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丙寅庚子丙午己丑 庚子年己丑月丙寅日丑时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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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錡

“岁朝”一词的涵义,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有所变迁。今天所理解的岁朝一般指农历正月初一。

以岁朝为主题的绘画涉及花鸟、人物和山水三种画科。其中山水类的岁朝图,可称为“岁朝山水”,表现山水村居之中的岁朝活动,在三种画类中最具诗意。本文梳理了自明代晚期以来画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山水类岁朝图,可知岁朝山水图所绘并非是全然真实的乡村场景,而是一种既带有理想色彩,又具备日常情感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寄托的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团圆、和谐、热闹和欢乐的期许。

“岁朝”一词的涵义,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有所变迁。东汉郑玄为《尚书大传》作序,其中提到“自正月尽四月谓岁之朝”。南朝宋时期范晔《后汉书》中载:“岁朝会集众生,讲论终日”,李贤注:“岁朝,岁旦。”此时“岁朝”之意指的是今天所理解的正月一日。以岁朝为主题的绘画涉及花鸟、人物和山水三种画科。花鸟类的岁朝图,一般称为“岁朝清供”。绘制各类吉祥花果和清玩器物,往往出现于宫廷绘画之中。人物类的岁朝图,多有婴戏、钟馗等形象,面貌热闹滑稽。山水类的岁朝图,可称为“岁朝山水”,表现山水村居之中的岁朝活动,在三种画类中最具诗意。

目前所能见到的岁朝山水图主要在于明代晚期,约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叶。较早期的作品,有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周文靖(不详—1463)的《岁朝图》,不过这件绘画的定名实际上是出于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之手。因右上有乾隆在庚子年(1780)岁朝后一日的题跋:“良田广宅富人居,乐岁三元庆有余。崔榻已欣纷置笏,贾门早卜喜充閭。庭前柏子苍宜盏,瓶里梅花香满裾。比户盈宁关治理,希哉致此正廑子。庚子新正二日御题。”学者黄小峰在《周文靖〈岁朝图〉:下班后的明代官僚》一文中提到,这可能是一件明代官员雅聚的场面。该画曾被古董商添上“马远”伪款,并在《石渠宝笈续编》中被载为马远《岁朝图》,后来研究者在左上角发现了“周文靖”的印,方知该画并非马远之作。据载,周文靖字叔理,号三山,为福建莆田人(一说长乐人),明代宣德年间宫廷画家,与李在(不详—1431)、戴进(1388—1462)、谢环(1377—1452)等同待诏仁智殿。画中呈现一处座于松林之中的院落,远处暮雾弥漫,掩映出树梢楼台,又有山岭隐现于后,颇有南宋之风。画中人物身着袍服,头戴乌纱,仪容整肃,举止典雅,正赴主人家拜会,堂屋内几位士人相互作揖,交谈。全画以墨笔勾勒,以花青、赭石渲染,局部加以淡彩,具有古雅之感,但与宋画相比,仍显出明代宫廷画作工整中带有疏秀的笔墨气息。画面的图式,人物的拜访和聚会活动,很接近《梦粱录》卷一中所言的“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的场面。山水与宅院的图式,也与后世流行的岁朝山水图颇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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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周文靖,《岁朝图》,轴,绢本设色,138.5x7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被乾隆所定义的周文靖《岁朝图》,显示出一派端庄和整肃的氛围,但似乎现实生活隔着一层似有似无的薄雾,虽然画中有喜庆氛围,但显得节制而文雅。真正表达寻常人家过年喜庆之感的岁朝山水图,则出自明代中晚期的文人职业画家之手。这一时期的画家群体与以往有所不同,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文人特质的职业画家,如李士达(1573前—1620后)、盛茂晔(生卒年不详)、袁尚统(1590—1666后)等。这些画家大都活动于苏州一带,他们通晓诗书,长于书画,部分还有科举经历,因此他们的画作既具有文人特质,但又带有职业画家的精工良技,可谓是最为诗意的民间岁朝图。

