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中共十五大报告在总结20世纪历史时指出：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中共中央对孙中山作出如此高度评价，基于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基于他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孙中山的第一大历史功绩，就是他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提出了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中的历史任务。
“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最早是孙中山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兴中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建立兴中会就是要“振兴中华”，就是要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建立一个民主的现代化国家，让整个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口号的本意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中所采用的“振兴中华”口号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
但其实，“振兴中华”的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列入兴中会以及后来同盟会纲领的表述之中。“兴中会盟书”是这样说的：“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国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同盟会的纲领则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后加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没有用“振兴中华”的提法。这应该是因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更具有特定时代的政治意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早是朱元璋提出来的。1367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准备北伐，行前发表《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此文由宋濂执笔，收录于《明实录》一书，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作为朱元璋北伐的纲领。孙中山拿过来将“驱逐胡虏”改为“驱除鞑虏”，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与清初“反清复明”的政治斗争相连接，显示作为朱明汉人政权正统的后继者，对于动员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参加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运动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当时的“振兴中华”首要在于恢复汉族人的统治，所以用“恢复中华”的提法也更加明确、直接，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针对性更加清晰。孙中山十分执着于反清复明的理念，清室宣告退位以及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第二天，他到明孝陵去祭明太祖，其《祭明太祖文》中说:“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页。]事实上孙中山的这种理念和政治口号当时就受到政敌的抨击，作为保皇派的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中都驳斥了革命派“驱除鞑虏”的提法。梁启超认为，满人也是中国人，爱国不是爱汉人，即使要革命一也不能以排满为理由和目的。梁启超的理论逻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梁启超的深刻，因为他的观点不符合现实政治逻辑，反而显得迂腐偏执或者用心叵测。实际上，在满清政权腐败无能、中国遭到列强瓜分豆剖的背景下，革命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就已注定了革命胜利。但辛亥革命将满清统治者连同君主专制制度一起推翻以后，再提“鞑虏”确实不符合时代需要，所以孙中山提出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为“振兴中华”口号包含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特定含义，所以这个口号在此后很长时间并没有被使用，不仅孙中山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也都没有作为纲领性口号来提。直到20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才成为风行全中国乃至华人世界的口号。但不管怎么说，人们用“振兴中华”来概括20世纪的时代主题、历史任务都是合适的。
“振兴中华”的口号重新进入我国政治生活的起因是这样的：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子排球队在香港参加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北京大学不少学生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比赛实况。这一场比赛中国男排打得十分艰难，头两局都输了，然而中国男排置于死地而后生，一连扳回3局，反以3比2战胜了南朝鲜队。消息传来，北大同学兴奋异常，奔走相告，大约有4000多名学生来到北大校园楼群间的空地上欢呼雀跃，呼喊着“祖国万岁！”“中国万岁！”等等口号。不知道是谁，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得到了同学们的响应。又不知是谁提议：“我们游行吧！”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北大校园里行走，“振兴中华”的口号一遍遍地高喊着，标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横幅高高悬挂在三角地、在燕园。
北大学生发自内心的呼喊，得到了官方的肯定。198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毕靖、徐光耀采写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一文，描述了北大学生的那个激情之夜。虽然只是一篇短篇报道，却引起了强烈反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被称为“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
后来，为了纪念这个激动人心的夜晚，北大1980届毕业生留给母校一块纪念碑记载了这件事，这块碑至今仍树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正门左侧的草坪中。石碑的正面，是“振兴中华”四个大字，背面的碑文叙述了那个夜晚的情景：“1981年3月20日夜，中国男排在香港比赛获胜消息传来，北京大学4000多学生集队游行，高唱国歌，喊出了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特建此碑以纪念。”据报道，2006年12月4日，北京大学还专门召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提出二十五周年庆祝大会，认为北京大学学生提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八个字，在上世纪80年代传遍全国，影响了一代青年，会议号召全体同学继承和发扬北大的光荣传统，牢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誓言。此为后话。
此碑仍为北京大学校园一景。
最重要的是，官方文件采用了“振兴中华”的提法。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198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采用了这个提法：“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让我们学习中山先生的遗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携起手来，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历史而共同奋斗。”[198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由此，“振兴中华”的口号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中间不胫而走。
“振兴中华”口号的重大意义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于19世纪提出的口号，到了20世纪、21世纪还在被人们沿用呢？
首先，“振兴中华”是对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历史使命的高度概括，也是20世纪及其后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军事优势、以资本主义的贪婪和疯狂，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中华民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最初由徐继畲提出，后经李鸿章在一个奏折中采用而广为人知），中国人民只有奋起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才能彻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悲惨命运。正如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开篇所说的那样：“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国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邻，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因此，“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抒此时艰，奠我中夏。”[《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同盟会发动革命，不仅要改朝换代，而且要全方位“振兴中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不仅要求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还要求物质生产方式现代化、要求建设平等均富的文明社会。孙中山的革命和建设的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目标，至少在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共产党人继续以“振兴中华”的口号来号召和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为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经过100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奋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极大成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等各方面的现代化程度都已经极大地缩短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当然，直到今天，“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一口号还将继续发挥其伟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孙中山以来的中国历史，人们应当看到，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四个字，规定了中华民族100多年的历史使命，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时代精神和民族使命的深刻把握，体现了孙中山对历史和时代的深刻洞察和卓越的政治表达能力，是他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大伟人之一的原因。
其次，“振兴中华”首要的革命意义在政治意义，以“振兴中华”为号召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进行民主试验，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探索。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直接目的是号召革命，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推翻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虽然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有序的政治制度，反而引发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以至于“振兴中华”这一口号所要求的现代化建设在相当长时间里未能有序开展，但从宏观看，辛亥革命在思想和精神上是对饱受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政治文化戕害和束缚的中国人的解放，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则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一次试验，无论对错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贡献。正如1961年7月14日刘少奇在会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的谈话中所说的：孙中山的失败“对我们很有好处。没有他的失败，我们也不能胜利。”[1961年7月14日刘少奇会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的谈话，转引自鲁振祥《孙中山·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毛泽东半个世纪论说述要》，《党的文献》杂志2002第1期。 ]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种试验，因为中华的振兴并不能以某一种制度的建立为标志，任何政治制度只应当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服务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辛亥革命这一政治制度试验毕竟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第一次，它的意义不容低估。
再次，“振兴中华”口号的存续证明了两岸中国人都应当是孙中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孙中山生前就已经和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紧密的国共合作关系，而且一直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伟大先驱。中共中央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相当广泛地吸收和继承了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划和设想。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口号和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口号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则基本相同。而中国国民党人虽然在抗日战争之后破坏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是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再次背叛，但毕竟在由于内战失败而迁台后仍把孙中山尊为“国父”。2011年1月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发表新年讲话，标题是《壮大台湾，振兴中华》，不仅表明“振兴中华”这一口号在台湾仍然得到了普遍认同，也可以看作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对大陆领导人倡用“振兴中华”的响应。事实上，最终解决那场可以追溯为辛亥革命后内战的延续的国共内战所导致的两岸分裂分治问题，已经被相当普遍地认为是完成“振兴中华”历史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可以期待，两岸同胞终将在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完成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