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砂医家吴士瑛重视五运六气理论临床运用，诊治痢疾以“开阖枢”三阴三阳立论。《痢疾明辨》一书，以六经统论痢疾，列秋燥、邪陷、时疫、滑脱四纲，遵《素问·五常政大论》“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之训，结合五运六气论治痢疾，主张“论秋燥亦因岁气盛衰”，据岁运产后痢不禁黄芩、白芍，卓有见地。
国医大师朱良春曾言：“中华医药，博大精深，流派纷呈，各具优势，锡澄毗邻，钟灵毓秀，龙砂医派，杏苑崛起，经方膏方，五运六气，岐黄万代，懿欤盛哉”。重视五运六气的临床运用是龙砂医学流派的一大特色，历代龙砂名医对五运六气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著述颇丰。
吴士瑛，字甫恬，号葫芦山人，又号子虚子，江阴华墅人，精通《黄帝内经》，为清代著名龙砂医家，著有《痢疾明辨》一卷。“其大旨以南阳《伤寒论》六经为主，中分邪陷（外感六经陷下之邪）秋燥及时毒（即疫痢）、滑脱四门”，以“开阖枢”三阴三阳立论，参合《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实为痢证特开生面，并能阐发《伤寒论》之精义”。今初探其学术经验如下。
以六经统论痢疾
柯韵伯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龙砂医家柳宝诒《温热逢源》强调“伤寒温热，为病不同，而六经之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治温病者，乌可舍六经而不讲者哉”。
张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实质就是以六气为标准的辨证法则，亦可称六气辨证。《伤寒论》不是简单的辨证论治，而是通过辨证、辨脉、辨时相结合来达到辨病，确定病在三阴三阳的何经，所谓“六经钤百病”。
吴士瑛论治痢疾，本于“六经”分证，其自序言：“古之医书每以脏病、内伤下痢混同论治，执死法者，滞而不圆，拘古法者，泥而不变，爰著痢疾之明辨，分六经，列四纲，箝种种见证，以及妇女胎产”，“凡例五则”言：“痢疾由暑、湿、热三气，人均知之，及至治病，不分虚实，不明表里，不辨用药，乱杂无章，胸中全无把握，故首列六经辨证，以资考证明乎此则伤寒六经亦贯串矣”。《痢疾明辨·箝六经表里阴阳虚实寒热乃治痢要诀》篇指出：“凡病必先辨六经，一切外感内伤，不能舍六经而为治，痢疾何独不然”。
《伤寒论》六经传变规律，应用了五运六气中的“标本中气”及其从化规律。《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六气标本，所从不同”，少阴君火，本火而六气为阴，标本异气，则从本或从标，临床有寒化证与热化证之别，故吴士瑛《痢疾明辨·箝六经表里阴阳虚实寒热乃治痢要诀》篇遵此规律，“少阴经有寒证、有热证，热则‘黄连阿胶汤’、‘猪肤汤’，寒则‘桃花汤’、‘真武汤’、‘四逆’辈”。
从伏邪论治痢疾
伏邪学说，肇起《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金匮真言论》言：“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素问遗篇·本病论》“三年化疫”理论，从运气学说加以实践，《素问·评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遗篇·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伏邪理论的具体运用提供了依据。此后，代有医家发挥，清代刘吉人《伏邪新书》把“邪”的概念由“伏寒”扩大为“六淫伏邪”。
《痢疾明辨·痢不独湿热》篇载：“经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此因风之伏气至夏始发也，又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常恣纵口腹，肥甘浓厚，伤及肠胃，或多食瓜果，阳气被抑，反受生冷之害；须知肠胃一伤，不能转化精微，传送糟粕，壮者气行则已，弱者着而为病，蓄积停滞而为痢矣……故古法清热导滞方中，必用辛温药味为反佐，如‘洁古芍药汤’之肉桂，‘泻心汤’之干姜，皆先正法程也”。
吴士瑛认为“春风伏气，至夏肠澼，亦是下陷，‘活人败毒散’亦对症之妙法也”。活人败毒散一方，清代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引胡天锡曰：“非其时而有其气，惟气血两虚之人受之。寒客营而风客卫，不可用峻剂，故稍从其轻者，此羌活汤，败毒散所由立也”，该方扶正祛邪兼行。可见吴士瑛对伏邪理论的运用与《素问遗篇》意合。
