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闪光灯频闪，带着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前边来，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成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
这是发生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的一幕，记者们围堵在中心的这个人，就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图丨乔冠华（左）在大会上放声大笑，成为历史经典镜头。右为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陪同潘汉年 规劝杜月笙
1939年，乔冠华在廖承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当时在收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对其大加赞赏。还曾对人说：“你们读过香港一个叫乔木的人写的文章吗？他的文章真是好，看他一篇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
无论是谈判桌前的他，还是外交论战文中的他，都表现出了其非同寻常的外交才华。
也正是这样，所以当时几乎大大小小的外交工作，毛主席都会亲自点将让“乔老爷”出手。每每出手，都能让对方心悦诚服。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做了很多统战工作，比如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4月27日，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包一艘荷兰轮船“宝树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到香港避风。
杜月笙到香港后，不久便哮喘病复发，加之情绪低落，心境极其恶劣，病情益发严重起来。随之，神经衰弱症、心脏病和下肢偏瘫接踵而至。
蒋介石在逃离上海的时候，曾与杜月笙见过最后一面，希望他可以跟随自己前往台湾。
杜月笙心里当然明白，如果自己追随蒋介石，那之后的日子不过就是寄人篱下，势如软禁。
但如果不跟随蒋去台湾，而是留在上海，共产党又是否能容得下自己？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图丨乔冠华
早在之前，章士钊、黄炎培都来找过他，希望他能留下，不计前嫌，协助做好维持上海秩序的工作。
但杜月笙心里还是觉得害怕，他害怕共产党找他算旧账，毕竟自己做的那些事，他自己也觉得发颤。
在香港、杜月笙还与国共两党保持着一点藕断丝连的关系，时间久了，他又觉得在政治上无所依傍，心里十分空虚。
经济上，杜月笙也十分拮据，因为香港极少有人“孝敬”他，完全是坐吃山空。
“香港居，大不易”，这是杜月笙后来常叹息的一句话，其含义也是多方面的。
杜月笙在香港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求巫问卜。香港有名的几个相士，如一成仙、赵铁口、紫虚上人等，都是杜月笙家里的座上客。
为了能够多获得一些赏钱，他们每次都会说：杜先生虽说生病，但“命不绝，至少还要交十年的好运”。
杜月笙肯定最想听到这样的话了，每次听到都会乐得合不拢嘴，吩咐管家万墨林多付一些赏钱。
不久，有人提醒杜月笙说：“这些人是靠别人施舍过日子的，他不说好的，你能给他钱么？”
杜月笙听了，觉得有理，他要找不讨好的算命先生，直言谈相。
很快，杜月笙打听到台湾有个号称“六月息馆主”的相士很灵验，便隐去真名，用了化名悄悄给他写一封信。
附上自己的生辰八字，请他算命。没隔多久，那位“六月息馆主”复了一信。
上面批了两句话：“六十四岁，风在辛卿，天克地冲，绝难度过。”
呜呼哀哉！时值年末岁首，杜月笙过完年就是64岁了。
他怔证地看着这纸“批文”，久久说不出话来，感到一种末日来临的深切悲哀。
1950年，在家人的照顾下，杜月笙身体明显好转。
他向家人提出，希望可以到老友家坐坐，并一起共进午餐。见到杜月笙身体在这么短的时间明显好转，老友十分惊讶。
当时人们纷纷议论，认为这与杜月笙在国共两党面前重新“被倚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的确，当时人民政权已日益巩固，统一了除台湾之外全部山河。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持下，也获得喘息的机会。
双方加紧对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思想工作，希望可以回归，工作上希望得到支持。
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与潘汉年，跟杜月笙一直都有联系，他们多次劝杜月笙返回上海。但杜月笙却以身体欠佳拒绝。
图丨旧上海三大亨
1951年4月12日，对于杜月笙来说，这是让他惊心动魄的一天。
24年前，在老蒋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的是刽子手的角色，屠杀了大量共产党员与工人群众。
所以，这一天，他整个人无比的忐忑，无法安心地入睡。他不断地猜测大陆方面会有什么举动，
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杜月笙得到了一个令自己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消息，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这一天，黄金荣、杜月笙等凶犯将会公审。
这让杜月笙怎么都没有料想到，他一连几天辗转反侧，睡不着觉，该去往哪里，他拿不定主意。
很快，4月下旬，杜月笙在与家人一起共进早餐的时候，突然收音机里又传来一条让他惊讶的消息。
消息称：青帮大亨杜月笙为了摆脱中共之纠缠，于4月底飞往台北，国民党军政要员赶往松山机场迎接......
