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不经意间，刘师培在B站火了：
前阵子我还跟朋友抱怨，《觉醒年代》里头刘师培怎么像块背景板？也忒没存在感了！没想到他还是用自己的倾城之姿征服了挑剔的观众们。
一些视频标题中的“美”字用得好极，大抵这种目光深邃、温文尔雅，绝无半句废话的沉稳男士，无形之中就让人觉得美艳不可方物。
其实单看刘师培个人还不觉得他有多美，但旁边有个傻不愣登、叨个没完的逗比青年黄侃作衬托，想不内涵都难！
可惜真实的刘师培其貌不扬，跟美搭不上边。这是我朋友获知刘师培火起来后的反应：
瘦小驼背、身患痨病，时常咳血，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这就是刘师培的基本形象，让人想起《九品芝麻官》里头“犯妇”秦小莲的原配戚家大少爷：
事实上，刘师培不仅长得像戚家大少爷，连命运也跟他类似：明明是一幕悲剧，在观众看来却是一幕笑剧。
一、天生异相
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名流是绝不能形容为丑陋的，只能说他天生异相。刘师培就是个天生异相的人。
按照其外甥梅鉽的说法：刘师培左脚掌正中有块桂圆大小的红色胎记，洗脚时就能看到。更重要的是，他屁股上方尾椎处有块凸肉，不到一寸长，像截小尾巴。
梅鉽还说他小时候喜欢玩弄舅舅屁股后头的小尾巴，每次抚摸，都引来舅舅怒斥，有时甚至操起戒尺直接打出屋外。据说这节小尾巴能证明刘师培是“老猿精”转世，所以此人聪明异常，极有灵性。
章士钊曾质疑章太炎等人太高估刘师培的学术水准了，试想刘氏1884年生人，1905年就加入同盟会搞政治，哪有时间钻研学问？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上真有些天赋异禀的人，就像《射雕英雄传》里黄蓉的母亲冯蘅一样。这当然属于小说夸张，但记忆超群的人确实存在，刘师培就是例子。
刘师培（1884—1919）
此人博闻强识，上课时不带讲义也不写板书，空着手往讲台上一站，旁征博引张嘴就来。这种天才无论在北大校园的哪个角落都会成为焦点。
按照《觉醒年代》的描述，仿佛当时北大旧派首领是辜鸿铭，背后的大佬是林纾。刘师培、黄侃倒像是围着辜、林转悠的小跟班。
但事实上，刘师培、黄侃压根瞧不起林、辜等人的国学功底。前两者不仅随手能写漂亮的六朝文，对先秦诸子文更稔熟于心，至于林纾充其量不过能模仿唐宋八大家……
《觉醒年代》中的辜鸿铭和刘师培
说起刘师培，就不能不谈章太炎。历史上的刘师培往往像是站在章太炎影子里的人，以至于史学家谈起刘师培的学术或政见，拿章太炎作比较。但从学问上说，刘师培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章太炎。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当年恩师曾提及，他在研究生复试现场问考生“为什么选择中国近代史方向”，对方回答“我古文不好，古代史学不了”。我导二话不说直接毙掉——古文不好就来学近代史？你去翻翻章太炎、刘师培。
大抵自唐以来，文章最难的就是晚清时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章太炎、刘师培这类人存在。
我曾说过，真正的大佬在《觉醒年代》里反而没有登场，比如五四运动的幕后统帅梁启超、台前指挥林长民，再比如大反派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徐树铮和段祺瑞，都提到名字而已。北京大学新旧两派共同的精神导师章太炎，也基本没有存在感。
章太炎（1869—1936）
然而不去了解章太炎和刘师培，就不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很多主张从哪里来，尤其是章太炎，可称北大新文化运动“不在场的在场者”。
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时人并称“二叔”。章枚叔生于1869年，长刘申叔15岁，但两人平辈相交。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只小刘师培两岁，却拜刘师培为师。章氏丝毫不以为意，反而乐见其成。这既反映了章刘两人的关系，也凸显了刘师培的辈分。其他像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在刘师培面前是什么地位，应该不难想见。
所以我在下文就以章刘之交为线索，简要地勾勒一下刘师培短暂的一生。
二、1903年
1903年既是刘师培一生的转折点，也是章太炎一生的转折点。当年两人在上海正式订交。更重要的是，这一年还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年份。
上一年，即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教育学会。乍一看是个民间教育团体，但事实上是一个打着教育幌子的革命组织，在成立之初就跟上海《苏报》打得火热。
《苏报》创立于1896年，负责人陈范是个举人，估计曾给清政府纳了不少捐，谋到个江西铅（读“盐”）山知县的职位。偏巧此人不甘于安心贪污，反而热心于变法事业。百日维新失败后，他遭到了清政府的免职处分，遂一直耿耿于怀，时常发表些革命言论。