以岁气论治痢疾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古人把天地之间的四时六气与人体内部的五脏活动联成一体。《黄帝内经》强调临床“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圣人治病，必知天之阴阳，四时之经纪”，《痢疾明辨》多篇直引岁运、司天在泉对发病的影响。
1、以“主气”论秋燥痢
吴士瑛在“秋燥”纲中引喻嘉言论述，“秋燥者，火之余气也，湿之复气也。其时大火西流，燥气盛行，故痢每甚”。在“四之气”“五之气”之间，主气太阴湿土、阳明燥金时段，“因湿热最伤肺气，肺气不肯受邪，传之于腑，肺火郁于大肠，其腹痛甚，所下皆赤白脓血粘稠，其症甚重，阴虚者尤多患之”。并举《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下利肺痛，紫参汤主之”论之曰：“‘肺痛’者，非肺痛也，肺气下郁于大肠故痛也，宜用桔梗以开之，苦寒以化之，滋阴以润之，《金匮》主‘紫参汤’，紫参不知何物，张璐以紫菀代之，亦是开泄之义。此症忌用‘败毒散’，以风药多燥也；忌大下，阴虚者下之复伤其阴也；忌补气，气愈滞则燥愈甚也”。
吴士瑛尝用黄连阿胶汤加桔梗，多效，并感慨每见此症，夭枉者甚多，赞同喻嘉言“水出高源，肺气清则小便自行，肺与大肠为表里，大肠之热，皆因肺热所积，尤宜用辛凉之药，清化肺源，况肠胃有病，其所关全在乎肺”，认为“嘉言此论，即秋燥之根本，予所见患此者多极，医者不识，故及之”。后附“秋燥痢医案”：“治尹山令弟，秋燥下痢，腹痛异常，赤冻有血，医进‘败毒散’及辛温燥剂，症反增重，舌红口燥，避出无度。延予诊，脉涩数，进黄连阿胶汤加桔梗、荷叶、白粳米汤，并进两剂，痢减半，再将前方去桔梗，加‘益元散’、炒银花、知母，三服而愈”。
2、论秋燥因岁气盛衰
有关运气变化对疾病发病的影响，吴士瑛在书中专列《论秋燥亦因岁气盛衰》篇，引证龙砂医家孙御千医案“乾隆戊子，少阴君火司令，小满后夹三伏之气，正属主气，客气亦属君火加临，二阴盘旋太虚，风火自出，日日风火亢旱，自春至秋，逢风熄之日则炎热异常。立秋后上自湖广，下至江浙，皆疫痢，色赤或五色相兼杂。虚者受之，必噤口而入脏肢冷，五六日告毙矣，轻者由赤转白乃愈，疟疾绝少”，在治疗上“本年治痢，以肝为刚脏，宜制以柔，用阿胶、白芍；胃为阳土，喜通恶塞，用人参、茯苓、甘草、陈皮，通补胃阴；荷叶升清，陈皮理气，银花清少阴君火而解毒，加槟榔汁以疏通肠中之壅”，本案龙砂运气大家姜健参与会诊：“同姜体乾酌定，无不应手取效”，《龙砂八家医案·孙御千先生方案》亦有载。
从运气角度分析，乾隆戊子，即1768年，该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中见太徵火运，岁火太过，三之气，主位太徴火，客气少阴火，中见火运，气与运符，天政布，大火行，寒气时至，寒热更作，治疗上“宜调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酸收之”，所以用阿胶、白芍以及清少阴君火之品奏功。
此外，吴士瑛于“秋燥痢医案”中载治尹山令弟秋燥下痢，案末特写明“时道光庚子秋也”。道光庚子，即1840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中见太商金运，岁金太过，与戊子年司天在泉相同，故吴士瑛用黄连阿胶汤能收效，乃直接着眼“宜调少阴之客”。
3、据岁运产后痢不禁黄芩、白芍
针对医家拘于产后患痢，忌苦寒，吴士瑛列《产后痢》篇阐述己意，“胎前患痢，治不得法，多致伤胎，无论小产、正产，邪未尽而延至产后者，即谓之产后痢。此极重之症也，古人谓之七日死。张路玉以‘伏龙肝汤、丸’用之于湿热已消，但见稀水、薄粪而无实火者，诚然有效。若湿热之邪未清，舌红或黄，唇燥口渴，腹痛，后窘迫者，均非所宜。每见医家治此症，不肯用苦寒药，张氏三禁之论，又据丹溪产后不用白芍之说，不肯用黄芩、白芍，病者烦躁不安，扬手掷足而毙者，深为惨伤”。
吴士瑛指出：“余自庚子年至今常用黄连阿胶汤、黄芩汤、泻心汤，皆应手取效，是知湿火下陷，万不可用温燥也。又有并非胎前下痢，产后复数日下痢者，亦如上法，切勿用温燥之剂；均宜明辨六经、表里、寒热、阴阳、虚实八字而治之万无失”。
