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夏斌】
进入2018年，对中国14亿人口大国，连续40年GDP年均增长9.5%这一被称为“中国奇迹”进行总结的文献日益增多。但是迄今对形成“中国奇迹”的理论秘诀是什么？认识并不统一。为什么？本文从一个经济学人的角度，谈谈对我国当前理论创新观察后的一些思考。厘清这些问题，也许有助于学界面对中国40年来恢宏、复杂的历史素材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抽象与创新。
一、总结什么？是理论还是经验？
对“中国奇迹”总结什么？这是当前对中国经济奇迹40年总结中首先碰到的问题。
迄今，各种书籍及相关文献已数以千计，多数都在说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其实粗粗分类，却可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文献。一类是纯理论性文章，另一类是经验性总结文章。而且，大多为后者。诚然，这两类文章相比，不存在是与否、偏与正的问题，只是人们对经济世界的两种不同理解。但是，理论与经验，从认识论而言，毕竟具有不同的含义与意义。本文的重点是探讨理论这一知识形成中的一些问题。
(一)科学理论应该是理论一般，经验是可参照的
理论，是人们基于从日常经验认知中不断进行归纳与解析，抽象出一定的概念，按照自洽的逻辑形成的概念体系，是概念的逻辑集合，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联系。理论往往有一定的范式要求，具有一般性。
例如，经济学中的分工、供求、市场交换等知识概念，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出于不同的分析要求，可能会赋予有差异的解释，但是作为千百万人无数次观察的结果，作为一种存在状态，以概念抽象表述的事实本身，是相同的，是无须证明的，因此，可以说具有一般性。
经验，是人们基于成功达到某一具体目标要求所总结的知识、技能、途径、重要策略或者说经济领域中应采取的政策与制度。经验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其意义表现为具体两种事实的前后关系，自然有供他人参照的意义。但是经验受时空条件的限制较多，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或局限性。
如在经济学中，穷国在发展“起飞”阶段，针对普遍的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这一“两缺口”情况，利用外资可推动实现“起飞”，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然而，针对不同国家、起飞初始阶段不同的经济结构等情况，在利用外资策略和政府初期的干预政策方面，如外债的规模、期限、种类、币种、利率结构和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工业园扶植的具体扶植政策上，仍会有差异。
因此，尽管上述经验是一国甚至是数国经济增长中极为珍贵的认知内容，能成为他国发展的参照物，但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看，仍未归属或完成经人们合理抽象而形成的系统的知识概念体系，不尽符合一定的逻辑自洽的“范式”要求，只是对事物现象或局部因果的认知。
“经济学”至今仍是一门备受关注但富有争议的科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今，人们之所以对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理论是否具有可重复检验特性表示怀疑，主要有三种理由：
首先，现代经济学本身存在明显的不成熟性。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产生远远迟于物理学、生物等学科，迄今是一门相对不成熟的学科。与其说偏重于经验科学不如说更偏重于历史科学的经济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有个自身“不争气”的因素。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被西方认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被引向了数学演绎建模的优雅的形式主义极端，反而对世界上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往往没能做出令人满意、普遍认同的解释和预测。
这不仅招致了各学说流派乃至社会各界的批评，也招致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当代一些主流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世界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布劳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经济学患病了”;一些诺贝尔获奖者则是叹息，现代经济学“武断的假设引向……毫不相干的理论结论”;科斯也曾说“现代经济学是漂浮于空中的一种理论体系，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没有多少关系”。另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斯蒂格利茨、罗默等人的尖锐批评，人们更是耳熟能详。
其次，现代经济学派中的一些人，出于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唯视数学演绎建模方法为科学，视马克思经济学、历史学派、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等等为“异端”“非科学”。这样一来，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本来就发展滞后的经济学，在各种重大经济命题上，整个经济学界内部又分歧重重，甚至产生“10个经济学家往往有11种观点”这一被人取笑的现象。
自然，在非经济学人的眼中，前述发展中的“不争气”加上“窝里斗”的外溢效应，让外界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具有“理论一般”的性质吗?