基于这样的有利条件，教育学会开始进入《苏报》社。1903年5月27日，《苏报》聘请教育学会会员章士钊担任主笔。他到任之后，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把《苏报》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一同进入《苏报》社的，当然还有章太炎。
也就在这一年，章太炎发表了惊世骇俗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为革命派主导的《苏报》当然毫不吝惜版面地介绍《革命军》，更摘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内容。
公然宣扬“排满革命”，这还了得？恼羞成怒的清政府迫使英国租界于6月30日出面查封《苏报》社，并逮捕了章太炎、邹容。这就是清末赫赫有名的“苏报案”，也是清王朝276年文字狱的谢幕演出。
邹容（1885—1905）
按照清政府的设想，英租界巡捕房把人抓来以后，自然就应引渡到朝廷千刀万剐。没想到租界顶住了压力，只分别判了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的轻刑。
更令清政府没有想到的是，其色厉内荏的举动恰好为这两名要犯打了最好的广告。一时间，《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留日学生群体当中广为传播。毕竟大家都想看看，是何等神人，能公然嘲笑当今圣上“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丝毫不令读者失望，章太炎这人不仅思想犀利，敢发前人之未发，而且文笔渊雅，学问精深。
这边章太炎还在蹲大狱，那边他1902年修订完成的《訄书》就已经在留日学生群体当中传开了。鲁迅先生曾评价这本书艰深，自己“读不断，也读不懂”。这当然是鲁迅的谦辞，事实上，该书启蒙了一群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干将。
《訄书》生猛无比，“暴论”叠出，许多观点经由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深入人心。比如章太炎说，之所以会有乾嘉汉学，是因为清王朝大兴文字狱，读书人只能埋头于名物训诂。（《清儒》篇）又如，乾隆皇帝编修四库全书的根本目的是要剿灭违禁书籍，此举非但不能振兴文化，反而殄灭文化。（《哀焚书》篇）诸如此类的观点只是《訄书》犀利思想的冰山一角。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章太炎评价“虚誉夺实”“闻望过情有故”。用白话文说，就是孔圣人名不副实，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江湖地位，不是因为他的见解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他很能混。（《订孔》篇）
这相当于在留日学生群体当中引燃了一颗炸弹，造成了“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的效应，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开了第一枪。
就在章太炎大杀四方，收割一群群粉丝的1903年，刘师培方20虚岁。他已高中举人，少年成名，理应更上层楼，跻身进士才对。
事实上，刘师培原本也是沿着这条轨道行进的。然而1903年的会试非比寻常。
按道理说，这场每三年一次的全国大考应该放在北京举行，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一把火烧了北京贡院。北京没了考试场地，这迫使清政府只能另觅他处。
河南开封地处中原，是南北汇集之地，水陆交通便利，开封贡院遂成为理想的替代场所。
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注定不同于以往。早在1901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在逃难途中时，就痛定思痛，下决心改革政治。清末新政的起点是考试制度改革。
根据上谕指示，1903年的会试取消了八股文，改考策论。考试分为三场：“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以今人的眼光，禁锢人心的八股取士早该废除，然而对当时人来说，这一步子迈得太大，着实扯坏了裤裆。
试问从小练习八股文的广大士子哪里知道策论该怎么写？又何尝了解过“各国政治、艺学”是怎么回事？
怎么办？报纸上的评论文章不是很好的学习对象吗？清政府在不经意间促成了中国近代报刊媒体业发展的一个高潮，也让一群善于写作报刊文章的人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梁启超就是其中的表率。
他办《新民丛报》抄日本《太阳》杂志，各沿海通商口岸的大小报纸又抄《新民丛报》，内地省份的大小报刊又抄沿海报刊。各种“异端邪说”如同洪水猛兽，一下子冲决了清政府的大堤。
一方面，梁启超等人还在清廷的通缉名单之上，另一方面，清廷却不自觉地使全国读书人都成了他的学舌鹦鹉。
刘师培正是这一思想大激变的产儿。4月5日，他在开封参加会试，5月6日放榜，名落孙山。心情郁闷的刘师培在返回扬州途中，游山玩水，作诗填词。早先读到的种种劲爆思想，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比如经过徐州时，他填写咏古词《一萼红》，颇具豪情，令我印象深刻：