前已论及，庚子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中见太商金运，岁金太过，根据运气理论有燥、火。芍药，气味苦平，《本草崇原》载：“初之气，厥阴风木；二之气，少阴君火。芍药春生红芽，禀厥阴木气而治肝。花开三四月间，禀少阴火气而治心。炎上作苦，得少阴君火之气化，故气味苦平。风木之邪，伤其中土，致脾络不能从经脉而外行，则腹痛。芍药疏通经脉，则邪气在腹而痛者，可治也”。黄芩，龙砂医家姚球所著《本草经解要》载其气平味苦，禀天秋凉之金气，入手太阴肺经，得地南方之火味，入手少阴心经。气味俱降，诸热之主也。脾为太阴湿土，肺亦太阴，“肺与大肠为表里，大肠湿热则肠澼泄痢，黄芩清肺，肺清则通调水道，而湿热下逐，肠肺复其燥金之气，而泄痢愈矣”。在此运气条件下选用，可谓切中运气病机。
吴士瑛附有医案引证：“道光庚子七月，治章嘉鳌令正，怀胎七月，患痢七日即产，产后痢仍不止，舌绛无津，口渴唇燥，里急后重，脉弦数大，烦躁不安，暑邪化燥，加以新产后营血大伤，邪火反炽，进黄连阿胶汤化裁获愈”。
从开阖枢论治痢疾
三阴三阳的开阖枢，决定了“六经”各自的属性和不同特点。《伤寒论》六经病乃是六经正常“开阖枢”作用障碍的结果。
吴士瑛于《痢疾明辨·滑脱》篇说：“滑脱每见于久痢之后，三气之邪已尽，五脏之气不固，所以不过微黄稀水，并无赤白冻，亦无里急后重，小便不赤，口舌不燥，脉沉细而弱，审定属虚寒者，方可用温涩之剂，仲景所谓阳明不阖，太阴独开，下焦关闸尽撤，以赤石脂禹余粮汤，必如此而后可”。
赤石脂禹余粮汤语出《伤寒论》第159条：“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吴士瑛基于开阖枢角度加以阐释，引证清代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语：“仲景治下焦利，重用固涩者，是殆以阳明不阖，太阴独开，下焦关闸尽撤耳。若以理中与之，从甲己化土，复用开法，非理也。当用石脂酸温理气，余粮固涩胜湿，取其性皆重坠，直走下焦，从戊己化全阖法治之。故开太阳以利小便，亦非治法。惟从手阳明拦截谷道，修其关闸，斯为直接痛快之治”。
少阴为阴之“枢”，少阳为阳之“枢”，少阴少阳为全身气化运动的枢纽，若少阳失却转枢之责，气机升降失调，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少阴转枢出入失责，则阴阳气不相接。转“枢”不利，气化失常，百病始生。在《痢疾明辨·痢疾发癍疹》篇，针对时疫，吴士瑛指出：“若转疟疾，从少阳之枢而出，均属生机”，彰显其对开阖枢理论的娴熟运用。
结语
综上可知，吴士瑛行医治学，力倡“通其意则灵，不通其意则滞，善用其意则巧，不善用其意则拙”，“读书泥古非师古，因证施方不执方”。秉承龙砂医学善用运气学说的传统，与姜体乾、孙御千等龙砂运气大家交往甚多，并时有会诊切磋，其以六经统论痢疾，并列秋燥、邪陷、时疫、滑脱四纲，遵《黄帝内经》“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之明训，参合运气变化治痢，“证之变化，随岁气而转旋”，“论秋燥亦因岁气盛衰”，据岁运产后痢不禁黄芩、白芍，卓有见地。
现在有人一谈到运气方，拘泥于《三因司天方》十六首运气方，实际上《三因司天方》仅仅给了我们十六个套路，不可拘泥，更不能呆板使用。只要抓住了运气病机，按运气思路运用，则不论时方、经方皆为“运气方”。
所谓病机，一则为运气病机，二则为时机、时相。据此临床将不同病症归于六经时相论治，疗效卓著。
把五运六气看作六十干支的简单循环周期，仅据天干地支就去推算某年某时的气候和疾病，这样的机械推算是不科学的，违背《黄帝内经》运气学说的精神。基于运气病机理论运用运气方，必须做到“因时识宜、随机达变”，唯此方能圆机活法，受用临床。
顾植山为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他全面继承了龙砂医学流派“重视《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的临床运用；重视《伤寒论》经方，运用《伤寒论》六经理论和结合辨体质指导经方应用。
基于肾命理论运用膏方养生‘治未病’”的三大流派特色，尤其在五运六气研究方面，建树颇丰。笔者有幸跟随顾植山学习，寒暑移易，迭经十六载，获益良多，今值先生从医50周年之际，不揣浅陋，将先生运气临证经验初作梳理，以资纪念。
运气学说是古人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影响的一门学问。运气学说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顾植山多年来沉潜运气学说研究，认为《黄帝内经》的理论基本建立在五运六气基础之上，运气学说关乎中医基础理论的方方面面，丢开运气学说许多中医“悬案”都解释不清了。
顾植山尝言“将被湮没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就是创新；将被后人曲解的中医药理论重新解读，修正现行错误模型，就是创新，而且是首要的、更重要的创新。”
