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命之学在唐已较风行，不少士大夫都信之不疑。例如韩愈，从他为李虚中所做的墓志铭中，已可看出他对推命之学的赞赏和崇信，此外在他的文集《昌黎集》中，又找到一首自叙其星命的诗，曰《三星行》。
现在讲文学史的人，是不会提到韩愈对星命学的兴趣和他的这首诗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迷信的货色，对一个大文学家，讲他的迷信，似乎不大光彩，所以人们就为他忌讳这些东西了。这当然是现代人的思考方式，用自己的心去度古人的心，当然就会产生隔阂和偏差，于是今人心目中的古人形象便残缺不全，面目全非了。
从星象学的观点看问题，会帮助人们丰富对古人的了解。韩愈的《三星行》是这样写的：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
牛奋其角，箕张其口。
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
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
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讙，
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
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
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
前人说这首诗是韩愈自悯其生多遭人毁而作。诗的大意是，我诞生之时，月在斗宿。斗宿之前为牛宿，之后为箕宿。奋角张口，都是对其形状的形容。三星即指斗、牛、箕三宿。三星之中，牛、斗并未对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说牛不能驮箱，斗不能舀酒浆（指二星徒有牛、箕之名，而无其实，比喻二星对自己命运不起作用），而只有箕宿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影响和作用，所以说“箕独有神灵”。
箕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无时停簸扬”，指自己的名声一直象簸箕簸扬一样，一直在赞誉和皆毁之中波荡。而这种簸扬却并不符合事实，所以说：“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讙，”即我本无什么善处优点，但名声却已为人闻知，我本无什么恶处缺点，但名声也已宣扬在外。但善名与恶声相比之下，是得少而失多，所以说“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这就是指訾毁多于赞誉。
最后他感叹道，斗、牛、箕三星分别处在天上不同位置，其形状伸展的方向也是参错不齐（什伍东西陈），其中只有箕起了作用，而牛与斗，却很可叹，“不能神”，即不象箕有神灵那样发生作用。
韩愈的《三星行》所反映的星命观，当然不像那些以星命为业的专家那么复杂，但也确有其独特之处。按星命学看，生时月所躔之星宿及度数，即其人之身宫及身度，由此可知，韩愈确也受了当时星命学的影响，所以他才联系自己的身官之星，来概叹自己的命运。
但他又没有完全按照星命学那一套来理解星宿与自己命运的联系，而是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来解释其中的关系，所以才有了这篇《三星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文学大师对于自己生活及命运的内心思考，并为后人理解其人留下了一份绝好资料
无独有偶，唐代大诗人杜牧也有一份自谈星命的资料留给后人，这就是他的自撰墓铭。此铭载于《樊川文集》卷六中，在叙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后，杜牧又按星命学对自己的经历遭际做了总结，他说：
我生在角星（命宫所在），昴、毕对于角而言就是第八官，叫做病厄官，也叫做八杀宫，土星在此宫。此时火星继木星之后为王。杨晞说：“木星在张宿，对于角而言，是第十一宫，叫做福德官。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我自作湖州太守不到一年，迁为中书舍人，这是木还福于角，足矣。其后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又自视其相貌，目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某月某日死于安仁里。
从这篇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星命学已比较成熟，而杜牧对此学亦较精通，故能应用自如。此外他还懂相面术，与星命学配合运用，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