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
19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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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画坛,名家纷纷而是,而范曾先生是真正的大名家,名下无虚。何以见得?记者在采访之余,约略总结为范曾“十最”:
一、范曾是当代画家中文化底蕴与学问最好的一位画家。
二、范曾是当代拥有崇拜者最多的画家。所到之处,如“明星大腕”,备受簇拥。
三、范曾是目前书画界中字画价格最高的画家之一。
四、范曾是当代画家中纳税最多的画家—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画卖得最多。
五、范曾是当代被造假画最多的画家,据说有五百万张范曾假画。
六、范曾的画是当代作为贵重礼品被送礼最多的画家。
七、范曾是当代画家中争议最多的画家。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八、数十年清晨五点即起床读书的画家,并世恐无第二人。
九、与范曾来往的皆各界顶级人物。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十、范曾是当代文化界的狂狷之士。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范先生有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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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我曾经讲过一个关于中国画的八字箴言,就是中国画“以诗为魂,以书为骨”,为什么讲这八个字呢?中国画从它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唐以前还离不开一个“匠”的问题,包括吴道子在内。当然王维以后不同了,可是王维的画,苏东坡看过,所以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董其昌就没见过,董其昌一辈子就希望能看到一张王维的画,可是一直没有能够如愿。他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讲法,测定他的画大概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到了五代,董源他直承唐代王维这个系统。我想中国画的进步,和文人的直接参与有极大的关系。能够代表中国画最高境界的还是宋以后的文人画。那么人家就会提出来,工笔画难道不能代表中国画的水平吗?也不是这样,当工笔画真的能画到像宋人画册里面《红蓼白鹅》水平的话,也是非常富有诗意的。可是画工笔画的人,往往容易落入一个形式的窠臼,很难跳出来。他们有时候不太会做减法,做加法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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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我们说整体的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水准的,应该是宋以后的文人画。那文人画有个先决条件,它和现代很多号称“新文人画”的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就是现在的新文人画家他本身不是文人。如果谈到文人画,过去的文人,往往是在翰墨之余,砚台里有剩墨,因着自己的学养,随性之所至。古时文人一般写字没有写不好的,明朝任何一个文人到现在都是书法家,可以这样讲。书法和绘画有一种血缘关系的,他用的是剩墨,随便画几笔就很有意味了,画与诗文的意蕴是相通的,富有诗意,这种东西是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做不到的。文人画,根据我的先姑祖陈师曾所谈中国文人画,讲文人画要在画外看他的修养。今天的文人画家呢,就在形貌上想弄一些东西,可也不一定是文人画。其实文人画是很内在的学养的流露,而不是外在的、附加的一个画面的什么东西,也不讲画上题一首古人的诗就叫文人画了,两回事。我们就是要深入地探讨文人画。“以书为骨”就讲一个画家,他书法不行的话,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大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论谢赫的六法说:“夫应物必在于象形,象形须全其骨气。骨气象形,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最后归属它的载体是用笔。那么这个本何以立,要本于内心的立,而落实到纸上是笔墨。就是 “诗魂”和“书骨”的一个内在的关系。张彦远其实谈得已经非常透彻了。我们现在懂这个道理的人,嘴上说懂,可是实际上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而且我们有些画家太急于求成,还没有画到什么水准的时候,就想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有共通之点,就是先有一个主义,横梗在胸中。横梗在胸中这个东西呢,成为一个“法障”—这个佛家讲的“法障”,“法障”是什么?你制造的东西并没有化为现实,而成为你认识现实和表现现实的障碍。那么这种陷入“法障”,很难说真正能达到一个境界,更谈不上随兴之所至。