目前的中医基础理论需要用五运六气来重新认识其构架原理，此外，运气学说不仅可用来预测“疫病”，对中医临床更有重要指导作用。这也是顾植山多年来矢志研究传承、应用推广运气学说之目的。
针对运气学说不存不废的尴尬局面，顾植山认为重新、客观、公正认识运气学说，让这门学说指导临床实践，为中医临床提供一种更符合中医原创思维的思辨方法，可以提高临床疗效，中医药不仅仅需要“简便廉”更需要“验”。多年的临床实践已证实，在运气理论指导下常常收到速效、高效甚至奇效。
临床实践是证效运气学说的一剂良药
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曾说：“五运六气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然而，运气学说涉及医学、天文、气象、历法等多方面知识，理论复杂，推演烦琐，后世运用多硬套公式，机械推算，“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将运气学说简单化、机械化、神秘化甚至庸俗化，故而在学术界一直是褒贬不一，使这门千古绝学蒙冤不浅，也使得这门科学在中医学理论中被误解最深、传承亦最为薄弱。
顾植山常说，对于五运六气科学与否，有用与否，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和别人打口水仗，需要在临床中不断体验、感悟、积累，方能自有判别，摒弃疑问，笃信不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宋·琼瑶真人《针灸神书·卷一·琼瑶神书天部》说：“凡医人一要识字，二要晓阴阳，三通运气，谓之明医。医不识字，不晓阴阳，不通阴阳，谓之盲医……”
历史上一些早年对运气学说持异议的医家，随着临床的不断深入，观念会发生改变，如王肯堂早年博采众长，编撰《证治准绳》，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详于理论，为集明以前大成者，所论各科证治，条分缕析，平正公允，晚年在《医学穷源集》中发出“运气之说，为审证之捷法，疗病之秘钥”之感叹。
再如，明代缪希雍曾在《神农本草经疏》中专设“论五运六气之谬”一章批判运气学说，认为运气学说“杂学混淆”，以之治病“譬之指算法”，“无益于治疗，而又误乎来学”“天运气数之法，而非医家治病之书”。
但是，到了晚年缪氏的运气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后人清·缪问在注解《三因司天方》“凡例”中记载：“司天方唯吾宗仲淳公论，为出汉魏之后，谓前此越人无其文，后之叔和鲜其说。至暮年始悔立言之误，见于家乘自述志中，谅亦未见是书之故也。”
国医大师李今庸在《论中国医学中古代运气学说》中曾说：“缺乏对运气学说真正认识，因而总是人云亦云，甚至信口雌黄，妄加评说，这是不对的。”
重视五运六气学说是龙砂医家一大特色
历代龙砂医家多重视运气学说。如明代吕夔著有《运气发挥》，清代缪问注姜健所传《三因司天方》，王旭高著《运气证治歌诀》，薛福辰著《素问运气图说》，高思敬著有《运气指掌》等。
在运气学说的临床应用方面更是成果丰硕，如姜氏世医以善用“司天运气方”而名震大江南北;王旭高临床提出须“明岁气天时”“相机从事”，主张灵活运用运气学说，“执司天以求治，而其失在隘。
舍司天以求治，而其失在浮”;吴达提出“因病以测岁气，非执岁气以求病”“证之变化，随岁时而转旋”等论述，所著《医学求是》立有“运气应病说”专论，并记载了大量运气医案。
《龙砂八家医案》一书中更是蕴含大量运气临证思维，有运用运气学说的周期节律、开阖枢理论等分析病机，预测疾病转归预后;有根据值年运气特点调整用药思路;有按运气辨证使用运气“司天方”等。精彩纷呈，足堪效法。
另外，有些医家虽无运气专著，但在其他论著中带有明显运气思想，如柳宝诒据运气原理对温病伏邪理论的阐发，承淡安在针灸中弘扬子午流注，章巨膺用五运六气观点解释各家学说的产生等。
顾植山世居江阴，嫡传柳氏之学，长期在“龙砂文化区”这种重视运气的大环境熏陶下，醉心运气研究也是有其渊源的。
基于运气临床是对《内经》病机理论的升华
运气学说是古人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影响的一门学问。人生活在宇宙自然中，必然受到宇宙自然气息运动变化的影响，反映在体质、健康状态和疾病病机诸方面。
顾植山认为运用运气思路指导临床的实质，是基于天人相应的思想，透过自然气息的运动变化了解人体气机变化及其临床表现，“谨调阴阳，无失气宜”，通过调整天人关系，达到祛病健康的目标。运气辨治，注重辨时、辨机、辨阴阳“开阖枢”变化，是对静态的、空间的辨证的重要指导和补充。