再次，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研究不同。
前者是对现象进行概念抽象后的事物本质规律的研究;后者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运用予实践时的政策、制度的研究，是把在理论抽象活动时曾剥离、曾舍去的因素又回归、恢复到具体的政策制度研究中，扩展经济实践中具体的过程、细节的研究。然而，在现实中，本擅长于纯理论的不少理论家、教授，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往往也热衷于研究现实复杂经济现象。
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又限于材料掌握的局限以及对不同于理论研究的政策情况掌握不多，实践经验又欠缺，将理论直接简单套用于现实，混淆了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差异。因此，提出的政策观点不能正确解释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学家群体的声誉。这进一步使人们对经济学是否一门科学产生了重大的怀疑。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增长。这种由人的行为所主导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二三百年来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知识的探索与积累不是毫无关系的。客观上进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经济制度、秩序、政策、法律的形成，是与前仆后继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长期的研究、争论以及最后的理论选择密切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出现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说明，人们尽管可以对迄今的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仍存有疑问，但从总体上丝毫否定不了无数经济学先辈(包括主流的和各种非主流的学者)共同艰苦探索所积累的不断逼近真理的这一知识硕果所具有的理论科学意义。实际上，经济学先辈们在构筑一般性的理论科学大厦过程中，已经堆砌积存了大量的知识“砖瓦”，尽管此“大厦”还未最后“封顶”。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始终处于人的行为与客观经济社会共同作用下的动态过程。自然，反映这一过程的理论，其科学的成分本身必然是处于不断被补充、被丰富的动态过程中。而且，经验与理论之间也不是决然割裂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相互联系与转化的。
因为，“没有一个理论是静止不变的。正如人们使用理论来处理和改变他们周围世界一样，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也在改变着人们和他们的理论。当新的经验出现后，人们就会扩展他们的理论以解释这些新经验，为它们赋予某种含义或异议。……建构出一种新的联系。理论就是以这种方式增长和变化的。”
这样一种变化不仅在经济科学等各门社会科学中，即使在物理学等各门自然科学中，又何尝不是？正是人们对以上真理相对性和经验与理论之间相关性的认识不足，增添了人们对经济学是否一门科学、是否存在理论一般的疑问。
(二)众多文献在总结什么？基于哪些视角？
基于以上对理论与经验的认识，观察目前海内外对“中国奇迹”的总结文献，左图右史，不计其数。稍细分析，首先，可分为理论和经验两大类;其次，即使是理论文献，同样还可从经济学说史上不同学派角度进行细分。
1.在经验性总结方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Michael Spence)等人曾领衔撰写的近百万字巨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是一部代表性著作。尽管此类由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验的书籍很多很多，可以说这本著作是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中一本极有分量的经验性巨著。因为它是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就中国经济中长期战略和“十二五”规划进行的研究。
该书汇集了来自全球20多位不同国际著名机构、拥有不同经验背景的顶级经济学家。研究初稿征求了国内众多部门负责人与著名经济学家，最后送达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建议)起草组成员征求意见。起草组是一个以总理和副总理为首的极为重要的宏大团队，有70多位部长和专家学者……。
这本书尽管有理论的实证，重点仍是从经验、从政策角度进行总结。对“中国奇迹”的总结重点落脚在“中国经验”的总结，归结为5条：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维护了宏观经济稳定;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
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奇迹”的经验，与二战后25年或更长时间内维持GDP年均增长7%以及甚至超过7%持续增长的、分布在亚、非、拉各洲的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该书作者是想竭力说明这五条集中了中国几十年成功的经验，是可供他国参照的宝贵经验。而且，其中第五条“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的内容，明显是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极不赞同的，也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关于增长和发展理论建模中不可能出现的要素。
“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是“中国奇迹”的一项重要经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国内关于经验总结文献更多。如刘鹤曾总结了“中国奇迹”的六条经验：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金融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而作为党的重大决议的总结，一个重要线索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节点上，党中央都发布了经集体讨论、反复推敲的重大经验性的总结文献。
2018年12月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将我们“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及“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概括为九个坚持：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对“中国奇迹”经验的认识肯定远不限于以上所述，但从斯宾塞等和刘鹤的总结中已可明显看出，总结“中国奇迹”的重点，首先是经验而不是理论。他们的总结不是创新新的知识概念和思想体系(抑或马克思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或其他学术流派)，而是基于前人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阐述中国创造奇迹的具体原因。
其次，在经验分析中主要在讲经济，然而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或经济学领域。斯宾塞的第五条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刘鹤的六条中除第二、三条讲经济外，其他的是从政治、社会、政府、文化等方面阐述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两文的经验总结既不限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也不完全限于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倒是可以说有意无意地落入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两个基本关系”的经济学说，或落入了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经济是嵌入社会”“经济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的分析框架中(波兰尼，2001)。这正恰如熊彼特所说：“典型的经济学家和典型的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就进入了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研究了。
