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代表《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刘向歆父子年谱》。
钱穆：论气运
中国人常讲气运，若把此两字分开，便是气数与命运。这气数与命运，不能简单地说是迷信。其实此两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有其根深蒂固的立足点。我们该仔细分析与阐发。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讲到那个气字。气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中国思想里的气字，至少有两个涵意。一是极微的，二是能动的。若把宇间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应该是极微相似。惟其极微，即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析时，便必然成相似了。若不相似应仍不是极微，仍属可分。那一种极微相似、不可再分析的最先物质，及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中国人则称此为气。这一种极微相似的气，如何会演变出宇宙万物呢？这就是讲到气之第二特性，即气是能动的，不停止的、不能安静而经常在活动的，惟其如此，所以能从极微相似变化出万有不同来。气之变化活动，简单说只有两种形态，一是聚与合，又一是散与分。宇宙间只是那些极微相似的气在活动，在聚散，在分合。聚而合便有形象可睹，有体质可指。聚而散，便形象也化了，体质也灭了。聚而合，便开启出宇宙间万象万物；分而散，便好像此宇宙之大门关闭了，一团漆黑，一片混沌。中国人称此聚而合者为阴气。其实气并没有阴阳。气老在那里一阴一阳，一阖一辟，此亦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所以道是常动的。道可以含有正反两面，道可以有光明，也可以有黑暗。理则附于气而见。如二加二等于四，二减二等于零，同样有一理附随。
我们的生命过程也如此，由婴孩到幼童，从幼童到青年，从青年而壮年而老年而死去。也不是一天突然而变的，还是积渐成变，此积渐之过程，则亦只称为化。因此宇宙一切现象，乃在一大化中形生出万变。若勉强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也可说这是由量变到质变。因中国人说气，乃是分析宇宙间一切万物到达最原始的一种极微相似，就气的观念上，更不见有分别。盈宇宙间只是混同一气，何以会变成了万物的呢？其实则只是此相似之气所积的数量之不同。如是则一切质变，其实尽只是量变。宇宙间所形成的万形万象，一句话说尽，那都是气数。
因此气数是一种变动，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此种变动，从极微处开始，谁也觉察不到，但等它变到某一阶般，就可觉得突然大变了。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如何养的呢？
孟子说，此仍集义所生。何谓集义？只要遇到事，便该问一个义不义，义便做，不义便不做。故说，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起先，行一义与行一不义，似乎无区别，但到后便不同。
孟子又说，以直养而无害，平常所谓理直气壮，也只在某一时，遇某一事，自问理直，便觉气壮些。
但若养得好，积得久，无一时不直，无一事不直，那就无一时无一事不气壮；如是积到某阶段，自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于人，这如火候到了，生米全煮成熟饭，气候转了，春天忽变为夏天。内心修养的功候到了，到那时，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莫之能御了。那一股浩然之气。也不是一旦忽然而生。
中庸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但也只是过去集义所生。因在过去时，以直养而无害，积义与直，积得久而深，一件事一件事的过去，好像都化了，不再存在了，却突然觉如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胸中，那岂不神奇吗？这不仅个人的私德修养有如此，即就社会群众行为言，亦如此，所谓社会群众行为，此指风气言，风气是群众性的，同时又是时代性的，在某一时代，大家都如此般行为，那就成为一时代之风气。但风气常在变，只一时觉察不到，好像大家都如此，而其实则在极微处不断地正在变。待其变到芋一阶段，我们才突然地觉得风气巳转移了。
