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徐州丰县的事情，再一次把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推到风口浪尖。
朋友圈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这样的：“如果他不买媳妇儿，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 截图来自：北青报
这句话不但浅陋，也极为“反动”，如果理解成对丰县那个男子的辩护，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就太让人讨厌了。
这话当然是他说的，不过和丰县没什么关系；这甚至也不是他对拐卖妇女的辩护，而是他几年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论自己小说中人物的一句话。他谈的是文学和虚构的世界，却被人们引申到现实中。
2016年，贾平凹出版了小说《极花》，这部小说很有可能是受到当时郜艳敏事件的影响。郜艳敏是河南姑娘，1994年被拐卖到太行深处的河北曲阳县，之后在村里当上代课老师，成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2009年她的事迹被改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
■ 《嫁给大山的女人》剧照
2015年，在公安部打拐的大背景下，郜艳敏被人们重新关注，当年7月她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证实自己还是曲阳县下岸村的“临时代课老师”，在互联网时代，她成为全国瞩目的新闻人物，而在这个月底，贾平凹对小说《极花》完成了修改。
贾平凹的小说，也来源于一个他自己掌握的真实故事：在西安，他一个老乡的女儿被人贩子拐卖了，很多年之后，家里费尽心思找到她，这时，她已经有了孩子，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重新回到了丈夫那里。
2015年的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从一种更文明的视角看，拐卖妇女不但是陋习，也是确凿无疑的犯罪。和今天对待丰县的事情一样，人们要求严惩人贩子，也要求“买家同罪”，如何对待郜艳敏成为一个难题，她向外界表示，自己只想过安静的生活，留在当地当老师。
很多人又进一步追问，郜艳敏的选择，是她真正发自内心的选择吗？还有人宣称要解决郜艳敏“自由”之后的工作问题。这种不断的追问和讨论，充满了时代性。
■ 《嫁给大山的女人》剧照
贾平凹在《极花》中的探索更进一步：被拐女孩，为什么不愿意离开，会不会最终爱上那个买了她的丈夫？
“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庄就消亡了”，正是贾平凹在这个背景下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贾平凹经常去陕西农村采风，他发现在有些村庄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感叹：“谁理会城市夺去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不结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为了深入探究被拐卖妇女的“内心世界”，贾平凹在《极花》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叙事（这多少有点怪异），决心给出一个小说家的推测。
■ 《嫁给大山的女人》剧照
被拐女主人公胡蝶本来也是一个农村女孩，跟随母亲来到城市生活，她爱上高跟鞋，爱上城市女孩“有点内八字”的走路姿势，为此即使睡觉时也在苦练。她年轻漂亮，和房东家的大学生男孩眉来眼去，正常情况下，她可能会嫁给城市。但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她来自农村，本来应该属于农村的一位男子，她是被城市“夺去”的，因此，她也存在着重新嫁给农村的合理性。
买她人叫黑亮，住在窑洞里。贾平凹把黑家设想为农村的精英：黑亮开着一个小卖部，还有村里唯一一辆手扶拖拉机；父亲黑老爹是个石匠，他还是个道德楷模，从来不到儿媳妇住的窑里；有一个盲人叔叔，虽然看不见，但是内心透亮，懂得关心人；有一条非常忠诚的狗，还有一头温顺而有幽默感的毛驴。乡村的精英家庭与胡蝶这种出身农村的姑娘，还是很般配的，这可以让胡蝶更好地接纳被拐卖后的生活。
胡蝶刚被拐卖到村子里，每天都想着逃走，这一部分显得比较牵强和观念化，不得不借助一些荒诞的内心独白，但是当他写胡蝶开始接受农村时，他的笔法就显得浑然天成。贾平凹是热爱农村的，因此胡蝶爱起农村来，就非常自然。
■ 《盲山》剧照
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胡蝶端了簸箕拣豆子，但是坏豆子太多了，她怎么都拣不完。她突然悟道，如果从坏豆子中把好豆子拣出来，就会容易很多。“那个晌午我都在想，这村子里有没有好豆子，黑亮是好豆子还是坏豆子？”
当胡蝶慢慢打量起周围的世界时，就必然会被同化。
当胡蝶开始必须是刚烈的，她试图逃跑，被抓了回来，村里的男人们痛打了他一顿，衣服撕得稀烂。她顽强地守护住自己，几个月后，几个男人把她绑在长凳上，他的“丈夫”强奸了她，并让她怀孕。要让胡蝶彻底认同周围的一切，怀孕还不够，她还需要认识到这是自己的命。
小说中的这个村子，除了黑家和隔壁窑洞的老爷爷，都是极可怕可恶之人。贾平凹喜欢那种农村的文化，这位老爷爷就是他最理想的那种人物：每天写字，看星象，他似乎懂得一切，并可以解释一切，事实上是这个村子的绝对权威，地位远远高于作为政治权威的村长。胡蝶喜欢找老爷爷聊天，老爷爷告诉她，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胡蝶每晚看天，在怀孕后，她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星，而且还是两颗。她认识到，一颗是自己，另一颗是自己肚子中的孩子。
■ 《盲山》剧照
这时，她就认命了，她知道，自己属于这个村子。那天晚上，她把丈夫骑到身下，她是“主动的”但是本质上她却归顺了这片土地。
如果我们以一种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来观察，这种逻辑是荒唐的，也是应该批判的，但是作为小说，这种逻辑却是成立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本人，到底是怎么看的？说到底，他不是胡蝶，而是一个中老年男性作家。他不是小说的叙述者，而是隐藏在叙述者背后的人。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细节来揣测，比如，如何处理警方的解救。在贾平凹的笔下，代表着正义的城市派出所所长和戴眼镜的记者，成了十足的反面人物，胡蝶在被解救后，像苍蝇一样飞来的媒体记者，不断拷问胡蝶的痛苦，让人想起郜艳敏事件中最后公众对好事记者的厌倦。
正是在这种对细节的处理中，我们能够看出，贾平凹和乡村站在了一起，他还是那个“平娃”。
■ 图源网络
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如何看待乡村？是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用城市的视角，农村是落后的，是等待反哺的，需要被启蒙的，也是急需要摆脱和处理的麻烦；我们也可以用一种貌似客观而中立的视角，讨论如何才能在农村实现公平正义，如何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
事实上还有第三种视角，那就是纯粹农村的视角，农村人会怎么看？在当下的舆论中采用这一视角的观察，几乎不可见，现实中的农村永远是被调研，被叙述，它已经失去了表达能力。作为一个农村题材作家，贾平凹采用的就是这一视角，至少他是在努力这样做。
正是采用了这种农村内部的视角，贾平凹才像一个农村人那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买媳妇是否是合理的？城市是否正在夺走农村的女人？农村的光棍，注定要悲惨地度过一生？
毫无疑问，到2022年，发出这样的疑问，变得更不合时宜了。
■ 封面图片系电影《盲山》剧照。
作者 | 张丰 |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