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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中（详见：失去的天命：清朝如何降伏蒙古），笔者回顾了清代成功控制蒙古的过程，也顺带提到了在持续衰败的清代蒙古社会中间，成吉思汗崇拜如何以一种异端信仰的姿态悄然兴起。
这种信仰的影响是如此微弱，以至于根本引不起清廷的兴趣。然而，当时的爱新觉罗家族或许不会想到，这位已经死去了几百年的“草原英豪”会在20世纪之后以新的姿态“复活”，伴随着蒙古人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其形象几经转变，甚至重新成为了挑动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关键。
成吉思汗的力量到底何在？而作为今天蒙古国的国民，成吉思汗又意味着些什么呢？
01 苏联让成吉思汗成为禁忌
1911年11月，外蒙随着满清统治的瓦解宣布“自治”，经过十年的纷纭扰攘，1921年7月，由苏赫巴托尔（Damdin Sükhbaatar, 1893-1923）与乔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1895-1952）领导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夺取了政权，并于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广场上的苏赫巴托尔雕像
作为一个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基础薄弱、资源极度匮乏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几乎完全听命于苏联，亦步亦趋地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国家建设；在文化领域，蒙古人民革命党忠实贯彻苏联领导集团的意志，为消弭民族主义的可能风险，将外蒙境内的藏传佛教全数铲除，而与成吉思汗有关的一切也同样都在禁止之列。
苏联对成吉思汗的恶感与俄罗斯自身的历史是有极大关系的。
众所周知，在13世纪蒙古扩张的时期，基辅罗斯公国在拔都西征中被彻底摧毁，由此带来了金帐汗国对斯拉夫人两百多年的奴役。在许多俄罗斯人眼里，蒙古人的入侵是“鞑靼之轭”（Tatar Yoke），导致俄罗斯文明进程中断，以至于在往后的发展中始终落后于西欧诸国。
因此，苏联不允许有任何正面表现成吉思汗的东西在蒙古国内出现。
C.B.伊万诺夫名画《Баскаки》，表现了金帐汗国的达鲁花赤在俄罗斯乡间征收贡品的情景
对于关成吉思汗的负面评价可以以1954年由苏联科学院与蒙古科学委员会共同编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作为代表。在这本书里，成吉思汗被定性为一个残酷剥削蒙古人民和热衷对外侵略的反动封建主。
譬如，《通史》是这样总结成吉思汗的征服事业的：
“……成吉思汗和他的封建主集团阻遏了蒙古人民创造力的发展，他们把刚形成的蒙古部落的所有精力用去进行侵略战争和奴役亚洲和欧洲的其他民族。成吉思汗的帝国······是一个遭受蒙古封建主重重束缚、感到侵略者军事行政机关压迫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
除了历史书上的“大张挞伐”，对待成吉思汗的不同态度甚至能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02 蒙古内部的反抗声音
1962年，适逢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当时蒙古的政治局委员、党内二号人物铁木耳·奥其尔（Daramyn Tömör-Ochir, 1921-1985）牵头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发行绘有成吉思汗“灵魂之矛”——苏勒德（Sulde）图案的纪念邮票，以及召开一场关于蒙古帝国功过的学术会议。
蒙古国礼兵在“可汗探索2010”多国维和军演中展示苏勒德
奥其尔的行为引发了苏联方面的震怒，苏联当局把印有苏勒德图案的邮票视为蒙古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信号。
于是，奥其尔很快被以“鼓吹民族主义”的罪名开除出政治局，遭到流放。此后，蒙古当局对参与了成吉思汗纪念活动的党内官员与学者进行了无情镇压，许多人遭到株连，被秘密处决或者流放。
虽然，通过近几年的研究，学者们发现，当年奥其尔事件中苏联一方的干预可能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么大，因为奥其尔纪念成吉思汗的行动是获得了当时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头号人物——泽登巴尔（Yumjaagiin Tsedenbal, 1916-1991）的认可的，所以奥其尔很有可能只是做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可即便如此，成吉思汗话题竟然能如此轻易被设计成“政治陷阱”，且受牵连人数如此之多，其在整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时代的敏感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03 成吉思汗归来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终结，蒙古也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1992年1月，蒙古颁布了新宪法，改国名为“蒙古国”，实施多党议会制，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内外环境的改变，使得蒙古人在经历了满清和苏联时代后，破天荒的第一次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描绘、解释、歌颂乃至崇拜成吉思汗，一股“成吉思汗热”在现代蒙古骤然兴起：
在书店里，讨论成吉思汗的书籍越来越多；
电视台里，成吉思汗题材的电视剧和纪录片不断涌现；
蒙古国20000图格里克纸币上的成吉思汗形象
成吉思汗形象被印在蒙古的货币“图格里克”（Mongolian tögrög）上；
布颜特·乌卡哈国际机场更名为“成吉思汗国际机场”
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尔广场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
另外还有“成吉思汗酒店”、“成吉思汗大学”，甚至还出现了“成吉思汗伏特加”和“成吉思汗摇滚乐队”……
“成吉思汗”牌伏特加
1990年代兴起的这股“成吉思汗热”得到了蒙古官方的大力支持和积极介入。在经历了制度层面的变革后，深受认同危机困扰的蒙古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国家符号来团结国民，重塑对外形象。
成吉思汗由于其在蒙古民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在国际上的巨大知名度，自然成了担此重任的不二选择。