在岁朝山水图的生成方面,晚明苏州一带的画家李士达,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明画录》卷一载:“李士达,号仰槐,吴县人,长于人物兼写山水,能自爱重,权贵求索,虽陈币造庐终不可得。万历间织珰孙隆在吴聚众史,咸屈膝,独士达长揖而出,寻为收捕,以庇者获免。年八十,碧瞳秀腕,举体欲仙,此以品胜者也。”《画史会要》载:“李士达,字仰怀,苏州人。”可见李士达是一位具有文人品格的职业画家。虽然在整个明代画史而言,李士达并非最出名的画家,但他的岁朝山水图对后世影响颇大,却是人们所没有着重提及的。

较早期的李士达的岁朝山水图,是在日本静嘉堂美术馆所藏的李士达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所作的《岁朝题诗图》。该画展现了元日的民间景象,在水村的庭院之中,有两位头戴巾帽的长者正在题诗,一位童子正在向一位长者上茶,柴门中又有一位柱杖长者前来访客。屋后是李士达颇有特色的柳枝,呈现向上生长的V字形,画面上部三分之一空出,可能留作题写诗文之地。画中的童子在庭院中燃放爆竹,正如《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先于庭前爆竹。其上还有李士达的自题:“今朝元日试题诗,又簇辛盘举一巵。杨柳弄黄梅破白,弌年欢赏动头时。万历乙卯元代试笔于石湖村舍,李士达。”钤“李士达”白文方印,“通甫”白文方印。此诗收录于清代太仓陆时化(1784—1789)《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所著录的《唐六如近作》,包括八首唐寅所书之诗,其中《人日》诗正是:“今朝人日试题诗,更簇辛盘暖酒巵。杨柳弄黄梅破白,一年欢赏动头时。”此处将“人日”改为了“元日”,另将“暖酒巵”改为“举一巵”。李士达笔下的岁朝山水,相比周文靖之作,仿佛更有节日的气息,人物形象显得幽默诙谐,画中没有了整肃的士人,主要是长者和童子,在民间,长者是长寿幸福的象征,童子则是多子欢乐的源泉。除此之外,在画中增添了带有季节性的暗示。如士人头上的类似的软巾风帽,下摆偏长,有保暖功能,类似的样式也曾出现在五代赵幹的《江行初雪图》中,展示的是民间文人的冬日装扮形象。再者,庭院前后的树木虽然枝条茂密,但没有任何树叶,也暗示了画面的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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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赵幹,《江行初雪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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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615年,李士达,《岁朝题诗图》,轴,纸本墨笔淡彩,136.5x55.1厘米,日本静嘉堂美术馆藏。

另一件李士达所绘的《岁朝村庆图》,是岁朝山水中的精到之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家落款为:“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腊月写于石湖,李士达。”下钤“李士达”、“通甫”、“石湖渔隐”三方白文印。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石渠宝笈三编》中记载,李士达《岁朝村庆图》一轴,其上画“水村山郭,松坞柳溪,岁晚鸡豚,春初杯茗。”本幅还有乾隆在1776年的题诗:“东郭远西墅,山家接水村。春阴庆老幼,丰岁足鸡豚。三代遗风在,一时深意存。治民无别术,饥饱俾寒温。丙申岁朝明窗御题。”钤有乾隆、嘉庆和宣统时内府鉴藏印多方。据学者盛忠强的研究,所谓岁朝村庆之名,最早即出现于乾隆的这首题画诗中,该诗收录于《御制诗集·四集》,题为《李士达岁朝村庆》。