若我们处在一个不合理想的时代，不合理想的社会中，我们必说风气不好，想要转移风气，但我们该知风气本来在转移，只我们该晓得究竟风气如何般在转移，那我们也可晓得我们该如何般来转移风气了。
让我们先讲风气如何般形成。再说其如何般转移。让我举一个最浅之例来加以说明。女子服装，有时那样时髦，大家那样打扮，便成为风气。有时那样不时髦了，大家不再那样打扮，便说风气变了。有时那一套打扮正盛行，好象非如此打扮便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似的。但转瞬间不行了，正为那一套打扮，才使她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了。袖子忽而大，忽而小；裙子忽而长，忽而短；领子忽而高，忽而低。大家争这些子，而这一些子忽然地变了，而且是正相反的变。风行的时候，大家得照这样子行。不风行的时候，谁也不敢再这样行。这叫做风气。
但谁在主持这风气呢？又是谁在移转这风气呢？风气之成，似乎不可违抗，而且近乎有一种可怕的威力，但一旦风气变了，这项威力又何在呢？可怕的忽而变作为可耻的，谁也不敢再那样。以前那一种谁也不敢违抗而乎可怕的威力，又是谁赋与了它，谁褫夺了它的呢？
开风气，主持风气，追随风气，正在广大群众竞相趋附于此风气之时，又是谁的大力在转移那风气呢？
风气之成，也是积微成着，最先，不是大家预先约定，说我们该改穿窄袖，改穿短裙了。因此开风气，必然起于少数人。少数人开始了，也决不会立刻地普遍流行，普遍获得大多群众模仿它。最先模仿此少数的，依然也只是少数，然而积少成多，数量上逐渐增添，到达某一阶段，于是竞相追步，少数忽然变成了多数，这也是一种气数呀！
本来在大家如此般打扮的风气之下，谁也不敢来违抗的。最先起来另弄新花样的人，必然是少数，少之又少，最先则只由一二人开始。止一二人，其本身条件必然是很美，很漂亮，但时行的打扮，或许在她觉得不称身。她求配合她的本身美，才想把时行的打扮略微改换过。但她这一改换，却给人以新鲜的刺邀，引起了别人新鲜的注意。立刻起来模仿她的。也不定和她具有同样的本身美，同样感到流行的时装，和她有些配不合，她才有兴趣来模仿此新装。在她们，本身都本是美女，换上新装，异样地刺激人注意，于是那新装才开始渐渐地流行了。若我们如此般想，原来那种时髦打扮，本也由少数一二人开始。而此少数一二人，本质必然是一个美人，惟其本身美，又兼衣着美，二美并，美益增美，才使人生心羡慕来模仿。
起先是以美增美，后来则成为以美掩丑了。因丑女也模仿此打扮，别人见此新装，便觉得美，岂不借此也可掩过她本身的几分丑了吗？但更因久了，大家竞相模仿，成为风气了，大家如此，见惯了，便也不觉得什么美。而且具有本质的美的毕竟少，丑的毕竟多，那一种时装，美的人穿，丑的人也穿，丑人穿得越多，别人因于见了穿此服装者之丑，而渐渐连带讨厌此服装；到那时，则不是以美掩丑，而变成以丑损美了。到那时，则社会人心渐渐厌倦，时装新样，变成了俗套。那些具有本质美的女子反受了损害。她们中，有些不甘随俗趋时同流合污，放是想别出心裁，照她自己身段和肤色等种种条件来自行设计，重新创出一套新装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以美增美之第一阶段，而她的新装遂因此时行了。
但上述转变，也还得附有其他的条件。新装必然开始在大城市，美女试新装，必然是遇到大的筵宴舞会或其他交际场合之隆重典礼中，而才得以她的新装刺激别人，影响大众，很快形成了新风气。
若在穷乡僻壤，尽有美女，不会有新装。若闺房静女，纵在城市，即有新装，也不会很快地风行。
故古代有宫装，有贵族贵夫人装，有妓装，近代有电影明星交际花时代名女人等，她们在大都市，大场合，易于激动人注意。这些大埸合，我们则称之曰势。纵使是美女，本质尽是美，又是新装。修饰打扮也够美，各种条件都配齐，但若没有势，仍不行。因此风气形成，除却创始者之内在本质外，还需其外在的形势。而此所谓势者，其实则仍是数。因此气势也即是气数，必须数量上增到某分际始生势。孤芳自赏，则不会成风气。
如上分析，可见风气虽时时而变。但不论开风气与转风气，在其背后，必有一些经常不变的真理作依据。即如女子服装，所以能成风气，第一依据于人群之爱美心与对美丑之鉴别力。第二依据于女性自身之内在美，本质美，然后再配合上服装修饰一些外在美，如是始可以来满足人群之爱美要求，而始得成为一时之风尚。但江山代有异人出，燕肥环瘦，各擅胜场，如当肥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集在肥的那一边，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配合在肥的一边而发展；美便掩盖了。一旦瘦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又转移到瘦的一边来，而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就配合于瘦的条件而发展。