近期，在中国社科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上，张卓元(2018)回顾了40年来改革主线是企业改革主线？价格改革主线？还是企业与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两条主线共同推动？依其内容可观察到，这类文献重在改革逻辑的总结，阐述改革阶段的演变、改革重点和策略的选择。当然不排除在偏重于经验总结时在改革政策与策略取舍背后有零星思想的阐述。因此，这篇文献总体上可归类为改革政策史的总结。
2.在理论学术总结方面。在这方面，有被海内外文献高频引用、荣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创新M-U型组织理论的钱颖一、许成钢，他们以中国伟大实践为案例，去求证、发展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当然，基于西方主流分析框架的总结文献远不限于此，还有张军、王永钦、宋铮等等很多学者的大量文献。这一类文献是当前最“大众”的，即基本上都是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或去求证现代经济学、或在改变某些假设条件后去丰富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容。
在被西方现代经济学视为非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国内的理论总结文献是相当活跃且相当多。有的偏重求证、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如程恩富、张宇、马艳等)，有的偏重于德国历史学派、国家经济学(如何新、高德步等)，有的偏重于奥地利学派(如张维迎、冯兴元等)，有的偏重于转轨、过渡经济学(如樊纲、张宇燕等)，有的偏重于新制度经济学(如张五常、盛洪等)，有的偏重于演化动态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综合(如贾根良、杨虎涛等)，有的偏重于创新复杂科学经济学(如陈平、沈华嵩等)，有的偏重于创新结构经济学当然从思想流派渊源看，新结构经济学主要仍可归属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林毅夫等)，还有以更宽的历史视角，偏重于经济、社会、精神跨学科综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汪丁丁等)。
其中，在马克思经济学创新方面，还有一批学者认为，当前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40年的伟大实践，同时也看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滞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长期不能满足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而被认为游离于现实，只能务虚，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输的性质”“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旧范式的阴影”。
姚洋、史正富、孟捷等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并不能满足于解释、服务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和现实运行，要发展、丰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探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新政治经济学”和汪丁丁所提的“新政治经济学”概念内涵是不同的)。
在此，还必须突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曾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不是仅仅单纯从事理论创新，而是“问题导向”的。他们立足于中国、根植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重点投身于研究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重大的政策、制度问题，并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的创新。从1979年开展“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开始，到于祖尧在国内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苏星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等，这些标志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到今天，人们开始了既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包括现代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探索(程恩富，2005)。出现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多种提法。在这些学者那里，始终如一地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理论上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同时积极探索当代马克思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这一点与上述姚洋、史正富、孟捷等学者探索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有相似之处，都是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脉络出发，不过这批学者的明显特征更是“问题导向”。紧贴中国现实问题，紧扣阻碍中国民富国强中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其研究往往多是既指出了应该干什么(目标)、怎么干(选择什么战略与政策)，又指出了为什么这么干的理由(思想)。
他们尽管没能像马克思、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大家那样提出具有宏大的“范式革命”性质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贡献了智慧，同时对推动40年“中国奇迹”的形成以及重大政策制度的制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40年来，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近期的代表有马洪、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等。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严格说既不属于纯理论总结，也不属于纯经验总结，将其归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转轨政策史较妥。之所以说“较妥”，是因为相关文献中的重点是通过比较中外经济史、转轨政策史的宏大历史叙述，探索“中国奇迹”的秘诀。有的力图体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从“中国奇迹”逐步形成、演化的逻辑出发，在批判现代经济学及其衍生物——华盛顿共识与新制度经济学过程中，回归、修正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并进行理论创新。典型的，如文一(2016)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其叙述的方法是经济史与理论创新的“结合”。
纯就“胚胎发育”中的“思想性”而言，是偏重于学术理论，但是叙述的重点、大量的篇幅，突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转轨阶段的经济政策演变上。从叙述的政策内容分析其背后的学术范式及其渊源“影子”，该书并没有探索从“胚胎发育”到胚胎发育“结束后”是否有另外什么独立的“范式”框架和理论内容的意志。就该书大量的引文与思想看，似仍为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力图丰富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然而，若就片段的转型经济学(罗兰，2000)内容看，又不失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可否被包含在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中？