很多疑难病症，应用运气理论诊治，短期即获良效，临证中抓住了运气病机，有些兼证可不治而愈，基于运气病机指导临床，可执简驭繁。基于运气病机指导临床，是对《内经》病机理论的升华。
基于运气理论指导临床的几点注意
“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握机于病象之先” 顾植山强调，《内经》对病因的认识是天、人、邪，三虚致病，临床上应结合辨天(即五运六气)，辨人(即体质，包括运气体质)，辨病证三方面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体现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思想。
张介宾《类经・卷十二・论治类》说：“五运有纪，六气有序，四时有令，阴阳有节，皆岁气也。人气应之以生长收藏，即天和也。”《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
临证要实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气宜，无失病机”的高水平要求，必须做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顺时气以养天和”的用药原则。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崩漏》说：“岁气天和，保之最要……顺天之气，以扶生生。”吴瑭在《温病条辨·解儿难》更提出：“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数也，无所不通，而受之以谦，而后可以言医。”
临床中要重视“握机于病象之先”，要善于抓“先机”。譬如2014甲午年来说，甲年运气常位特点，《素问·气交变大论第六十九篇》曰：“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上应镇星。
甚则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肢不举……”六气主病特点为：子午之岁，少阴司天，阳明在泉，“民病关节禁固，腰痛，气郁而热，小便淋，目赤心痛，寒热更作，咳嗽，鼽衄，嗌干，饮发，黄疸，喘甚，下连小腹，而作寒中。”
针对常位运气特点缪问注《三因司天方》从岁运，司天在泉之气，立有附子山萸汤和正阳汤两个方，从临床实践看这两个方适应症较广，临床效果也好。笔者已分别整理成文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
当然，运气病机对疾病的影响，为大概率事件，并非千篇一律。不论时病久疾，抑或疑难病症，只要病机相谋，可作为临证思辨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因时识宜、随机达变”，顺应当时运气病机
顾植山强调，以运气病机指导临床应“因时识宜、随机达变”，临证要“看时运，顺时运，抓时运，开方用药尽可能顺应当时运气”。
比如2014甲午年夏天的运气特点为中运太宫土、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易出现水火寒热于气交而为病始，湿、火、燥相兼的病机特点。
针对此运气特点，顾植山运用清暑益气汤治疗夏天荨麻疹和湿疹等皮肤病以及高血压、失眠、咽痛、痤疮等多种病症，均获良效，《中国中医药报》有《甲午年清暑益气汤用之多效》《甲午年东垣清暑益气汤有多效》等文章可证。
同时，应用运气思想指导临床，与时令关系甚密，时移事易，针对时运之方过其时则不效，顾植山认为：“今年(2014)清暑益气汤至五之气后，使用机会就少了”。
2014年9月，顾植山在广州“五运六气与疫病预测预警研讨班上”预测下半年疫病及分析运气病机时指出，“今年五之气主气为阳明燥金主气，客气为少阳相火，另有郁伏的少阴君火，手足口病有恐加剧之趋势”。
果不其然，从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协作单位反馈的信息提示，2014年10下旬以来，山东临沂市手足口病患者再次出现高发，且部分患儿病情危重。
结合运气体质辨识合参，可资有效参考
清·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所云：“医为性命所系。治病之要，首当察人体质之阴阳强弱而后方能调之使安。”《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人体在胚胎孕育以及在不断经历“生长化收藏”的成长过程中，同样会受到五运六气的影响，毋庸讳言。不同运气年出生的人，由于胎孕、出生年运气特点等不同，体质也有偏颇，临床中需要合参。
