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1909年的冬天，在大清王朝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一位名叫恩光的学部官员，雇佣了一名昵称“成”的仆人。这位贴己的仆人在短暂服侍几个月之后，遭到恩光家人的集体冷落，他们势要将他驱逐出去。宣统二年（1910）四月初七，“成”挥泪辞别他的主人，离开恩光宅邸。这场突然的离别，彻底曝光了“成”与恩光的关系。他们并非简单的主仆关系，而是有着特殊情意的恋人。
始于宣统元年（1909）元旦的《恩光日记》，在这场主仆挥别之后，笔锋陡转，思念激增，属情的词语充斥篇章，令这一日记成为难能可贵的“言情日记”。1910年，恩光六十岁，“成”的年龄未知。根据他后来结婚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他此时年龄应当不超过三十岁。这场轰轰烈烈的“老少恋”不仅为研究中国近代爱情提供新鲜材料，也提醒人们注意“情感”始终是日记重要的特质。
一页“情书”：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稿纸
恩光生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卒年未详。他少年时家境贫寒，至十六岁时已开始为吏生涯，艰辛备尝。光绪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得奉职通州西仓，家业得以稍富。嗣后在国子监和学部任职。宣统元年九月，恩光曾恭送孝钦显皇后奉安清东陵。宣统二年，曾在任京师图书馆任职，担任学部考试游学生的外场庶务官。宣统三年，他还任文庙工程处监督。
由于他家住在齐化门附近（宣统元年十月、十一月日记两次提及），我们有一些理由推测他可能是毕业于同文馆的恩光（字仲华，1859-1924？）。这位恩光，姓伊尔根觉罗氏，隶满洲正蓝旗，据《同文馆题名录》，其人家住“齐化门内小牌坊胡同”，早岁家境贫寒，入同文馆后修习德文、英文，光绪五年以考英文、算学获赐恩科举人。光绪十二年在许景澄（1845-1900）保荐下任驻德使馆二等翻译官。光绪十五年回国。光绪十六年任总理衙门译员，光绪十七年或任泰陵工部郎中。光绪十五年后履历上与《恩光日记》有所出入，故暂无法确定是否为同一人，俟续考。
恩光《潜云堂日记》始于宣统元年元旦，终于1913年岁末，其中宣统元年、宣统二年颇为断续，至1912、1913年日记较为完整。日记影印收录于《历代日记丛钞》第160册，今有许庆江、董婧宸二人整理本《恩光日记》（凤凰出版社，2021）。
《恩光日记》，恩光著，许庆江、董婧宸整理，凤凰出版社，2021年
在这部日记中，恩光把自己构筑为一个“失意人”的形象。无论从事业还是精神世界而言，恩光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四十几年的宦海生涯，仅仅获得一阶的升迁；一生的情感在晚年遭遇巨大转变，最终不被外人理解，且被对象抛弃。年老体衰的恩光不断使用烦闷、忧愁、养疴等词汇描绘自己的身心状况，一再展示他的种种不如意。当他把这些记录于日记时，往往是“太息识”“黯然识”“不寐，泣识”。他无法在平静状态下写作！