另外，还需补充的是，相对于理论经济学对“中国奇迹”的总结，学界在应用经济学的众多领域的理论性总结文献，则是更多更多。只是因篇幅关系，本文未能一一概括介绍。
二、总结中分歧为何那么大？
为什么对“中国奇迹”总结的学术视角如此多维，结论分歧如此之大？同时，在海外对于中国奇迹理论创新的期许，却又是出现如此相反的意见。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鼓励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相反，另一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中国增长能否创新理论却不屑一顾，不认为有什么理论可探索。为什么？要解答此问题，或许需从经济理论范式本身、研究对象、范围与内容的角度说起。
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图片来源：网络）
(一)未能真正区别理论总结与经验总结的差异
这是形成目前总结文献分歧、争论较大的首要原因。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和目的，本应遵守不同的认知思维及其叙述方法。
首先，目前一些总结文献在理论总结还是经验总结的前置定位上含混不清。其中，有些作者似乎是认识到这一点，但文中逻辑并未贯穿始终。具体表现在：有的似是理论总结实为经验总结;有的说是经验总结反而却又夹杂过多不必要的“硬搭”的理论阐述;有的是经验总结，却缺乏事物表象因果关系的阐述，而是改革策略、改革阶段、改革逻辑演化的平推式描述，以至可归为改革政策史的总结。
其次，说是理论总结，但对其学术分析框架、思想学说流派脉络和逻辑演绎交代不清，缺少学术流派的“痕迹”。或者说不清在哪位巨人的肩上向前迈出了什么样的一步，创造了什么。仅仅是用了中国材料、作出某些假设条件改变后，对某前人的理论结论，至多进行了实证而已。
再次，理论总结固然可以不承袭前人某一学说流派而进行独立“范式”革命性的理论创新，但实际上在叙述中却是思想干瘪，或偶有新颖概念却没有整体的知识范畴;或有局部的道理、却无全局的道理，形不成概念体系，缺乏理论逻辑力的支撑。
最后，有些文章虽然也冠以“理论”之帽，叙述内容却多为用中国40年史料、政策进行实证的解释，仅是夹插一些干瘪的口号或理论字眼，写作手法又是经验之谈。凡此种种，造成“总结分歧”如此之多的结果，进一步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也可以说是造成“凡此种种”总结现象背后的认识原因。
(二)未认识到科学理论是发展的，主流理论并非是普适的
作为一种理论，不管是哪个领域的理论，如果称得上是科学的理论，其理论本身一定是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不停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最先借助于物理学这一自然科学思维进行经济学思维创新的历史，也是一部经济学不断否定自身又不断丰富自身的历史。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所说，相对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可以说更是“处在青春期的早期。记住，当爱因斯坦发展物理学中的一般相对论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还在用模糊的词汇和粗糙的图表来互相交谈”。
具体说，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到产生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和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凯恩斯又对新古典的“革命”，紧接着货币主义又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以及伴随着新古典、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后来的后凯恩斯主义、演化经济学等各种被主流称为的“异端”，无时无刻地对其发起批判，其理论与政策的合理成分也在不断地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
可以说“经济思想的历史是变革的历史。一个时期的非主流能够在另一个时期的主流中找到位置。”。即正是通过非主流经济学不断指出主流经济学的不足与缺陷，“给主流观点传授‘花粉’，使其保持正直诚实。”这一切已是经济学说史上公认的事实。如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及其在这一学派思想推动下，俾斯麦政府建立的全世界第一个社会福利系统，恰恰为后来笼罩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及其政府所接受，成为其重要的思想与政策来源(施穆勒，1949)。
即使在当今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的宏微观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也是在不停的争论中发展。从IS—LM模型到卢卡斯的“理论预期革命”，到“真实周期理论”;作为“理性人假设”这块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假设，也并非生来完美无缺，而是在不断地被否定、被修补。
在此方面最充分、最具讽刺的实证是，信息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的杰出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在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意味着在帮助原来经济学原理中干瘪的、高度抽象的、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性人”概念，逐步地丰满起来、具体起来、灵动起来。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某种理论、学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作为理论，理论一般是其本质要求。但是理论一般同样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其内容是变化的、发展的。这还说明，参照、发轫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经济学，是一门较晚生成、相对不成熟的科学。当下被人认为主流理论的内容，未必都是普适的内容。
理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这一检验不是一个国家、个别国家的检验，是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检验。典型的案例是，被赞为增长经济学研究前沿的、最近获得诺奖的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和阿西莫格鲁的“包容性制度”“制度漂移”等思想，能完全解释中国增长奇迹和世界上其他“穷国富国”的增长问题？又具讽刺的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刚刚自豪地宣称：宏观经济学“对抗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被解决了”，2007年却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主流宏观经济学对此又如何解释？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海啸席卷全球（图片来源：网络）
同理，如何解释和刻画当今世界的危机现象？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凯恩斯的危机理论、还是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或者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这是一个仁者智者在无休止争议的问题。可见，在当今正处于学术争论远远大于学术稳定、纷纷呼吁经济学要反思、要范式革命的历史时期，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是否普适的问题，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
因此，肯定经济科学，并不意味对前人先辈的全部思想在不顾今天经济发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去不打折扣地顶礼膜拜。同样，既然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发展不成熟的科学，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内容又未必全是普适的，那么就更不能简单地用主流经济理论作为唯一的标尺，去衡量旁人理论文献的正确与否，局限自己对他人理论是否具有创新的判断。特别是在当今，在海内外主流学术刊物欣赏优美数学建模形式文献并主导话语的时期，更需警惕对点滴的创新思想萌芽、观点乃至不成熟理论的嫌弃、疏忽甚至于采取排斥态度。应该看到，这恰恰是当今“中国奇迹”理论总结中不易达成共识所处的险要的学术环境。