譬如，火年出生的人，体质偏阳，逢火年更易出现热病，或容易出现烦热，口腔溃疡等上火症状，所以酌情兼顾患者运气体质。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影响体质的因素很多，运气只是因素之一，且运气有常有变，分析出生年的运气不能仅凭干支推算，故临床应用时要避免机械推演，胶柱鼓瑟，需灵活变通。
如《甲午年清暑益气汤用之多效》(《中国中医药报》)中崔某案例，该患者1961辛丑年生，辛丑年湿土司天，寒水在泉，先天易受寒湿运气侵袭，1961年恰逢“三年自然灾害”，受寒湿运气影响的概率就高，再从体质和病况印证，把握就大了。
《顾植山：甲午年用附子山萸汤经验》(《中国中医药报》)袁某案例中，患者甲子年生，该年亦为“岁土太过，雨湿流行……”属于寒湿体质，加之今年又逢甲年，运用附子山萸汤更有底气了。
当然，出生年的运气不能机械拘泥，要活看，要看当时的实际运气特点。
顺天察运，三因治宜，多因子动态评估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马莳言：“有定纪之年辰，与无定纪之胜复，相错常变，今独求年辰之常，不求胜复之变，岂得运气之真哉”;
汪机《运气易览·序》言：“虽然运气一书，古人启其端，……岂可徒泥其法，而不求其法外之遗耶?……务须随机达变，因时识宜，庶得古人未发之旨，而能尽其不言之妙也”。
五运六气有常，有变，有未至而至，有至而太过，有至而不及，有胜气，复气之异，有升降失常之变。要做到“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更应顺天察运，随机达变。
龙砂医家在实践运气中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吴达在《医学求是》运用运气预测疫病，不是简单地常位推算，而是“多因子”合参，考虑到了上一年失“藏”之气，当年的司天在泉，以及实际气候出现“春行秋令”的“非时之气”，卓有见地。
缪问注《三因司天方·运气总说》中引张戴人之说：“病如不是当年气，看于何年运气同。便向某年求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庶乎得运气之意矣。”
顾植山反复强调，运用运气理论指导下的临床实践，应了解实时气候、物候等运气因子，动态分析，不可机械推算。
符合运气病机，时方、经方皆为运气方
顾植山常告诫我们，现在有人一谈到运气方，拘泥于《三因司天方》十六首运气方，实际上《三因司天方》仅仅给了我们十六个套路，不可拘泥，更不能呆板使用。如马宗素、程德斋等，拘泥于某人生某年，并某日用某方，自古多遭到批判。我们临床倡导运用运气理论，是基于运气病机的诊治。
对于“运气方”，顾植山认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运气方”指陈无择《三因极一病症方论》根据岁运和司天在泉所立16首方。
《宋太医局程文格》《慈航集·三元普济方》等皆立有“运气方”，而为何选择陈氏所立方呢?因为陈氏所立方经龙砂医家，尤其是姜氏世医的实践、验证、阐扬，并有缪问进行注解，前人已经为我们做好“临床观察”，有实践基础。
广义的“运气方”，指只要抓住了运气病机，按运气思路运用，则不论时方、经方皆为“运气方”。譬如，血府逐瘀汤出于王清任《医林改错》，为临床常用之名方，然而王清任没有解释血府逐瘀汤的组方思路，对其病机论述也甚少。
顾植山教授基于运气“开阖枢”理论分析病机思路，认为该方主要是针对少阴、少阳之“枢”而设，扩大了该方的临证范畴。
2014甲午年“五之气”以来，实际运气特点为少阳相火客气为病，故血府逐瘀汤在这一时段有较多运用机会，临床实践证实从少阳病机运用该方，屡试不爽，再次显示抓运气病机，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之妙。
此外，顾植山教授指出所谓病机，一则为运气病机，二则为时机、时相。据此临床将不同病症归于六经时相论治，疗效卓著。如：治疗血小板减少根据不同时相从太阴、阳明论治均受到良好疗效。治疗月经病分少阴、厥阴、少阳、太阴、阳明、选用当归四逆汤、乌梅丸、柴桂干姜汤、固冲汤、温经汤等进行调经。
总之，顾植山教授认为，把五运六气看作六十干支的简单循环周期，仅据天干地支就去推算某年某时的气候和疾病，这样的机械推算显然是不科学的，是违背《黄帝内经》运气学说的精神的。基于运气病机理论运用运气方，必须做到“因时识宜、随机达变”，唯此方能圆机活法，受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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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运气辨治
