东方面孔都与名字一一对应，翁海勤等人决定聚焦在群像上，寻找“那些坐在听众席中的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最难辨认，此次大会后，他在1925年病逝于青岛，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张留着平头的照片。
听众中，一位长发、身着厚衣的人，引起了翁海勤等人的注意，“（五官）怎么看都像王尽美，就是头发比照片里的长了一些。”为了确认这名男子的身份，团队找到了王尽美的儿子王杰确认，王杰一眼就认出，这就是他的父亲。
最终，经过时任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以及李玉贞的论证，相关影像才被陆续公布。
上海音像资料馆研究员李东鹏称，在获取的资料中，群像中的面孔并非最难辨认的，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部分革命者的画像可能经过修改，与真人相貌相差甚远。李东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一段许白昊的影像。作为曾在上海开展秘密斗争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许白昊留存后世的唯一画像里，是一个厚嘴唇、大眼睛，瘦削的男子，相貌与影像中眉清目秀的真人相距甚远。
“一开始，我们干劲很大，想把中共一大代表的影像全部集齐。”汪珉失望地发现，挖掘档案、辨别人物，精细，且艰难。
新世纪以来，不少机构跻身红色影像的挖掘和研究行列，陆续有资料在国外的档案馆被发现。
2006年6月，浙江卫视《红色记忆》栏目组打造的“红色影像陈列馆”揭牌。栏目组在对革命遗址和文物进行精细拍摄之余，也收集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和音像资料。2011年，纪录片《1921点亮中国》摄制团队先后前往俄罗斯、日本寻找影像资料，还意外发现了孙中山在张园演讲的影像及原声。
已追寻海外档案十年的翁海勤发现，早期红色影像“比较集中的还是俄罗斯，有一部分会出现在日本和美国”。不过，随着追寻时间越长，翁海勤捕获到的“猎物”也越少。李玉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84岁的她最近还在荷兰多个档案馆奔波，试图还原马林的人生轨迹，这位曾参加中共一大的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家，“依然有许多未知需要解答”。
马林参加共产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时，某画家为其所作速写。 （IC phot/图）
寻找不一定会得到答案，工作往往陷入大海捞针。翁海勤注意到某种规律，“由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俄罗斯的档案是最齐全的。其他国家当年拍摄多关注新闻性，关于中国的镜头很少。”
2016年，吴琼曾委托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学生去查找相关的资料，“无论是搜寻还是研究，都需要很高的成本和条件，即便发现了线索也很难继续”。
在广州市档案发展中心（广州市音像资料馆）发展中心综合部部长江慧元的印象里，最近一次大规模搜寻红色影像的时间，是“十八大之后”，但她同时承认，“（数量）本来就很少，渠道也有限，能在市面上流通的（影像）已经很珍贵了。”
身为研究者，吴琼苦于影像资料的稀缺，“一些出版物就是来回用（埃德加·斯诺拍的）那几张照片，根本不能反映当时延安的全貌。”多次参加项目评审后，吴琼失望地发现，“就那点东西，来来回回看得不能再熟，如果要说创新的话，只是把一张图片辗转抄录”。
稀缺性势必带来利益纠葛，吴琼发现不少早期历史影像的真实性“待考”。江慧元也曾咨询过上海音像资料馆如何确认视频真伪，“上海那边做得很早，渠道稳定，而且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
难以接近的细节即便到现在，遗落在海外的中国早期影像档案仍困于怪圈：接触到的人看不懂，看得懂的人看不到。
“特别重要的人物，后人觉得不是，我们暂时也无法公开。”汪珉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几份采集专刊，其中一位标注着“疑似任弼时”的人物，因后人无法确认而“压在箱底”，“在任弼时后人的记忆中，1927年时，任不戴眼镜，而画面中的人物戴了眼镜”。
在李东鹏看来，目前收集到的影像资料，研究难度越来越大。最近一个重大研究突破，是一段仅仅6分钟时长的视频《“果敢”号世界巡航》，考证工作却耗费了研究团队极大的精力。
研究团队先从1932年4月2日的《大陆报》确认了亨美公司邮船“果敢”号抵沪时间。在一段有损毁的里弄建筑、巡逻的日本兵和游走的难民的片段中，研究团队查阅老上海地图，通过铁路与马路的交叉特征，大体判断出视频的拍摄地点是位于宝山路和横滨路，并进一步推断出画面远处一栋看不清字迹的建筑，是“真耶稣教会”。一河之隔，便是中共四大召开会址。
“历史影像研究需要复合型人才，一段影像资料到历史学家手上，他了解历史，但也许不懂镜头语言。”记者出身的吴琼听过某位历史教授一句略显外行的说法，“这个东西是对的，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他压根不知道纪录片是怎么产生的。”吴琼有点无奈。
在与影像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学历史出身的李东鹏觉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过去与当下遥不可及的沟壑，正在慢慢消弭。在黑白的光影变化中，百年前国人的兴奋、愤怒、惆怅，无比直白地呈现出来。研究者内心被唤起的情绪，比面对真实世界时还要复杂和惊人，“影像本身，就是从记录到记忆的过程”。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把历史影像的研究延展到一个更加多义的维度。时间、地点可以通过史料确认，但针对同一个画面，不同的观者会结合各自的知识结构，作出不同的解读。
“我们要看的，正是那些我们以为无关紧要的细节。”在李玉贞的眼中，氛围是历史影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从听众的神情，感受那时的政治气氛”。李玉贞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30年代，孙科出访莫斯科时，“第一次兴高采烈，第二次从欧洲去，脸色凝重，如果不知道社会背景，你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吗？”
寻找和研究互为表里。李玉贞透露当年李大钊影像能在短时间内找到的两个线索：“广东的商团事变，而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运动风浪正高。”凭借这两点，李玉贞才能在档案馆中找到类目，快速锁定大致范围。
美国历史频道曾有一句广告语，“当你错过历史瞬间”。汪珉是影像的信徒，认为“通过影像资料工作者默默无闻地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用先进的技术与传播手段还原历史现场，就是影像的力量”。
正是借着一段黑白影像孤本，观众得以回到1924年9月22日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不许干涉中国”大会现场。
镜头扫过李大钊、扫过听众席，画面中人们起身鼓掌，李大钊挥舞手臂，人们兴奋、激动、热情，但影像本身却静默、缓慢、冷峻。1924年的莫斯科大剧院，仍停留在无声的时代。4年之后，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有声片《纽约之光》才会上映。以至于演员张颂文为了在新片《革命者》中演好李大钊，曾反复观看这段没有声音的视频，推敲他在说什么。
那一天，身穿紧领制服，佩戴共产国际勋章的李大钊，阐述了“中国问题不单是民族问题”的观点，并作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的论断。台上的他意气风发，不会想到，那或许是他留给世人唯一的影像了。
五年后，李大钊被军阀绞杀。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