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人犯罪而牵连无辜他人，这种刑罚制度叫做株连。一般说来，株连又包括族株与连坐。所谓族诛，是指一人犯罪而夷灭其族，其中包括族灭，夷灭三族，夷灭九族等，它们都属于死罪的一种执行方式。所谓连坐，则是指一人犯罪而株连他人，株连者不限亲人，朋友、同族、邻里和上下级等等都可被株连。受株连的除受死刑处，还可包括肉刑、徒刑、笞杖刑等各种刑罚，因此连坐的含义比族诛更加广泛，但族株则更残忍。
族诛深受宗法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强调家族伦理观念，于是统治者就试图用断子绝孙的手段来警告人们不得轻易触犯法律。
椐《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曾训令威胁部下，要求他们在战争中听从命令，否则就会“罪人以族”，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可以看成是族株在文献上的最早记载。但是，正式实施族株之法的却是春秋时期。据《史记•秦本记》记载，秦国第四代国君秦文公在公元前746年（文公20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据《春秋》记载，当时有不少贵族在政治斗争失败后都被“灭族”。典型的如晋灵公时期的赵盾事件。文臣赵盾与武臣屠岸贾不和，屠岸贾遂设计陷害赵盾，在灵公面前指责赵盾谋反。赵盾因此被灭族，满门抄斩，其子赵朔当然也未能幸免。但赵朔之妻为晋灵公胞妹庄姬公主，因此并未遇害。赵朔被杀后，晋灵公把庄姬公主接进皇宫。当时，庄姬公主已然有孕，进宫后，生下一子取名赵武。庄姬公主恐婴儿也遭杀害，由门客程婴程婴扮作医生将婴儿装在药箱之内，偷偷带出宫去。十五年后，赵武方知自己是赵家后代，立志报仇雪恨。
这就是《赵氏孤儿》——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的历史出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赵氏满门被株，参与发兵绞杀赵家的晋国主政大臣栾书，死后其家人也遭同样厄运。史书上记载，栾氏随后亦被排挤，后来晋“尽杀栾氏之族党”，栾氏五世为卿，自此覆亡。
战国时期，族株开始走向制度化，其中尤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商鞅为法家代表，崇尚“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立场，将株连制度法典化。《前汉书》谓：“秦用商鞅，造参夷之誅”。所謂“参夷”，也就是株三族。不过，让人感谓的是， 商鞅后来亦遭极刑。秦孝公突然去世，即位的秦惠文王以意欲谋反为名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至边境，因没有公函证明，被客店拒之门外。店家告诉他，这是“商鞅之法”。商鞅逃往魏国，被魏国拒绝入境。此前，商鞅曾攻打魏国。商鞅想回封地抵抗，但军队直接归中央指挥，自己无权调动，而这也是“商鞅之法”。最后，商鞅被处以车裂之刑，全家遭到族灭。可谓作茧自缚，自作自受。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刑法，不仅有诛三族，甚至还发展到诛七族。刺杀秦始皇未遂的荆柯，其七族皆被诛杀，以至后世鲜有荆姓之人。何謂七族？一种解释是：“上至曾祖，下至曾孙。”另一种解释是：“父之姓，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母之族，从子及妻父母，凡七族也。”无论哪种解释，犯罪者的亲属几乎诛杀殆尽，可谓骇人听闻。
及至秦朝，族株制度已经系统化。根据罪行的严重性，大致可以分为“夷三族”和“族灭”。前者大都是谋反重罪。如曾经翻云覆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宰相李斯，最后就是被赵高诬为谋反，被秦二世夷其三族。这里的“三族”究竟是哪三族，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父母、兄弟、妻子；有说是父族、母族、妻族；也有说是父、子、孙；还有说是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儿子的兄弟。无论如何，这种刑罚都是处死犯罪人一定范围内的全部亲属。“族灭”对应的罪行则相对较轻。比如秦始皇在下令焚书坑儒时曾谓“以古非今者族”，此“族”正是指“族灭”，被杀之范围大致就是罪人的妻子和子女。
至于“夷七族”，则是法外用刑的一个典型，皇帝皇权不受约束，生杀予夺，可见一斑。其实，无论是“族灭”、“夷三族”甚至“夷七族”本身都是极具任意性的滥刑。它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和适用标准，“族”、“三族”、“七族”并没有明确定义，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欲斩草除根，他就可以兴之所发，任意扩大范围。
残酷的刑罚、暴虐的统治使得秦朝自食恶果，二世即灭，第一个皇权仅仅15年就土崩瓦解，帝国落入亭长出身的刘邦手中。
秦亡以后，西汉统治者曾采取一系列减轻刑罚的措施，但仍然保留族诛之刑。据《汉书•刑法志》所讲：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法网疏漏，但仍保留夷三族之法。被判处“夷三族”之人，首先要“具五刑”，也即要混合使用肉刑、耻辱刑、死刑等多种刑罚。具体而言，罪人额上先被刻字染墨，割掉鼻子，斩掉左右脚趾，杖毙罪人，悬头示众，并将身体当众剁成肉酱 。如果罪人胆敢诅咒辱骂，那么行刑之前还要被割舌，该刑罚之残酷，令人发指，而大兴株杀功臣风气之先的刘邦就是将彭越、韩信以此刑论株的。
刘邦死后不久，吕后曾一度废除“夷三族”之刑。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初，也曾宣布废除此刑。但后来，由于新垣平欺骗文帝，文帝大为光火，于是恢复此刑。新垣平何许人也？他乃一术士，因为刘恒好鬼神之事，于是投其所好，自称善于“望气”。一次他对刘恒说，长安东北有神，结成五彩之气，好像人带的帽子。于是，刘恒就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建成后，刘恒到五帝庙祭祀五帝，对新垣平倍加宠幸，封为上大夫，赏赐黄金一千斤。后来有人检举新垣平所说都是在欺骗，被查证属实，文帝一怒之下，遂决定将新垣平 “夷三族”。这样“夷三族”又得以恢复。后世有人因为新垣平一事，认为乃文帝盛德之玷。