恩光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下私人事务和情感，他睡不着，犯了失眠症，一边叹息一边写，一边哭泣一边写，黯然神伤的他偏要把这些都记进日记，似乎惟其如此，内心的愁闷才能纾缓二三。而周遭往往是孤灯一盏，窗外是树影斑斑，有时遥远的钟楼传来三两声钟响，提醒他夜又深了。恩光自觉描绘下这样的“此时此刻”，形诸日记，则是：“雨后，明月照窗，绿阴满院。夜深沉静，岑寂凉凄。一灯萦然，枯坐如醉。当此璄相，思怀倍切，觉身心恍惚，直如在梦寐间也。子正，黯然识。”（宣统二年五月十七日）正是在这样的深夜，如痴如醉的恩光恍惚如在梦中，迎来情绪的喷发。有时哀叹穷愁，有时哀叹命蹇，有时想念爱人，有时抱怨家事。总之，许许多多的深夜，恩光这么度过，他也把这种深夜感慨的“此时此刻”写进日记。
在恩光深夜感性的呓语中，有一种声音特别强烈，有一种情感尤其浓郁，那便是他对爱人无与伦比的思念，那种炽热之情，力透纸背，至今读来，丝毫不亚于“五四”时期新文学家们“天狗”般的呐喊。以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稿纸为例，可见其文字生情，情溢于言，言为心声，而声复直击人心的描绘。
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日记
满纸流情的宣统二年（1910）六月二十日日记云，“访缘，戌初刻，诉委曲。不见则念念不释读，见面又似有千言万语，一时难罄。怀想若此，情何以堪？惟祷佛天默佑，早得相聚，望切感切。展转不寐，月照窗纱，独对双灯，丑正太息识。”这些灼热而纠结的文字，明明是热恋中人语，却确然无疑地出自大清国的官员，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之手。他絮絮叨叨的这些文字，太像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的恋人手记。更令人惊奇的是，恩光不止一次在日记中如此描绘。有时候，他简直是哭哭啼啼的林黛玉。有那么一天，恩光在日记中写道：“想缘，度日如年，一日三秋，信不诬也。精神支离，胸膈横塞，病矣。疾痛在心，荆棘满目，孤孑凄楚，日坐愁城，精神渐消，心气日减。有无穷之烦恼，无片时之欢忻。饮食递少，困郁加多。耳顺之年，尤须奔波，强颜酬世谋生。知己蔚怀，隔阂咫尺，能不万分怀想乎？痴孽力疾识。子正。”（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在此之前，公事繁忙，债务催迫，家中则是冤孽不断，郁闷心疼的恩光在这天的日记里大大发抒郁结之情。“缘”成了他的精神念想、情感寄托，茫茫苦海中的救命稻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刻骨铭心的思念，此时恩光体会到了。可惜情感虽获得疗救，精神稍感慰藉，子夜灯下反身细想，恩光却仍不能拖着愁痛的身心，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去强颜应世以撑起支离的社会角色。思绪至此，苦痛极矣。穷极返本，恩光转念又回到温馨的情感港湾，再度想起他的“红颜知己”。现实的困顿隔阂与情感的密切想念中间，隔着巨大鸿沟，更激发恩光无穷的思念，于是他自称“痴孽”，痴的是情，孽的是如苦海般残酷的现实。
五月二十日日记稿本，是恩光情感大爆发的写照。这页日记稿本上，不仅有如上慨叹时乖运蹇的穷愁之叹，有思念未遂的万千哀怨，更有山盟海誓的祈愿。这些日记正文外增添的文字，令这页稿纸成为恩光情感的真实写照。在惯常的日记写作中，恩光在稿纸上留下诸多空白，而这页稿纸上栏线内的空白处，却填满许多紧凑的小字。在栏线上方的空行中，写着这么一段话：“日日默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真经，阿弥陀佛，仰求垂怜保佑，早得相聚同处，终身不离，世世同生，如愿如愿，念念不忘，南无阿弥陀佛。”这段文字并未注明日期，不过据其书写习惯，应当书于本日前后。就其内容而言，可见恩光已无法忍受和恋人的长久分离，而将“在一起”的心愿诉诸菩萨保佑。所谓“终身不离，世世同生，如愿如愿，念念不忘”，以叠词祷语出之，余音袅袅，其情可感。
