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永忠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书诀这一特殊的书法理论文献形式的特征、性质、功能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存续状况等问题。主要结论包括：书法艺术的技术内容是书诀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相应地，书诀主要解决的是书法的技术问题；书诀有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种途径，口头传播的书诀往往不容易社会化；书诀与时代风气相关，因而是认识书法史的一条线索；书诀在当今依然有价值，但不宜过分夸大书诀的功能。
关键词：书诀；口头传播；书面传播
由于既能抓住要点，又能降低记诵难度，所以在技术传习过程中诀法往往被作为重要的手段。诀法有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之分，前者一般称为口诀。不同的传播方式可能对应着不同的语句音律要求，口头传播倾向于押韵，书面传播则不限于押韵。诀法涉及的领域很广，《西京杂记》就记载了西汉景帝时的六博诀：“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1]六博是一种棋类游戏，讲究智力和心理技术，其中存在着可以通过诀法来传递的要领。又如武术，其核心是身体运动的技术，诀法就很常见。刀法诀：“单刀看手，双刀看走。”八极拳的腿法诀：“搓脚寸力不过膝，趟拉钩挂不离地。绕步旁门双盘切，别挑扣进身要挤……”《十二式易筋经》的降魔杵诀：“足趾支地，两手平开；心平气静，目瞪口呆。”
由于艺术中包含着技术内容，所以诀法常常伴随着艺术活动出现。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乐星图谱·八犯诀》：“宫商角羽宫商羽，三出逆八七归祖。商宫角角羽商宫，四出逆八八归宗。羽角宫商复再动，三四五六逆八用。”[2]又，元人王绎《写像秘诀·写真古诀》：“先观八格，次看三庭；眼横五配，口约三匀；明其大局，好定寸分。”[3]与音乐、绘画相比，书法的技术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诀法在书法传习中也不时而出。作为一种现象，书诀在书法研究中是值得重视的。
在被确定为艺术门类之前，书法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书写，它的本质是技术；获得艺术身份之后，书法依然保持着原先的技术内容，并将其深刻化。深刻化的技术就是书法的“法”的落脚处。书法获得艺术身份的确切标志是书法理论的出现。从文献看，东汉崔瑗《草势》是书法理论的开篇之作，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书法到东汉时期发展成为自觉的艺术是吻合的。《草势》指出草书的一个特点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这一特点就可以被理解为草书严格的技术性（张芝“匆匆不暇草书”，就是草书严格技术性的一个注脚）。后来蔡邕作《篆势》，指出篆书的一个特点是“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撝不可胜原”，这一特点又可以被理解为篆书技术的复杂性。非同一般的书写技术吸引并要求书家提供解决之道。相传蔡邕就作了《九势八字诀》，其中九势包括结字上下关系、转笔、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和横鳞，八诀包括轻、巧、锋、力、均、称、损、益。不难发现，若把八诀分作两个四字句（轻巧锋力、均称损益），则它们是押韵的，这完全符合口诀的音律要求。
书诀是解决书法技术问题的高级方法，其价值不言而喻。对于创制者来说，限制流传是必要的，因为知道的人越多，书诀的价值被稀释得越严重；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求索者得到书诀的难度可想而知。虞喜《志林》：“钟繇问蔡邕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曹操以五灵丹救活之。及诞死，繇令人盗其墓，遂得其法。”[4]又，包世臣《艺舟双楫·记两棒师语》说：“古人于笔法无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挚而思锐，一得其法，则必有成。”[5]这似乎是对虞喜所述故事的解释，其中“一得其法，则必有成”一语直指问题的要害。当然，这里的故事中所说的笔法未必就是《九势八字诀》之类的书诀，但借以理解书诀的性质与功能是毫不为过的。
大约在南朝时期，出现了若干托名王羲之的书论，其中有一篇《白云先生书诀》，这是完整的“书诀”概念的首次出现。该文记录了名为天台紫真的仙人传授给王羲之的书诀：“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6]37-38这篇书诀中有两个应当留意的地方，一是涉及了书法的精神层面，这极大地拓展了书诀的范围；二是并不押韵，表明它大概本来就是书面的。
《付善奴诀》（或称《传授诀》）是托名欧阳询的一篇书诀，文曰：“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细详缓临，自然体备，此是最要妙处。”[6]105与《白云先生书诀》类似，该文也是句式整齐但不押韵，可知押韵的确不是书诀的必要条件。
晚唐卢携的《临池妙诀》（或称《临池诀》）是一篇涉及事项较多的书诀，计有用纸笔、认势、裹束、真如立、行如行（真、行两条并属一项）、草如走、上稀、中匀、下密等八项。其序言部分有这样的话：“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者，未之见也。小子蒙昧，常有心焉。而良师不遇，岁月久矣，天机懵然，因取《翰林隐术》、右军《笔势论》、徐吏部《论书》、窦臮《字格》、《永字八法势论》，删繁选要，以为其篇。《系辞》言智者观其彖辞，思过半矣。”[6]294卢氏在这里准确辨析了书诀的特征，即书法传授无非口传和手授两种途径，他本人与良师无缘，也就与手授无缘，因而唯有口传一条途径了；而如果口传这条途径能够得其要领（比如掌握了书诀），那就会像彖辞一样让人达到基本理解的程度，这也就相当于遇到良师了。在一般的理解中，书诀内容应当出自师尊，但卢氏的书诀出自对已有书学成果的提炼，这有效地扩展了书诀的来源。