过彭城。看江山如此，我辈又登临。系马台空，斩蛇剑杳，霸业都付销沉。试重向，黄楼纵目，指东南，半壁控淮阴。衰草平芜，大河南北，天险谁凭？
千劫兴亡弹指，剩砀山云起，泗水波深。宋国雄都，楚王宫阙，千秋故垒谁寻？溯当日，中原逐鹿，笑项刘，何事起纷争。空叹英雄不作，竖子成名。（按，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录入该词，然作者不通格律，标点有误，今改之。）
看得出，叛逆之心已然流于笔尖。
除了“苏报案”和最后一次科举会试外，1903年的中国还爆发了一次更大的事件。
1903年4月，沙皇俄国撕毁《东三省交收条约》，拒不撤出东北，除非满足他们七项条件，诸如“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其他国家不得进入满洲”等等，目的是要把东北变成其殖民地。狂妄的尼古拉二世甚至已经委任了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全权统治满洲地区。
俄国人单方面的毁约行动不仅造成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且不自觉地促使广大中国青年学生群体走上了革命道路。
比如留日学生群体就自发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在日本政府的查禁下，又不得不改名“军国民教育会”，鼓吹“军国民教育运动”，宣扬尚武精神。顺带说一句，此举还直接促成现代武侠小说的诞生。
军国民教育运动起先是为了抵御外侮，但随着“苏报案”等事件的发生，它很快转向了对内革命的道路，并发展成为了光复会。
革命劲风也刮到了扬州。《苏报》案发不久，7月11日，刘师培就撰写了《黄帝纪年论》主张用轩辕黄帝诞辰为中国纪年之始，摆明了否定光绪年号，不承认清朝正朔。
这篇文章后附《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举了中国历史上二十件大事，其中赫然包括“周民逐厉王”、“陈涉起革命军”和“洪秀全起兵金田村”，破天荒地把人民起义作为了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
10月，刘师培前往上海，正式加入了革命党的行列。11月，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了革命组织“对俄同志会”，以《俄事警闻》为机关报。刘师培很快成为了该组织的骨干成员。1917年，蔡元培之能聘请刘师培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很大程度上是由早年这层关系决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还参与了林獬创办的《中国白话报》，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所以我请读者千万不要再把白话文运动延后到五四时期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章太炎，两人一见如故，心心相惜。
三、“古学复兴时代”
1903年是章刘订交的一年，也是刘师培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年。他在这一年为思想史留下的最大印记就是《攘书》。
次年，即1904年1月31日，《俄事警闻》首次刊登《攘书》的出版广告。2月26日，《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由刘师培出任编辑主任。3月13日，对俄同志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改名争存会。
4月12日，《警钟日报》刊登了一则《攘书》的广告，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空前杰著《攘书》出版
欧洲大革命之起，必赖三四文豪以鼓吹之。文豪之所鼓吹，盖即古学复兴时代也。不历此阶级，则人人无保存国粹之心，而举凡所谓爱国、保种，皆虚语矣。是书为吾国大汉学家仪征刘光汉所著，上篇凡十六篇：曰《华夏篇》、《夷裔篇》、《夷种篇》、《苗黎篇》、《变夏篇》、《胡史篇》、《溯姓篇》、《渎姓篇》、《辨姓篇》、《鬻道篇》、《帝洪篇》、《罪纲篇》、《史职篇》、《孔老篇》、《周易篇》、《正名篇》。发国人类族辨物之凡，取《春秋》内夏外夷之例，考文征献，核诂明经，发思古之幽情，铸最新之理想，置之四千年古籍中，当中一席。即置之东西鸿哲诸册子中，亦不愧为伟著矣。
我心疑这则广告是刘师培自己写的，至少它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刘氏的革命思想。
开头说的“古学复兴时代”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前三句说的是，没有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大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光复希腊罗马之古典学说，冲决了黑暗的中世纪，这是近代欧洲民族解放思想的前提。