听到这里，杜月笙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拿起手中的饭碗，“啪”地一声砸在地下，气愤地说道“岂有此理！”
事后他才知道，这是台湾方面策划的“神经战”之一。
这时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乔冠华认为，可以对杜月笙做些争取工作，力争他重返上海，以稳定上海的局势。
图丨蒋介石和戴笠
潘汉年请示报告上呈中央后，获得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于是潘汉年偕同乔冠华处理此事。
一天深晚，在香港的杜宅已静寂无声，进入梦乡。
突然电话声响起，把刚入睡的杜月笙惊醒。潘汉年、乔冠华派出的代表在电话中道明意思后，杜月笙起初十分紧张，但不久就平静下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大官会派人打电话给他这个当年十里洋场上海滩的流氓头子，而且竟要立即上门拜访。
他吱唔了半天，然后表示同意。当时钟指向深夜2时整，杜宅大门轻轻地拉开，一辆黑色小轿车驶了进去。
在早已不那么荣华、气派的客厅里，杜月笙接待了这两位客人。
一位脸稍胖，个子中等，穿着黑西服，另一位年青硕长，穿灰西服。
两人都架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
杜月笙招呼这两位气势轩昂的年轻人坐下，随即招呼佣人端来了饮料。
来人用他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同杜月笙谈了起来：
图丨杜月笙晚年
“杜月笙先生，我们了解你要回上海的心愿。如果你愿意，我们会作出安排，保证你安全地返回上海。我们知道你过去的一切，希望你在余生之年为国家做些好事，劝诫你的徒弟们加以配合。至于过去的事情嘛，就看你这次行动了。你不去台湾是对的，跟蒋介石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杜先生，对我们提出的想法，你以为如何？”
杜月笙千谢万谢共产党对他的关心，说共产党看得起他，他当然会听从共产党的安排。
但回去一事，因为年迈体衰，需要认真考虑，才能答复。在两位来人讲完话后，杜月笙不停地直点头。
谈话结束时，天空已露晨曦。在杜月笙的送行下，两位使者离开了杜宅。
这时的杜月笙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他不愿听从台湾的摆布，想拖过去。经再三考虑，他认为“不离香港”为好。
疲弱的身子经不起折磨，终于在七月份，一病不起，最后中风引起下肢偏瘫而病死香港。
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又为乔冠华的传奇经历添上了一笔浓重的色彩。
“酒仙”美名传 豪气友人赞
乔冠华在香港还有“酒仙”的美名。
他数十年嗜酒如命，英雄海量，不逊已故总理周恩来，早在30年代末寓居香港老友冯亦代家时就有“酒仙”之雅号。
究其渊源，原是冯家女佣所引起的。
乔冠华出任《时事晚报》社主笔后，他白天睡大觉，下午起来找材料，晚上便摇动那杆风雷之笔，闭门撰写那一篇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
图丨乔冠华和外国人士亲切交谈
此时，他一口气可以喝半瓶法国白兰地，足见其酒量非同一般。
嗣后，因居室简陋，更兼临街，市声每每透入楼头，不能成眠，乔冠华便搬到了铜锣湾琉璃街，好友冯亦代寓所。
就寝之前，乔冠华往往一边浏览外文报刊，一边浅斟慢饮。
为此，熟谙内情的冯亦代特意为乔准备了一瓶斧头牌的白兰地。因无夜不酒，冯家女佣便给乔冠华起了个“酒仙”的雅号，日子一长，也就在朋友中叫开了。
《时事晚报》因经费方面的原因停办后，乔冠华又来到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社，继续精心撰写他的一篇又一篇的国际述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失陷，乔冠华仓促撤离香港。临行的乔冠华也没忘了过一把酒瘾，举杯与香江作别。
当时，余汉谋将军的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亦设在韶关，由于赵一坚的关系，乔冠华当上了“第七战区司令部”上校参谋。
这身黄哔叽军装不仅掩护了乔冠华的革命活动，也让他过足酒瘾。
图丨乔冠华和邓小平参加会议
乔冠华在韶关时，刚好赶上闹粮荒，当局命令禁酒，违者将会被判刑。
所以，在韶关，且不说什么高级名酒，就是最普通的米酒，也很难买到。这让乔冠华难受极了。
实在忍无可忍的乔冠华便到处寻找，打听哪里有卖酒的地方。
果然，在韶关还真的有几处偷售私酿米酒的地方，但是，他们只卖给说广东方言的人。
乔冠华又不会说广东话，每到这时，他就会找朋友黄秋耘帮自己买上两三斤米酒。
有时心情高兴，他还会直接将酒拎到小馆子里，要上几碟下酒菜。毫无顾忌地跟黄秋耘对酌起来。
黄秋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十分淡定，其实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被逮。
乔冠华刚进《时事晚报》社时，即以撰写国际述评而驰名香江。徐迟说：
“他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岂仅是一般的新闻记者、社论作者，他实在、终究将是这个世界的新闻人物、政治风云里的凤毛麟角，山鹰中之山鹰。”
