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应被翻译成“冒险创新资本运营”。它是风险投资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
其特点是项目的创新性、发展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如以上述特点来看，中国古代的“风险投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
但要论回报率和传奇性，非吕不韦的“奇货可居”莫属，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超级风投。
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贵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
吕不韦出生于战国末期，是卫国人，生于商人世家。 “往来贩贱卖贵”，行走于赵、魏、楚、韩、秦等国从事贸易生意。
吕不韦在商业上的成功，似乎并无独特之处。他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经历，被司马迁一言以蔽之： “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如果后来他没有做那笔“历史上最大的风险投资”，司马迁也不会以洋洋洒洒2000多字为一个商人单列一篇《吕不韦列传》。
在吕不韦决定做这个投资之前，他与父亲进行了一场对话。（《战国策 秦策》中记载了这场对话）
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吕不韦到邯郸经商，遇到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又名“子楚”，即后来的秦庄襄王）之后。
另据《史记》记载，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觉，是“此奇货可居”。这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的来源。
在战国时期，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穿着带有特殊卑贱标志的衣服，即便如吕不韦般的首富，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商人的地位和家奴、罪案相差无几。
虽然吕不韦的财富积累到“家累千金”，但是这种社会现状，肯定教会了他一个深刻的道理：
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贵当时的秦异人还不是王，只是一枚被秦国放弃的棋子，用来稳定秦、赵国的政局关系。当时的异人（秦庄襄王）穷困潦倒、饥饿交加。 吕不韦看中子楚“奇货可居”之后，开始运作这桩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生意”。
他迅速获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经营思路很简单：协助子楚返回秦国，争夺秦国的王位。子楚则承诺，成功后对半分成：“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在这一过程中，吕不韦作为天使投资者，承担了子楚的所有运作经费及生活费用。甚至，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吕不韦还将已经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给子楚，生下一子，取名为“政”，据说这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
两人的生意进展顺利，子楚迅速完成了人质回国、重回体制、立为太子、即位为王的IPO全过程，是为庄襄王。
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按司马迁说法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子，即位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万人。至此，吕氏完成了第二轮IPO，“立国”生意达到顶峰。
吕不韦投资“立国”的收益，不仅在于获得了十万户的封邑，及家僮万人，也不在于当上了秦国的总理，而在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秦国真正的掌舵人。
第一轮IPO成功时，子楚即位，人过中年，加上早年在赵国当人质尝尽苦头，在酒色上进行报复性的弥补，因此，在位3年基本不管政务，都是吕不韦一手掌控。
第二轮IPO，嬴政即位，年纪很小，“委国事大臣”，仍是吕不韦当国。
“一字千金”名垂青史吕不韦以商人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在他的后半生，掌握秦国权柄13年，从经济建设到外交、战争，都是吕不韦一手操盘，还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
郭沫若曾评价说：“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
但他并没有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
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是一本20多万字的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吕不韦有八字总结，叫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吕览》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吕氏春秋》。
可以说，一部《吕氏春秋》，奠定了吕不韦在历史上的地位——他以此告诉世人，他不只是“商人”和“政客”。
吕不韦当政的战国末年，正是豪门养士、游侠鼎盛的时代。各国权势政要，礼贤下士，王族公子，侯门竞开，皆以禄利网罗人才。
此间，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四大公子，名重天下。
吕不韦入秦主持政权期间，当时秦国的“国际形象”，还停留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阶段。
他以“四大公子”为重要参照，以优厚待遇遍寻天下英才，为的就是编撰《吕氏春秋》，在文化上树立自己和秦国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吕不韦招纳天下学者编撰《吕氏春秋》时，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就在其间，有意无意间，吕不韦为秦国引进一位经天纬地之才。
历经数年，包揽“天地、万物、古今”的《吕氏春秋》成书。《吕氏春秋》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
吕不韦策划了一个绝妙的“一字千金”炒作计划。
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于咸阳城门，称如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千金。
此举轰动咸阳城，人们蜂拥而至，最终却无一人能改动一字。
《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由此远播。
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
其实，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
可以说，《吕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国纲领，又是给即将亲政的秦始皇提供执政的借鉴。
然而，就是因为这一部《吕氏春秋》，吕不韦被赶出了咸阳，最后因恐惧而饮酖自杀。
死在成功上的政治商人吕不韦把政治当作商业来经营，取得巨大成功。
但是政治的风险，远超经济，他最初一定没有预料到，最大的危险来自秦王嬴政。
随着嬴政年纪的增长，权力的意识也在觉醒。
此时的吕不韦已经独掌相印多年，他成了嬴政权力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理所当然的障碍。
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同样的要素会发生成败转化。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嫪毐集团叛乱，受到牵连。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
因为吕不韦经营秦国时间很长，政治人脉未断，他虽然离开了政治中心，但来请教他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公元前235年，嬴政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连提两个问题：
不久，秦王又发出命令：把吕不韦及其亲属，一律迁徙到蜀地。
面对这样的困境，吕不韦选择了饮鸩自尽。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吕不韦被清算，关键是与秦王发生了根本的权力冲突。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本质上反映他本人对于嬴政的顾虑，进而试图以理论建树来影响、甚至捆绑嬴政。
从司马迁的《史记》来看，秦王决定动手，是因为吕不韦离开政治中心之后，依然“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
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影响力，被贬斥的吕不韦仍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不能不令秦王惊心与警觉。
从商人的角度看，吕不韦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做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天使投资，除了金钱和土地上的收益外，还获得了无法计数的隐性收益，如社会地位的提升、家族的荣耀、权势等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吕不韦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客。
吕不韦虽然掌权13年，却并未真正掌握最为核心的军权，他所吸纳的3000食客，亦无武才，关键时刻，连孟尝君麾下的鸡鸣狗盗之徒也不如；在政权上，他所举荐的嫪毐长期与他分庭抗礼。
如此一个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人，却试图高调地对最高领导者施加约束性的影响，他的高调，无非是找死的前兆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做官做到极致，再退而经商，也做到极致的，以范蠡为尊；
而把商人做到极致，转而当官而且把官做到极致的，后世无人能出吕不韦之右。
但是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只有两人：除了西汉时的桑弘羊，就是战国时的吕不韦。
两人都混到了总理级别，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把持朝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高收益的背后，也有着高风险。这两人下场都极为悲惨：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杀，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则更惨，被“烹”而死，全族被灭。
对比范蠡、子贡、白圭、吕不韦，但凡不断远离体制、弃“政”从“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终；但凡不断贴近体制、弃“商”从“政”、甚至以“商”从“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险地。（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