同是这页稿纸的天头，文字甚多，都是六月十八日二鼓写下：
一水盈盈，重门深闭，玉人夜从何路来吾梦境也？计剪灯细语，当在近届黄花烂漫之际。《翰海》孔愿之作。六月十八日二鼓偶录。
“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慈俭为宝。”（《老子》、《梁退庵随笔》同时忆及 ，偶录）
其中有《老子》、梁章钜《浪迹丛谈》中的话，恐是恩光误记。“习伏众神”一句源自桓谭《新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始标作者为“庄子”。此外《翰海》卷三收录扬雄《复桓谭书》也载有此句，恐怕恩光的误记来源于此。由此可知，这段文字或也在六月十八日所录。至“慈俭为宝”，则与《老子》有关。恩光虽然两次强调“偶录”，但这些语句并非偶然，而与日常生活多有关系。“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似乎针对家人使用各种伎俩而言，“慈俭为宝”则寓含箴劝家人慈爱俭朴之意。
至于书札中语，出自明人沈佳胤所辑尺牍集《翰海》中孔愿之《寄朱景周书》，不过恩光在抄录时似乎作了修改。原书中“当在林莺唤友、梁燕将雏之际”被修改为“当在近届黄花烂漫之际”，给人增添更为绚丽的画面想象。当然，或许恩光所见者为别本。这封书札曾被朱光潜认为“雅到俗不可耐”（《古代书牍略谈》）。虽是俗，但对此时的恩光而言，仅仅“玉人夜从何路来吾梦境也”一句，就能令他感同身受，何况信中还有对于下次会面必成的期待，无怪乎恩光笔录于此。
根据恩光日记记载，这一天是“中伏”，天气“酷热特甚，挥汗如雨”。闷热的天气外加烦闷的心绪，使得这一页氤氲着浓烈的情感，散发着夏天暧昧的气息。
与仆人李成相爱之始末
“缘”究竟是谁？为何恩光要在日记中对他诉说如此浓烈的思念之情？
仔细梳理恩光日记，不难发现，“缘”即是恩光的仆人李成，日记中称作“成”、“成儿”、“成僮”、“成棣”、“缘”、“源”、“缘心”、“元”等。为何恩光要在日记中更改仆人姓名，以各类昵称取代“成”的称呼？这一切始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初七日的一场家变。那场家变最终迫使李成离开恩光家，而恩光对李成的称谓随即发生变化。恩光郁结于心的情愫就此一泻而不可挡了。
“成”在宣统元年（1909）十月开始服侍恩光。初次出现在宣统元年十月初十一日日记中，“回家掌灯，成儿伺候”。此后数天，“成”与其他仆人“鸿”、厨役“羊”等一道培植花木等。日记中未见两人亲密情感，至十月底恩光携带成、祥两仆参与清东陵祭祀活动，两人关系日益亲密。十月十八日日记云：“携成、祥二仆围炉饮食，颇觉境新意畅。”十一月二十四日恩光宿于南关店，“成为铺陈，伺候周致，甚适慰。”至十二月底，家中人察觉此事，大肆排挤。恩光日记写道：“最近得力一人，反为泯不知耻众辈过事排挤，妄造蜚言，辱詈搜剔，日夜媒孽，总使不令一朝居所遇，合家如此，而天良何在？”尽管恩光并未点名此人为何，但宣统二年四月日记及五月七日日记将这一谜底揭晓：
四月七日，欲携成游万寿寺，少纡积郁，忽构谗诬，令人愤懑。昏瞀之间，不辞泣泪而去。服事六个月，并未一日离，一旦为阖家众人攻去，实属可恨可伤。至廿一日，婉小厮长龄于次日说和归来，而隔日变生多梗，事又不遂。长龄小子模棱可恶，而家孽更生别计，真令人痛恨终身也。廿六日，见缘方悉。是晚大风雷雨……几坠沟渠灭顶，否缘挟持，恐难保也，则死生之共信然。
五月初七日，……午初晴，缘心遇，遂步大街乘月，少叙各归。凄楚展转，今日整一月矣。如梦。（旁注：若度一年，何苦如是？殆前生孽与？）