到了南宋，书诀受到了书论史家的注意，陈思《书苑菁华》将“书诀”单列为书法理论的一类（见该书卷十九），这是书诀在书法理论史上获得正式地位的标志。该著收录的书诀篇目包括蔡邕《九势八字诀》、王羲之《白云先生书诀》《变通异诀》、李世民《笔法诀》和卢携《临池妙诀》，共计5篇。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卢携《临池妙诀》外，《书苑菁华》中的其他书诀大约都是伪托的（此外，收录于《说郛》的《阳冰笔诀》也是伪托的），这不会是巧合。那么，应该如何认识这种情况呢？笔者以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唐代之前的顶级书家往往由家族内部传授书法（帝王的书法传授如果不是出自家族内部则必出自专门人员），这样的传授是以现场教学为主的，书诀并不十分必要，而且即使有书诀，也不见得有机会外传；另一方面，伪托名家的做法说明了社会对书诀重要性的认识——虽然书诀与名家在著作权属上并不对应，但二者在重要性上是相称的，受众不仅不排斥这样的做法，而且全体参与那种对应关系的流传。从价值上看，由于上述托名书诀的内容与被托名者的艺术造诣是一致的，所以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珍贵的语句也许真的出自显赫的署名者之手。应当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某些书诀对于被托名者来说当然是伪作，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真正的书诀，这是无可置疑的。
陈思之后，纂辑书论者似乎没有专门将书诀单列的，直到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中始有“歌诀”一类（包括书诀、画诀，见卷二），其中书诀有卢携《临池妙诀》、陈绎曾《翰林要诀》、佚名《书法三昧》、丰坊《书诀》《笔诀》、佚名《增订草诀歌》及李滨撰、卓定谋补订的《急就章偏旁歌》。除去与《书苑菁华》重复的一篇外，共有6篇。
《书苑菁华》和《书画书录解题》收录的书诀篇目数量实在不能说是很多，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种。一是在社会上流传的书诀远远少于实际存在的。上文提到了书诀的私密性，这一性质决定了书诀对传播的抗拒，以致处于自由传播状态的书诀数量是极为有限的。二是某些文字在性质上是书诀，但在名目上却不是。如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它与蔡邕的《八字诀》十分相似，“十二意”完全包含了“八字诀”，只是多出了“平、直、密、决”四字而已。与萧衍所作类似的还有托名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又如欧阳询《八诀》属于书诀，但与它存在着明显渊源的永字八法却不属于书诀，其实后者在古音当中也是押韵的（见周汝昌《永字八法》）。三是社会上流传的书诀未被悉数收录。尽管书诀的传播一般是私下的、特定的，但是无意逸出的或有意通行的并不止《书苑菁华》和《书画书录解题》所收录的。例如，宋人采真子《草诀百韵歌》、金人张天锡《草书韵会》、元人应在《篆法辨诀》、明人朱之蕃《篆法偏旁歌诀》、佚名《草诀百韵歌》《草诀续韵歌》《后韵草诀歌》及清人陈介祺《习字诀》、汪由敦《草诀偏旁辨疑》、佚名《草书要诀》、佚名《隶字心诀》（《六艺之一录》卷七十）等。更为关键的是，其中有的书诀是十分重要的，如陈介祺为他的长孙陈阜所写的《习字诀》：“墨砚本平，磨须郑重。濡毫勿卷，须适其性。指肚着管，大二先并；三以为辅，四五从令；掌心必空，笔得仍正。忌邪与拘，忙乃大病。临帖求似，法于古镜。即此是学，作字要敬。”[7]这是十分地道的书诀，切中肯綮，而又朗朗上口。
从时代分布看，唐代和明清的书诀明显多于其他朝代。这是因为，书诀是对书写方法的规律性总结，而唐代和明清正是书写方法受到特别重视的时代。相比之下，宋代书法的风尚是个人意趣的表达，这样书诀就很难出现和流传。从这样的角度看，为书诀的考察提供了认识书法史的一条线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书法活动日益活跃。作为一门专业，书法甚至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空前扩大的书法实践规模呼唤适宜书法理论的参与，对古人已有书诀的发现和整理，创作属于当代的新书诀等，都应当成为重要的选项。这样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也许以下事项是需要注意的。一、古人书诀未必全部精准，也未必完全适合当下，因此甄别、整理是必要的。如丰坊《书诀》说“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而且“篆有百种，宜常用者六种而已”[6]506-507，指古文、奇字、大篆、小篆、缪篆、叠篆6种。这几乎就是故弄玄虚、大言欺人，应予以特别警惕。二、古人的书诀可能会被以某种方式辑入非书诀类著述，如元人董内直《书诀》被戈守智辑入《汉溪书法通解》等，这需要一些爬梳的功夫。三、对于古人近于书诀的非书诀类著述，可以将其揽入书诀范围，如王僧虔《笔意赞》、释智果《心成颂》等；还可以将某些非书诀类著述的部分内容离析出来并整理为书诀，如李溥光《雪庵字要》、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等。四、应当认识到书法是一门十分玄妙的艺术，而书诀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过多依赖书诀可能导致书法实践走向浮薄。
参考文献
[1]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31.
[2]吕建强.《乐星图谱》中的中宫调理论[J].黄钟，1992（4）：26.
[3]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958.
[4]国学扶轮社.古今说部丛书：杂志[G].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478.
[5]包世臣.艺舟双楫[G]//王云五.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72.
[6]历代书法论文选[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7]张超.书论辑要[G].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116-117.
（孟云飞转自《书画世界》 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