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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永忠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书诀这一特殊的书法理论文献形式的特征、性质、功能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存续状况等问题。主要结论包括:书法艺术的技术内容是书诀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相应地,书诀主要解决的是书法的技术问题;书诀有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种途径,口头传播的书诀往往不容易社会化;书诀与时代风气相关,因而是认识书法史的一条线索;书诀在当今依然有价值,但不宜过分夸大书诀的功能。

关键词:书诀;口头传播;书面传播

由于既能抓住要点,又能降低记诵难度,所以在技术传习过程中诀法往往被作为重要的手段。诀法有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之分,前者一般称为口诀。不同的传播方式可能对应着不同的语句音律要求,口头传播倾向于押韵,书面传播则不限于押韵。诀法涉及的领域很广,《西京杂记》就记载了西汉景帝时的六博诀:“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1]六博是一种棋类游戏,讲究智力和心理技术,其中存在着可以通过诀法来传递的要领。又如武术,其核心是身体运动的技术,诀法就很常见。刀法诀:“单刀看手,双刀看走。”八极拳的腿法诀:“搓脚寸力不过膝,趟拉钩挂不离地。绕步旁门双盘切,别挑扣进身要挤……”《十二式易筋经》的降魔杵诀:“足趾支地,两手平开;心平气静,目瞪口呆。”

由于艺术中包含着技术内容,所以诀法常常伴随着艺术活动出现。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乐星图谱·八犯诀》:“宫商角羽宫商羽,三出逆八七归祖。商宫角角羽商宫,四出逆八八归宗。羽角宫商复再动,三四五六逆八用。”[2]又,元人王绎《写像秘诀·写真古诀》:“先观八格,次看三庭;眼横五配,口约三匀;明其大局,好定寸分。”[3]与音乐、绘画相比,书法的技术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诀法在书法传习中也不时而出。作为一种现象,书诀在书法研究中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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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确定为艺术门类之前,书法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书写,它的本质是技术;获得艺术身份之后,书法依然保持着原先的技术内容,并将其深刻化。深刻化的技术就是书法的“法”的落脚处。书法获得艺术身份的确切标志是书法理论的出现。从文献看,东汉崔瑗《草势》是书法理论的开篇之作,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书法到东汉时期发展成为自觉的艺术是吻合的。《草势》指出草书的一个特点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这一特点就可以被理解为草书严格的技术性(张芝“匆匆不暇草书”,就是草书严格技术性的一个注脚)。后来蔡邕作《篆势》,指出篆书的一个特点是“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撝不可胜原”,这一特点又可以被理解为篆书技术的复杂性。非同一般的书写技术吸引并要求书家提供解决之道。相传蔡邕就作了《九势八字诀》,其中九势包括结字上下关系、转笔、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和横鳞,八诀包括轻、巧、锋、力、均、称、损、益。不难发现,若把八诀分作两个四字句(轻巧锋力、均称损益),则它们是押韵的,这完全符合口诀的音律要求。

书诀是解决书法技术问题的高级方法,其价值不言而喻。对于创制者来说,限制流传是必要的,因为知道的人越多,书诀的价值被稀释得越严重;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求索者得到书诀的难度可想而知。虞喜《志林》:“钟繇问蔡邕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曹操以五灵丹救活之。及诞死,繇令人盗其墓,遂得其法。”[4]又,包世臣《艺舟双楫·记两棒师语》说:“古人于笔法无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挚而思锐,一得其法,则必有成。”[5]这似乎是对虞喜所述故事的解释,其中“一得其法,则必有成”一语直指问题的要害。当然,这里的故事中所说的笔法未必就是《九势八字诀》之类的书诀,但借以理解书诀的性质与功能是毫不为过的。

大约在南朝时期,出现了若干托名王羲之的书论,其中有一篇《白云先生书诀》,这是完整的“书诀”概念的首次出现。该文记录了名为天台紫真的仙人传授给王羲之的书诀:“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6]37-38这篇书诀中有两个应当留意的地方,一是涉及了书法的精神层面,这极大地拓展了书诀的范围;二是并不押韵,表明它大概本来就是书面的。

《付善奴诀》(或称《传授诀》)是托名欧阳询的一篇书诀,文曰:“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细详缓临,自然体备,此是最要妙处。”[6]105与《白云先生书诀》类似,该文也是句式整齐但不押韵,可知押韵的确不是书诀的必要条件。