在刘师培看来，唤起革命精神的前提是发扬国粹，发扬国粹的前提是古学复兴（文艺复兴）。这说明了并不是所有中国旧学都有资格称为“国粹”。所谓“国粹”恰恰是那些被旧学掩盖的光辉思想，其核心不是传统经学，而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的先秦诸子学。
这个思路与章太炎《訄书》大体一致。它一经出版就在留日学生群体当中广为传播。章枚叔、刘申叔，“二叔”齐名，一时瑜亮。
这里要插一段至关重要的题外话。5月23日，英租界宣判章太炎、邹容有罪。6月，刘师培迎娶了娇妻何班。何班从小秉承闺训甚严，足不出户，不见生人。按理说，应该是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女性，但婚后，她不仅更名何震，更积极介入刘师培各项事业，左右了刘师培的一生。
何震（1886—？）
为了践行《攘书》复兴国粹的理想，1905年2月23日，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发起了国学保存会，创办机关刊物《国粹学报》。
他们以刘师培为领袖，以黄节、邓实为猛将，尊尚在狱中的章太炎为精神导师。这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国粹学派。
《攘书》出版时，钱玄同还在湖州老家读书，读到了《攘书》，顿时成为了刘师培的迷弟。及《国粹学报》创刊后，钱玄同已经进入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刘师培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更成为了他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钱玄同后来很坦承国粹学派给他的巨大影响，“我以为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之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
有趣的是，此人早年极端复古与刘师培脱不了干系，后来极端欧化也与刘师培脱不了干系。
1906年初夏，章太炎刑满释放，应孙中山之邀前往日本，一下轮船就受到了留日学生的盛大欢迎，一时风光无两。
章氏刚到东京，就想起了刘师培。他写信邀请后者前来共谋大业。这封信十分优雅，我恐转述失其文采，遂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今者修吾故服，亦颇沾沾自憙，而独弦寡和，方更寂寥。念昔仲师与侍中同处明章之世，徵之史传，未有交通踪迹，彼此商榷，复无其文，良为悼恨。吾辈生丁衰季，与郑、贾二公所遇殊绝。子漱江流，我迎日出，相距一苇，竟无遇期，方之前哲，又益悲哀。
我们知道，清军入关，剃发易服，厉行民族压迫政策。章太炎说“今者修吾故服”，指他在日本走上“光复旧物”的反清革命道路，找到了为之奋斗的人生方向。可惜身边缺少一位真正的知音，更显出寂寞。
“仲师与侍中”分别指东汉大学者郑众和贾逵。这两人都是古文经学家，章氏以他们自喻，体现出了自己与刘师培共同的学术立场，以及跟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
想必刘师培看到此信时的心情是十分感动的，他爽快地答应章太炎的要求，于1907年2月携妻子何震前往东京，并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可惜当时的刘师培和章太炎都没能想到，两人的相遇非但没能续写伯牙子期的故事，反而演出了近代史上的一幕狗血剧。
四、无政府主义的童话
刘师培夫妇到了日本以后，好生忙活，大有一展抱负的架势。他们与《民报》主笔章太炎相互配合，互为呼应，不仅宣扬“排满革命”，更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
《觉醒年代》里头，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鼓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里少不了刘师培的一份功劳，他当年正是克氏互助论的一把好手。1907年7月，刘师培与张继、章太炎伙同日本人幸德秋水在东京发起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这成为了当时中国人宣扬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阵地。
那时的中国人还不能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具体区别，其机关报《天义报》就在无政府主义的名目下发表过《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恩名著，宣扬阶级斗争学说。
除此之外，刘师培、章太炎等人还发起了亚洲和亲会，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打出了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旗号。所有这些举动，决然让人无法将刘师培与守旧派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钱玄同也来到了日本，他深受章太炎、刘师培的感召，不仅改名钱夏，取光复华夏之意，更认真研习起了世界语和无政府主义理论，为着将来天下大同作准备。
