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年左右，不算太长的历程，但民革市委确确实实是为了统一战线事业、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力量、为稳定一方、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作出了一分贡献
1956年11月12日，上海民革的成员们吟诗作画，纪念孙中山先生90周年诞辰。图为画家们在画会上泼墨挥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到来，我国已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变革。为了使民革的工作适应客观需要，使民革所联系的群众不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民革上海市委会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对他们的联系面。
在市委会常委领导下成立“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
民革上海市委会联系社会人士的工作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时采取的是“一下子摊开”法，结果发现人员多、情况复杂，不容易把握。民革中央也指出，加强对社会人士联系的工作是必要的。选择对象应先通过中共市委统战部或区级政权机构了解并征求意见，然后才可联系。在联系的方式方法上，应以个别联系为主。总之，联系社会人士是一项十分严肃细致的工作，必须慎重其事，稳步进行。不论是选择对象，还是联系方式，都必须贯彻“通过地方”“个别联系”的原则。
经过一二年实践，民革市委会逐步摸索出了一些联系社会人士的经验。1955年，成立了在市委会常委领导下的“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并制定了5项工作原则。也就是在当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代表中央进一步作出相关指示。当时的联系方式主要有7种：个别访谈、座谈、听报告、组织学习、组织参观、文娱活动和推动社会实践等。
随着形势发展以及社联工作的细致深入开展，许多联系人士的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平日虽然闲居在家，但受到共产党的精神感召，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政治，对新社会有一定的认识，也有进步的要求。他们希望在思想上、学习上能得到组织的帮助，民革在统战分工中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更重大了。
1956年1月22日，民革市委会假座政协大礼堂，召开了迎春茶话会。出席这次会议的联系人士情绪都非常高涨，甚至80岁高龄的老先生都在-4℃的大雪天提前到场；杭州、常州等地的联系人士也都赶来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踊跃发言，畅谈自己对新社会的感受。
会上，联系人士金其源说：“几天来，我日日夜夜沉浸在欢乐激动之中，全国人民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我却闲居家中，心中未免难过。我要争取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点力量。”郑若谷说：“社会进步很快，我在家里也受到影响。新中国成立前，我要爱国不知道从何爱起，现在知道了，我要为国效劳！”徐增福说：“我要争取劳动，不能坐吃。政府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洪惟清说：“社会主义要求大家各尽所能，今后我要改变生活方式，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张义纯说：“今天的成就，一切来源于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他们大公无私！”过之翰说：“我年纪大了，没什么贡献，很不光彩。我和爱人商量好了，将预备后事的2000元钱拿出来买公债。以后我们可以火葬，与旧社会思想一刀两断。”顾熬表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愿将一生收集的古玩、文物捐献给政府。”张慷观说：“我参加座谈会，真正感到大家庭的温暖。我有两个弟兄，一个在美国学地质，一个在英国学机械，我要告诉他们关于祖国的新气象，叫他们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之，与会的社会联系人士一致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哪怕只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这一年里，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积极向前推动，各民主党派的市级组织和基层组织的群众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使联系对象扩大到社会知识分子，而且从数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联系对象原来只有千人左右，至1956年年底达3400人左右。
1958年秋，在服务与改造方针指引下，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原江苏银行总经理陆子冬等，集资分别创办跃进养殖场和种鸡养殖场。图为民革成员在清洁羊舍
以学习为纲，大力贯彻“一深三化”
整风反右期间，除少数组织仍保持与联系人士的联络外，其余大部分都中断了。到了1959年8月，根据各基层组织上报，继续保持联系的社会人士实际只剩300多人。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这项工作有所恢复。各地区民革组织也在区（县）统战部的领导和区（县）政协的支持下，成立了社联工作组，重新把社联工作开展起来。截至当年年底，上海民革恢复联系社会人士1373人。
通过时事政治学习后，联系人士的精神面貌不断改观。屠寿生老先生说：“有了共产党，我晚年生活很幸福，在政治上也受到了党的最大关怀。”蔡达生老先生说：“我过去有些钱，完全被金圆券折光了，只有共产党和新社会才会这样关心我们。”周子安老先生在家患病15年未出门，也来参加座谈会，他说：“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人谁来管？今天党和政府这样关怀我，我一定要来参加学习。”有的还作打油诗自嘲：“过去‘报道堂前有客临，忙装笑脸来欢迎，一谈参加学习事，便锁眉头说病情’。学习以后，体会到新社会的发展确实很快，而自己的思想却与现实离开太远。”
两年以后的1961年，民革上海市委会已联系社会人士2803人（得到就业的837人）。其中晚清、北洋和国民党3个时代的中上层人士中代表性较大的有：晚清道台刘潜荪、知府金文山，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章宗祥、财政总长李思浩，国民党中委何世祯、财政厅长王光汉、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等。为了发挥这些人的专长，民革市委会根据自愿的原则，并依照年龄、健康状况，安排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和劳动实践。如：外文翻译、撰写文史资料（包括对台资料）等，共写了200余万字，还有参加里弄服务以及养殖场、加工场等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劳动。有一次，大家为及时完成一项出口任务而受到表扬时，他们表示，以后更要多参加劳动，彻底改造世界观。
随着联系社会人士工作面的拓宽、发展速度的加快，在工作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市委会经常向广大干部强调，联系社会人士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团结和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根据这几年的工作实践和不断探索，市委会逐步制定出了一些规范做法，即以学习为纲，大力贯彻“一深三化”：“一深”即深入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三化”即经常化、制度化、多样化。
以退职退休人员为对象，开展社会联系工作
1962年，国家围绕调整国民经济，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方针。从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面临着退职退休问题。为此，民革市委会社联委员会于8月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提议以退职退休人员为对象，开展社会联系工作。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市委统战部的支持，认为方向明确，任务具体，有针对性。
当时，绝大多数人觉得退休是光荣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说：“旧社会生活没有保障，老了一脚踢，哪里还有什么退休，照顾我们一辈子？”但也有一部分人顾虑重重。经过2个月左右的工作，民革上海市委会联系了退职退休人员236人。
这次工作的开展，民革市委会采取了先上后下、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做法，即先联系代表性较大的和新退下来的，以及便于联系的，再逐步推开。这段时期，民革中央工作组正好在上海视察，传达了中央社联委员会主任邵力子在中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属于我们工作对象的退职退休人员可尽量多地联系起来”的指示，广大干部倍受鼓舞。民革中央工作组认为：“联系对象范围，应以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为主。不要追求数字，要讲究工作质量。”由于有中央的支持和帮助，上海民革的工作开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地区组织按照市委的部署，以“积极工作，稳步开展”八字方针来指导方向。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使联系人士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这对巩固提高社联工作、大力培养骨干、进行自我教育等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在此基础上，民革上海市委会及时鼓励和引导他们认清形式，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端正方向，加强信心，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跟上形势，作出贡献。
截至1963年5月，民革市委会共联系群众2869人，正式编组学习的达700多人，其余大部分人士参加大型报告会或不定期的座谈会，还有的采取个别联系。一直到1964年以后，民革市委会始终保持着与这些社会人士的良好联系。
这10年左右，不算太长的历程，但民革市委会确确实实是为了统一战线事业、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力量、为稳定一方、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作出了一分贡献。
（稿件来源：民革上海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