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问民国最低调的名人是谁，答案非“清华大学唯一的终生校长”梅贻琦莫属。
梅贻琦寡言少语，相比同时代张扬、个性的其他文人，他显得很不起眼。叶公超曾用“慢、稳、刚”三字形容他，这三个字也绝妙地呈现了梅贻琦的个人形象。
为人处世上不显山不露水的梅贻琦，在感情上也保持了他的一贯作风。相比同时期在情感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名人，他与妻子韩咏华的婚恋，恰是另一种味道。
梅贻琦与韩咏华相识在年少时期。
1902年，天津严氏学堂创办女塾，这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在里面读书的除了严氏女儿，便是严氏至交亲族的女子。这年，梅贻琦14岁，韩咏华10岁，他们都是严氏学堂的学生。
老天从来公平，他的公平就在于，他总会把你命中的缘分经意或不经意地放在你面前。至于能不能将它抓住，就要看你自己了。
当时的梅贻琦家境贫寒，父亲还吸食鸦片，所以即便已到了长身体的时候，他依旧显得分外清瘦，这让他在同龄男生中显得尤其打眼。
真正引起韩咏华注意的，显然不是他的清瘦身形，而是他的优秀。当时女塾与男塾并不在一处上课，他们各居院子的一侧，中间的操场是轮流使用。
每每韩咏华推开窗子看向操场，总能看见一堆男生围着梅贻琦，不用说，都是去讨教功课的。韩咏华注意到，梅贻琦话不多，但只要他开始说话大家就都会认真仔细地倾听。他年岁虽不大，但却天生自带一种沉稳大气，于是乎，这个男孩便在小小的韩咏华心里：留下了一缕光。
日久后，韩咏华便越发分外留意起梅贻琦来。
她趴在窗棂看他，他偶尔在操场回看她，慢慢地，梅贻琦也开始分外留意起这个眼睛清亮的女孩来。一种特殊的异样情愫，就这样在他们彼此的心里播撒下了种子。
半年后，严氏学堂更名为严氏女塾，自然，原来的男塾便迁往了南开区。
梅贻琦与韩咏华从此分开了，只是，不再能相见的两人，总能在某个瞬间回忆起当时的片段。
1909年，16岁的韩咏华从严氏幼师毕业，之后，她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了严氏幼稚园最年轻的教师。
同一年，20岁的梅贻琦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庚款留美生，成为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此时的她，一眼便能看到未来。而他，却有着无法想象的新天地。这样的两人，似乎将不可能再有任何交集。
1915年，梅贻琦回国，留在清华学堂任教。此时的韩咏华，依旧是一名幼师。
回国后的梅贻琦做了一件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他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毅然退了父母给他定的亲事。
梅贻琦此举，无异于“断后路”。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毅然断了这条后路呢？对于这个谜题，梅贻琦的家人不明白，他的朋友也不明白，于是，世人便只当他真的是因为“经济困难”而退婚吧。
几年后，当梅贻琦家里的经济状况有所缓解时，媒婆们便开始为他张罗起婚事来，但对于这些前来“提亲”的媒婆，梅贻琦却一概置之不理。
这下周围的人便开始瞧出异常了：他肯定有了心上人。很快，梅贻琦的同事便“顺藤摸到了瓜”，原来，这梅贻琦经常有事没事地往某个人家跑。
不用说，这里的“某个人家”，正是昔日少年时同过校的韩咏华家。
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我喜欢你，而你恰好也喜欢我。
某天，梅贻琦向韩咏华表白后，韩咏华竟低下头答他：“我也是”。自此，两人便正式开始了交往。
民国初年，自由恋爱的呼声虽很高，但真的要谈婚论嫁，还是得有见证人。不久后，两人请了一个“介绍人”，以韩咏华表哥请吃饭的名义开始走“正式程序”。
第二天，梅贻琦便给韩咏华写了一封求婚的“情书”。这封情书和梅贻琦平日的说话风格一样，非常言简意赅。
当韩咏华将这样一封精炼、文辞出众的“求婚书”拿给父亲过目时，韩父只看了一眼便道：不理他。
韩父的这三个字意思很明确：反对这门婚事。眼见自己求婚情书半天没被回复的梅贻琦这下着急了，原本他就知道这个未来岳父对自己不满意，如今婚书还没回应，八成是危险了。
等不到回信的梅贻琦只得再次写信，这次的信，梅贻琦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给韩咏华。在信里，他的语言全没有了第一封求婚情书的凝练，行文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了，他写到：
“写了信没有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韩咏华拿到信后，依旧拿给父亲大人过目，没想到，韩父看了这封信后，竟连说：“好文章，好文章”，当下就应允下了这门亲事。
说来，当时的韩父并非真是看了“文章好”，显然，第二封信的文采远不及第一封，之所以觉得第二封“好”，是因为他从第二封信里，读出了梅贻琦对女儿的一片真心。
有了父母的支持，这段婚事的八字终于算是凑齐了“一撇一捺”。就在两人订婚后不久，韩咏华的同学陶履辛就火急火燎地找到了她，她语重心长地说：你可要想好啊，这个梅贻琦可是不喜欢说话的闷葫芦，这后半生跟了他，八成要闷的。
韩咏华以一种凛然赴难的语气说:
“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1919年6月，梅贻琦与韩咏华正式结婚，这年，梅贻琦30岁，韩咏华26岁。
婚后，两人共同生下了四女一子，即长女梅祖彬、次女梅祖彤、三女梅祖杉、独子梅祖彦和小女梅祖芬。婚姻生活虽平淡，却幸福。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接手清华时，清华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但梅贻琦却用他的教育理念和不懈努力，成功让清华大学跻身一流学府。
在任期间，梅贻琦从来例行节俭，他们一家子始终过着清贫的日子。
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北大、清华等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流亡”。这段日子，是师生最艰苦的日子，作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也是如此。