这件《岁朝村庆图》中表现了吴中一带人家元日的诸多习俗。画中人物比例相比水村建筑略大,体型圆浑,这是李士达画人物的特色。水滨旁的V字形垂柳,也是李士达画树的特色。两棵乔松是为山水中常见构图,枝条下垂并有程式化特点。村中人家,长者访友宴饮,儿童燃放鞭炮,显示出一派节日慵懒富足的风俗人情。长者头戴幅巾,身着宽袍大袖的道服,颇有高逸之感。这类村野人物与宋代的风俗画有所不同,人物分为士人和童子两类,并无具体特征,相比实际的村居生活,表现的是世外桃源的理想化村庆场面。

在这件画作中,李士达似乎比此前更为得心应手,加入了诸多新春元日的习俗画面。除了新春题诗外,还有“开门爆仗”。清代道光年间苏州文士顾禄(1793—1843)所撰的《清嘉录》中载:“岁朝,开门放爆仗三声,云辟疫疬,谓之开门爆仗。”庭院中童子带着鼓和钹,应是《清嘉录》中“新年”所载的杂耍诸戏表演。门前士人带着童子前来拜年,一位挂着竹箩的童子正予另一位点心,有可能是《清嘉录》中所载的过年时所出售和馈赠的春饼。左边屋内两士人正在交谈,其后有一位童子,桌上放置一方形格盘,其中有彩色点染,可能为元日享用的春盘。画面的右边有一士人与童子正在拨弄炭炉。清代道光年间苏州文士顾禄(1793—1843)所撰的《清嘉录》中载“欢喜团”:“围炉中烧巨煤墼,曰欢喜团,凡岁朝元宵而止。”有欢喜过年之意。柴门前有童子从竹笼中放出一只鸡,如《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有趣的是,在左边的屋子中有一供桌,其上有香炉和供瓶,其后则是钟馗像。可能是由于钟馗有迎福,驱魅之效,《梦粱录》卷六中即载,除夜士庶家有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的习俗。《清嘉录》卷一载:“元旦为岁朝,比户悬神轴于堂中,陈设几案,具香蜡,以祈一岁之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作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岁朝佳兆图》,本幅右上方有明宪宗御题:“柏柿如意。一脉春回暖气随,风云万里值明时。画图今日来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款署:“成化辛丑文华殿御笔”,钤“广运之宝”,可见元日挂画钟馗自宋代之后,也成为岁朝节令的悬画习俗。屋后的两株乔松,一株苍翠,一株围绕花藤,其后则为远山,令人想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传为南宋刘松年笔下的《秋窗读易图》,添加了隐居读书的图像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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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618年,李士达,《岁朝村庆图》,轴,纸本设色,132.9x6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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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南宋,刘松年,《秋窗读易图》,册页,绢本设色,26x26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可以见出,李士达实际上创造了一种相比宫廷画风更有活力,更贴近日常的岁朝山水图,画中的人物从士人转换为隐者,场景从宦门转换为乡村,生动地再现了吴中一带元日的各种民俗活动。但其中也蕴含着便于职业画家学习和复制的程式化因素,题诗的内容即为其中之一。就题画诗而言,本应以诗论画,但在此时开始,题画诗反而成为一种构成类文人画的图像元素。事实上,在日本的《静嘉堂明清书画清赏》一书中,即提到李士达在1615年所作的《岁朝题诗图》中的这首题诗,与台北兰千馆所藏的李士达《岁朝图》、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盛茂烨《元旦试题图》中所题的诗是同样的。

