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莫宗江、梁思成考察咸阳顺陵， 这是营造学社社员们难得的一张合影
1934年，林徽因在山西汾阳小相村灵岩寺
在中国建筑界，
曾有个无法被超越的天团
——中国营造学社。
成员们都是中国建筑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陈明达……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河北石家庄赵州桥
营造学社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研究，
知名度最高、成就最突出。
“第一国宝”佛光寺东大殿、
设计水平第一的辽代古建蓟县独乐寺、
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唯一一座木构塔式建筑
——应县木塔、
小学课本上的赵州桥等古建筑，
都是由营造学社的成员考察记录，
并写出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著作。
清华建筑系的创立，也与其紧密相连。
中国营造学社九十周年纪念展展览现场
去年12月末，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丁垚
为此策划了《中国营造学社九十周年纪念展》。
一条专访丁垚，
看营造学社如何在那个动荡年代，
一边解密古建筑，
一边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化。
纪念展入口
2019年年末，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一楼，建筑史学者丁垚为营造学社成立九十周年策划了一场小型展览。
从1989年开始，每隔十年，国家文物局、清华大学等机构都会一起为营造学社办纪念活动。2009年，作为年轻学者的丁垚便参加了营造学社八十周年的纪念。10年后，老一辈学者们逐渐离开，丁垚自己变成了纪念活动的组织者。
根据展览空间两侧细长、高耸的走道空间，丁垚将展览分为“人物”及“专题”两部分。
而营造学社的成立，得从100年前一本奇书的发现说起。
1919年石印本《营造法式》书影
一本“天书”造就民国最强社团
1919年初，时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的朱启钤，南下上海、途径南京时，去了趟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了一本奇书：《营造法式》。
朱启钤一直对古建筑感兴趣，这本影宋抄本，内文是宋代官方颁布的建筑工程规范。他当下就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
于是他请来大藏书家陶湘，主持校对工作，进而找来《四库全书》和多种抄本的《营造法式》，一一对应差异，并重新绘制残缺的图样，整理新刻出这本珍贵无比的巨著。
宾大时期的梁思成、林徽因
1925年，印刷精美的仿宋刊本《营造法式》少量印出，朱启钤赠送的朋友里，就有王国维、梁启超。
这年冬天，梁启超兴奋地把这本书寄给远在北美求学的长子梁思成。在书的扉页上，梁启超留言大赞“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并嘱咐梁思成和林徽因：你们要把它永远当做宝贝啊！（“此本遂以寄思成徽音俾永宝之”）
收到书的梁思成是又惊喜又烦恼，书里充满了让人陌生的宋代建筑术语，比如“铺作”、“卷杀”、“襻间”、“雀替”、“升起”等等。24岁的梁思成感慨：“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梁启超寄给梁思成《营造法式》扉页上的字
在《营造法式》诞生的宋代，在文学、艺术、科学、建筑上都达到巅峰。但随着城市发展，建筑业的弊端也显露：负责工程的官员在开工前多估工料，施工中偷工减料，完工后再谎报结余，邀功请赏。从宋仁宗的时候，就要求相关部门拿出一个监督工程质量、控制预算的办法，但并没有成功。后来历经神宗、徽宗，又过了20多年，直到多才多艺的专业人士李械接手编纂此书，这部书才得以完成。编纂《营造法式》时，李诫除了研究古籍，还重点收集了工匠们在实操中的经验知识。
朱启钤把这本书比作入门的钥匙，拿着它，可以打开中国古代艺术“无数之宝库”。这本书也成为了他从政坛隐退、全身心投入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契机。
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
为营造学社打造天团阵容
1929年，营造学社成立，朱启钤从天津搬回北平，第二年的2月16日，发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纪念展的入口有一幅对联，“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朱启钤为营造学社创立而写下的。
这个强大的研究机构，人才济济，堪称建筑天团。在纪念展现场，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陈明达等一众中坚成员的头像交错悬挂，从正面望去，合并成一长幅人物画卷。
纪念展中的“人物”部分