文人画随兴之所至,它非常强调偶得,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一俯仰之间,不亦越乎万里之外”,俯仰之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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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所以我说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尤其是好的文人画家,他要做到三点,就是智、慧和灵。这个智呢,就是好学,你只要好学,你就有智。古代的这个“智”和知识的“知”是一个字,好学一定有知识。可这个还不够,你有没有慧根,就讲你有没有这个根性,有没有悟性。这个慧根呢,我想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有的,问题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慧根存在你身内,就是与生俱来的审美能力。马克思讲过,一个马车夫和一个哲学家的原始区别,还没有白狗和黑狗的区别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只要不是白痴,那么基本的DNA和RNA都是会给你一种与生俱来的审美判断。天地有好生之德,它不仅给你血肉之躯,还包含着人类发展到今天如此智慧的可能,而这个可能是一种基因,慧根不是唯心的东西,那在于你发现和不发现。有智、有慧了,你是不是有灵?如果讲做一个真正的大画家,他必须有灵,这个灵就使你能够超越自我,也超越前人。这个灵它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有点恍兮惚兮的存在,这个恍兮惚兮的存在会来到的,可是不一定、不知何时何地、何种境况下来到。就比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发现水的浮力,他在澡盆子里洗澡,他下去,突然感到,哦,浮力原来就等于排出水的重量,这就是灵。可是他如果讲没有那种智和慧的积累,这个灵对他是没用的。任何不研究物理学的人,每天都进澡堂,可是他不会想到这点。苹果掉在好多人头上会吃掉,苹果掉牛顿头上,他会想到地心引力。当然这个故事西方有人讲是后人杜撰的,但我觉得还是赋予了哲理的意义。灵、智、慧,都具备了,那你可能成为一个大手笔。可是大手笔是不是每时每刻画画都会这样呢?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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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傅抱石这样的大家,他的至精至美的作品也是少数,而这个少数作品就决定了他的成就。有时候老鹰飞的比母鸡还低,可是母鸡没有一次能飞到老鹰的高度。我们看一个画家的作品,是看他平生最好的作品,这是他的水平。我们当然看傅抱石的那些苍莽的、浑然的、博大的境界。你不能拿着傅抱石画的一个抗美援朝的作品,拿着讲这就是傅抱石。李可染也是这样,李可染后来的代表作有非常精彩的。这种精彩的东西,也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也不是每张画都能达到的。你也可以拿出抗日战争画的宣传画,讲这就是李可染的。不,那是他当时在政治三厅,他要革命,他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愤怒。可是这个不同于他后来的山水画代表的作品。代表作、杰作是不会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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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其实我们谈技法的时候,往往局限在一个皮毛外相,忘记了事物的宗旨,忘记了它的骨相。齐白石讲作画在似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其实齐白石本身有的没做到,画蜻蜓翅膀画得那么细,虫子、羽毛过分的雕凿,宛如非常高级的动物标本,这个不是中国文人画的本色,原因就是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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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中国的文人画,八大山人对形体把握有他的独到之处,你想他具体画个鸟是个什么鸟,不一定,可是他就把握这个鸟的神态,它在特定环境中的一种意态,而这个东西是很难超越的。他画一个荷花,就不同于一般人画荷花,可是那种清新之气,从画面透出来。你不会再从形似上去要求他,因为这种意味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有些画家,形保不住,也缺乏学问的基本功。因此他有时候也想豪放一下,也想来比八大,可是一上去就是败笔,一下手就是败笔。因为他还没有懂得八大。其实从清初以来,一直到现在,所有写意中国画家几乎都画过八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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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讲话,可能因为比较尖锐,有几段都没有播出来,有人讲要呼唤大师,我说大师是呼唤不出来的,我说你要到现在南京紫金山上再喊出个傅抱石来,我就相信。你呼唤不出来,自然生出来的,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人会成为大师,对不对?