据学者高美庆的考证,盛茂烨活跃于万历到崇祯年间(约1594—1640),从现存作品的款识来看,他字研庵,亦作念庵,号与华,长洲人(现苏州市西南一带),与李士达处于同一地域圈。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的《潇湘八景图册》,即是盛茂烨与李士达等诸位吴地人士合作的成套册页。盛茂烨在天启六年(1626)曾画一件《元旦试题图》,在枝蔓重叠的老梅枯树下画一座厅堂,两位头戴软巾风帽的士人对坐,其中一位正在两位丫角童子的展卷之上,书写元日新词。书字老者正在喝茶,一童子手端茶托,左边一童子手持茶壶,地上拜访一个炭炉。门前梅树下一童子点燃鞭炮,两个童子蒙耳,一派天真烂漫的元日景象。盛茂烨和李士达一样,有疏密二种画风,此画属于密体一类,与现藏大都会美术馆的《山水六册页》的风格相近,兼有来自周文靖的幽静视感和来自李士达的明快特色。画面中水墨氤氲,映现出丛林之后的巨然风格的山峦,庭前则是小桥流水,是为江村之诗意。右上角题诗即为,“今朝元日试题诗,更簇辛盘暖酒巵。杨柳弄黄梅破白,一年欢赏动头时。”落款为:“天启丙寅腊月廿又八日写。盛茂烨。”该画整体而言一派宋人风貌,颇有古雅之意,亦可见这首元日题画诗已经成为岁朝山水中的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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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626年,盛茂烨,《元旦试题图》,轴,绢本墨画淡彩,185.5x71.2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图片来自《画徵》微信公众号)

在天津博物馆还存有一件周道行所作的《岁朝图》,周道行也是明代晚期苏州一带的画家,活动于万历年间。康熙四十七年成书(1708)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载:“周道行,吴县人,以绘事知名。”清代彭蕴灿(1780—1840)所编写的《历代画史汇传》中载:“周道行,吴县人,以绘事知名,山水人物,布景似张宏。”该画的格局与李士达之作非常相似,在水边绘一江村,堂屋中有老者、士人和童子,众人围炉暖酒,题诗,桥头正有一风帽士人携着捧琴童子前来访客。在庭院中同样有童子燃放鞭炮,在旁边的廊中有童子击鼓演艺,另一边的窗后则出现了两位仕女。屋后有两株乔松耸立,楼阁中一士人正在眺望远景,身后两名童子手捧书卷,屋中后方还放置一个茶炉。画作的人物体态虽不如李士达圆润,但形象颇为相似,另服饰和活动也如出一辙。

该画再次采用了与李士达、盛茂烨同款的题画诗,在左上以篆书题写:“今朝元日试题诗,更簇辛盘暖酒巵。杨柳弄黄梅破白,一年欢赏动头时。”楷书落款为:“癸巳清和之初坐张氏斋头写。周道行。” 癸巳可能是万历癸巳年(1593)或永历癸巳年(1653)。根据盛忠强的考察,由于上海博物馆藏有周道行画于崇祯壬午年(1642)的《岁朝观赏图》,癸巳更可能为永历癸巳年(1653)。从画面来看,这件作品渗入了一些不属于岁朝山水的元素,如右边的假山和亭子,应出现在园林画中,左下角的仕女形象与其他人物没有同一性,似乎有为“坐张氏斋中所写”而另添之嫌疑。这间画作中的乔松,树木和人物形象,与李士达《岁朝村庆图》有明显的承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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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周道行,《岁朝图》,纸本设色,151.7x80.5厘米,纸本设色,天津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画作上,有两段乾隆的御题:“围炉献岁聚春斋,椒盏辛盘一室皆,更有佳朋过略彴,任教稚子闹庭阶。柳黄梅白侵寻治,画意诗情次第排。所喜能传夫子志,老安友信少斯怀。癸卯(1783)新正御题”“按,道行诗有今朝元日试题诗之句后,又识癸巳清和之初坐张氏斋头写语,殊不伦。唐德宗诏谓二月为中和节,盖以二月为春之中时之和尚可,乃沈德潜讹中为清,遂以二月为清和,傅会割裂,于词意皆无所取,向尝有诗辟其谬,且即以二月为清和,亦与元日题诗义舛,惟意取熙恬,颇得老安少怀气象,为可喜耳。诗成并识。”

