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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的年红(视觉中国)

中国人过春节热衷于讨口彩,图吉利,而最能撑起新年红红火火的“门面”的,莫过于春联。一幅幅龙飞凤舞的毛笔字连着抑扬顿挫的语句,自有一股豪气在挥斥方遒。而在不少乡村,一扇扇古朴的双开门上还会张贴门神。方方正正的红底上面,画着两个威武凶猛的武士。再怀旧点的人家,还乐于挂两个桃符,别人问户主这是什么,户主便会美滋滋地念一句诗:“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联、门神、桃符,这些吉祥物统称为年红。“年”自然是指新年,而“红”则是这些物件的喜庆“本色”,毕竟没有中国红的新年,就是不够喜庆。不过年红可不止喜庆而已,在这无数片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红背后,隐藏着中华文明漫长的文化进路——到底有多漫长呢?偷偷告诉你:比五千年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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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道人与赵公明,朱仙镇年画,“古版新韵——中国六大传统年画联展”展品

【门神】

至晚于汉代,古人便开始在岁末年初进行门祭了,而门神正是以门祭为渊源。汉代新年贴门神习俗已成定式

“门神”这个称呼不算很古老,但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三代的原始习俗:门祭。在信仰万物有灵的时代,人类对门的崇拜可谓顺理成章:房屋在严酷的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挡风蔽雨的栖息之所,作为分界线的门自然沾染上了神圣的意味。直到今天,寺庙的山门依然带有分隔神域与尘世的隐喻。

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来看,中国早在三代就产生了“磔牲衅门”的门祭仪式,以厌胜安宅。周代的门祭已发展出完善制度,《礼记·祭法》记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国门……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国门……大夫立三祀……曰门……适士二祀,曰门……”,可见先秦的王与诸侯要行“国门”(即城门)之祭,地位稍低的大夫与士也要行门祭。

门祭最早的形式是杀鸡祀门。《风俗通义》中引邓平之言解释道:“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太平御览》引《新言》云:“初年悬羊头,磔鸡头以求富余。”《晋书·礼志上》云:“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从中又能看出,至晚于汉代,古人便开始在岁末年初进行门祭了。《晋书》中列了苇茭、桃梗、磔鸡三种辟邪之物,据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中考证,苇与桃其实是三代先民的先妣神——夏人主要生活在河南省以西,这一带芦苇生长茂盛;周人原出身蛮荒,崇尚生命力顽强的桃树,因而苇茭、桃梗身上带有上古传统的遗留。磔鸡的文化渊源就相对晚近:依阴阳五行之理,西属金,金主刑杀,而十二地支中酉鸡正对应西方,因此岁旦杀鸡正合送走刑杀、迎接新春之意。

磔鸡祀门与门神何干呢?引用《论语·八佾》的理论就一目了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因此有门祭就自然有门神,只是“门神”这一称呼直到东汉才正式诞生。东汉大儒郑玄在为《礼记·丧服大记》作注时写道:“君释菜,礼门神也。必礼门神者。”这算是目前存世文献中门神的第一次亮相。

那么,门神是谁呢?古代文献中同样给出了答案。《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贴画鸡……绘二神贴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门神。”这里的神荼和郁垒,便是中国第一代的门神。《论衡·订鬼》中引《山海经》佚文云:“度朔之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风俗通义》中引《黄帝书》叙述过这一对“组合”的生平:“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百鬼搰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两部古籍对神荼、郁垒的描述都差不多:能管鬼怪,能惩罚恶鬼,由此,过年以神荼、郁垒兄弟作为门神以辟邪驱鬼那是再适合不过了。蔡邕《独断》载当时新年风俗中有“乃画荼、垒并悬索于门户,以御凶也”的描绘,可见汉代新年贴门神习俗已成定式。

神荼、郁垒兄弟能简领百鬼,自然有着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画像里,神荼、郁垒两人头生犄角,虬髯虎须,袒胸露腹,手执桃木剑,不明就里的人看了,恐怕倒要把这两位神灵当成鬼了。当然,《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的神荼、郁垒是其“下班”时的状态,一旦为百姓守门,两位神仙便换上了军装,一副擐甲操戈的武士装束,直到——第二代门神登场。