当初为了把人才纳入学社，朱启钤想尽各种办法。梁思成、刘敦桢这批留洋回来的年轻学者，进入他的视野。
梁思成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大学任建筑系主任，朱启钤发出邀请后，各种因缘际会，梁思成在1931年夏天回到了北平，和林徽因一起把家安在了朱启钤家附近。由此，正式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时梁思成30岁，林徽因刚满27岁。
比梁思成长4岁的刘敦桢，早前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留学回国，在中央大学的建筑工程系教书。因为几篇古建筑研究的文章，他得到朱启钤的重视并收到加入学社的邀请。在夫人的鼓励下，举家从南京迁来北平。
刘敦桢、陈明达考察新城开善寺
1935年梁思成、夏昌世于苏州
很快，莫宗江、陈明达等刚刚还在中学读书的年轻人，也被吸纳入学社，在梁、刘的指导下，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成为两人的得力助手。
朱启钤还设法搞定了资金。他一边争取各种资助，像“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一边不惜从自己的产业、财物中大笔拨给学社开销，为学社的工作、社员的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像刘敦桢，每月几百元的收入让一家人能过上得体的生活，能供得起请人照顾孩子们，自己只需专心投入学社的研究。
除了梁、刘等几位最核心的全职研究人员外，学社还有一支庞大的“亲友团”，从建筑界大咖杨廷宝、赵深、陈植，到军政界人士张学良、朱家骅、叶恭绰，还有史学家陈垣、考古学家李济、地质学家李四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海外同好瑞典学者喜龙仁、法国学者伯希和、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等都受邀参与到学社早期的活动里。
可以说在营造学社成立之初，朱启钤就以领导一个国家的视野和资历，为营造学社搭建起开放、国际化的学术平台。
纪念展中展出的营造学社华北、西南、江南调查地图
进入展厅的一张巨幅地图，详细展示出营造学社田野调查的足迹：15个省，200多个县。而研究调查建筑群有206组，涉及建筑2738幢，完成画图稿1898张。
带着抢救性质的田野调查
1932年，营造学社进行了组织调整，梁思成是法式部主任，主导古建筑的实地考察；刘敦桢是文献部主任，侧重营造文献的深入整理和研究。文献研究一展开，梁思成、刘敦桢便发现，想要参破《营造法式》的奥秘，就得对宋以前的建筑进行实地考察。
从此，学社开启了中国建筑史上的第一代田野调查。梁思成、刘敦桢开始带领社员出去跑，既分头出动，也一起调查，密度大，效率高。
晋汾考察途中，前面车上是梁思成、林徽因， 后面车上是费慰梅，拍摄图片的是费正清
丁垚跟我们说出去跑的这个决定很重要，“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危急，所以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带着抢救的性质！”
1932年到1937年，是营造学社深入实地的田野调查的一段黄金时期，他们按区域展开了数十次古建筑调查：
1932年4月，蓟县独乐寺；
1932年6月，调查河北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
1933年， 两赴河北正定，调查正定隆兴寺、赵州桥等；
第一次赴山西调查大同古建筑、云冈石窟，和著名的应县木塔；
1934年， 前往河北西部勘测慈云阁、易县清西陵等；
去往山西晋汾地区，测绘赵城上下广胜寺、晋祠等；
应浙江建设厅之邀，拟定杭州六和塔的修建计划，并调查浙江古建；
杭州六和塔复原计划
1935年，调查山东曲阜、河南安阳、苏州，筹划曲阜孔庙重修计划；
1936年，调查河南中部、山东中部、山西等多处古建；
1937年，继续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山西等地开展调查；
这年7月，在最后一次田野考察中确认山西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为唐代木构建筑。
1932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达在蓟县独乐寺山门的屋顶上
1936年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在洛阳龙门石窟
佛寺殿宇建筑之外，学社成员们跑过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如今都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展览中也特意展示了学社对石窟寺的调查研究成果，多处古建的重修计划也在展览的“文物保护”版块展出。
“柔弱书生”们的佛寺殿宇建筑考察
展览现场每一张图片都是丁垚深思熟虑挑选的，“每一个画框里都充满了故事，值得细看”。考察的目的地很多在偏远的深山荒野，交通工具只有原始的大车和毛驴，成员们在没有门窗的小屋中，用报纸当被子挨过寒夜的经历不少。
