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蒋时期重视职业教育，大力压制大学，宁可办专科学校。
文／霍安治
“养老防儿”已经成为台湾的热门话题。老人最大的恐惧，是儿女在大学毕业后成为“啃老族”。如果这样，老人不但得靠自己“养老”，更要提防子女要钱施暴。
自“八零后”起的台湾青年，赶上“七分上大学”的高教爆发潮，几乎人人都有大学文凭，就业状况却惨不忍睹。据“主计总处”2020年11月统计，大学以上学历的适龄劳工，劳动力参与率只有65.93%，即100个大学生里44个没有工作。青年没有工作，只能在家里折腾。据“卫福部”统计，2020年上半年，台湾虐老案件飙增近40%，主因“可能是啃老族、无壳蜗牛族、月光族增多，虐老行为常伴随着经济需索等因素”。
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学习3年后还不能自谋生路，在古人看来是很奇怪的。今日台湾的大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学习长达19年，却沦落成啃老族，高等教育显然大有问题。
罕有人知的是，台湾的高教与清末民初一脉相承。民初的大学膨胀过度，造成“毕业即失业”惨状。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后吸取失败经验，谨慎压制大学数量，成效斐然。但1990年代教育改革疯狂增设大学，重蹈覆辙，走上高教失败之路。
考大学只为做官当老师清末开办大学之初，大学教育就走向“毕业即失业”的不归路。办大学目标不是为社会训练高级技术人才，而是培训官员与教师。
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是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学生毕业赏进士出身。1902年起陆续创办的各省大学堂，赏举人或优贡，毕业就是官，校工平时称学生为“老爷”。学生若出国留学，更是前景无限。1904年北洋大学选派学生留美，袁世凯召见慰勉：“你们好好学，学好了回国，我奏明皇上，给你们官做。”
若当不了官，大学生也能轻松抱个教师铁饭碗。清末创办新式教育的顺序由上而下，先办大学，再办中小学，基层教师严重不足，各地争抢大学生。山西高等学堂毕业的王家驹回忆道，他的大学同学“不分优劣，都成为各府州县座上之贵宾”。北洋大学学生刘景山回忆道：“当时北方到处兴学，保定、正定等府办了很多中学，但缺乏教习。我们只读了一年大学，就有人来请我们去当教习，每月二百两银子。”
1918年，南京，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化学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由美国几家教会在1913年创立，1915年开学。1930年，它在教育部立案，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日军来临，学校迁往成都，留校的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营救了许多中国妇女。
最早创办的各省大学堂，课程水平停留在大学预科层次，偏重基础学科与外语，完全不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教出来的大学生却成为各级教育的顶梁柱。由蹩脚大学生教出来的中学与小学毕业生也是稀有人才，一个小学生毕业就能当小学教员。
基层教育是小学生教小学生，越教越差；高等教育以做官为目标，与社会渐行渐远。民国肇建，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公布《大学令》，系所专业化。他1917年出掌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喊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燃起全国各大学热烈求知的学风，使教学品质突飞猛进。但蔡元培并未筹思如何使大学生学以致用，北京大学学生毕业后还是只能做官或老师。
若做不了官，谋不到教职，大学生就得失业。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土木科第一名毕业的凌鸿勋，毕业后做官无门，找不到工作，“只有中学教员尚有机会可以问津”。刘景山留美取得宾州大学硕士学位，学成归来，只能到天津工专教英文。胡适原名胡洪骍，家境殷富，赶时髦到上海念书，由小学念到大学（中国公学），仍是“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只谋到一份英语教职。胡适写道：“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感伤之余，他改名为“适”，纪念这“无所适从”的人生低谷。