这两则记载清楚表明“成”与“缘”（“缘心”）即是一人。此人宣统元年十月随侍恩光，此后与恩光情好日密，甚至还在大雨中救过恩光一命。然恩光家人似窥破两人之间秘密，必要将“成”逐出家门。宣统二年四月七日，成最终含泪辞别恩光。此后五月初三 、初五，恩光均与“源”有约。至五月初七日，“成”离开后一个月，恩光与“缘心”再度相遇，时距“成”离家正一月，则“成”即“缘”，“缘”即“成”。此后日记中“缘”、“成”错杂记载，大体而言，两人关系亲密时，记“缘”多于记“成”。二人关系疏远时，则多记为“成”。恩光以这样的小心思，表达他私密情感的亲疏。
恩光与李成的感情并不被家人看好，在将李成逐出家门之后，家人们对恩光仍不放心，甚至追踪他的行踪。宣统二年五月十六日，“九钟馀，（恩光）至四庆园约缘，久候，同饮食，未畅叙，即步马路往万生园。至东边，忽遇鸿由西边飞来，此诚寻隙搜剔，过于刻薄。乍见意外，懊恼万状，百分屈忍，勉维解释，苦心劝告，谁能见怜寸衷？万字楼支离对坐，六刻出园。成雇人力车自回，余携鸿乘车归家。是日情形，实堪悲愤，与成尚多倾话，均未果，恨极。晚思访，阴云未去。明月当午，满院清阴，独对青灯，伶仃孤苦，寂无人声。凉风瑟瑟，幽凄黯淡，触怀思想，能不感伤乎？子正初刻，不寐泣识。”在恩光看来，另一位仆人“鸿”的到来，并非偶遇，而是家人必要根绝他和李成的关系。这种尴尬的监视状况，令恩光感觉十分羞辱。然而，他并没有办法抵抗家人的逼迫。
尽管在清代，狎玩娈童和小厮或相公较为普遍，但在公开的范围内，人们仍然谨慎地将这种关系置于较为隐蔽的境地。在各类爱情关系之中，这种情感始终无法跃居主流。这也导致即便在最为私密的日记中，同性之爱的公开记载相当罕见。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中虽透露同治年间京师狎玩相公的消息，但杜凤治的记载十分简略，且丝毫不流露情绪性的评语。同治五年（1866）五月至七月短短三个月中，杜凤治尽管在40天的日记中都记载与“梅”、“蕙”两位相公的交往，但至多止于“联床夜话”，并不透露更多私密信息。且杜凤治此时家眷尚在浙江绍兴，他是孤身一人羁旅京城的。然而恩光的状况与杜凤治差别甚大。从恩光后来对李成发疯般思念来看，他和李成的情感在那段时期显然十分浓烈，也许是如胶似漆到令家人无法坐视不理。
对明清时期的人而言，描绘自身的情感世界常常面临私欲和公德的冲突。高压和强制的社会令一切过度和越轨的情感表达变得困难，但充满活力的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却又始终想要寻找合适的出口。在此，日记成为直白书写个体情感的有效载体。
从四月初七日李成离开恩光家后，“缘”开始占据恩光日记的中心。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缘”字出现，如“访缘”、“念缘”、“约缘”、“诣缘家”、“想缘”、“到缘寓”……想而不得的时候，恩光就念佛，有时候“佛”即是“缘”，即是他的情人李成。李成令他心神不宁，恩光的日子过得恍惚如梦。他在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记写道，“怀缘，心神不定五十日矣。可叹。”然而他自己不愿打破这种爱的恍惚状态。似乎，惟有通过日记的书写，恩光才能略略缓解思念的苦痛。五月三十日日记云：“自四月初七日，匆匆恍惚，日夜怀想，直在梦寐之间，至今心神迷惘，寝食皆废弃。缘耶？孽耶？无时获释。佛天怜佑，早得即日完聚，终身感诵无已。”茶饭不思的恩光束手无措，只能祷告佛祖和老天爷保佑，让他们早日聚首。此外，稍纾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也许仍要靠写日记完成。