也不要自己误以为自己是大师。曾经有一个人就非常喜欢称自己是大师,我就和他开玩笑,我说有人特别崇拜你,他问是谁?我说是你自己。他们老称自己大师,而且是不停地在任何公开场合都这样讲。君子要知趣,他不知趣就不能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他从事艺术嘛,有时候也会成为一个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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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曾经有个专门造我的假画的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取个名字叫范小曾,就像李可染的儿子叫李小可,傅抱石的儿子叫傅小石,他叫范小曾。我在荣宝斋签书,都是一个人在外面拿进来签了就出去,拿号入内,因为不拿号,我该被挤扁了。他们讲今天范小曾也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范小曾来了以后,他披着头发,我看他有一种惶惧之色,我说你是范小曾,是,他不知道我会怎么愤怒。我给他签了“范曾”两字,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内心对这些造假画的人有点心怀恻隐,他们可能也是生活所迫,或者什么,也不知道法,法盲,就是法律在这个领域也没有任何的定准。而过去中国呢,又以造假画为荣,不以为耻,这个从北宋米芾开始,有记载他借了人家画,然后临了张冒充真的给人家,这传为美术史的佳话。张大千也是专门造石涛假画,也不以为耻,当时能把陈半丁都骗过去了。陈半丁从琉璃厂买了个册页,他非常高兴举行宴会,张大千也去了,说是我画的,成为一个艺术界的美谈似的。所以这个东西,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特定情况。你说现在我的假画,据统计,也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方法统计的,讲我的假画在社会上流行的500万张。500万张呢,我想也差不多,中国造我假画的人一万人是有的,因为什么地方都有造我假画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画店没有我的假画。如果说500万张,以我画的速度得画二万年,我花很多时间看书,学生他们一来,很少看到我画,就和他们作诗,作对联,作诗钟。作诗钟你知道是什么游戏吗?就讲一个茶杯和一个橘子,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事物,要做很好的对联,还要关联。这个其实是我在训练学生作诗嘛,当然这个平仄声都在其中了。可是这是最难做的,最难做的能够做到了,你今后做相关事物的,有联系事物的就容易下手,是不是?很多时间实际上是花在这个上。当然我画画和黄胄一样,是比较快的。李苦禅也是比较快的,像可染先生是比较慢的,也不让人看。傅抱石画画也是快的,他也不让人看。我、黄胄、李苦禅没有问题,多少人看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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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这个500万张假画,以我画画每年能画250张的画,我得画两万年,所以没办法打假什么的,算了。上回有个司法部的副部长和我一起看关于法律的画展,他说你这个不需要我们来帮帮忙?我说你这个忙帮不了,也就罪不责众吧。这个事情若处理不当,枉生事端又何必呢?我还解决了就业问题,至少有一个军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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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画黄宾虹时,当时我的学生他们都在场,整张画上,我从画眼睛开始,到最后彻底完成,20分钟,神速。所以这张画是我刚才讲的,确实也不是一定每次都能达到,你现在叫我画黄宾虹,也许就画得不如那个。就是偶得。那张画好在很多的感觉汇集起来,把当时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一个画家的创作和自己的身体状态都有很大的关系—诸多因素综合画出来。现在你看我画的黄宾虹,虽然是很简练的,可是,连眼镜玻璃的光度都能看出来,这是油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达到的—确实油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能达到,不然到时候又得罪油画家。我现在讲话确实都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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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我做过两次讲演。这次在米兰艺术学院做报告,谈八大山人和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是我最崇拜的西方艺术家,而八大山人是我最崇拜的中国艺术家。这两个人,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他同样能使我崇拜。我传授一个审美的诀窍,审美大概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惊讶。你还没仔细看它,就惊讶。第二,赞叹。