所以服装风气之时时有变，不当专以人心之喜新厌旧这一端，来作平浅的解释。当知新的不就是美的，若专在标新立异上用心，也未必便能成风气。
当流行的时世装变成了俗套，就得要变，但还得期待一真美人出世，而那新美人，又得要有势。一般说来，电影明星易于影响大家闺秀，大家闺秀，便不易影响电影明星，而那些空谷佳人，则更难影响人。所以风气转变，又须得风云际会。云从龙，风从虎，风云则凑会到龙与虎的身边，但潜龙仍不能有大作用，必得飞龙在天，那时，满天云气便凑会到他身边。
再就艺术风尚言，如几十年来平剧旦角中有梅派，有程派。正因梅兰芳程艳秋两人个性不同，嗓子不同，于是腔调韵味各不同，因此在旦角中形成了两派。
但梅也好，程也好，也都在他们所占形势好。当知有好嗓子，能自成一派的，当时并不限于梅与程，但梅程能在北平与上海，便得了势，他们拥有环境薰染，拥有大众欣赏，这些都是数。大家捧，不还是数吗？然则在平剧旦角中忽然有梅程出现，那也是气数。循至唱旦角中忽然有梅程出现，那也是气数。循至唱旦角的，不学梅，便学程，新腔渐渐变成了俗调，等待一时期，再有一位个性与梅程不同的新角色出来，那时便有新腔调，便有新花样，而剧台上便转出了新风气。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讲到学术与思想，那也是有时代风气的。学术思想，先由一二大师开创，开创学术思想的人，他感到对他时代，不得不讲话，他所讲，在当时，常是从未有人如此这般讲过的。
孔子以前，并未先有一孔子，孔子的话，记载在论语上，论语中所讲，在以前，并非先有一部论语，讲过了。但在孔子，并非存心标新立异要如此讲，只是在他当时，他内心感到有些话，不得不讲。
纵在以前绝未有如此般讲过，但他内心感到非如此讲不可。他讲了，于是有颜渊、子路、子贡一辈后起的优秀青年，跟着他来讲，这样便受人注意，讲出一风气来。但成了风气，大家如此讲，那就成为俗套了。
风气之成必挟着一个势，但由风气变成俗套，则所存也只是势利了。于是便有墨子出头来反对。墨子所讲，也有墨子一边的真理，墨子所以能另开一风气，另成一学派，绝不是偶然的。他本身个性既与孔子不同，他的时代又不同，他也抓着一些真理，他所抓着的一些真理，他所抓着的那些真理，与孔子有不同。于是另一批青年，如禽滑厘之徒，又大家跟随墨子，讲墨子那一套。墨学得势了，成名了，接着又来杨朱与孟子，接着又来庄周、荀卿与老子，全走的如我上述的同条路线。
从孔子到韩非，三百年间，你反对我，他又反对你，一个接着一个，还不像女子服装般，窄袖变宽袖，长裙变短裙，一套一套在不断地变化吗？那也是风气。学识思想，绝没有历久不变的，只是慢慢地变，变得比女子服装更要慢得多。到了汉代，发生了一大变，人们都说，两汉学术思想，和先秦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又不同了，宋元明时代，又不同了，清代两百六十年，又不同了。我们此刻，和清代学风又不同了。那些变化，其实仍还是气数！仍还是在一大化中引生出万变，仍还如女子服装般，依着同样的律则在转动。
当知一切新风气之创辟，其开始必然在少数，而在此少数人身上，又必然有其永久价值的本质美，内在美，而此种具有永久价值之本质美，内在美，又必早巳埋伏在绝大多数人心里，因此仍必在多数人心上显现在。即如美女之美，也即是多数人所欣赏之美，一切美之型式之出现，不能不说是先在多数欣赏者之心里早埋下了根。品德之美亦然，故孟子说，圣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
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赡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
他一面是挽风气，救风气，一面是开风气，辟风气。其发掘愈深，则影响衣被愈广。但此种美，并不如女性之形体美，风度美，可以一映即显，随照即明。
因此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之创辟与成就，往往举世莫知，而且招来同时人之诽笑与排斥，只有少数聪明远见人，才能追随景从。如是积渐逐步展开，往往隔历相当岁月，经过相当时期，此项本质内在之美，始可获得多数人之同喻共晓。但到那时，早巳事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又待另一派新学术新思想针对现实，继起创辟。而且最先此一创风气者，彼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在旧风气中，彼仍一孤立者，彼乃一独见者，彼乃一叛逆者，彼乃一强固树异者，彼之一段精神，一番见识，必然因于其处境孤危，而历练奋斗出格外的光采来。但追随景从他的，处境不如他孤危，觅路不如他艰险，他早巳辟了一条路，别人追随他，纵能继续发现，继续前进，所需的精力识解，毕竟可以稍稍减轻，因而光采也不如他发越。如是越下递减，数量愈增，气魄愈弱，每一风气，必如是般逐步趋向下坡。待到多数景从，而风气巳弊，又有待于另一开创者来挽救。