五月三十日日记刚记下此种念想，六月初一日日记中恩光再度表达类似想法：“念佛，望元。痴情若是，殆有前因，望即归来相聚，终身不离。”八月初一日日记云：“念念念经，书缘，每日朝夕存想者也，速如愿慰，幸幸。”念佛已无法让恩光心情平静，而李成暂时也不能回归恩宅。于是，恩光为李成在外头租住房屋，按月提供费用。尽管此时恩光早已负债累累，然而为了心中炽热的情感，他早已不管不顾。他心甘情愿为李成付出，而对于家人索钱的行为，则一概视为孽债。妻子来要钱，恩光在日记中写道：“妇索月费，噎气。此生万不能逃，死而后已，冤哉！”
宣统二年六月日记中的“缘”
在恩光看来，家中人毫无天理良心，是“畜辈”，“实未有丝毫之义理，安心作对，可恨可恨”。家人有意拆散的行为，令恩光更加思念李成。他有时吃完饭，急不可耐要见李成，日记记为“奔缘寓”。如果访而未见，则不胜落寞。如宣统元年六月初五日，“怀缘，进城，步大街，欲访未果，无聊归家，尤觉孤寂，可叹。”总之，恩光此时已经犯了魔怔，他对李成是“动止触物 ，时刻感想”。
这种思念令恩光发狂，他对不断记载思念或许也感到厌倦，故而更改日记书写体例。八月初五日日记云，“此后念佛、缘，默志之，日有遇则书之。”不再记载每日的思念，而只记载他们的相遇。然而一个月以后，思念的情愫又占据上风，他自订的书写体例再度改变。九月十七日日记云：“每日时忆及缘，辄念念，后有遇，登计，馀总识之。”此后十几天恩光日记中不再记载思念李成，推测他另外备有簿册，专门记载思念次数，以便归总。这真是一位痴情的男子！
为了消弭漫长的相思之苦，恩光不断努力，朝着他和李成相聚的目标迈进。七月份，彼时学部下辖京师图书馆落成，恩光极力谋求守护图书馆藏书的职位，以便二人早日完聚。于是七月初八日日记云：“怀缘，念念在抱，默祷成全，则相聚在迩矣，时须运动。”经过持续不断的运作，恩光顺利获得这一职位，并从家中搬出，居住在图书馆旁。十月初二日，恩光和李成会面，商量移到图书馆新宅同居。十月初六日，恩光剃发刨须。十月初七日，李成搬来和恩光同居。从此恩光日记中记载变为“缘侍，晚同榻抵足叙话”。然而，这种状况再度被家人发觉。十月初十日，“恶妇无故非常取闹，天乎！直是逼迫速死以了宿孽耶？何苦是之苦命！痛哉！”他的妻子闹上门来，令恩光无法应付。在恩光看来，家人仍旧没有放弃拆散他和李成。十月十二日日记，“连日家人辈异常悍逆，万分强忍，自叹命苦无怜而已”。按照彼时道德准则，处于劣势的恩光除了在日记中抱怨，哀叹命运残酷之外，实在也并无他法，只能忍耐。
在度过一小段甜蜜时光之后，恩光和李成的感情却迅速降温。首先是开销日益增大，原本负债的恩光注意到开支继续增加。十一月初六日，“成购套壶椰子，甚细。连日烦闷，浮费流水，奈何！”而李成也经常告假回家，外加此时恩光公务不顺，心情重又回到愁闷状态。所谓“内外之不顺心，公私之不合理，忍耐无法，听天由命而已。”由于二人关系变冷，日记中也不再称李成为“缘”，转而将其记作“成”。不安分的李成开始逐日外游，至于宣统元年（1910）二月二十二日，恩光在日记中写下：“初鼓，雇马车回庙，锁门不开。成外出浪荡，不可信任，自恨。”两人关系至此再不复往日甜蜜，而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缘”字，一律标为“成”字。至于1911年十二月，李成自行结婚，他与恩光的另类感情也基本结束。直至1912年五月中旬，“成僮含泪辞去，无钱养留。三年侍奉豢养，一旦别寻衣食，曷胜惋叹。”两人结束主仆关系后，仍有来往，1912年八月十四日，李成赠送恩光花糕，恩光认为他“尚有良心”。不料八月二十六日，李成来恩光家，谈未片刻，“陡然拳打脚踢，不分皂白，谩骂无礼。……苟延残喘之际，更复直奇变悖逆之野蛮无教之事，命何以堪！孑身忍耐，不能早亡，尚有此等孽障，命薄可叹极。”两人的关系，竟然以这样狼狈的局面收场，令人欷歔。
