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
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
第二次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中国因此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完后，清政府以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而后又继续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虽然这一系列条约为英国实现“自由贸易”打开了大门，但对英国来说，远远不够。
五口通商其实质上是与西方所要求的自由贸易相违背的。
随着西方列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日益需要更大的海外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五口通商相对于中国全国市场来说范围太小，根本满足不了贸易的迅速发展。
因此迅速开放整个中国内地成为英国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修改之前签订的条约。
这些条约遗留了太多的问题，于是，英国政府提出“修约”。
这也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修约”风波
1854年4月的一天，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收到一份来自英国驻华公使包令的照会。
照会中，包令要求与叶名琛在总署衙门会晤，商讨“修约”之事。
所谓“修约”，实际上是英国对华侵略的深化。
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德恩曾毫不掩饰地说：
“自从条约（《南京条约》）缔结以来，因我们对华通商的扩展有限而感到许多失望……届时我们当有权要求中英条约修订。”
叶名琛对包令的照会不以为意，拒绝在总署衙门会晤。在他看来，只要让包令多次碰壁，他自然就会放弃修约要求。
叶名琛不了解，工业革命后，英国那颗扩大海外市场的心是多么地狂热。
几次三番被拒绝后，包令带着武装舰队前往上海。
在多番逼迫下，江苏巡抚没办法，只得告诉包令：“皇上已经指派钦差专办你们的事了。”
于是，包令再次回到广州。
而叶名琛也接到咸丰帝的谕令：“等包令从上海回来后，设法开导，让其放弃修约图谋。”
古今中外，哪个侵略者会因为被侵略者的安抚而放弃侵略的？咸丰帝太天真了。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处理好接见外国公使的礼仪，断不可失大国之威。
显然，咸丰帝忘了，早在十多年前，侵略者用坚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天朝国威就已荡然无存了。
他更忘了，礼仪撑起国威的背后，站着的是国家的实力。
当时幸好英、法两国正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得难解难分，没有太多精力应付清政府的“太极”，所以当时英国并没有兴师动众。
然而，暂时没有行动并不代表英国就此收手。
两年后，在英、法的支持下，美国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且当时美国准备用军事示威作为修约的后盾。
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和一再逼迫，清政府当然可以拒绝，但前提是，得赶紧做好迎战的准备。
可惜，清政府既不想坐下来谈，更没有一心迎战的觉悟。
直到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已经开打快一年了，咸丰帝还再三告诫叶名琛：
“总宜计深虑远，弥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只顾眼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
意思是，你千万别同意修约，但也别太对抗，让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咸丰帝甚至幻想英国会失道寡助，他说：“米、佛两夷及西洋诸国，倶知该夷无理，未必相助，其势尚孤。”
殊不知，早在1856年春，克里米亚战争一结束，法国就立即增加了遣华兵力。
法国海军大臣阿姆兰更是直言：
“为了使我们外交代表的谈判具备它应有的声色，和为了保证成功，有必要即行和英、美海军共同行动。”
可见，咸丰帝有多么无知！
因为咸丰帝的故步自封，西方国家希望通过谈判未果，最终采取了暴力的资本扩张方式——第二次鸦片战争，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蓄谋已久的借口
英国虽最终因谈判无果开启战争，但是所有的战争都是蓄谋已久的，所有的开战借口也早就有迹可循。
为了以武力强迫清政府，法国和英国相继制造了马神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
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我国广西西林，披着宗教外衣行凶作恶。
1856年，根据村民们的控呈，西林知县张鸣凤在查证之后，将其依法处死。
一次伸张正义的判决，不料却成了法国“保护圣教”的出兵借口，接着，法国紧跟英国之后，派军侵华。
这就是马神甫事件。
国之不强，在侵略者面前百姓何来正义？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逮捕窝藏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
按道理这纯属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
为了达到侵略目的，包令毫不犹豫地执行英国政府“决不让步，绝不放过一件小事”的指示，向清政府肆意挑衅。
甚至致函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士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