运气学说是古人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影响的一门学问。
中医学强调“天人相应”。《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活在宇宙中，必然受到宇宙自然气息运动变化的影响，反映在体质、健康状态和疾病病机诸方面。
《内经》对病因的认识是天、人、邪，三虚致病，临床上应辨天（即五运六气）、辨人（即体质，包括运气体质）、辨病证三方面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体现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思想。《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强调了运气思想在临床的重要性。
运气辨治的实质，是基于天人相应的思想，透过自然气息的运动变化了解人体气机变化及其临床表现，“谨调阴阳，无失气宜”，通过调整天人关系，达到祛病健康的目标。运气辨治，注重辨时、辨机、辨阴阳开合枢变化，是对静态的、空间的辨证的重要指导和补充。王肯堂晚年总结：“运气之说，为审证之捷法，疗病之秘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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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辨治应用思路
（一）运气辨治之常——“必先岁气、无伐天和”
《黄帝内经》强调“谨守气宜，无失病机”，临证“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掌握了五运六气的变化规律，重视“握机于病象之先”，抓得“先机”。
1、辨岁运 ——“运”
兹举2014甲午年为例来说。甲年运气常位特点是土运太过，《素问·气交变大论第六十九篇》曰：“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上应镇星。甚则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肢不举……”；
再如2012壬辰年乃木运太过之年，风木之气流行，木乘土，则脾气受邪，易患泄泻、纳呆、腹胀、肢体沉重等疾病，甚则患易怒、头眩等木气亢盛伤肝的病症。如此先明当年岁运，根据岁运的特点来治疗疾病，选择用药。
《怡堂散记》记述“痘书韩氏五瘟丹，又名代天宣化丸，亦从岁气用药。
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人中黄为君；乙庚之岁，金运统之，黄芩为君；丙辛之岁，水运统之，黄柏为君；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栀子为君；戊癸之岁，火运统之，黄连为君。荆防苦参牛蒡连翘之类，皆为佐之药也。”
2、辨岁气——“气”
六气主病特点，举如子午之岁，少阴司天，阳明在泉，“民病关节禁固，腰痛，气郁而热，小便淋，目赤心痛，寒热更作，咳嗽，鼽衄，嗌干，饮发，黄疸，喘甚，下连小腹，而作寒中。”
其治则“子午之岁，上见少阴，少阴司天，其化为火，火则旺于夏，钱氏泻心、导赤为对症之方。”
它年如“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太阴司天，其化为湿，民病吐泻……，胃苓、羌活胜湿之类……”。《怡堂散记》惊风发搐例：“辛亥首春，婴幼多惊风之患，此天行之病，气候使然。经曰：‘巳亥之岁，上见厥阴。厥阴司天，其化为风。’风令最早，小儿得春气之先，风胜则动，其病为搐。岁气之病，各有所主”；
又在“丙申长夏复论暑风”言：“向治（小儿）暑风惊搐用暑风饮子加黄连，全活甚众。丙申岁如法施治，率多不效。求所以不效之故，……天时之病，当从岁气用药。
子午之岁，少阴君火司天，黄连泻火故效。丑未之岁，太阴湿土司天，黄连苦燥湿，虽泻心、泻脾，亦效。寅申之岁，少阳相火司天，泻相火当君黄柏，黄连而用其为不效宜矣。乃复于暑风饮子增加减法，循岁气也。”论述同一方剂，不同年份岁气不同，同一疾病，用之不效，据岁气调整君药即效。
3、辨大运——“大司天”
五运和六气的自然周期性节律，不仅反映一年乃至六十年的阴阳变化规律，也反映在更长或更短的时间周期内，这个时间周期可逐级缩小或扩大。
如《皇极经世》提出的“元、会、运、世”的循环规律；