第三,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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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感动人的艺术,你们去回想,也许你不知道这是贝多芬的第几交响乐,你也不知道这是巴赫的。可是他这个声音,首先使你惊讶,宇宙中有这样的妙籁,这种惊讶是超越了感动的,是不需要言说的。那你再静下来,你就要赞叹,然后你会爱慕。你看米开朗基罗,他在佛罗伦萨的《大卫像》,这是他22岁到25岁这个年龄段做的雕刻,五百年过去了,这个雕像还是达到一个至美境界,无懈可击。任何雕刻家在这个作品前面不惊讶,就可能是审美上有些毛病。像意大利米开朗基罗和法国罗丹,他们的石雕都要自己敲,不让别人动。就宛如我在画一张国画,别人能替我动手吗?一笔不能动,因为谁都有只属于自己的微妙感。好的雕刻怎么出来的,罗丹讲,这块石头你把不需要的地方都敲掉,好的雕刻在里边。可是,一个拙劣的雕刻家,他把必要的地方全敲掉了,把不必要的地方全留下了,那当然这样做是非常恶劣的作品,对不对?可是要达到罗丹的境界是多么难。而中国的文人画,尤其到了画肖像画的时候,那真是个至难的境界。他们曾经看过我画的爱因斯坦,画这张画旁边有很多观众没问题,我就是凭手里一张照片,从画左眼球开始,一个黑点,然后上下眼睑、眼轮匝肌,画完,这个爱因斯坦眼睛一出来,一看就是爱因斯坦,然后在右边再点一点,右面眼球再画。这个画由点推到面,推到整个画面是最难的,也包含了整体把握,包含了你对他的体会,拿我画的爱因斯坦和我手上的照片比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在于像不像的问题,像不像的问题早解决了,这没有问题。就在光运用等等,我一定是经过自己的加工的,爱因斯坦这么复杂的一个肖像画,我还画到身体,拿烟斗,整个这张画就画了一个多钟头。那么你想这里面光有造型还是不行的。有的人造型能力还不错,过去有个画家画人像,画谁都能画像,可是我讽刺他,我说画的像都很像,可是每个被画的人都会感到愤怒。其实我们内心很难讲,我们内心完全纯洁,那就是佛了,他能把你内心的不好的部分充分地体现在你的很正确的五官上面,使你怒不可遏。他好几次想为我画像,我说不好意思,你很忙—拒绝。一个画家能做到这步也不容易,他能使每个人愤怒,也不容易(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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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我写过一篇文章《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没落》,主要是“擒贼先擒王”,贬斥了杜桑和德里达—这两个把潘多拉魔盒打开来的西方代表人物。潘多拉魔盒是不能打开的,打开以后,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魔鬼会出来,会层出不穷的,多得不得了。现在西方人已经审美疲劳了,中国还方兴未艾,认为是新的东西。实际上西方已经对这些都看不上眼了。讲一个妙龄女郎要嫁给艺术家,以后的生活怎么办?都是很穷的。这些艺术家呢,年轻时也许有一股劲儿,要创造自我,可这个创造是否适合你?尼采讲“你是你自己”,你不要忘记,尼采是个天才。他神经兮兮的,他很多有名的作品是在两次发生精神病之间著出来的,比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是在他两次神经病高潮之中极妙的一部哲学著作,你怎么能随便和尼采比?你说我也发个神经病,你发个神经病以后,拿起笔以后就抖。讲李白,斗酒诗百篇,有些人作诗之前也要喝酒,喝酒诗就作好了—天大的笑话。这个包括李白在内,李白算是他自己开玩笑的话。就是怀素“忽然大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也是人来疯,他才没醉呢。如果醉了,他用笔会那么准确,形体那么美?不可能。傅抱石有一个图章;往往醉后,你以为他真醉了吗?傅抱石夫人罗时慧告诉我,傅抱石从来画画都是不醉酒的,“是陶醉”。他有一次真醉了,说我要画画,最后就把纸拿出来,黑黑乎乎的墨色一团。第二天他醒了,说:“我昨天好像是醉了以后,画了一张好画。”夫人拿给他看,他把画撕掉了。
艺术是阿波罗控制下的狄奥尼索斯,当然是激动的,这个是酒神。阿波罗是太阳神。这样在太阳神光照之下,你有醉意那能产生好的作品。真的酒徒,那是做不出事情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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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一个基本的原则。画的价格不是我定的,是由社会定的。画在我的屋里,它是艺术品。当它在市场上,它成了商品。当然说画被偷了,是个赃物。当到了法院,它是一个证物。画因时间、条件、地点不同,它的性质不同。对我来讲,我在画室。因此这个社会的价格和我关系不大。我既不希望它低,也不希望它高,也不希望每年涨价。你们不妨走访一下荣宝斋,荣宝斋说,几十年他们见过无数画家,唯一的和他们不谈价格就是我。当然纳税最多的也是我,给我一个纳税模范。我想,这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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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做的我的节目,它的点击率很快在中央电视台所有栏目到第一位,而且它广播的时间不是黄金时间了。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并不都是一些文人高士在那看,学者看,群众也在那看,各有所得。这个就叫作雅俗共赏。可雅俗共赏一定有个本质必须是非常高华的。