(三)未认识到用不同标尺分析，存在反映不同经济世界的理论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从分解到综合集成的研究，才能较正确地把握被研究对象。因为，往往被研究的对象在被分解为一个一个“子系统”时发现的规律可视为真理，但在“众多”子系统相加为集合系统时，原有的真理未必就是真理了。如“生物圈是一组织层层嵌套的复杂系统体系，每个层次的生物系统都有其特殊的进化规律”。同样，牛顿定律之后的爱因斯坦新发现，并不意味否定了牛顿定律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真理性。
同样道理，将“中国奇迹”形成的动力、演化机制置于现代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资源配置理论、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学理，包括最新前沿的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能完美解释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吗？固然，中国40年奇迹可以部分归结为不断追求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和罗默的“增长因子”，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肯定不是全部。那么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观察经济世界若同观察物理世界，无非是两个视角或问题：一是状态，二是过程。比如，新古典或现代经济学突出研究的是均衡，描述的是暂时的“状态”;奥地利学派重点研究的是时间，描述的是“过程”。总结中国40年的进程，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是转轨，是制度不停地演化;是非均衡，是一个不断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又从均衡走向非均衡的过程。
据此，似乎奥地利学派的学理更能贴近解释中国奇迹问题。然而在此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迄今又未出现为各派学者所信服的文献。因此，目前对“中国奇迹”的理论总结，学者中多数仍然偏重于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或从转轨和过渡经济学，或从新制度经济学，或从演化经济学、自组织理论中去纷纷找答案。
这些研究现象说明什么呢？
一是，客观经济世界是一个系统。系统是呈现结构状的，“结构”是复杂的，是多维的。选择不同的标尺去看经济世界，反映经济世界本质的理论肯定是不同的。形象地说，客观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是可以分层的，经济理论也一定是可以分层次的(在非理论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名下，众多的领域分类可以明显为例)。因此，反映结构经济世界中某一视角分析的某种经济理论是有一般性的，但未必是能反映全部经济世界内容或者以其他标尺所能看到的内容。
二是，以均衡为主要分析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反映了市场机制较成熟国家的运行“状态”，肯定难以完美解释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不成熟国家的市场机制，特别是处于高速追赶时的“动态”的“过程”。
三是，以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总结中国奇迹背后的理论，哪怕是“最现代”的、“最前沿”的，仍是囿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衍生的增长和发展经济学这一层级理论在寻找答案。然而，过去20多年内，在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带动下，非常热门的经济增长领域给全球学术界形成的客观印象是那么多经济学家都在“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由此看来，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更没有理由去傲慢地排斥“非主流”对中国奇迹现象的理论思索。
笔者相信，以不同的标尺或视角看经济世界，会形成不同的理论。由此，对于一切试图对中国40年奇迹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人来说，倒是应敢于去大胆怀疑，不必在乎看主流理论的态度。
在笔者看来，不管中国历经40年辉煌之后会出现何种变化，不管是被称为过去的经验还是未来可能会显露的教训，40年本身就是一口挖不尽的“理论深井”，能给理论创新的中国经济学人提供理论抽象的深厚基础。尽管一国经济的崛起未必一定能够产生影响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大家”，但是应该有信心看到，我们有独特的便利，有亲临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大国崛起的历史事实与经历，起码客观上给我们的创新思维提供了熟悉的土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今天，对“中国奇迹”秘诀未能形成较公认的解释原因，恰恰可能是人们囿于头脑中长期形成的思维导图，未发现新的“标尺”“视角”所致。也许是主流与非主流经济思想中的诸矛盾、诸亮点的融合，也许是理论创新中被人讥讽为理论“非自洽”、不成熟之处。这些是否恰恰是解释穷国变富、一国经济崛起秘密的理论种子和重要线索？
客观上，一个人口小国、非中心国家与一个人口大国、能冲击中心国家的穷国变富的过程相比，对世界经济运行与秩序的影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反过来，这一影响对正在由穷国变富国的经济运行秩序同样在产生博弈性冲击。经济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大国发展模式”“大国模型”的讨论关于。此背景下，寻求增长秘诀或理论建模中的考量因子，现有现代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模型并不能覆盖。这一系列也许正是我国当前对“中国奇迹”理论总结中认识不易统一、分歧多多的一个未曾深入探究的重要原因。
40年的“中国奇迹”本身就是一口挖不尽的“理论深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不同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和语境，决定了“中国奇迹”会衍生出不同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在马克思、亚当·斯密、马歇尔那里，甚至在萨缪尔森教科书中，两者基本上被看作同义词(吴易风，1997)。但从学术脉络的承续发展看，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之路是越走越泛了。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研究的目的，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这一种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当今中国，提出并坚持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出现了许多与马克思当时分析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行所不同的现象。对此，理论上如何解释、发展？这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挑战。
学术界公认源自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国富论》研究的内容正如书名所诠释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国富论》对资本主义总体经济运行进行了完整刻画，实事求是地说，“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里，这是最全面的分析”。至此，以上两位巨匠的经济学研究尽管出发点、落脚点不一样，但研究的对象范围是总体，是总体经济的运行与国民财富的增长。