少数者的事业，本是为着多数而始有其价值与意义，也随而变质了，仍待后起的少数者来另起炉灶。关于学术思想，正为多数参加，其事不易，故此项风气，可以维持稍久。而如女子服装之类，多数参加得快，风气改变得也快。
再就宗教言，故以中国俗语所说的祖师开山为例。当知祖师开山，不是件容易事。俗语说，天下名山僧占尽。可是占一名山，其间尽有艰难，尽有步骤。其先是无人迹，无道路，所谓丛林，则真是一丛林。从丛林中来开山，也并不是大批人手集合，一起来可以弹指即现的。其先只是孤伶伶一人，一峭岩古壁，一茅团。此人则抱大志愿，下大决心，不计年月，单独地在此住下来。逐渐附近人，则全是些樵夫牧童，穷坞荒砦，他们知道有这人了，又为他这一番大志愿大决心所惊动，所感召，渐渐集合，凑一些钱来供养他，乃始有小庙宇在此深山中无人迹处涌现。当知此乃祖师开山之第一步。此后又逐渐风声播扩，信徒来集日多，或有高足大德追随他，继承他，积甚深岁月，才始有美轮美奂、金碧辉煌之一境，把这无人迹的荒山绝境彻底改换了。
这是所谓的开山。但我们该注意，那开山祖师，并不是没有现成的寺庙可供他住下，来过他安定而舒服的生活，他为何定要到此荒山无人迹处来开山？当知在深山穷谷开辟大寺庙，不是件简单事。他当初依靠些什么，能把那庙宇建筑起？至少在他当时是具有一段宏愿，经历一番苦行，而那些事，渐渐给后来人忘了。后人则只见了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寺庙，千百僧众集合在那里，香火旺盛，满山生色。但此大寺庙，到那时却巳渐渐走上了衰运。若使另有一位抱大宏愿，能大苦行的大和尚，终于会对此金碧辉煌的大建筑，香烟缭绕的大梵宇，不感兴趣，而又转向另一深山无人迹处去再开辟。这些话，并不是凭空的想像话，乃是每一住在深山大谷做开山祖师的大和尚所共同经历的一段真实史迹之概括的叙述。
让我更拈举一更小的例来讲，大雄宝殿的建筑，在此建筑前栽种几棵松柏来配合，这也不是件寻常事。依常情测，必然是建殿在前，求树在后，松柏生长又不易，须得经过百年以上，才配得上此雄伟之大殿。一开始，稚松幼柏，是配不止此大殿巍峨的。但在创殿者的气魄心胸，则一开始便巳估计到百年后。
我们先得能看破此世界，识透此世界，才能来运转此世界，改造此世界。我们得从极微处，人人不注意、不着眼处，在暗地里用力。人家看不见，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大变化，全从此开始。祖师开山，不是顷刻弹指可以涌现出一座大雄宝殿来。他自己努力不够，待他徒子徒孙继续地努力，只从极微处极小处努力着，气数未到得等待，等待复等待，气数未到得等待，等待复等待，气数到了，忽然地新局面创始了。你若问，此新局面是何时创始了？那却很难说。你须懂得气数二字之内之涵义，去慢慢地寻究思量了。但若气数完了，则一切没辨法，只有另开始。譬如花儿谢了，果儿烂了，生米煮成熟饭了，便只有如此，更没有辨法了。
上面所讲的气数，既不是迷信，也不是消极话。但一些没志气、无力量的的人，也喜欢借此说法自慰藉。古书里一部周易，宋儒中有一位邵尧夫，现社会一切迷信，一切消极打算，也仍还尊奉着。中国民族是一个对历史有特别爱好的民族，中国人对历史演进，对人事变化，也特别有一番深微的看法。因之气数未到，会促之使它到。气数将尽，会续使之不尽。惊天动地，旋乾转坤的大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时时遇到。中国人则只称之曰气数。这两字，如非深究中国历史的人物传统的思想与行为，很难把握其真义。
现在继续讲命运。中国人讲气，必连讲数。因气是指的一种极微而能动的，但它须等待积聚到一相当的数量，然后能发生大变化。命是指的一种局面，较大而较固定，故讲命必兼讲运，运则能转动，能把此较大而较固定的局面松动了，化解了。
而中国人讲气数，又必连带讲命运。这两面，斟酌配合，铢两权衡，必更迭互看活动，才看得出天地之化机来。
中国社会迷信爱讲命，命指八字言，八字配合是一大格局，这一格局便注定了那人终生的大命。但命的过程里，还有运，五年一小运，十年一大运，命是其人之性格，运是其人之遭遇。性格虽前定，但遭遇则随时而有变。因此好命可以有坏运，坏命可以有好运，这里的变化便复杂了。
让我们回忆上次性命一讲，人性本由天命来，由儒家演化出阴阳家，他们便种下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种种迷信之根。他们说，人的性格有多样，天的性格亦如此，如春天，乃青帝当令，他性好生。冬天，黑帝当令，他性好杀。因此春天来了，众生竞发，冬天来了，大地肃杀。天上有青黄赤白黑五帝，更迭当令，由此附合上春夏秋冬四季之变化，又配合上地上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来推论宇宙人生一切运行与祸福，这派的思想，流传在中国全社会，极深入，极普遍，极活跃，极得势，我们也该得注意阴阳家所谓五行，其实只有五种性。他们把宇宙万物，概括分类，指出五种各别的性格，而举金木水火土五者作代表。既是五性，故又称五德，但何以又要说五行呢？因中国古人认为异性格相处，有相生，亦有相胜，即相克。