有人讲,屋里放个破坛烂罐的,这叫雅,我想这是一种审美的偏见。艺术、艺术品,包括艺术欣赏都是一种精神的奢侈。如果讲,还没有温饱时,奢侈是不需要的。一定是“仓廪足,而后知礼仪”,这个仓廪足了以后,才有文化存在的条件。你看咱们现在艺术界,每个艺术家都欢天喜地的,它有个条件,因为社会富起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感觉到需要文化了,这时候需要文化,也许是盲从的,也许是没有什么判断力的。讲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担任个什么职务,那么他的画就应该贵了,大家冲这个最低的标准来买画或者怎么样。久而久之,他也会渐渐成为行家了,他就有区别了,他就知道,什么是真好,什么不是真好。而是在画外加了些光环,其实这样的情况古已有之。像西方,后印象派的,像梵高,是很了不起的画家。可在生前一张画都卖不出去,我们能讲他不伟大吗?艺术的衡量标准,它绝不是当代完全能决定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在民国期间,有一个画家金城,他当时画的价钱比齐白石的贵太多,为什么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官僚出身,另外他交游非常广泛,人缘也很好,他画的东西贵得很。现在你们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的画现在根本没人要。这就是历史的无情。艺术家一定要有个历史眼光来判断。这个既不要沾沾自喜,一次拍卖会,卖了什么好的价钱,或者怎么样,这都是烟云过眼。还是我那句话: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一个人老顾着身前身后名,他还有其他时间从事他所喜欢的事儿吗?不会。所以,在那种名利场和是非乡,你们看不到我。我就感到上回贵刊有篇文章,讲我很会钻营。如果讲一个人从17岁开始,一直到今天,每天5点起来读书,到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习惯不改,很少和人交往,名利场从来不去,什么笔会等热闹场面,你们看不到我。如果讲这样的人叫钻营的话,我希望这样钻营的人多一点。我认为他对钻营这两个字可能不太知道是怎么解释。其实一个人,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飚尘……我一会儿带你看一个东西。
(看范先生藏品)这是个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一个完整的恐龙化石,这个是地质学上的侏罗纪化石。上面这个龟化石也有一亿年。我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书房?我看到它,我就想到了,人生短,艺术长。我想到人生这一世远不如飚尘。什么是地久天长?什么是烟云过眼?什么是你的生命的价值?什么是微不足道的追逐?都可以从这得到感悟。一亿五千万年,什么概念?六千万年以前,恐龙基本上绝迹了。就在恐龙绝迹以前,九千万年,这个恐龙在世。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年代的久远,我们怎么能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一种无聊的是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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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那篇文章的一个恶毒之处,就是讲,我在“文化大革命”里头斗沈从文,这完全是荒谬之说。过去已被历史博物馆的老人们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我也有文章,《忧思难忘说沈老》,很清楚。还有他讲的非常污秽的话。讲我外靠奸商,内靠官僚。我既不靠官僚,也不靠奸商,我的艺术是一个自在之物,它的神圣性是我内心的灵智之火,我怎么会把自己贬成这个地步,完全是荒诞的。而且这个谣言所从来远矣!过去黄永玉因为在政协会上讲,我大为震怒。从此不理黄永玉。后来终于追根溯源,是某公在南京有一次开玩笑说的。某公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这个人比较随意,有时开玩笑很离谱。这个人已经故去了,人已故,今非昨,不必抓住他不放,而且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这也不能构成他的一个诟病。因为他讲的胡话太多,在一群胡话里面,这个话就不太突出。而对于我,这样写文章的人,这么讲究文辞的人,就很莫名其妙。像这种无耻之说,对我伤害是很大的。但是我有个大的名望压着,没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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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文艺界有的人气量是很小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得罪了像黄永玉这样的人。也许我的文章,或者说也许我在谈一些道理的时候,批评一些现象时,他就自己对号入座,他就咬牙切齿地骂,就在吴祖光先生的家。吴祖光先生是对我非常好的一个老人。吴祖光对黄永玉讲,他说你能讲一件范曾很不堪的事情,我就听你,他没有,一件都没有。黄永玉你干吗这么恨呢,这真是莫名其妙。佛家把这种叫无明烦恼。这种情况在知识分子里经常有。其实要谈艺术,你再评高低,没关系,因为艺术它自在。你附加很多东西来评艺术,那并不能证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