韩咏华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说，那时候他们一家子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家常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时，还做了一件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他下令废除了一切校长特权和补贴。梅贻琦的这一举措，无疑为梅家的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但即便如此，对于丈夫的一切决定，韩咏华依旧全力支持。
她相信，只要是丈夫做的决定，一定就都有他的道理。
没有补贴的日子，平常尚且勉强能过活。但在西南联大那段艰难岁月里，没有任何补贴的梅贻琦一家，日子难以为继。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韩咏华最后决定用摆糕点摊子的方法补贴家用。
韩咏华的提议得到了梅贻琦的支持，他给妻子做的糕点取名为“定胜糕”，意为抗战一定会胜利。很快，街头转角处，便有了一个卖“定胜糕”的小摊位。只是，最初没人知道，这个摊位竟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妻子所设。
大学校长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卖糕点，这个在今天听来即不可思议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这桩不可思议的事，不久后还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被世人知晓了，韩咏华在回忆这段过往时说：
“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有时，韩咏华忙时，梅贻琦竟系上围裙亲自到摊点“站岗”。
据梅贻琦的学生回忆，平常上课时，梅贻琦都会在早八点前赶到教室。但有一次，八点将至时，梅校长还是不见踪影。
就在学生纷纷觉得奇怪的当口，梅校长踩着点按时到了教室。一进教室，大口喘完几口气后，他就带着笑意说：
“早上我内人去办事，请我帮她看糕点摊子，但是她事情办不完，我就丢了摊子跑过来了。不过今天的生意真不错呢，买糕的人特别多。 ”一番话，让下面坐着的学生感慨不已，有学生甚至含着泪说：“梅校长真真为了我们（带领老师节省经费）自找苦吃”！
嫁给梅贻琦后，韩咏华虽顶着“校长夫人”的光环，却似乎从未过过好日子。几十年间，她印象中的生活，从来清苦却幸福。
1948年，梅贻琦赴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当时，妻子韩咏华则留在美国纽约独立生活。由于梅贻琦领的是台币，且薪水微薄，所以远不能维持夫人当时的生活开销。
韩咏华为了不让丈夫担心，竟在62岁高龄这年毅然外出打工。
她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厂做工，后转一家首饰店卖货，继之经人介绍到一家医院做护工，最后转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生活极其艰难。1959年，清华校友阎振兴从美国赴台，谈及在美国的韩咏华时他热泪盈眶地说：
“我曾经探望过梅师母，生活太苦，必须跟梅先生说，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梅贻琦在得知消息后，虽双眼含泪却仍旧未给妻子寄钱，也没有接妻子回台。
是梅贻琦不想给妻子寄钱，不想和妻子团聚吗，显然不是。真相是：梅贻琦当时薪资微薄不说，竟连栖身之所都没有。
当时的梅贻琦一直住在台北清华办事处办公室里，他一直在等，在等清华核反应堆建成。他打算等核反应堆建成后，就辞去“教育部长”之职，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安心接妻子回国定居。
还没有等到核反应堆建成那天，梅贻琦就因过度劳累而一病不起了。他得的：是癌症。
1960年6月11日，梅贻琦的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闻讯赶来的胡适、陈雪屏、钱思亮、查良钊、浦薛凤等学界要人兼好友紧急商谈，电请韩咏华由美赴台予以照拂。接到急电后的韩咏华呆住了，她从未想过，再与丈夫见面时，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她记得，他承诺过她，一定会留些日子给她，和她一起过“好日子”，这些他都忘了吗？
手忙脚乱收拾行装后，韩咏华便匆匆抵达台北与丈夫相见。
心爱妻子的照顾下，梅贻琦的病情稍微有了好转，但医生强调：若不立即进行切除睾丸的手术，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而要进行切除手术，除了病人要有心理准备外，资金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梅贻琦家中无积蓄，清华学子便自发为其募捐数十万，后梅贻琦看到募捐记录，默然半晌，接着流泪不已。
资金到位后，在妻子安慰和陪伴下，梅贻琦于7月28日施行切除睾丸手术，自此，他的病情才稍有缓和。
住院期间，梅贻琦一刻也未忘自己倾尽心血的原子炉事宜，只要身体稍好他便仍在病榻上批阅公事。
12月，原子炉安装完毕，布置庆典时，因梅不能下床出行，遂于1962年1月1日，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动原子炉启运转动的电钮，这标志着他最后岁月中的一段“大事因缘”已修成正果。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终于还是离开了他一生最挚爱的教育事业，也离开了他一生唯一的爱人韩咏华。
让世人深觉遗憾的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素有“寡言君子”之称的一代教育大家梅贻琦也未能留下只言片语。
实际，死后没有任何财产的梅贻琦，似乎也没有留遗嘱的必要。
最后一次和妻子韩咏华对视时，梅贻琦眼角湿润，他似乎想说什么，却终究一句话也没说。
但即便他什么也没说，韩咏华也读懂了她要说的话。四十多年的相濡以沫里，已让他们完全懂了彼此，如此，言语岂非多余。
丈夫离开后的几十年里，韩咏华一直守着她与丈夫梅贻琦的回忆孤独生活着。
1981年，韩咏华写了《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这算是她为梅贻琦做的"小传"，也算是他们那段平实、幸福青梅之恋的总结。
老年时，有人问韩咏华：“在你心里，梅先生有缺点吗？”韩咏华想了很久后说：“我没有找到他不好的地方。”
世间的真心相爱大约都如韩咏华之于梅贻琦吧，纵使相伴几十年，你在我眼里，也依旧处处都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