王朴庄的“六气大司天”理论等，对理解中医各家学说的形成，以及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等，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五运六气（大司天）推算
“古人之用寒用温，即各随其所值之大司天以为治”，“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据临床初步观察，单纯、新发病症多与当年、当时运气相关，复杂、病程较长的病症就应同时考虑与运气大周期即大运的相关性。
4、辨运气体质
清·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所云：“医为性命所系。治病之要，首当察人体质之阴阳强弱而后方能调之使安”。人体在胚胎孕育以及在不断经历“生长化收藏”的成长过程中，同样会受到五运六气的影响，毋庸讳言。不同运气年出生的人，由于胎孕、出生年运气特点等不同，体质也有偏颇，临床中需要合参。譬如，火年出生的人，体质偏阳，逢火年更易出现热病，或容易出现烦热，口腔溃疡等上火症状，所以酌情兼顾患者运气体质。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影响体质的因素很多，运气只是因素之一，且运气有常有变，分析出生年的运气不能仅凭干支推算，故临床应用时要避免机械推演，胶柱鼓瑟，需灵活变通。
（二）运气辨治之变——“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
把五运六气看作六十干支的简单循环周期，仅据天干地支机械推算某年某时的气候和疾病，显然是不科学的。《内经》云运气“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强调“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马莳亦言“有定纪之年辰，与无定纪之胜复，相错常变，今独求年辰之常，不求胜复之变，岂得运气之真哉！”。《内经》曰“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是警示世人：运气之用不囿于“数”，不可拘泥于固有的推断模式，应顺天察运，随机达变，以运气实际情况而用。如2014甲午年，司天为少阴君火，气候当热，然夏天未感炎炎之势，遣方用药就需据实际气候而定，同时下半年要警惕少阴君火之郁发；甲为土运太过之年，气候当多雨湿，然某些地区年内干旱，特别是下半年病人燥象明显；临证就当润其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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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辨治用方
针对常位运气特点，宋·陈无择从岁运和司天在泉之气，立有十六首运气方，这是针对不同运气特点的十六个套路，不是到某年就固定用某方，看实际出现的运气适合什么套路，就可选用相应的运气方。如针对木运太过的苓术汤，本为壬年主方，2015乙年初之气主客气均为厥阴风木，病症若符风木太过之机即可选用。其他干支年运气方也可不拘泥于年辰，如2015乙未年见肺金受邪，出现燥伤肺金的病机时，可选用六乙年之紫苑汤，亦可用六戊年之麦门冬汤。正如张戴人所说的：“病如不是当年气，看与何年运气同。便向某年求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庶乎得运气之意矣。”抓住了运气病机，除《三因方》中的十六方外，不论经方、时方，皆可按运气思路运用，皆可称“运气方”。如2014甲午年夏天的运气特点为中运太宫土、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易出现湿、火、燥相兼的病机特点，在该时段应用“清暑益气汤”治疗荨麻疹和湿疹等皮肤病、以及高血压、失眠、咽痛、痤疮等多种病症，已证良效。
总之，据《黄帝内经》对“天、人、邪”三虚致病的病因学说，辨天，辨人，辨病证三方面结合，体现了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顺天以察运，因变以求气”，以运气病机指导临床，可执简驭繁，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同时也升华了《内经》的病机理论。临床应用运气方时，须“因时识宜、随机达变”，惟其如此，方能圆机活法，受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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