国内师资差，只能靠“海归”。民国初年，海归成为各大学的主力师资，却不熟悉国内情况，反而拖垮了教学品质。耶鲁大学博士何廉于1926年学成返国，在船上就收到两所大学聘书。他热情走访京沪各所重点大学，却发现担当高教砥柱重任的海归派教授大多只是混日子。他熟识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李权时，同时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一年年重复同样的讲义，没功夫也没资金去从事研究，没功夫更新所使用的教材，也没功夫想到学生”。
“大多数教师都是留英、留美的归国学生。实质上，他们自己年复一年重复的讲义，还是他们各自从国外听到的，以及他们在大学时读过的那些书本上得来的呢。结果，教师在一所大学中任课时间越长，他的教学就越死气沉沉。”何廉回忆海归教授使大学教育迅速崩坏，“只要学生能正确地背出他们的功课，就能得到好的分数。中国的大学的整个课堂制度，有一种非常脱离实际的、矫揉造作的气氛。课堂气氛完全像是在温室之中，与外界隔绝开来了。”
温室中的教育，与社会完全脱节。1920年代，大学校园出现“毕业即失业”的顺口溜，报章更常讥讽大学教育是制造社会游民的“游民教育”。
大学沦为“游民教育”在当年，欧美的大学因应社会需求发展，练出来的大学生符合社会需求；中国的大学却与社会脱节，学生进社会如同废物。何廉是经济专家，他惭愧地写道，大学的商科学生本领比不上没读过书的小店学徒。“我发现从大学毕业的、学经济学的学生，对于他所选定的职业，是不能胜任的。比如一个商科专业学生，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因为他对商业社会的专门术语不熟悉。”
文科如此，理工亦然。南开大学检讨国内大学的化学工程教育，深致感慨：“我国学校与社会之间，夙称隔阂。隔阂之意，盖谓学科与国情不合，而学生之所学，非即其将来之用也。”农业专家沈宗瀚考入国立农业专门学校，对全国农业第一高校的教学品质大感失望：“教员多以讲义及日本标本敷衍了事。”他毕业求职，处处碰壁，只能当老师。他的感慨，是当时大学生的写照：“尝尽苦学味，终是可怜虫。”
五四运动推动社会改革，大学教育的改良便是一大议题。饱受教育之苦的胡适首先发难，敦请美国思想家杜威来华宣讲“教育即生活”的教育观，提倡“教育的目的，绝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使学生能参与社会”。“学校里的学业，须要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只是中国“几十年来的教育改良，只注意数量的增加”，与现实社会脱节，因此学校教育“没有生气”“不切实用”“没有兴趣”。
学校教育必须与社会联结，成为当时教育改革家的共识。晏阳初推动“平民教育”；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张誉大办职业教育，“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1930年代，“教育即生活”理念蔚然成风。蒋介石在乡村老家溪口办“武岭学校”，刻意不办普通中学，却开辟农牧场，办一所五年制农校。职校学生考大学固然吃亏，但在农场上学会如何将奉化油焖笋制成罐头出售，就是“教育即生活”的有用技能。
基层改革成风，大学也知耻图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喊出“求实学，务实业”，悉心发展工程专科，精选教师，重视实习，学生本领过硬，成为民初交通建设主力军。金陵大学与广东中山大学特重农科，一南一北发展成中国农林改良发动机。暨南大学重点培养开发东南亚尖兵，成为国内“南洋研究”重镇。同济大学专重医科与工科，医科与政府合办卫生所增加临床经验，工科学生下工厂实习，学生学习程度达到德国大学标准。
然而，有志气的大学只是少数特例。1920年代大学改革的主流，并不是把学校办好，而是争权夺利。
公立大学由政府拨款，是政治圈的肥美领域，教育行政却由教育部官员负责，学者只能教书领薪水。以蔡元培为首的学术界清流派，对此深恶痛绝，大骂北洋教育部是“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的“腐败官僚”。他们主张模仿法国，由学者管理教育。1927年6月，清流派美梦成真。南京政府模仿法国改行“大学区制”，各省教育厅一律裁撤，改为“大学区”，每区设国立大学一所，大学校长就是大学区的教育行政主管，大学教授就是各级教育官员。