2006年，适逢成吉思汗建国800周年，一尊高达9米的成吉思汗坐像被放置在了扩建后的蒙古“国家宫”（Government Palace）的主入口，国家宫位于成吉思汗广场，是蒙古总统、总理及国家大呼拉尔（即议会）的办公地点，可谓是蒙古国的政治中枢，将成吉思汗雕像安置于此，其背后的意涵不言自明。
蒙古国家宫主入口处的成吉思汗雕像，其两侧为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与博尔术的雕像
到了2008年，一尊体积更为巨大的成吉思汗骑马像在距离乌拉巴托54公里的额尔登县草原落成了，该雕像为全不锈钢打造，连同基座高40米，重250吨，是世界迄今为止最大的不锈钢雕像。雕像在竣工后便成为了蒙古对外的热门景点，游客还可以登上马头的观景台一览图勒河（Tuul River）的景致。
乌兰巴托郊外的成吉思汗骑马像
除了大建雕像，宣示草原英豪与这个国家间永不可破的精神联结外，蒙古官方还倾注人力、财力举行各种纪念成吉思汗的活动。
前面提到，2006年是成吉思汗在斡难河建国800周年，为此蒙古政府共举办了大大小小60多场纪念活动，贯穿了一整年，包括音乐会、骑术比赛、学术研讨会乃至“蒙古小姐”选美比赛，可谓花样繁多。
然而，就像小长谷有纪教授观察所见，这些由蒙古政府主导的活动并非只是对内纪念成吉思汗那么单纯，其对外的功能或许远为显著。
一方面，2006年的活动被十分巧妙地纳入进了联合国的“文明对话”日程中，因而在国际上收获了许多关注；另一方面，整个活动的执行机构设立在了日本，如果把东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考虑进来，那么日本这么热心地介入蒙古国纪念成吉思汗的活动，其动机显得暧昧不明。
在蒙古官方不遗余力地推动下，成吉思汗正愈发变为神圣的国家象征，而对他的历史评价也自然而然地改观了。
2012年11月，为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时任蒙古国总统的额勒贝格道尔吉（Tsakhiagiin Elbegdorj, 1963-）在国家宫发表了题为《铁木真——成吉思汗是我们的可汗骄傲》的演说，很可以代表蒙古主流人士对成吉思汗的认识，其中说到：
2013年7月，身着民族服饰的额勒贝格道尔吉在国家宫成吉思汗像前发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
“成吉思汗创造的历史是伟大的、无法抹去和清晰可见的历史，世界历史无法剥离成吉思汗的历史！……成吉思汗将全球浓缩至一半，让世界明白了铁的纪律和秩序，让人类懂得了个人的能量和国家之含义……蒙古可汗所到之处，并不是带去了糟糕和野蛮，相反他们留下最具生命力的秩序、宝贵的文化和箴言的明智之举，是毫无争议的事实。这是蒙古和蒙古人的文化、传统历史，多么无私施舍、富有养分、内涵深蕴且取之不竭的有力佐证。”
“成吉思汗的英明，因其颁布超越其广阔疆域的大札撒，让世人遵守帝国大义而永垂不朽！……天子，只有蒙长生天眷佑者，只有具备为万民呕心沥血者方能成此大器！如此看来，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将他人意志随意置于法律之外，以个人喜怒哀乐而轻率作出判断者，终难担此重任。时至今日，如果问我等什么是长生天的旨意，那就是民众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从额勒贝格道尔吉的这番话里可以看到，他对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是持完全肯定的立场的，成吉思汗征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被一带而过，而其颁布的《大扎撒》竟被视为有着现代国家民主宪法的色彩，无疑又是“浇自家块垒”之语了。
显然，与受苏联压制的时代相比，此时蒙古国对成吉思汗的认识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些一味褒扬的词句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成吉思汗并没有太大帮助。
位于乌兰巴托以东80公里处的特勒吉国家公园，被认为极接近传说中成吉思汗的出生地
在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一般的蒙古民众曾释放出很大的热情来讴歌和赞颂成吉思汗，就像那些在清代统治时期忍受着贫穷和苦难的蒙古先民那样，蒙古大众也把国家的美好未来寄托在这位伟大的草原英雄身上。
和东欧与俄罗斯面临的境况相同，冷战结束后剧烈的社会变动，给蒙古带来长期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生活水平低落。成吉思汗在一时之间仿佛成了蒙古人团结一致、战胜眼前困难的精神支撑。
可是，“一代天骄”并没有能力处理蒙古人的实际问题，长久以来困扰蒙古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弊病直到今日都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当官方介入进“成吉思汗热”，当成吉思汗崇拜越来越成为某种国家的形象工程的时候，上层官员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越来越像是故意把民众的视线从尖锐的社会问题上转移开去的诡计。
因而，罗茂锐教授已经发现，这两年蒙古国内对成吉思汗的热情已经大不如以前了。
不过，通过回顾近百年来成吉思汗形象在蒙古的演变过程，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无论是满清时的异教信仰、苏联时的压制对象、还是现代蒙古时期的英明圣主，这些不同的“成吉思汗”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当中，为了满足不同的现实需求而被人为构建起来的，而它们与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完全就是两码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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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ssabi, Morris. Modern Mongolia: From Khans to Commissars to Capital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5.
[8]Rossabi, Morris. ed. How Mongolia Matters: War, Law, and Society. Leiden: Brill, 2017.
[9]Sablin, Ivan. Governing Post-Imperial Siberia and Mongolia, 1911-1924: Buddhism,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State and Autonomy Building. NY: Routledg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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