钱玄同（1887—1939）
一面是“光复旧物”的复古主张，另一面是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欧化主张。“复古”与“欧化”，这两件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主张，竟然毫无违和地出现在刘师培和钱玄同身上。
其实“复古”也好，“欧化”也罢，都针对一个共同的目标：两千年中国专制的罪魁祸首是那垄断一切的经学。复古是要恢复经学时代以前的诸子学，欧化则是要学习西方近代文艺复兴的精神。
受刘师培影响的当然不止钱玄同，还有很多人，包括陈独秀。陈、刘两人自东京时期起就交往深厚，直到五四时期亦未曾改变。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前提，须知傅斯年等人创办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新潮》杂志，其英文名就是“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
然而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戏弄人，正当刘师培在革命思想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之际，却突然掉头转向。而他跟章太炎的情感，也就此破裂。
五、刘家的狗血剧
也许章太炎的想法很单纯，周围人要不就是政治立场不同（如梁启超等），要不学术水平跟他差太远（如孙文、黄兴等），好不容易有个立场一致，学术相符的好兄弟，自然每日切磋方才过瘾。于是他在1908年初搬出《民报》社，住到了刘师培的家里。
住进刘家的章太炎很快表现出了他的缺点。此公没有洗澡的习惯，还喜欢在袖子里养只松鼠玩儿，累月不换衣服不说，更随手把吃剩的果壳、干肉丢一地。
这也就算了，加之章疯子名不虚传，大半夜不睡，读书读到动情处，时而怒斥女佣，时而嚎啕大哭，时而引吭高歌，搞得何震十分崩溃。
如果说以上这些只为章刘交恶埋下伏笔，那么接下来这件事成为了刘师培夫妇撕章太炎的导火索。
这里不能不说说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何震是当时罕见的女权主义者，曾发文痛斥“帝王如娼妓”、“朝廷如大盗”，鼓吹中国女人就该学习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女杰苏菲亚和法国大革命吉伦特派领导人罗兰夫人，“言念神州诸女杰，何时杯酒饮黄龙？”其思想之激进前卫，丝毫不亚于刘师培。
据记载，她还是一个大美人，史有“艳妻”之名。用章氏弟子汪东的话说，“何既好名，而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了一种月刊，提倡女权，并带无政府色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
随刘师培夫妇一同东渡扶桑的人之中，还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权。汪与刘师培不同，他长得又高又帅，还是个小混混，很能哄女孩喜欢。
后来，何震就彻底放飞自我，与汪公权出双入对。据冯自由的讲法，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到了何震那里就被庸俗化为“公夫公妻”。
如此明目张胆，章太炎想看不见都难。天真的章太炎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刘师培，但他不知道使刘师培载入史册的不仅有学问，还有“惧内”。
章太炎的“告密”引发了何震、汪公权的强烈愤慨。按汪东的说法，汪公权甚至“满脸凶气，眼睛里都是红丝，跳出跳进，嚷着‘我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更重要的是，经不住何震枕边风一吹，刘师培反而疑心章太炎有意挑拨他们家庭关系，对章太炎大打出手，简直斯文扫地！
六、失败的卧底
如果事情仅止于此，还构不成辛亥革命史上的一次事件。问题是刘师培夫妇似乎抱定了要把章太炎彻底搞倒搞臭的目标。
跟汪公权那种“黑社会”作派不同，何震更有心机，她不是向章太炎直接发难，而是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
吴稚晖，十足的恶棍。随着《觉醒年代》的热播，他出卖陈延年的劣迹已为许多作者所披露，这里不再重复。与本文相关的是，他还是章太炎的仇敌。
《觉醒年代》中的吴稚晖和二陈兄弟
何震在给吴稚晖的信里，爆料似地捏造了章太炎几大罪状：
（一）暗中勾结日本政府追捕张继，意图扭送清廷处死；
（二）散布谣言，破坏无政府主义事业，致使留日学生群体不接纳吴稚晖的《新世纪》杂志；
（三）毫无革命理想，之所以反清是因为早年参加童子试突发羊癫疯，求功名不成才怨恨清廷；
（四）戊戌时期，曾受张之洞征召，庚子国变时，又主动上书李鸿章、张之洞及江南道台俞明震，与清廷往来不断。尤其是俞明震，还把其投书上呈两江总督刘坤一，并得到刘坤一的垂青；
（五）去年暗中接受清廷陆军部尚书铁良“二百金”；
（六）去年上书张之洞，请求被收买。
给吴稚晖这种人提供黑材料，不是心狠手辣到一定地步的人，绝对做不出来。
比起老婆，刘师培也毫不落后，他先是派人伪造了封章太炎与云贵总督锡良的密电，作为章氏背叛革命的证据，接着又于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由他伪造的《炳麟启事》。