在恩光与李成感情渐冷的日子里，恩光与家人的关系逐渐缓和。宣统二年正月，恩光的孙儿保泰降生，给他带来许多欢乐，他时常回家看望孙儿。至于宣统二年八月，恩光重又携带李成回家看视孙儿。恩光的家人看来原谅了他从前的行为。
就在他的家庭生活即将恢复平静之际，整个社会的动荡却已现端倪。几个月之后，遥远的武昌爆发了革命，随之而来清帝逊位，恩光赖以生存的大清王朝覆亡了。这对恩光的生活而言，又是一大变化。正在此期，恩光又开启了另一段恋情。
言情词汇与恩光的三条情感线
在谈论恩光1912年以后的新恋情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下恩光情感世界中的三条情感主线，以便更为清楚地认识他的感情世界为何有新的波澜。恩光情感世界的波澜形诸日记，是采用一系列充满感情色彩的词句精心书写，故而分析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词句，就成为蠡测恩光情感世界的重要指征。
情感是一系列可以传达的信息，是个体与内心世界并外部世界沟通的特殊“语言”。日记中偶尔一现的情感表达/语言，是个体对身心状态和周遭世界的审慎对话，既是情绪的疏导，也是心灵世界的重建。在此，我们尝试将恩光日记中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制作一个表格，以见出恩光在1909年至1910年5月间的情感状况。之所以选取这一时间段，主要在于1909年恩光尚未在日记中透露和李成的爱情关系。而1910年只标记至五月份，则由于当年四月份李成被恩光家人逐出家门，在整个五月份，恩光的情绪出现极为激切的变化，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也大量增加，然而，也不免出现一些雷同。以五月份为例，已足以说明恩光如何运用这些词语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心情。同时，也可由此窥见日记是否足以承担作者的情感表达。
《恩光日记》情感、心境词语略表：
由于这部分日记记载并不连贯，我们不能以此断定恩光平均每月的情绪变化，却正是这种不连贯的记载特点，以其随机性，揭示恩光整个情感和心境的不稳定。从日记中频繁使用的词语来看，恩光大量表达了感伤、烦闷 、黯然、悲愤等情绪。在此，我们以意大利学者P.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提出的五种情感类别为参考，分析恩光此时的情感世界和心境。史华罗根据情感和心境将中国明清文学作品（主要为小说）中的词语分为以下五种情感类别：
1．消极反应类型（恐惧、怀疑、焦虑、惊异）；
2．积极反应类型（爱、感动、喜欢、希望）；
3．满意反应类型（快乐、美感、宗教情怀、欢愉、满足）；
4．攻击性反应类型（愤怒、仇恨、妒忌）；
5．不满反应类型（悲哀、沮丧、羞惭）。
利用史华罗的分析框架，很容易发现，恩光的情感基本处于消极反应、不满反应这两大类型，偶尔还有一些攻击性反应类型。恩光的情感世界极为消极，时时处于不满和压抑之中。日记中极为难得的积极和满意反应的情感词语是“爽人心目”和“适慰”。前者出现在宣统元年三月十七日，面对皎皎明月，恩光感到“爽人心目”。至于“适慰”，则出现在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中，当天李成在旅店服侍较为周到，故出此语。由此，并不难理解恩光的情感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他找不到欢乐和积极的出口，所遇人事均令他不快，带来的只有无穷的烦闷和忧愁。惟有深夜自然的风景与悉心照料他身心的仆人李成，才能带给他安慰和欢乐。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李成被逐出家门之后，恩光每日都长吁短叹，陷入深深的思念和欲罢不能的煎熬之中。