此处又牵扯出一处公案。乾隆提到沈德潜(1673—1769)“讹中为清,以二月为清和”,并以“与元日时令舛”为理由进行了批驳。沈德潜是乾隆年间的词臣,他确实在《说诗晬语》卷下九十五中提到,东汉张衡(78—139)《归田赋》中有“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谢灵运在《游赤石进帆海》中说:“首夏犹清和”,意思是时序四月却犹余二月景象,后人却误以为“清和”是指四月,如司马光在《客中初夏》中有句:“四月清和雨乍晴。”这是一段对诗中时令的辨析,但乾隆却大为不满。在《初夏御园杂言遣虑》中又提到“因为清和什,德潜说辟独。”认为臆断无据。事实上,沈德潜曾一度甚得乾隆宠爱,但乾隆二十六年(1761),他请乾隆为其编选的《国朝诗别裁集》作序,乾隆因其将身仕两朝的钱谦益放在首位,钱名世名列其中和直书乾隆的叔叔慎郡王之名三件事大为恼怒,将沈德潜斥为“老而耄荒 ”,此时已种下了不满的根源。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泰州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被举报多有附逆之语,而沈德潜被查到为其作传,并称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乾隆因此而震怒,追夺沈德潜的阶衔,罢祠削谥,平毁墓碑。由此可见,至1783年,乾隆在周道行的画作上连题两跋,其实是借辨析节令问题,抒发耿耿于怀的情绪。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还各藏有一件苏州画家袁尚统的《岁朝图轴》。本幅款识:“丙申春日客于竹深处。袁尚统。”钤“尚统私印”(白文)、“袁氏叔明”(白文)印二方。图绘山村一隅,诸多孩童在院中敲锣、打鼓、放鞭炮,尽情嬉戏玩乐,屋内三位长者同桌对饮,观看儿童嬉耍。树石勾勒填色后皴擦,远山以花青淡淡涂染,笔法稳健苍老,画风质朴古拙。丙申为清顺治十三年(1656),虽然画面内容与笔法,与李士达之作并不一样,但水村格局,屋后乔松,都与岁朝山水图式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该画与周道行之作一样,很可能为客居他所的应酬之作,画中庭院,石墙与庭院,似有借自实景之感。台北故宫这件则画于辛丑年(顺治十八年1661),款曰:“辛丑元旦,画於竹深处,九十二翁袁尚统。”画水村楼阁,新春访客、爆竹、围炉等。据杨新先生在《袁尚统生年辨析》中的考证,这件画中的款书,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同年的《枯木寒鸦图》不似,后者款识为:“时年七十有二”,树木山石也并非袁尚统一贯画风,因此并非真迹。右边则是乾隆御题:“围炉聚老友,柏酒岁朝延。人庆九旬寿,画当百廿年。室家真宴矣,松竹更苍然。看取儿童乐,門前吉报宣。辛丑(1781)新正。御题。”他选择辛丑年御题,误认为与该画纪年相隔两个甲子,由此也可反推出北京故宫所藏的《岁朝图》其实作于袁尚统67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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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袁尚统,《岁朝图》.轴,纸本设色,纵107.8厘米,横52.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自万历至明末清初,可以看作是岁朝山水创作的繁盛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嘉兴画家宋旭(1525—1606后)名下的《岁朝报喜图》,画水村,木桥上一士人与携琴童子正前往访客,一户庭院中,堂屋前后有柳树和梅树,着巾士人正在题诗,戴冠士人正在读书,二童子温酒,持壶。旁室有童子抱着婴孩,庭院中两个孩童燃放爆竹。右上角有乾隆题诗:“围炉贺岁坐毛斋,柏盏椒盘杂错皆。序齿仍存酬酢礼,逢年且喜廪仓排。新春至矣旧春似,老者安之少者怀。别有步桥叩门客,相安耕凿总吾侪。丁未(1787)新正御题。”宋旭的活动时间与李士达相近。另一位吴门后期画家刘原起作于崇祯五年(1632)的《岁朝丰乐图》,图式几乎与宋旭的完全一致。也作一水村茅屋,一持杖风帽士人正在过桥,屋前有一株巨大的乔松,一童子点燃鞭炮,屋中三名风帽士人围炉饮酒,两位童子持盏,屋后则是竹林。款曰:“壬申元旦试笔,刘原起。”乾隆右方题诗:“茅屋虽贫俭,也知度岁时。饶他一日乐,切我万民思。爆响寒声送,籸㷒暖意披。桥头扶杖客,来督守岁诗。戊申(1788)新正御题。”这两件画作的图式和人物活动都极为相似,可能是画家们临写模仿的产物,但又并非全无文人雅趣,由此可以看见画史中较少提及的文人职业画家笔下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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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宋旭,《岁朝报喜图》,轴,纸本墨笔浅设色,95.8x41.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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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632,刘原起,《岁朝丰乐图》,轴,纸本墨笔浅设色,97.3x51.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源自李士达时代的岁朝山水图式,图中的人物形象与题画诗,大致取代了周文靖所继承的南宋画风,在后世一路延续了下来。至清初,王翚的弟子杨晋(1644—1728)名下,曾有一件“雍正乙巳年”(雍正三年,1725)的《岁朝图》,此时杨晋82岁。内容包括燃放爆竹,访客,宴饮等,款书除采用与李士达同样的题画诗之外,又写道:“此文待诏岁朝诗也,石田翁图其意,雍正乙巳立春日,杨晋临。”从唐寅所书诗的“人日”来看,这首诗最初并非是岁朝诗,因此款识也不可信。传为李士达名下另一件《岁朝图》,其中亦有访客,爆竹,击鼓,题诗等活动,但人物,笔法和款书皆与李士达之作有所差别,其上除采用岁朝诗之外,又书:“己酉元旦写于石湖村舍,李士达。”由于岁朝山水有画家一年开笔,预祝万事吉利之意,广受大众欢迎,后世临仿和托名之作也自然不在少数。