到了新古典的马歇尔那里，经济学研究对象发展成了“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突出了研究总体的基础——微观、个体。到了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发表了在当时学界影响很大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在定义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开始进入了“演变的一个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是越来越泛，发展到研究歧视、犯罪、自杀、离婚等行为，出现了被冠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称号的现象。加上后来经济学教育中出现的轻思想、轻理论、重数学工具倾向，最终导致2000年法国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出要反思经济学、经济学要革命的口号。甚至在物理学界盛传这样一句奇葩的话：“若想拿诺贝尔奖，就去研究经济学”，极端讽刺了经济学到20世纪后越来越彻底数理化的倾向，认为只要数学好，就能拿诺贝尔奖，懂不懂经济学原理已不重要了(黄春兴，2015)。
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等其他学术流派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有另外表述。仅以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相比，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决定了他们运用的概念体系、阐述的原理及其语境也不同。具体说，同一价值、资本等概念，在马克思、马歇尔及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总结中国40年奇迹理论时，由于作者有意无意往往受着自己头脑深处先入为主的某一理论、思想的支配或影响，运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学理方法，其结果是对“中国奇迹”这一同一的研究对象，产生了不同的理论阐述。因此，在不同的范式、概念和语境之下，常常出现“鸡同鸭讲”，甚至互不服气的现象。可以说，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产生过多争议的一个突出原因。
因此，在当前，势必需要强调，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当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经济新发展的挑战。擅长研究“资源配置理论”的现代经济学，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由政府干预经济向市场机制过渡(转轨)中经济运行的“现状”与“演化”、非均衡与均衡间的更替等方面挑战。
三、如何进行总结？
(一)对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等提法的理解
林毅夫在1995年曾预测：“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关于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等提法，频繁出现在各种理论文献中。从学术视角看，这一系列提法具体指什么内容？有什么差异？这既是抽象中国经验背后的理论首先应搞清的问题，同时也是开展学术讨论的前提。
根据笔者的观察与理解，下面的讨论首先假定，迄今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故事等这些提法，在没有特别的说明下，这若干概念定义一般都是从经验角度而不是从理论角度在进行总结，故不列入下文的讨论范围。至于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提法，虽然都冠以“中国”两字，但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其概念定义与理论含义还是不完全一样的。究其内容，可归纳以下三类：
一类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其理论范式、学术脉络和概念是很清楚的，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一类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要创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自然，分析时运用的概念、语境等归属于现代经济学。这类文献有时也不排除以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概念出现，但主要是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一批“发展经济学教程”书中所涉对中国高速增长分析或“中国奇迹”解释的理论内容，基本上都可以归属此类。
还有一类是既非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也非从现代经济学范式，而是试图创新新的理论范式。例如，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贾根良的《中国经济学革命论》《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陈平的《中华文明复兴和经济范式的创新》、沈华嵩的《经济学分析原理》，甘润远的《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等等。此外，由程霖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试图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探索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其知识体系范式及学术脉络)。
以上是就经济学范式、知识体系差异的角度分析统称为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等的研究动态。如果从研究内容角度分析，同样都在讲“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等，其实含义也不完全一样，内容有宽有窄。
王绍光(2018)曾将“中国学派”概念分为五个层次进行理解。笔者借其分类进一步简言概括为三类：一是指未必形成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逻辑，仅为一些自己的看法、思想、观点，称为“中国学派”，其实还称不上狭义的、严格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只是“个人看法不同”或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而已。二是形成了“系统的独特的看法”，也形成了不同于他人的分析概念与工具方法，可称为“中国学派”。三是不仅形成独特的看法，而且此看法逻辑严密，形成一套贯彻经济领域多方面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并被从学派意义上所承认的“中国学派”(当然承认未必是认同其学术观点)。
“中国学派”代表人物王绍光（图片来源：网络）
以上即使按经济学范式和经济学研究内容宽窄的不同，可进行分别的分析，但其之间却又是有重叠的。譬如，某类分析研究是源于马克思经济学，但重点是解释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突出中国特色，较窄的);有的虽以中国为案例，重点却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试图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一般”(较宽的)。又如，被人们日常所称“中国学派”下的林毅夫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重点却想创新有别于现有西方主流的增长理论来解释落后国家增长的原因，形成中国学者的创新理论。
不管如何分类，分类只是想说明，我们对现在频频出现的“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等字眼，不能仅观其名称，要了解其实质内容。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学术脉络在讨论，又是在较窄的还是较宽的理论视角上讨论。虽然都是围绕中国问题在谈经济学，但要区分，是仅仅在谈能解释中国问题的中国人自己的看法、观点(哪怕是较系统的看法、观点)，还是从中国问题出发，覆盖的范围却是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论一般的问题。
而且，从中抽象的是基于思想史上的某一学派渊源，还是另起炉灶，有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另一套逻辑体系。这是完全不同的理论含义。