晚唐卢携的《临池妙诀》(或称《临池诀》)是一篇涉及事项较多的书诀,计有用纸笔、认势、裹束、真如立、行如行(真、行两条并属一项)、草如走、上稀、中匀、下密等八项。其序言部分有这样的话:“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者,未之见也。小子蒙昧,常有心焉。而良师不遇,岁月久矣,天机懵然,因取《翰林隐术》、右军《笔势论》、徐吏部《论书》、窦臮《字格》、《永字八法势论》,删繁选要,以为其篇。《系辞》言智者观其彖辞,思过半矣。”[6]294卢氏在这里准确辨析了书诀的特征,即书法传授无非口传和手授两种途径,他本人与良师无缘,也就与手授无缘,因而唯有口传一条途径了;而如果口传这条途径能够得其要领(比如掌握了书诀),那就会像彖辞一样让人达到基本理解的程度,这也就相当于遇到良师了。在一般的理解中,书诀内容应当出自师尊,但卢氏的书诀出自对已有书学成果的提炼,这有效地扩展了书诀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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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书诀受到了书论史家的注意,陈思《书苑菁华》将“书诀”单列为书法理论的一类(见该书卷十九),这是书诀在书法理论史上获得正式地位的标志。该著收录的书诀篇目包括蔡邕《九势八字诀》、王羲之《白云先生书诀》《变通异诀》、李世民《笔法诀》和卢携《临池妙诀》,共计5篇。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卢携《临池妙诀》外,《书苑菁华》中的其他书诀大约都是伪托的(此外,收录于《说郛》的《阳冰笔诀》也是伪托的),这不会是巧合。那么,应该如何认识这种情况呢?笔者以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唐代之前的顶级书家往往由家族内部传授书法(帝王的书法传授如果不是出自家族内部则必出自专门人员),这样的传授是以现场教学为主的,书诀并不十分必要,而且即使有书诀,也不见得有机会外传;另一方面,伪托名家的做法说明了社会对书诀重要性的认识——虽然书诀与名家在著作权属上并不对应,但二者在重要性上是相称的,受众不仅不排斥这样的做法,而且全体参与那种对应关系的流传。从价值上看,由于上述托名书诀的内容与被托名者的艺术造诣是一致的,所以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珍贵的语句也许真的出自显赫的署名者之手。应当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某些书诀对于被托名者来说当然是伪作,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真正的书诀,这是无可置疑的。

陈思之后,纂辑书论者似乎没有专门将书诀单列的,直到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中始有“歌诀”一类(包括书诀、画诀,见卷二),其中书诀有卢携《临池妙诀》、陈绎曾《翰林要诀》、佚名《书法三昧》、丰坊《书诀》《笔诀》、佚名《增订草诀歌》及李滨撰、卓定谋补订的《急就章偏旁歌》。除去与《书苑菁华》重复的一篇外,共有6篇。

《书苑菁华》和《书画书录解题》收录的书诀篇目数量实在不能说是很多,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种。一是在社会上流传的书诀远远少于实际存在的。上文提到了书诀的私密性,这一性质决定了书诀对传播的抗拒,以致处于自由传播状态的书诀数量是极为有限的。二是某些文字在性质上是书诀,但在名目上却不是。如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它与蔡邕的《八字诀》十分相似,“十二意”完全包含了“八字诀”,只是多出了“平、直、密、决”四字而已。与萧衍所作类似的还有托名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又如欧阳询《八诀》属于书诀,但与它存在着明显渊源的永字八法却不属于书诀,其实后者在古音当中也是押韵的(见周汝昌《永字八法》)。三是社会上流传的书诀未被悉数收录。尽管书诀的传播一般是私下的、特定的,但是无意逸出的或有意通行的并不止《书苑菁华》和《书画书录解题》所收录的。例如,宋人采真子《草诀百韵歌》、金人张天锡《草书韵会》、元人应在《篆法辨诀》、明人朱之蕃《篆法偏旁歌诀》、佚名《草诀百韵歌》《草诀续韵歌》《后韵草诀歌》及清人陈介祺《习字诀》、汪由敦《草诀偏旁辨疑》、佚名《草书要诀》、佚名《隶字心诀》(《六艺之一录》卷七十)等。更为关键的是,其中有的书诀是十分重要的,如陈介祺为他的长孙陈阜所写的《习字诀》:“墨砚本平,磨须郑重。濡毫勿卷,须适其性。指肚着管,大二先并;三以为辅,四五从令;掌心必空,笔得仍正。忌邪与拘,忙乃大病。临帖求似,法于古镜。即此是学,作字要敬。”[7]这是十分地道的书诀,切中肯綮,而又朗朗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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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分布看,唐代和明清的书诀明显多于其他朝代。这是因为,书诀是对书写方法的规律性总结,而唐代和明清正是书写方法受到特别重视的时代。相比之下,宋代书法的风尚是个人意趣的表达,这样书诀就很难出现和流传。从这样的角度看,为书诀的考察提供了认识书法史的一条线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书法活动日益活跃。作为一门专业,书法甚至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空前扩大的书法实践规模呼唤适宜书法理论的参与,对古人已有书诀的发现和整理,创作属于当代的新书诀等,都应当成为重要的选项。这样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也许以下事项是需要注意的。一、古人书诀未必全部精准,也未必完全适合当下,因此甄别、整理是必要的。如丰坊《书诀》说“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而且“篆有百种,宜常用者六种而已”[6]506-507,指古文、奇字、大篆、小篆、缪篆、叠篆6种。这几乎就是故弄玄虚、大言欺人,应予以特别警惕。二、古人的书诀可能会被以某种方式辑入非书诀类著述,如元人董内直《书诀》被戈守智辑入《汉溪书法通解》等,这需要一些爬梳的功夫。三、对于古人近于书诀的非书诀类著述,可以将其揽入书诀范围,如王僧虔《笔意赞》、释智果《心成颂》等;还可以将某些非书诀类著述的部分内容离析出来并整理为书诀,如李溥光《雪庵字要》、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等。四、应当认识到书法是一门十分玄妙的艺术,而书诀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过多依赖书诀可能导致书法实践走向浮薄。

参考文献

[1]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31.

[2]吕建强.《乐星图谱》中的中宫调理论[J].黄钟,1992(4):26.

[3]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958.

[4]国学扶轮社.古今说部丛书:杂志[G].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478.

[5]包世臣.艺舟双楫[G]//王云五.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72.

[6]历代书法论文选[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7]张超.书论辑要[G].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116-117.

(孟云飞转自《书画世界》 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