因此任何一种性格，有时得势，有时不得势。因它得势了，可以引生出另一种性格来。同时又可克制下另一种性格。被克制的失势了，但被引生的得势，那引生它的也即失势了。如是则万物间此五性格永远在相生相克，交替迭代，变动不居，而到底仍会循转一环，回复到原态势上来。如木德当令，金克木，木德衰，金德旺。但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如是则木德又来当令了。又如木德当令，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是一循环，木德又得势，又当令了。此所谓五德终始，宇宙一切变化，粗言之，是阴阳一阖一辟，细分之，是五行相克相生。
庄子书中所谓时为帝，即是此意。主宰天地的也在变，有时木德为帝，有时则火德为帝了。此乃一大原则，但辗转引伸，便造成种种避忌与迷信的说法来。
本来阴阳五行之说，主要在讲宇宙的大动向，循此落实到人生界，于是有世运，有国运。而循次递降到维系主宰此世运与国运的几个大家族与大人物，于是又有家运与某一人的运。而更次递降，则每一人呱呱堕地，便有人来替他算八字，排行运了。又由五行八字转到地理风水，如西周都丰镐，东周迁洛邑。前汉都长安，后汉迁洛阳。
建都形势，有关国运兴衰。而循此递降，如上述祖师开山，某一山的气象形势，风景云物，山水向背，交通脉络，这在此一寺宇之几百年盛衰气运，也可说有莫大关系的。再次递降，到某一家宅，一坟墓。甚至一门户，一桌椅之位置形势，吉凶休咎，便又不足为凭了。
末儒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儒家说法。大众多数人的命，依随于大气运而定，大气运可以由一二人主持而转移，此一二人主持而转移，此一二人所由能主持转移此大气运者，则在其方寸之地一心。此方寸之地之一心，何以有此力量！则因有某一种学养而致然。此一种学养，往古圣人巳创辟端倪，待我们来发扬光大。
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若专讲气数命运，两眼只向外看，回头忘失了此心，则气数命运一切也无从推算了。当知由天导讲，性本于命。由人导讲，则命本于性。因此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又当知，由天道讲，则数生于气，由人道讲，则气转于数。因此积微成着，由集义可以养浩然之气，由一二人之心，可以主宰世运，代天行道了。
现在让我们姑为中华民族国家前途一推其命运。若论命，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长生好命，后福无穷的。
若论运，则五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大变，这最近一百年来，我中华国家民族，正走进了一步大恶运。此恶运则交在东西两大文化之相冲相克上。
但论运，指遭遇言，论命，指格局言。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大格局，当知天下无运不成命，无命也不成运，当前的大危机，则在大家都太注重在目前的行运上，而忽忘了本身的八字大格局。你自己八字忘了，下面的一步运，谁也无法来推算。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常，与时消息，得意得势不自满，失意失势不自馁。朝惕夕厉，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松懈，一步也不怠慢。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见微知着，所谓月晕而风，础闰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把握得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返治，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反而求诸己，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得枢机，便可以动天地。
所谓枢机，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若此一言一行，只要感召到另一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便可以无往而不利。所以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稳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