宣统二年五月日记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
史华罗所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
在那些充满感性色彩的言情词汇之外，《恩光日记》还有“债”与“孽”两个关键字眼值得关注。《恩光日记》中充斥着诸多与“债”有关的词汇，如孽债、债累、宿债、家孽、家众之孽、前生孽、冤孽、宿孽等等。这两个字构成的词语频频出现在日记中，既与恩光现实处境有关，也是他虔诚信佛带来思想观念的认识所致。
宣统年间，恩光已经债台高筑，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补贴家用。饶是如此，仍然收支难以相抵。每年年底都是“亏累过甚”。如191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所云：“家业已罄，负债累累，心力已竭，尚须支持措筹，只求速死，宿债即偿。”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嗟穷叹命在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二日，“连日烦闷抑郁，自伤认命而已。……此增彼损，永不留馀，自是贫贱之兆，奈何呼天。”次日日记又是，“烦闷之至。恶妇偷当衣服数件，抽筋赎出，合银二十两二八，倾家荡产甚矣！冤孽可叹可恨！……可怜。”由于家庭收入入不敷出，甚至连妻子开始偷当东西，而恩光致力于支撑整个家族不至于彻底颓败，只能忍耐负重。沉重的家累和不断的债务危机，促使恩光不断使用“债”、“孽债”等词语。连同财务危机所造成的“债”还有妻儿家眷逼迫的债务，童仆偷窃欺瞒的债务。此外，“债”与“孽”还是佛教思维方式的体现。恩光虔诚信佛，宣统元年一月初三日，“每日默诵佛经五遍。（永远如是）”日记中常常有祷佛的记载。《法苑珠林》中业已指明“债负”是一种罪业。而恩光不仅将穷困视作一种罪业，也将妻子的逼迫看作必须承担的罪业，此外，他个人与李成的情感被众人厌恶，也被他视作一种必须背负的罪业。他在日记中反复使用“债”、“孽”等词语 ，并希望早早死去，以便一了所有孽债，即是这种思维方式方式外化。
于是，日记中遇到夫妻关系、债务危机事，常云“孽债何日偿清耶？”至于外放直隶州为官，也是“家孽所迫，万难忍受”。“孽”与“债”在恩光不断的书写下，成为他抵御外来侵害的心理防御机制。一旦遭受委屈和逼迫，他便将之视作前生命定的“孽”与“债”，故此内心尽管烦闷恨极，也能有效化解。如191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云：“支各种孽债，前世今偿，不死不已。”十二月廿六日日记又云：“人生之苦命孤独若我者甚鲜，不即死，宿债孽未偿清也。何罪若是！”虽说欲一死谢之，却终于能顽强地活下去。“孽”与“债”的熟练使用也令恩光能够小心翼翼呵护他的小众情趣，而不去管外界的风言风语。甚至，在李成变心之后，恩光也可以凭借这两个字求得自我安慰。不管世路如何淡薄，恩光已认定自己为背负罪业之人，故而生活中的风浪可令他受伤，却终不能将他击垮。