例如，在讨论“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时，理论视角可以是多维的，核心命题可以说就是“穷国变富”的理论。较窄的出发点，是去发现和解释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理论。较宽的概念，是从中国问题出发，去发现和解释世界上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他国在内的“穷国变富”的一般理论。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
在学术脉络上，可以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语境下，但必须要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经济学。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重点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规律而展开，对于穷国变富这一相对变化问题，直接涉及的比较少。也可以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遗憾的是，二战后“迄今的历史，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可借鉴的经验不多。
当然，还不排除可以进行经济学上的范式革命，另创一种理论体系，或者基于某一非主流理论体系，或者融合若干非主流思想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在重新解释全球经济运行的同时，解决“中国奇迹”或“穷国变富”这一重大理论命题。
(二)在中国，理论创新需注意什么？
1.必须要有良好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环境。根据以上分析与介绍，要创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特别是在当前，针对中国国内目前对40年中国奇迹事实上的学术多脉络、多学派、多维度的纷争，要取得较出色的公认的理论成果，恐怕不历经痛苦而充分的学术争论是不可能的。回顾斯密、马克思、马歇尔以及凯恩斯等人的经济理论的产生，无一不是在吸取前辈及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思想，甚至是从反对者的思想争论中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有“三个理论来源”。
因此，“繁荣与发展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不明智的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引管和评价，是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笔者认为，这样的态度才是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的真正的理论自信。
要创造充分的学术讨论环境，则应鼓励开设不同学术流派的对话窗口、平台。讨论中不许“戴帽子”“打棍子”，以及无限制的“上纲上线”。切忌学术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变化、政治化;切忌以口号、空洞教条式的语言、概念来替代逻辑自洽的学术讨论。
理论创新需要“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图片来源：网络）
2.理论创新者要善于从不同思想流派交互中抓住灵感，汲取养分。面对出乎意料的2008年美国“百年一遇”大危机，和中国14亿人口大国持续40年高速增长这一人类经济史上的恢宏史实，经济学理论如何解释？
学界已普遍认识到，现有的经济学迫切需要的是深刻反思。强调经济学上的“均衡”，忽视转轨、忽视制度演化、忽视政府作用，容易使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关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消亡的规律，自然对社会主义阶段经济的具体运行前景描述不够详尽。新奥地利学派是想将经济学解释的重点从均衡状态转移到他们自己建树的经济过程上来。强调“时间、无知、主观性及过程”。但是最后的出清，是把奥地利学派嵌入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一种理论补充的角色”，还是干脆“放弃均衡模式的概念，并提出一种全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范式”，这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又正处于意见不一的讨论阶段。
因此，面对当代经济世界，现有的各经济学流派都需要创新。循旧坚守原有流派的思想，不反思，不总结，以至不愿汲取对方的思想亮点，往往容易走入思想的死胡同。笔者认为，对于强调“资源配置理论”这一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来说，我更赞同诺奖得主布坎南的一句话：“我的基本观点是：应当将‘市场理论’置于核心地位而不是将资源配置理论置于核心地位”。
那么，什么又是市场理论？这恐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审视并予以充分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因为，若是讲市场理论，不能仅仅讲分工竞争机能，恐怕还要回答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市场是否是公共品以及公共品的发展与演化、公共品与政府关系等等内容。因为，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各经济体的市场经济，都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述的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各经济体的市场经济不同程度上都是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混合经济”。而这一命题是斯密当时不曾关注，却恰恰又是当代经济学人每天面对且难以取得共识的重大的现实命题。
受此启发，在理论创新上，笔者非常欣赏经济思想史上的两位“大家”——罗宾逊夫人和熊彼特的思想胆略和智慧。当他俩发现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诟病后，两人敢于从“新古典主义的华贵锁链中解放出来”。前者试图“将马克思解释成凯恩斯”，后者试图“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即都想通过融合新古典思想和马克思经济学来改造主流的现代经济学。
笔者认为，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勇气，需要理论功底，更需要智慧，需要灵感。有时恰恰在汲取、融合争议对方的某一思想亮点时(可能是一个观点、视角、方法)，脑洞顿时打开。因此，主流经济学派要积极面对而不是拒绝、躲避“非主流”“异端”的挑战。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而言，“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政治经济学如何发展和创新？我认为，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整合或综合，这是一个头等高端的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的开明态度。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若要想在较宽意义上的一般性理论方面真正创造“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形成独特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符合一定的范式要求，需要学习马克思、马歇尔、熊彼特等学术大家，善于从前人积累的知识宝库中汲取养分。
退一步言，在此方面，大可不必先冠以“中国”字眼、自设框框，束缚自己的思维，而是应借鉴思想史上的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大胆创新思维、寻求逻辑自洽、自成理论体系。尽管这些学派思想可以不被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但这些学派的经济思想都可称之为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
3.把握好理论创新中的层次性问题。局部理论的创新与理论体系的范式革命都属于理论的创新，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基于中国40年高速增长经验进行理论抽象，可以充分运用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穷国变富”的历史材料，重点侧重在增长和发展理论的创新上。但是也不排除由此启发，由局部到整体，以此扩展，通过批评和融合人类经济思想史上以往的多流派思想，进行颠覆性的范式革命，重建一个解释经济世界的理论体系。