蓟县独乐寺
1932年4月，梁思成一行四人坐了5个小时的长途车，前往北平东边的蓟县。
就在前一年，日本学者关野贞经过蓟县时，发现了当时中国最早的木构建筑——辽代独乐寺，并且告知了朱启钤。因此，营造学社这次调查，相当于是是与日本学者“同题竞赛”。
1932年梁思成在独乐寺观音阁前
梁思成绘制的独乐寺观音阁渲染图
在几天详尽的调查和测绘之后，梁思成对照《营造法式》，把书里边的很多名词、术语，和独乐寺中的山门、观音阁这两个古老建筑对应起来。并且用古雅的汉语，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系统、全面地介绍独乐寺历史与建筑艺术价值。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当时梁思成31岁，在这之前已经游历欧美，却是第一次深入中国的县城，抵达蓟县后就落脚在与独乐寺山门一街之隔的旅店，当晚他打电话回北平给林徽因报平安：“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这事后来还被汉学家好友费慰梅揶揄：“一听便知，是个城市人第一次下乡冒险的经历”。
应县木塔
1933年秋天，梁思成来到应县木塔，随行的助手莫宗江只有18岁不到，多年以后追忆木塔的测绘过程，读来也让人佩服与感动：
“应县的木塔外观五层，还有四层暗层，事实上是九层重叠、具有独立梁柱的结构。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一个斗栱一个斗栱地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栱都测完了，但塔刹还无法测。"
莫宗江绘制的应县木塔立面图
"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
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
佛光寺
林徽因虽然不是每次考察都去，但在参与的每一次过程里，她总能跟当地老百姓融洽相处，“小孩子争着挤，看我们照相，拉皮尺量平面，教书先生帮忙我们拓碑文。”
1937年夏天，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和梁思成一起发现了中国最重要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的东大殿，迎来了人生、治学最幸福的时刻。
日本学者早在1922年就来过佛光寺，但并没有关注佛殿建筑，多年以后，他们的学术视野中，仍然认为：中国大地已经不存在唐或者唐以前的木构建筑了。
左：林徽因在佛光寺内测绘石经幢 右：林徽因在佛光寺东大殿内
对于已经田野调查了5年的营造学社成员来说，此前只发现过辽宋建筑，而戏剧性的一刻发生在到达佛光寺的第三天。远视眼的林徽因，意外发现梁架和石经幢尚的文字证据，而凿定大殿是唐代的建筑。
同行的莫宗江后来回忆，这一天，林徽因提议在这儿“野餐”，夕阳西下，在满天红霞照耀下的佛光寺东大殿前，大家把带去的食品、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7月12日，大家第一次回到山下，看到报纸才发现五天前“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打响。
学社的北平时代就此结束。
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内
转场西南后方，继续田野调查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受朱启钤的嘱托，梁、刘率领学社南迁。刘敦桢带着家人一路南下，经越南转云南，到达学社在昆明的临时工作站。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平又待了些日子，整理这些年来的测绘图稿、照相底片、研究笔记等等，为防不测，他们把这些珍贵资料存进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
朱启钤选择了留下，一是自己年迈不愿跋涉，另一方面他说要守着北京这座城，“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而且无可挽回。”如果这座城被毁了，他也要原样把它再建起来。
日据时期，朱启钤被迫低价出让了学社曾经的办公室——赵堂子胡同大宅，一直靠装病，避免与伪政府人士来往。
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月亮田-营造学社所在地
南迁的学社，先到昆明与西南联大作伴，又转到李庄，和“史语所”、“中博”为邻。
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家人抵达昆明。在市郊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盖了三间小屋，这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安顿下来后，第二年的9月，梁思成与刘敦桢，再加上刘致平、莫宗江和陈明达，五人小组开始了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的古建筑调查，半年时间跑了35个县，调查了730多处的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等等。