因此,岁朝山水作为一种流行图像文化,在明代晚期的苏州一带得以发展和繁荣。李士达的《岁朝村庆图》应画于其壮年之时,记录吴中一带元日习俗最为详尽,可以视为这一地域岁朝山水图式的代表作。在文人职业画家笔下的岁朝山水有以下特征,首先人物的服饰显得非常相似,头巾是民间隐居文人所戴,款式则暗示了冬日的节令,这些人物形象在诸多岁朝山水中得以重复。第二,不同画家笔下的画面虽各有繁简,但乔松,水村和庭院,在一定程度上有程式化的倾向,这也是因为晚明文人职业画家多有应酬与交易之作,又受流行文化影响,相互借鉴的结果。这一特征,在被反复题写的岁朝诗这一现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该诗包括了元日试笔,辛盘暖酒,春意萌生,全年欢乐之意,且文句易于赏读,受到时人的欢迎。第三,乾隆的题诸多画诗,大都根据图像的内容和题识的理解撰写,一般抒发对民众的关怀,以及新春吉祥的祝愿,但在周道行的《岁朝图》中,却不由自主地抒发了真实的心意,也是一件机暇清赏中的时政插曲。第四,画中的水村生活,虽有吴中一带元日习俗的影子,但没有表现实际参与劳作的农人的元日习俗,因此并非是全然真实的乡村场景,而是一种既带有理想色彩,又具备日常情感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寄托的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团圆、和谐、热闹和欢乐的期许。

参考文献:

黄小峰撰:《周文靖<岁朝图>:下班后的明代官僚》,《中华遗产》2010年第3期。

高美庆撰:《盛茂烨研究》,《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

盛忠强撰:《李士达<岁朝村庆图>图式与内涵研究》,《中国美术》2020年第2期。

杨新撰:《袁尚统生年辨析》,《文物》1991年第7期。

吴伯娅撰:《乾隆帝和他的词臣沈德潜》,《紫禁城》2000年第2期。

东山撰:《借一首御题诗来猜猜乾隆帝的小心思》,《画徵》公众号2018年8月19日文。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陈若茜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