即便清政府后来一再妥协，但英军舰仍在1856年10月23日开始，炮轰虎门各炮台，一度差点打进广州城。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两广总督叶名琛却在校场看乡试马箭！
属下受惊，他安慰道：“没事儿，天一亮他们就能自动撤了。”并下令中方军队和舰船不得抵抗。
咸丰帝干脆甩锅：“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著即相机妥办。”具体是打还是退，咸丰帝只字未提。
在前线有一个视列强侵略为儿戏的总指挥，在后方有一个只想着如何撇清责任的皇帝，这样的清政府，又如何能指望在抗击侵略中有所作为？
侵略军占领广州后，认为清政府已经得到了教训，于是再次提出，在上海坐下来谈谈“修约”之事。
此时，咸丰帝还妄想对方能乖乖听话，继续进行那毫无结果的交涉，何其可悲可叹！
果然，侵略军对此十分不满，决定再给清政府一点更厉害的教训。
1858年5月20日，侵略军突然炮轰大沽口炮台，很快大沽口失陷。同时，侵略者扬言，要打到北京去。
咸丰帝这才慌了，赶紧求和，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天津条约》，而条约的内容，比“修约”的内容更屈辱。
（签订天津条约）
就在签订条约的时候，咸丰帝还在幻想着保存自己那早已体无完肤的“天朝威严”。
他认为，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对“天朝威严”的损害，甚于侵略者兵临通商口岸，只因为“夷人”可以不用向他行跪拜礼！
他甚至用关乎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关税权，来换取外国公使不得进驻北京！
有如此荒唐想法的皇帝，清政府又有何指望？
难怪连侵略者都鄙视地说：
“尽管清政府的无能已经充分证实，可是清廷却没有受到一点教训和减少一点它的骄气。”
其实，只要痛定思痛，放眼看世界，清政府完全不必走到这一步。
1853年“黑船事件”后，同样是被迫打开国门的日本，立即开启了救亡图存的明治维新。
没多久，日本迅速崛起，不仅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一时称雄亚洲的强国！
而此时的清政府，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被迫打开国门十多年了！
火烧圆明园
《天津条约》签订一年后，按照约定，双方要在北京换约，此时，咸丰帝竟然想出尔反尔了！
只要拳头够硬，只要抗击侵略的心够坚决，举国动员，积极备战，咸丰帝想出尔反尔也不是不行。
毕竟那个时候，不说侵略者们能得到多少好处，但至少不会那么容易得到。
可咸丰帝不这么想，他的办法是：
“不动声色，使之不疑，先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俟其来年赴京换约，聚而歼之。”
不动声色，将来京换约的人统统给杀了！
打了这么久，咸丰帝竟然还认为自己的敌人只是几个公使，认为只要除掉几个公使，侵略者就会害怕，就会放弃在华的利益！
他不仅这么想，还真这么做了。
他先是拒绝英法公使进京换约，此法不成后，又令两广总督恒福照会两国公使，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不得携带武器，从天津进京。
以胜利国自居的英法公使当然不会按照会要求来，他们巴不得找点事，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英法公使坚持以舰队护送的方式，由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于是，就有了1859年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此次战役，清政府大获全胜。
按说，清政府此时更应该乘着士气高涨，加紧备战，以防英法反扑，但是，咸丰帝又改变主意了，他命令将士们鸣锣收兵了。
战斗一结束，他就反复告诫前线将士：
“不要打仗了，不然今后怎么收场？乘着胜利，赶紧开导开导他们，事情就会有转机了。”
古今中外，只有强者才有资格说“议抚”，弱者没有主动权。
大沽口的失败，激起了英法的疯狂反扑。英法联军先后占领舟山、大连湾、大沽、天津，清政府被迫再次与列强议和。
在敌强我弱，被迫议和的局面下，咸丰帝竟然谕旨载垣等谈判钦差大臣，必要时可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即随从“羁留”通州！
于是，连同巴夏礼在内的英方代表26人，法方代表13人全部被缉拿入狱。
事后，执行者僧格林沁得意地向咸丰帝报告：“巴夏礼……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操胜券。”
清廷上下竟无知如此，以为擒住几个来使，就可以令敌军方寸大乱。殊不知，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已经在路上了。
9月18日，英法联军四千人向张家湾进军；21日，清军八里桥失守；22日，咸丰帝携后妃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10月13日，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城，更是出现了一则很奇怪的通告：
“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罚，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
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
10月24日、25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签订更为屈辱的《北京条约》，不久，又被迫与美、俄签订《北京条约》。
自此，长达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完败，列强的完胜而结束。
此次的彻底失败，终于让一些人的“天朝上国”梦彻底幻灭。
自此，一些仁人志士开始睁眼看世界……
但清政府却始终未能彻底清醒，更大的耻辱还在等待所有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