自然，恩光也时时冒出逃避的想法。对他而言，最好的出口似乎就是逃离此处的苦海，无论是现实的搬迁离家，还是祈求佛陀庇佑，似乎只要离开家中的是非烦扰，他的心就能获得平和。如宣统二年三月十五日日记云，“家孽所迫，万难忍受，惟愿早离苦海，逃生远飏，永感佛天怜佑无极。”宣统二年四月日记：“遭此家众之孽，早早得以逃往他方，以免悒郁而毙，幸甚祷甚。”宣统二年五月初六日，“予近数月食不饱，寝不安，惟日夜默祝逃生，谁怜苦衷。”虽然他曾从家中搬离，最终却难免回归家庭。他终于无法彻底摆脱给他带来无穷烦恼的家，于是只能在苦海中自伤自怜。
从《恩光日记》所述来看，家人是恩光情感世界中重要的一端，尽管这条感情线充满苦楚，恩光却不能不仰赖这条情感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条情感线出现问题，恩光才转而寻求情感世界中的第二条感情线：与同性恋人之爱。除此之外，由于恩光年事已高，与仆人的情感关系也在他生活中也显得特别重要。这三条感情线在恩光情感世界中占据主要位置，其间的波动与关系的转变，令他的日记情意满满，跌宕起伏。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也因此在这部日记中构成一股股涌动的情绪流。
恩光与妻子等家人关系似乎相当不睦。在这个家中，似乎是恩光一个人在悉心经营。他在日记中自述，家中“一草一木，余一人惨淡经营，未有一协助者。数十年节俭整理，而毁于家人辈众，此或前生所负，今世偿还耶？”苦心经营家庭生计之累且不说，家中人还时时令他不快。1910年六月十三日日记，“在家逐日无一言，孤寂何堪！荆棘尤复悖逆，令人气结。”对于妻子，恩光似乎从未有好言好语。他将妻子称为“狮吼”、“恶妇”、“孽妇”。有时看词曲《狮吼记》，他也别有感慨。他送妻子钱，是供奉孽妇银钱；和妻子吵架，是“恶妇无故取闹”，是“恶妇无意间呕气，此孽何日了”；他为妻子置办饮食，则是“午后起，为妇置馔，忍心”。总之，他和妻子的关系颇有些“前世造的孽，今世作夫妻”的意味。家中的琐琐屑屑均令他不满，而他的家人似乎对他只有无尽的索取，丝毫不关心恩光的情感需求。恩光在日记中愤而说家人“无一稍具天理人心者”。家庭生活的重重危机，可能使恩光将小小的情感出口视作逃离苦海的孤筏，故而这位六旬老翁的日记才那么浓情热意。
恩光与李成的关系前文已经述说较多，此处专论他与仆人的关系。李成原来也是仆人，离家后，主仆关系方才一变而为情人关系。看来在恩光的情感线上，一些情感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惟此处专要论述的是普通的主仆关系。由于年老体弱，恩光对仆人十分倚重，且投入相当多情感。然而他先后雇佣的三个仆人长龄、叶翔、鸿都最终被证明为不可靠。他的仆人总是背着他偷窃财物当卖。如1911年八月十九日日记，“翔取回偷窃朝珠当票十两一纸。狼心狗肺，实令人愤恨。”即如李成，最令恩光伤心，1911年十月廿七日日记记载：“成僮畜养三年，无一不周，以为亲近可靠。旅居在外，左右有人，处之若家人父子，盖亦由有所激之耳。孰意无行无耻，殊属异常。”“奴子叶子祥豢养八年，已偷窃七年矣。”1911年十月二十日日记，“回庙寓，炉冷无煤，已早着三小子买煤，逾时未回，而长龄近加疲玩疏懈，此二役直比畜生尤加倍。命蹇运乖，何致遭遇如是。活地狱几时逃出耶？躬自升火想炊，更为畜辈预计。人生至此，……苦况诉谁？长叹而已。”辛亥鼎革以后，恩光这样的旗人仍维持一个大家族，然而收入不敷，而童仆早已难以管束。变卖家产，对主人不闻不问，甚至于恩光需要自己生火做饭。种种情形，令恩光和奴仆的情感线也逐步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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