乔冠华确是一位天生的杰出时事评论家，国际问题的专家和权威。从香港到重庆之前，“乔木”就是乔冠华撰写国史述评时用的笔名。
乔木一名出自《时事晚报》同仁梁先生建议乔冠华找一个通讯社，把所写的文章署名后再发往世界各地，借以扩大影响。
乔冠华觉得梁先生说得有道理。但是，《时事晚报》属于余汉谋办的报纸，不能用乔冠华的原名发稿，须用笔名。
“那么就用‘乔木’吧？”梁路晨信口说道。于是，这一个名字便传遍了南国，乃至南洋各国。
当乔冠华在香港新闻、文化界大施才华的时候，胡乔已在延安被誉为中共“党内一支笔”。
两位都是大手笔，大秀才，南天北地遥相呼应，一时传为佳话。
图丨乔冠华与章含之
但随之而来问题来了，1945年深秋国共重庆和谈之际，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应蒋介石之邀，离延安赴重庆共商建国大计。
毛主席的随行要员之中就有大秘书胡乔木（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
当时，胡乔木就常常以“北乔”之名，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
乔冠华当时是《新华日报》编委、国际述评专栏的负责人，对“北乔”也十分熟悉。
但是，麻烦就出在这两人谁都不愿意改署名，所以，矛盾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南乔说：“我本来就姓乔，而且我个子一米八三，站在那就是一棵挺拔的乔木。”
北乔说：“我的名字里就有乔木二字，这个名字非我莫属。”
一时互不相让。署名之争因重庆谈判的结束，毛主席离渝返延而暂告“休战”。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夜，北乔随毛主席入北平。
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南北二乔竟走到了一起。乔冠华出任新闻总署下属的国际新闻局局长，这新闻总署署长不是别人，就是“北乔”胡乔木！
“人名官司”就这样重新开始，一直打到毛主席那儿。
毛主席不亲不疏，并不偏袒自己的大秘书，他先问乔冠华：“你的大名叫什么？”
图丨胡乔木与乔冠华
乔冠华回答：“冠华。”
毛主席即一锤定音，作出“最后决定”，“这个名字甚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自然姓乔。”
稍停，毛主席转向胡乔木：“你可仍姓原姓，保留乔木一名，就叫胡乔木。两位觉得怎样？”
两人一听，这样就平等了，便不再说话，点头表示接受毛主席的建议。
毛主席对南北二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作打油诗云：“古有大小二乔，今有南北二乔……”
南北二乔着实是新闻文化界乃至中国政坛一对耀眼的才子，才华名望难分伯仲。
南北二乔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
季羡林教授对二乔印象颇深：
“我认识乔木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20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冠华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10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众所周知的生涯。”
“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都没有官架子。”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在北京病逝，给他传奇般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图丨毛主席与胡乔木
当天下午，乔冠华的好友，胡乔木从外地发来了唁电，电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
惊悉乔冠华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乔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展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自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是我个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尽最后的话别，实深憾遗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
9月22日19时”
更让人感动的是，在得知新华社为此只发布了一份十分普通的讣告后，胡乔木更是十分气愤的说道：“这件事应引起重视！”
如今，“南北二乔”均已作古，然而想起他们的友谊亲情，不禁使人动情动容，真应这句朴实无华的老话“人间自有真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