相比于神荼、郁垒,第二代门神的知名度要更高些,他们便是秦琼、尉迟恭。这两人都位列唐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什么他们能当上门神呢?《搜神记·门神》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为鬼魅惊扰,夜不能寐,秦琼便上奏道:“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乎!”于是与另一员猛将尉迟恭一同为唐太宗守门,果然鬼魅不再惊扰。于是唐太宗便命人画了两人的全身像贴在门上,后世沿袭,终成门神。

这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的。秦琼、尉迟恭成为门神,应当与宋元以降民间文学的兴起有关,某个以勇武著称的历史或文学角色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便可能在门神这一“职业”占据一席之地,秦琼、尉迟恭只是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一组“参赛选手”,其余竞争者尚有《三国演义》中的赵云、关羽、张飞;《封神演义》中的燃灯道人、赵公明;《杨家将演义》中的孟良、焦赞,以及钟馗、岳飞、祖逖、戚继光、郑成功、梁红玉、穆桂英、花木兰……到了清代,门神更是阵容强大,文武兼有,以至于《燕京岁时录》中如此“吐糟”:“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即尉迟恭),其实皆非也。”

门神以门祭为渊源,有着相对独立的演进史,然而自古而今却有不少学者认为门神这一习俗源于桃符。比如,《月令广义·十二月令》中认为“道家谓门神……其义本自桃符”;《集说诠真》引《新新年杂咏·小序》言“司门之神,自桃符以神荼、郁垒能辟邪也”,这又从何说起呢?这就要将话题引入“年红”第二巨头桃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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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宅神虎,杨家埠年画,“古版新韵——中国六大传统年画联展”展品

【桃符】

陈列桃梗是汉代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之后,桃印等被称为桃符,这一称谓最终流行于民间

根据《中国神话研究》的考证,桃是周人的先妣神,但即使褪去这一社会学考证,桃能辟邪的文化印记依然源远流长。桃木又称“鬼怖木”,《左传》有“使巫以桃,茢先祓殡”的记载,《礼记·檀弓》有“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鬼)恶之也”的记载,郑玄注云“桃,鬼所恶”。

桃既有驱鬼之效,古人于岁首以桃木辟邪就不足为奇了。《玉烛宝典》记载:“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元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此外,桃梗因谐音“更”,更与新年辞旧迎新的寓意相合,如《风俗通义》所言:“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可见最迟在汉代,陈列桃梗已成为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桃木、桃梗的加工,历代也各有不同。《战国策·齐策》中载“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可知战国时期已有将桃梗刻为人形的习俗。《独断》中载“岁竟十二月……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晋书·礼志上》亦言“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又可知由汉晋数百年间皆有立桃人、列桃梗的习俗,而且与贴神荼、郁垒门神像并不冲突。大致而言六朝之前古人往往刻桃人,先秦时多刻单桃人,之后渐转化为双桃人。汉晋时期,桃人等物虽多用于元日,但同样也见于其他节日。《后汉书·礼仪志》中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以桃印长六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宋书·礼志一》引《汉仪》云:“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这里的“桃印”与“桃卯”意同,因桃印多用于正月卯日,故称。隋唐之后,日渐兴起道教因以符箓制鬼瘟疫病,故将桃印等称为桃符,这一称谓最终流行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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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仙射天狗 门神 苏州桃花坞 清代版 李文墨收藏

定型后的桃符长约七八寸,宽约一寸,上书“神荼、郁垒”“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有令在此,诸恶远避”等驱邪降福的吉祥语句,这种形制的桃符,最终取代了更为古老的桃梗和桃人。

桃符上书神荼、郁垒两神名讳,是理所当然。又或者说,门神与桃符的相逢命中注定。桃能驱鬼,神荼、郁垒二神阅领百鬼,而且神荼、郁垒的传说中本不乏桃木的身影。神话中的神荼、郁垒生活在桃树下,道教中的二神也随身携带着桃木剑……古人在岁首时以桃符刻字厌胜,还有什么比神荼、郁垒更适合刻的名字呢?