然而，大学教授管教育，比职业官僚更无能腐败。教育行政严重官僚化，“各校公文往往延至三月尚未批答”。各大学尽情掠取教育经费增加编制饭碗，“呈畸形之发展”，中小学与技职学校却拮据万状。最糟糕的是，大学里的派系内斗走出校门，向基层延伸，各中小学跟着大斗特斗，“大学屡起风潮，延及中学”。
大学院开办一年，南京政府统治地区教育大乱。江苏的“中央大学区”各中学挺身抗争，痛斥大学区制“易受政潮牵涉”“经费分配不公”“行政效率低落”“影响学风”“酿成学阀把持”。蔡元培黯然辞职，大学区取消，但公立大学已受到重创，激烈恶斗更是无休无止。1929年，国府文官处秘书钱昌照视察北平各大学，北京大学的化学试验室“灰尘堆积，整个空气不振作”，北平大学“奄奄无生气”，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去文理学院听了课，给我的印象并不佳”。
相比之下，没进“大学区”的私立大学，却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奇葩。南开大学特重学以致用，“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即使最冷门的经济系，也办成全国经济发展的研究重镇。1933年，南开新增化工系所，校长张伯苓亲自加上“应用”两字，强调办学目标不是养成校园学霸，而是为国内化学工业培养可用的技术人才。应用化工所走出校园，产学合作，迅速壮大，成为产业发动机。学生尚未毕业，即被业界抢订一空。成就惊动南京政府，蒋介石亲拨巨款，让张伯苓放手大干。
南开是特例，大多数的大学没有南开的志气，只靠文凭发财。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总是学历至上的。大学虽与社会需求脱节，但文凭值钱，靠文凭赚钱的大学数量激增。1930年代，仅上海一地就有44所大学。学生不上课，教授懒教书，缴足学费、熬满四年就能换文凭，俗称“野鸡大学”。
无教胜于误教公立大学机关化，私立大学野鸡化，高教快速堕落，常使教育界叹息。抗战胜利之际，胡适登高一呼，大学在精不在多，要求当局集中全力于十年内办好五所重点大学。但紧缩大学是砸人饭碗，引爆学界反弹。胡适感慨写道：“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成为大学教育从头起步的大好机会。蒋梦麟、傅斯年、胡适与梅贻琦等教育界领袖，谨记大陆时期教训，一致主张大学教育重质不重量。主政台湾的陈诚也坚定不增设大学。
当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四所学院。“教育部长”杭立武为收容大陆流亡学生，多次恳求增设大学，只争到一所行政专科学校。195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农业社会向工商转型，急需高级人才。中小学快速增加，更形成升学压力，但当局仍紧缩大学数量。
“要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合乎水准的师资。”曾任“台湾省教育厅长”的刘真说明了两蒋时期不愿增设大学的顾虑，“如果请不到合格的教授，便贸然增设此类学科或大学，将如何培养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所以有人批评，现在有些大学乃是学士、硕士、博士文凭或学位的制造工厂。他们认为大学滥发学位文凭，比银行滥发钞票，为害更大。”
当局不愿成立新大学，办学只能另立名号，以大陆名校在台“复校”的名义，申请设立新大学。但高层并不炫惑于名校虚名。名校最顶尖者莫过于北大，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却力阻北大在台“复校”，甚至讲了重话：“我在台湾一天，绝不让北大在台复校。因为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全靠当时有最好的教授。目前台湾从哪里去聘请到那样水准的教授？如果没有好教授而高喊复校，岂不是砸了北大的招牌，使北大变成从前上海的野鸡大学？”
自1949年至1989年，台湾人口由800余万增至2000万，GDP由一年12亿美元增至1500亿美元，人均所得由137美元增至7097美元。高教需求激增，大学却只由1所增至22所。两蒋时期重视职业教育，大力压制大学，宁可办专科学校。40年内，专科由4所增至77所。专科学历虽不如大学光鲜，却能学以致用，进社会就有工作。