中国人因此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遇穷思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育者，趣时者也。又说，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为他知变。他虽处周未衰世，他已然预知天之未将衰斯文。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便即是应变而生了。
犹忆我童时读三国演义，开卷便说，天下一治一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些话。当时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这些只是中国人旧观念，当知如今英法诸邦，他们一盛便不会衰，一治便不会乱，我们该好好学他们，在那时，我这位老师，正代表着一群所谓新知识开明分子的新见解。好像由他看来，英法诸邦的太阳，一到中天，便再不会向西，将老停在那裹。
但曾几何时，不到五十年，连接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诸邦也正在转运了。于是五十一年后的今天，我才敢提出中国人的传统老观念气运两字，来向诸位作此一番的演讲。
但所谓气运，并不是一种命定论。只是说宇宙乃及人生，有此一套好像是循环往复的变化。有宇宙人生则永远地在变，但所变也有一限度，于是好像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其实那才是老样子？但尽管花样翻新，总还是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来归纳成几个笼统的大形式。
譬如女子服装，由窄袖变宽袖，再由宽袖变窄袖，由长裙变短裙，再由短裙变长裙般，宇宙人生一切变化，也可作如是观。
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也不出此几套。
从前西方的历史家，他们观察世变，好从一条线尽向前推，再不留丝毫转身之馀地，如黑格尔历中哲学，他认为人类文明，如太阳升天般，由东直向西，因此最先最低级者中是中国，稍西稍升如印度，如波斯，再转西到希腊，到罗马，西方文明自优过东方，最后则到日耳曼民族，那就登峰造极了。他不知中国易经六十四卦，既济之后，又续上一未济，未济是六十四卦之最后一卦，纵使日尔曼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世界民族中之最优秀民族，全世界人类文明，到他们手里，才登峰造极，但登峰造极了，仍还有宇宙，仍还有人生，不能说宇宙人生待到日尔曼民族出现，便走上了绝境，陷入死局呀！
接着黑格尔，来了马克思，他认为全世界人类文化，由奴隶社会转进到封建，由封建社会转进到资本主义，再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转进到共产。但共产社会来到，也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般，宇宙走上了绝境，人生陷入于死局了。
即使此后再有另一种新社会出现，岂不是他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便会全部推翻吗？即使没有另种新社会出现，但共产社会既巳无阶级，无斗争，那时人类社会再不向前走一步，地老天荒，永是那样子，那时马克思复生，岂不也会闷死吗？
最近西方一辈文化史学者，才懂改变看法，也想演绎出几条大原则，描绘出几套大形式，来讲世界各民族文化兴衰的几条大路向。换言之，他们的历史看法，是像逐渐地接近了中国人传统的气运观。但他们总还是爱执着，爱具体，不能超然燕观，不能超乎象外，因此，他们总会带有几许悲观气氛，好像一民族，一文化，衰了，便完了，仍没有转身。
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不可知。有天心，但同也可以有人力。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大，而至于其兴其亡，系于苞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一苇何以障狂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己，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那是中国人的气运观。
选自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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