通过对桃符、门神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将桃符视为门神的起源是有失偏颇的。两者应当有着不同的渊源,最终又在新年习俗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混同。不过,当桃符被人刻上汉字的那一刻起,另一段历史波澜不惊地开始了。

木制的桃符难以抵挡岁月侵袭,但通过敦煌写本,后人得以知晓最早的桃符上记载的文字。在敦煌写本斯坦因0610卷中存有不少桃符,如“岁日”一类中有:“三阳始布,四秩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又如“立春日”一类中有:“五福除三祸,万古回百殃。宝鸡能辟邪,瑞燕解呈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回辟恶,燕复宜财……”这些词句两两对仗,最后又以“书门左右,吾傥康哉”结尾,如此说来,后世春联的影子,早在唐代的桃符中就已经隐隐成型了……

有宋一朝崇文之风极盛,桃符也渐渐沾染上越来越浓的文人气息。宋代朝廷会在除夕前赐官员桃符,《南宋馆阁录·故实》中记载南宋馆阁人员有“岁除,桃符、门神各二副”,而且这里的桃符还可能是空白桃符,需要受赐官员自行填写。刘克庄《岁除即事》中的“官送桃符犹懒写”,陆文圭《丁卯新正纪怀四首》其一中的“懒将诗句上桃符”、张镃《守岁》中的“桃板书符换旧诗”等句中所言的桃符显然都为空白桃符。

空白的桃符成了文人最好的风雅舞台。宋代官员大多为饱读读书的文人,收到桃符之后极喜题诗,如陈造《元日》中的“桃板得诗仍自书”、杨公远《除夜》中的“桃板欲题诗未稳”、卢炳《瑞鹧鸪》中的“诗成无处写桃符”等句,鲜明地彰显出宋代文人与桃符之间的雅趣。甚至有文人在作诗的同时,就标明其中一联“以供桃符之用”,如方回《桐江续集·饮商氏普安堂》中的颔联“一念人人皆上寿,四时日日是春风”即是如此。而不识字的普通百姓无力自撰,便少不了请人题桃符之举,王谌、刘克庄均有“过门人挽住,相倩写桃符”“邻人或倩写桃符”的经历——以今人之眼光审视,此处的桃符,不就是春联么?

没错,桃符与门神说清楚了,接下来就是春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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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帖佣书》,选自《名画珍荟》

【春联】

经过明代的推广,春联作为新年风俗已经彻底拔得头筹。至清代,甚至还发展出了春联用纸的等级制度

关于春联的起源,有两个最著名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与五代时期后蜀君主孟昶有关。《蜀梼杌·卷下》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蜀平,朝廷以吕馀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其符合如此。”由此,“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成为不少学者眼中的第一副春联,而春联源于桃符之说,也就此成立。

第二个传说,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陈云瞻《簪云楼杂记》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出观,偶一家独无,询知为屠者,尚未倩人写耳。帝为大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一拥而去……又太祖赐陶安门贴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赐廖永忠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悬于门首……”赵翼在考据之余,认为:“则门贴起于明太祖,理或然也。”因此,民间也有春联始于朱元璋的传说。

其实这两个传说均值得推敲。孟昶的故事太过于巧合戏谑,以其笔法来看,很可能是宋人杜撰的谶纬传说,其证据在于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之间多有抵牾。《岁时广记》中,“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十字出于辛寅逊之手,《茅亭客话·蜀先兆》中,不仅作者改成了后蜀太子,连春联的内容也变成了“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个字。而在《洛中记异录》中,春联的版本又成了“天降馀庆,圣祚长春”。由此看来,孟昶创春联这一典故,大抵是“假语村言”般的玩笑。

第二个传说中,关于“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故事也太具江湖传奇的味道,无从考证。而且,桃符经宋代文人之手已经孕育出了春联的雏形,其内容甚至相对完善,将春联的诞生时间强加于明代某一确定的君主,恐怕有失严谨。不过,宋元之际“春联”一名并未出现,直到明代,“春联”“桃符”两种称谓才开始混用,且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春联为主,民间以桃符为主的趋势,这背后自然少不了朱元璋的推动,因此“春联”一名起源于朱元璋之手,倒也不是不可能。

经过明代的推广,春联作为新年风俗已经彻底拔得头筹。至清代,甚至还发展出了春联用纸的等级制度,如《燕京岁时记·春联》记载:“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师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其实,宗室门庭黄瓦红柱,的确不适合再用朱笺或红纸,因此“例用白纸”倒也成了自然之事。

门神、桃符、春联,作为年红的三巨头,毫无疑问为千家万户撑起了过年的“门面”。在这样的日子里,倒也不用太在意到底是谁孕育了谁、谁又是谁的前辈。只要在喜庆中保留这一份中国人的自豪就可以了:它们很古老,它们又很新。

排信号为什么不能走八字进路

《北京风俗图谱》中可见春联门神成为“固定搭配”

作者:江隐龙

编辑:范昕

策划:范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