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
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
第二次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中国因此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完后,清政府以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而后又继续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虽然这一系列条约为英国实现“自由贸易”打开了大门,但对英国来说,远远不够。
五口通商其实质上是与西方所要求的自由贸易相违背的。
随着西方列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日益需要更大的海外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五口通商相对于中国全国市场来说范围太小,根本满足不了贸易的迅速发展。
因此迅速开放整个中国内地成为英国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修改之前签订的条约。
这些条约遗留了太多的问题,于是,英国政府提出“修约”。
这也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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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约”风波
1854年4月的一天,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收到一份来自英国驻华公使包令的照会。
照会中,包令要求与叶名琛在总署衙门会晤,商讨“修约”之事。
所谓“修约”,实际上是英国对华侵略的深化。
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德恩曾毫不掩饰地说:
“自从条约(《南京条约》)缔结以来,因我们对华通商的扩展有限而感到许多失望……届时我们当有权要求中英条约修订。”
叶名琛对包令的照会不以为意,拒绝在总署衙门会晤。在他看来,只要让包令多次碰壁,他自然就会放弃修约要求。
叶名琛不了解,工业革命后,英国那颗扩大海外市场的心是多么地狂热。
几次三番被拒绝后,包令带着武装舰队前往上海。
在多番逼迫下,江苏巡抚没办法,只得告诉包令:“皇上已经指派钦差专办你们的事了。”
于是,包令再次回到广州。
而叶名琛也接到咸丰帝的谕令:“等包令从上海回来后,设法开导,让其放弃修约图谋。”
古今中外,哪个侵略者会因为被侵略者的安抚而放弃侵略的?咸丰帝太天真了。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处理好接见外国公使的礼仪,断不可失大国之威。
显然,咸丰帝忘了,早在十多年前,侵略者用坚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天朝国威就已荡然无存了。
他更忘了,礼仪撑起国威的背后,站着的是国家的实力。
当时幸好英、法两国正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得难解难分,没有太多精力应付清政府的“太极”,所以当时英国并没有兴师动众。
然而,暂时没有行动并不代表英国就此收手。
两年后,在英、法的支持下,美国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且当时美国准备用军事示威作为修约的后盾。
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和一再逼迫,清政府当然可以拒绝,但前提是,得赶紧做好迎战的准备。
可惜,清政府既不想坐下来谈,更没有一心迎战的觉悟。
直到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已经开打快一年了,咸丰帝还再三告诫叶名琛:
“总宜计深虑远,弥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只顾眼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
意思是,你千万别同意修约,但也别太对抗,让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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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甚至幻想英国会失道寡助,他说:“米、佛两夷及西洋诸国,倶知该夷无理,未必相助,其势尚孤。”
殊不知,早在1856年春,克里米亚战争一结束,法国就立即增加了遣华兵力。
法国海军大臣阿姆兰更是直言:
“为了使我们外交代表的谈判具备它应有的声色,和为了保证成功,有必要即行和英、美海军共同行动。”
可见,咸丰帝有多么无知!
因为咸丰帝的故步自封,西方国家希望通过谈判未果,最终采取了暴力的资本扩张方式——第二次鸦片战争,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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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谋已久的借口
英国虽最终因谈判无果开启战争,但是所有的战争都是蓄谋已久的,所有的开战借口也早就有迹可循。
为了以武力强迫清政府,法国和英国相继制造了马神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
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我国广西西林,披着宗教外衣行凶作恶。
1856年,根据村民们的控呈,西林知县张鸣凤在查证之后,将其依法处死。
一次伸张正义的判决,不料却成了法国“保护圣教”的出兵借口,接着,法国紧跟英国之后,派军侵华。
这就是马神甫事件。
国之不强,在侵略者面前百姓何来正义?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逮捕窝藏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
按道理这纯属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
为了达到侵略目的,包令毫不犹豫地执行英国政府“决不让步,绝不放过一件小事”的指示,向清政府肆意挑衅。
甚至致函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士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
即便清政府后来一再妥协,但英军舰仍在1856年10月23日开始,炮轰虎门各炮台,一度差点打进广州城。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两广总督叶名琛却在校场看乡试马箭!