1941-1942年，广汉考察时拍摄图片
1940年冬，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学社迁往四川宜宾的李庄。研究经费极其缺乏，学社却还是考察了李庄周边的古迹：李庄旋螺殿、宜宾旧州坝白塔、李庄宋墓、李庄的民居。
1941年，学社还得到了一个特别的机会——为四川广汉拍摄古城建筑。2008年，央视编导为拍摄《梁思成林徽因》纪录片，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里，发现一个落满灰尘的蓝色包裹，打开后才发现里面都是照片与底片，这正是梁思成与刘致平在广汉拍摄的全套560张照片。
1946年梁思成在美国耶鲁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
写成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
展览的专题部分，还有个版块“书写中国建筑史”。
西南实地考察几年后，学社开始将调查编写成文。刘敦桢写西南古建筑的系列调查报告；梁思成则编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及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为他们寄来图片资料的便是在北京的朱启钤。
这其中也发生了让人痛心的事。
李庄，病榻上的林徽因与儿女
1939年天津遭水灾，寄存在银行地下保险库的资料惨遭水泡，林徽因和梁思成知道后痛哭失声，女儿梁再冰回忆说：“从来我这辈子都没有看我父亲流过泪，他是不哭的。但是听到这批照片资料损失了后，他跟我母亲伤心得不得了。”
贫病交加、缺食少药，是社员们在李庄生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脊椎出现病变的梁思成，把头支在花瓶上、强撑着绘制建筑图稿。当时傅斯年看不下去，给中央研究院的朱家骅写信求助。
1945年10月，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
林徽因也因为肺结核爆发，在病床上度过大部分时间，协助梁思成整理史料的同时，她也进行自己的研究。1945年10月，她发表了三四万字的文章《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英美国家在民居住宅建设上的经验教训，她还预见战后民居修建问题刻不容缓。果然，战后房荒问题严峻。
1946年，林徽因又直言不讳，批评因为当时政府的“种种之失计，蹉跎延误”而导致“处处发生极度的房荒”。
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1946年签署的合作协议
营造学社结束，清华大学建筑系诞生
展览最后，特意留出“新的中国建筑”专题，展示梁思成为北平仁立公司改造立面、为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做出的设计方案。
其实这些“建筑史学者”，同样也是建筑师，他们在解密中国古建筑的过程中，也探索着让中国建筑现代化的方法。
1946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回到了北平。经历战争蹂躏的营造学社，资金日渐紧张，朱启钤也已经家财散尽。很快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签定协议，并入清华的营建系，也就是今天的清华建筑系。
梁思成主持的北平仁立公司改建后实景照片
梁思成在1950年代绘制的 “试拟的明日的北京市区中一条街道的景象”
“营造学社”这个团体结束了，但影响一直在发酵：
梁思成、莫宗江留在了清华；
刘敦桢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参与建设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也就是今天东南大学的建筑系；
陈明达在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等先后任职。
从营造学社走出的他们，为中国后来古建筑的研究、保护、城市的规划、发展以及建筑教育的规划，建立高瞻远瞩的格局。
1947年，梁思成作为中方代表参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建筑方案讨论
作为建筑史研究的后辈，丁垚感慨：拥有这些超一流的前辈，是中国建筑史这个专业的幸运。他们开创了这个专业，让这个专业的起点就是它的最高点。
在那个中国要被世界列强瓜分的时代，他们选择了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方式看中国，也让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而营造学社这个名字，不仅海外闻名，影响也早已超出了建筑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中国建筑”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