“夷三族”之刑到曹魏时期有一些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已嫁妇女不再缘坐父母之刑。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毋丘俭起兵反对辅政大臣司马师（司马懿之子，其弟为司马昭。后其侄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尊其为景帝），兵败被杀。当时法律规定，谋反要被“夷三族”，毋丘俭的儿媳荀氏也在株杀之内，但荀氏家族与司马家族有联姻关系。为了救出荀氏，司马师遂要求魏帝下诏，允许荀氏与夫离婚。但是荀氏之女毋丘芝虽然已嫁人，但作为毋丘俭的孙女仍然要被处死，只是因为毋丘芝已经怀孕，被关押在监，等待分娩之后被处死。其母荀氏多方营救，最后向担任司隶校尉的何曾求情。于是何曾授意下属主簿程咸上书朝廷，称：妇女在父母有罪和丈夫有罪时都要缘坐处死，这不太公平，所谓“男不得罪于它族，女独婴戮于二门”，“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为此建议朝廷修改法律，未婚女子只缘坐父母之罪，出嫁后只缘坐夫家之罪，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修改法令，规定株连不及于出嫁之女。
西晋时，此刑又有所改变。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解结被人诬告，当夷三族，其女恰好次日出嫁。夫家欲援引“嫁女不坐”的法律救她一命，让她提前一天过门。但解女因家事伤心欲绝，说“家既若此，我何活为！”决定与家人同赴刑场，这引起舆论一片同情。于是朝廷又一次修改法令，规定女子无论嫁否，株连一律不再处死，只是没为奴婢。
东晋初年，“夷三族”曾被废止。其实在此前，对于士族高门来说，也大多未实行三族之法。更为典型的例子是明帝时大将军王敦谋反，事平后，其家族成员也并未牵连。在笔者看来，究其实质，主要是因为东晋特殊的政治结构。
以王敦谋反为例，当时司马氏皇权不稳，必须依仗门阀士族的支持，而王氏家族在当时实力最强，时人皆称“王与马共天下”。所以晋元帝司马睿对于王敦谋反只能忍气吞声，王敦初次引叛军入都城建康，司马睿甚至有退位让贤之意。待到司马睿驾崩，其子晋明帝即位，王敦再次起兵谋反，虽然王敦兵败病死，但王敦家族成员仍安然无恙。这是因为当时宰相王导（王敦族弟）仍然稳控朝中大权，皇帝也奈何不得，所以只能听之任之、网开一面了。事实上，王敦谋反，王导甚至参与其中。王敦初叛入京，杀朝臣周伯仁、戴渊都曾咨询于王导。王导后来曾说“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后来王敦再叛，王导也曾密告军情。
因此，东晋初年，“夷三族”刑罚之所以闲置，并非统治者的宽大仁慈，而更多是因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当明帝站稳脚跟，借助实力强大的将军郗鉴牵制王氏家族，遂于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又“复三族刑”。当然，此时该刑仍不及妇人，这也算是对前朝律法的一种尊重，间接上缓解了族株之刑的残忍性。
此后，族株逐渐走向规范化，仅限于谋反、大逆等反对皇帝的罪名，女性株连只被罚没为奴的司法惯例也被后朝法典所吸收。南朝梁天监二年制定新律令就明确规定：“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姐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北魏亦规定：“大逆不道腰斩，株其门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根据法律规定，仅父子从坐弃市，女子仅被没为奴婢。
隋朝定《开皇律》时，也只规定“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显然，在法典的正式规定中，“夷三族”的范围已明显缩小，当罪人谋逆，仅父亲、儿子、兄弟被株杀。但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朕即法律”，并不受法律的约束。隋炀帝杨广就发明了“株连九族”之刑——
《隋书•刑法志》称：“及杨玄感反，帝株之，罪及九族。”《唐六典》对此亦有记载：炀帝“末年严刻，生杀任情，不复依例。杨玄感反，株九族，复行裂首，磔而射之。”“生杀任情，不复依例”！寥寥八字，杨广的残酷以及皇权的广无边界，被勾画的淋漓至尽。九族者，一说认为上至高祖，下至玄孙。而按王应麟《小学绀珠》的说法，则指“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也。”总之，一切亲属尽在株杀之列。至杨广始，“株连九族”正式进入汉语词汇。
唐朝统治者吸收隋亡教训，极大的限制了族株的范围。《唐律》规定，仅“谋反”“大逆”两罪适用族株。其株杀范围为“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处死，其它亲属均免死刑”。罪人谋逆，兄弟也不再被株。
唐太宗时，房强因弟弟房任谋反而将被处死，死刑判决建议到了太宗手上，他觉得情有不安，命令官员详议此事，“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业，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均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房玄龄等议曰：“礼，孙为父尸，故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法律出现变化，“……令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也就是说，谋逆罪人仅父子受死，祖孙兄弟不再从坐被株，只被罚没为奴流放之。