属下受惊,他安慰道:“没事儿,天一亮他们就能自动撤了。”并下令中方军队和舰船不得抵抗。
咸丰帝干脆甩锅:“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著即相机妥办。”具体是打还是退,咸丰帝只字未提。
在前线有一个视列强侵略为儿戏的总指挥,在后方有一个只想着如何撇清责任的皇帝,这样的清政府,又如何能指望在抗击侵略中有所作为?
侵略军占领广州后,认为清政府已经得到了教训,于是再次提出,在上海坐下来谈谈“修约”之事。
此时,咸丰帝还妄想对方能乖乖听话,继续进行那毫无结果的交涉,何其可悲可叹!
果然,侵略军对此十分不满,决定再给清政府一点更厉害的教训。
1858年5月20日,侵略军突然炮轰大沽口炮台,很快大沽口失陷。同时,侵略者扬言,要打到北京去。
咸丰帝这才慌了,赶紧求和,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天津条约》,而条约的内容,比“修约”的内容更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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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天津条约)
就在签订条约的时候,咸丰帝还在幻想着保存自己那早已体无完肤的“天朝威严”。
他认为,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对“天朝威严”的损害,甚于侵略者兵临通商口岸,只因为“夷人”可以不用向他行跪拜礼!
他甚至用关乎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关税权,来换取外国公使不得进驻北京!
有如此荒唐想法的皇帝,清政府又有何指望?
难怪连侵略者都鄙视地说:
“尽管清政府的无能已经充分证实,可是清廷却没有受到一点教训和减少一点它的骄气。”
其实,只要痛定思痛,放眼看世界,清政府完全不必走到这一步。
1853年“黑船事件”后,同样是被迫打开国门的日本,立即开启了救亡图存的明治维新。
没多久,日本迅速崛起,不仅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一时称雄亚洲的强国!
而此时的清政府,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被迫打开国门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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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圆明园
《天津条约》签订一年后,按照约定,双方要在北京换约,此时,咸丰帝竟然想出尔反尔了!
只要拳头够硬,只要抗击侵略的心够坚决,举国动员,积极备战,咸丰帝想出尔反尔也不是不行。
毕竟那个时候,不说侵略者们能得到多少好处,但至少不会那么容易得到。
可咸丰帝不这么想,他的办法是:
“不动声色,使之不疑,先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俟其来年赴京换约,聚而歼之。”
不动声色,将来京换约的人统统给杀了!
打了这么久,咸丰帝竟然还认为自己的敌人只是几个公使,认为只要除掉几个公使,侵略者就会害怕,就会放弃在华的利益!
他不仅这么想,还真这么做了。
他先是拒绝英法公使进京换约,此法不成后,又令两广总督恒福照会两国公使,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不得携带武器,从天津进京。
以胜利国自居的英法公使当然不会按照会要求来,他们巴不得找点事,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英法公使坚持以舰队护送的方式,由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于是,就有了1859年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此次战役,清政府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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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清政府此时更应该乘着士气高涨,加紧备战,以防英法反扑,但是,咸丰帝又改变主意了,他命令将士们鸣锣收兵了。
战斗一结束,他就反复告诫前线将士:
“不要打仗了,不然今后怎么收场?乘着胜利,赶紧开导开导他们,事情就会有转机了。”
古今中外,只有强者才有资格说“议抚”,弱者没有主动权。
大沽口的失败,激起了英法的疯狂反扑。英法联军先后占领舟山、大连湾、大沽、天津,清政府被迫再次与列强议和。
在敌强我弱,被迫议和的局面下,咸丰帝竟然谕旨载垣等谈判钦差大臣,必要时可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即随从“羁留”通州!
于是,连同巴夏礼在内的英方代表26人,法方代表13人全部被缉拿入狱。
事后,执行者僧格林沁得意地向咸丰帝报告:“巴夏礼……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操胜券。”
清廷上下竟无知如此,以为擒住几个来使,就可以令敌军方寸大乱。殊不知,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已经在路上了。
9月18日,英法联军四千人向张家湾进军;21日,清军八里桥失守;22日,咸丰帝携后妃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10月13日,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城,更是出现了一则很奇怪的通告:
“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罚,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
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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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圆明园)
10月24日、25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签订更为屈辱的《北京条约》,不久,又被迫与美、俄签订《北京条约》。
自此,长达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完败,列强的完胜而结束。
此次的彻底失败,终于让一些人的“天朝上国”梦彻底幻灭。
自此,一些仁人志士开始睁眼看世界……
但清政府却始终未能彻底清醒,更大的耻辱还在等待所有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