1937年，山西汾阳，哈伍德圣经培训学校，一群学生在田间学习农业。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后下野去大连，1931年8月回山西，大办经济，成为惟一马放南山的地方军阀。农业方面，他最大成就是开展绥西屯垦，为此需要大量农业人才。
当局虽然紧缩大学数量，却无法改变文凭主义，台湾校园出现异常惨烈的升学竞争。莘莘学子由小学开始与社会隔绝，焚膏继晷苦读题库，俗称“填鸭式教育”。能考上大学的尖子生，多已读成五谷不分的书呆子。1970年代，由大陆到台湾的老教师逐渐凋零，填鸭式教育养成的尖子生渐成教育主力，但他们的成长过程与社会脱节，各级教育迅速象牙塔化。
本地师资欲振乏力，大学只能走回清末民初的老路，以“海归”为教学主力，新一代“海归”的素质却使老辈摇头。“省教育厅长”刘真回忆了旅美教育家晏阳初的感慨：“这班年轻的博士，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台湾社会情况，大多缺乏深切的认识。而对美国的国情，更是一知半解。可以说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美国。一旦回到台湾，在大学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怎能保证不会对青年学生产生误导？”刘真说：“晏先生对我说这番话时，颇有一种无奈和忧虑的表情。”
晏阳初对刘真说，“无教胜于误教”。填鸭式教育使大学教师品质低落，是台湾高教的致命弱点。“理工医农属于科技方面的师资，因有国外留学生可以延聘，尚不致缺乏。” 刘真观察1980年代的大学教育，“人文学科方面的师资，已有断层现象。”
文科不食人间烟火，后果很严重。台湾司法界有真实笑话，一位自最高学府台湾大学毕业的学霸型女法官审理强奸案，被害人悲愤诉说强奸过程包括“吹喇叭”。女法官检看卷证，眉头一皱，指示该“喇叭”是证物必须呈上。
1980年代起，大学师资已由填鸭式教育制造的学霸担纲，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渐行渐远，理应紧缩。1990年代的教育改革却放开限制，疯狂增加大学，使文科理科一起崩垮。
大学野鸡化教育家傅斯年生动评价留学生的缺点：“留学生空有文凭，毫无实学，一学起外国来，往往先学习其短处。学德国先学其粗犷，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
长达50年的填鸭式教育，于1990年代激起“教育改革”热潮。由留美学者主持的改革，却由美国的短处学起，好大喜功，大量增设大学。30年间，增设大学百余所。至今台湾共有140所大学，专科只剩12所。
大学激增，招生数量比考生多，人人都能上大学，教授的品质却是泥沙俱下，教学脱离社会需求。“劳动部”统计，只有19%的青年能学以致用。“学用落差”成为台湾教育界公认的最大危机。
增设大学的主要好处，是使大学财源滚滚。两蒋时期的大学在校生人数，一般控制在总人口的0.5%左右，“教育改革”之后狂飙到5%，2020年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21.3万人。5%的人口缴学费，教育经费更跃升为台当局第二大财政支出，比率恒在总预算的20%以上，教育已成为台湾的主要产业。只是各大学没有真本事，只能以噱头取胜，开设大量华丽而空洞的系所，粗制滥造对社会全无用处的课程。
2019年，中州科技大学闹出笑话，“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工程技术硕士班”的论文竟以命理风水为主题。“私校工会理事长”尤荣辉批评高教已经“野鸡大学化”，引起教育界反思。
“很多学校对学位品质的管控已很难做好，只要有学生愿意来读就谢天谢地，有些大学就成为提供所谓低级教育的大学。”台大教授王立升批评道，“那些学校的毕业证书不过就是一张缴学费证明，浪费学生时间也浪费国家资源，大学退场问题须尽快有效解决。”
学生渐渐知道取舍，许多浮滥科系招不到学生。即使是“清华大学”之类的顶尖大学，也出现系所“零注册”奇景。
大学闹出无人注册的闹剧，只能裁员减招。近年来，台湾出现“大学退场”与“科系停招”热潮，“失业教授”与“流浪博士”成为社会一景。2020年6月，一位原于永达技术学院担任系主任的失业教授江赵勇接受访问，感慨身为教龄21年的资深教授到公司应聘，“老板一听到我之前是技术学院老师，就不想再问了”。
技术学院理应是产业进步的尖兵，企业老板却看不上技术学院的资深教授。如此教授，教出来的学生，自然是毕业即失业的啃老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