贞观十七年，刑部以这种规定太轻，要求恢复夷族之法。当时的给事中崔仁师驳斥说：“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之酷法变隆周中兴？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唐太宗采纳了他的观点。
但是，在实际层面上，法律的规定却被屡屡突破，武则天时期著名的酷吏来俊臣被诛杀时，“国人无少长皆怨之，竟剐其肉，期须尽矣”，尸骨被践踏如泥。则天皇帝又下诏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 赤族之诛，就是满门抄斩，一个不留。古时多数代同堂，兄弟同居，赤族之诛显然不止来俊臣父子受死。又据《新唐书•酷吏传》记载“杨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杨慎矜、杨慎余、杨慎名兄弟皆为隋帝杨广的嫡系玄孙，也不知道这种族诛是否与杨广有关。
时至明、清，族刑株连的范围又呈扩大之势，以明朝为甚。明太祖朱元璋毫不掩饰自己对重刑主义的偏好，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加重对“谋反”“大逆”等罪的惩罚，罪人不仅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一律处斩。这种规定，较之前朝，严苛太甚。
在朱元璋时期，族株的最大对象就是有功之臣。株连最广的要数 “胡（惟庸）狱”和“蓝（玉）狱”，几将开国功臣一网打尽。胡惟庸为明初丞相，深得朱元璋的宠信，因而持宠而骄，专权跋扈，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对于不利于自己的奏折，则匿而不奏。很多钻营之徒莫不争相投其门下，奉献金帛财物，不可胜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诛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
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党为题大开杀戒。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时年已七十六岁，家属七十余人被杀。同时被杀者，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总计先后株连蔓延被杀者共三万余人。
此后，朱元璋又兴蓝玉党大狱。蓝玉为朱元璋爱将，骁勇善战，立下无数战功，被封为凉国公。但后来骄奢淫逸，横行无道。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告谋反，连坐被族诛达一万五千多人。
但这还不是最残酷的刑罚。及至方孝孺案，明成祖朱棣竟有“株十族”的“发明”。当时朱棣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孺之名起草自己的继位诏书。但方孝孺拒不合作，在诏纸上大书“燕贼篡位”数字。朱棣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大喝：“便十族，奈我何！”盛怒之下，朱棣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将其九族亲眷外加门生数人，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依次碎剐残杀于方孝孺面前。最后，方孝孺被凌迟，时年四十六岁。对于方孝孺案，《明史》谓：“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这意思是说，杀人就像拉瓜藤，瓜互相牵连，故称瓜蔓抄。
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在具体执行上甚至更为宽滥。其中尤以大兴文字狱，滥用族刑，为史家所诟病。按清律，凡谋反者和共谋，主犯凌迟处死，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 16 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不满 16 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母、妻、妾、姐、妹、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
而文字狱的犯人无一不是谋反罪。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兴文字大狱竟达七、八十起之多，挖空心思、捕风捉影，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让人匪夷所思。曾任大学士，执掌翰林院的梁诗正甚至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知识分子只能脱离现实、皓首穷经。龚自珍叙及此事，称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意思是说一谈到文章方面的事，我就赶紧走人，别惹祸上身，写书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
今天，族诛这种株连制度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现代刑法理念倡导罪责己身，反对株连。但是制度上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株连就一去不返，文革期间它就曾借尸还魂，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对此，我们不可不警惕：明天，它还会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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