如果是较为集中地基于“高速增长”“穷国变富”的大量事实进行理论创新，事实上又存在从不同学术流派视角出发的创新。可以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说、方法，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或新制度经济学，丰富发展原有的分析框架;也可以是基于奥地利学派或经济演化理论等思想，从其他视角寻找增长理论秘诀。在不同学派创新竞争中，形成对“穷国变富”的新的理论解释。
历史上一系列“穷国变富”的案例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更新（图片来源：网络）
但是凡此种种，如果是成功的创新、并最后能被历史验证且为学界所承认的学说，笔者认为，恐怕这种理论本质是一种在全球化条件下，“穷国变富”、国民财富明显增长的“赶超理论”。冒昧地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非均衡理论”而不是“均衡理论”，与解释市场机制成熟国家运行的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肯定是不完全一致的。
因为，观察自18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史，不能忽视的是，有三个维度是始终贯穿前后又不被主流经济学所关注：一是近代全球经济史可以说是一部围绕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是穷国变富、富国变穷，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更替的长周期环境);二是一部货币信用与金融危机史;三是一部主权国家内市场机能这一公共品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史。
这三者的纠缠、交错与发展，构成了世界经济复杂运行的恢宏历史画卷。现在，要在21世纪这一时点的经济全球化下寻找中国“穷国变富”的理论秘诀，恐怕同样既要了解历史上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保护主义，后来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汉密尔顿时期的“美国学派”，为什么、又是如何成为该国当时国内政策主导理论的非偶然性，还要了解全球经济史中“三个维度”的延续、交错影响及其演化的当代特征。
由此可见，探究“中国奇迹”秘诀的理论创新，难就难在一开始如何认识、界定创新理论的层次问题。即，是明确研究解释中国问题的理论？还是研究解释世界性问题的“理论一般”？是研究局部的增长与发展理论？还是研究经济学“范式”中的增长与发展问题？
然而，分析一国经济增长，历史上客观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事实：一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二是小国由穷国变富的增长;三是大国由穷变富及其引起世界中心国更替的增长。如果想在更长的历史视野下解释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一国或诸国由穷变富的历史，其实就是同时在研究富国变穷、中心国实力相对减弱这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若是从此理论逻辑出发，恐怕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也许就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了。这也许是对中国学者理论创新或者说创建中国经济学真正荣光而艰巨的挑战。
4.创新理论分析应与工具分析相并重。“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方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sss。在此方面，历史上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出版时烧毁数学手稿的精彩故事。但借助于数学语言和计量经济模型等工具，毕竟可以使理论逻辑推理更加严谨，实证分析更具普遍性、可靠性，这也是经济理论科学发展的必然。
因为，不管你是否认识到，客观经济世界是由一定的经济要素(或元素)组成，呈现结构的特征，据此才能作出判断性描述。然而，各种要素又是具体的、可量化的，是变量。即，经济世界既可以定性，又可以定量。因此，经济理论要能正确解释、预测复杂的经济世界，能既定性分析又能予以定量分析的理论，肯定是上乘的理论(这里排除既有定性，也有定量的分析，也许是错误的分析)。
其实，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也并不是一味解释排斥数理分析的工具。目前，国内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原理在实证分析当代中国及世界经济时，往往已在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工具。因此，当今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不管是源于哪个学派，侧重于哪个理论层次、视角，都应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并重的原则。
5.理论创新要聚焦于理论思维。理论创新既不同于经验总结(包括经验的实证分析)，也不同于改革开放政策史的总结。理论创新思维关注的是概念及逻辑演绎的改善与严谨。理论研究者与政策研究者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尽管有时同一人可同时从事以上两种事业。
但在当今中国社会心态较为浮躁的环境下，则更应呼吁鼓励理论工作者应有定力，不去羡慕被当下各种媒体和民众追捧的对“热点”问题不时发声的政策研究者。学者要学会孤寂，孤寂有利于思考。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创新直觉。
聚焦于理论思维，同样不应忽视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基于17世纪科学革命后的英国经济思想发展，突出的是模仿自然秩序，强调演绎。德国传统的辩证哲学思想，则重视历史，强调从历史中归纳。
中国要从40年经济奇迹的历史宝库中归纳总结经验、抽象演绎成理论，首先离不开对中国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了解。在中国由穷变富的改革政策演化的40年中，曾不间断地出现了大量的、有时是零星而不成体系的经济思想、观点，能给中国奇迹的经验与理论抽象以重要启发。因此，梳理40年中国改革政策史、经济思想史，同样是加快中国经济学界理论创新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6.中国的经济学创新要格外重视中青年经济学家队伍。从一般性理论意义上讲，创新中国的经济学，恐怕需要二代人、三代人甚至更多代经济学人的努力。为此，培育青年学子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当务之急(目前高校的不良现状是重数学工具超过重理论思维)。应呼吁高校的经济院系在学科安排上，除设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两大课程外，普遍增设中外经济学说史和中国改革政策史等课程。通过课程调整与教育，开拓中青年经济学人视野，使他们学会博采众家技巧，培育理论思维的能力和问题意识，这是真正夯实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后继者基础。
中国的经济学创新需要年轻的队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结束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长周期。大国更替往往相伴相生经济思想之繁荣。随着中国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无疑，中国的崛起，既为21世纪理论经济学的升华提供了土壤，也为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创新创造了千载良机。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夏斌，2015)。
当然也应看到，伴随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学人是否一定能够担当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两者之间并不能划上必然的等号。如曾伴随日本的崛起，日本并未产生影响世界的、在经济学说史上可称得上的巨作。中国经济学人要实现为繁荣人类经济科学多做贡献，恐怕约束自身、埋头思索、砥砺前行，是唯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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