该启事大意是我章太炎最近看破红尘，对革命和立宪都感到绝望，决定出家当和尚，不问世事，但凡最近以我名义发布的任何消息都是假的。
如此“黑人”，确实黑得剑走偏锋，黑得饶有创意。
要说“出家当和尚”也不完全子虚乌有。章确实有段时间对革命前景感到悲观，一度萌生了去印度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为此他还写信给张之洞、端方讨要前去印度的差旅费。而且刘师培正是章太炎联络端方的中间人。但此事早已作罢，刘师培不依不饶，拿它出来大做文章，是看准了章太炎的弱点。
当时章刚刚写信给大学者孙诒让，请求他出面调解自己跟刘师培的关系，突然看到这样一则启事，内心无疑是愤怒的——我始终当你是兄弟，你却背后捅我一刀？
1908年6月10日，就是章太炎写信给孙诒让仅仅九天以后，他在《民报》第21期刊登了一则《特别广告》，说刘师培夫妇是清廷密探，曾盗取自己印章，伪造自己书信，污蔑自己与清廷有染，至于什么去印度当和尚，完全是刘师培捏造出来的。
也许刘师培夫妇正等着章太炎发飙：你说我们是清朝密探，有意污蔑你？我们把证据拿出来，看看谁是朝廷密探，谁污蔑谁？两人当即把章太炎要求他们联系端方的五封通信的影印件交给黄兴，又由黄兴转给了孙中山。而此时的孙中山正跟章太炎为了《民报》经费一事闹得不可开交，直接把信交给了吴稚晖。
吴稚晖一拿到信件，如获至宝，当即开发表全文，大造声势，称章氏为“满洲鹰犬”，引发革命派一片哗然。
文人刘师培还只是耍耍阴招，小流氓汪公权就更直接了，他打算对章太炎肉体消灭——在章氏茶里下毒，所幸章福大命大，躲过一劫。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章太炎当然也有责任，但被人这样算计，只能说他命犯小人。电视里的刘师培是翩翩美君子，但历史上的刘师培非但不美，更不君子。
《觉醒年代》中的刘师培
刘师培然而对于老章来说，更不幸的毋宁是，他一不小心猜中了一件事实：刘师培夫妇真的是清政府密探——何震花钱大手大脚，还要养汪公权，怎么能抵抗两江总督端方的丰厚利诱呢？更何况汪公权本来就是端方安插到夫妇身边的人。
正是在何震、汪公权的唆使下，刘师培转而成为了清朝安插在革命派中的内线。后来柳亚子评价此事，痛心地说刘师培一生断送于何震之手。
其实把责任都推到何震头上也不公平，大概刘师培也有多数少年天才的通病：心思聪明而罕有定见，博闻强识却不谙世事。
除了攻击章太炎外，刘师培夫妇投靠端方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诱捕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但没成功。
不过在1908年冬，刘师培夫妇还是干成了一件“大事”。12月17日，革命党人在上海天保客栈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发动浙江起义。在刘师培的告密下，清军大肆搜捕，抓走了起义领导人张恭。
素有“当代聂政”之称的革命党人王金发很快查明了是刘师培搞鬼，他提枪闯入刘家，把刘师培从床上揪了下来，准备处决。这吓得刘师培痛哭流涕，跪地求饶，许诺饶他一命，可以跪请端方保全张恭的性命。王金发这才没有制裁。卧底当成他这样，真是失败！
所以章太炎没能身败名裂，倒是刘师培身败名裂了。在革命阵营中身败名裂的刘师培索性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端方幕府。刘师培夫妇的政治思想从此开始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激进派一下变成了保守派。
可惜这份幕僚工作还没干够三年，端方就在前往镇压保路运动的途中，遭遇军队哗变而身首异处。刘师培彻底沦为了四川革命党人的阶下囚。
他跟何震哪里料得到清王朝会垮台？
八、黑色幽默般的落幕
关键时刻，还是章太炎体现出了高风亮节。武昌起义后，章首先想到了刘师培。他不念旧恶，于12月1日在《国民报》上刊登宣言，说刘师培“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方今正是用人之际，不能“拘执党见”，称“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
不仅如此，1912年1月11日，章氏还发表寻人启事《求刘申叔通信》，到处找寻刘师培的下落，可谓仁至义尽。
当初刘师培连番恶毒攻击老章，如今老章却把他捧到中国文化表率的地位，请求革命党人放他一马。两相比较，章太炎疯，却光明磊落；刘师培不疯，却阴暗下流。
按理说这回刘师培夫妇应该吸取教训，回到人民一边了吧？可是他们仍然选择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公开为袁世凯称帝造势，刘师培榜上有名。据刘成禺的记载，作为筹安会大佬的刘师培身居豪华别墅，屋外配备数十名军士站岗放哨，俨然国家领导人的气派。刘每次回家，卫兵们都高呼“刘参政归”，威风八面。何震凭栏观望，习以为常，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可惜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多天。袁氏归西以后，刘师培彻底众叛亲离。不仅章太炎从此与他断交，就连当年国学保存会的小兄弟黄节都致函蔡元培，要求千万不要聘用此人，以免误人子弟：“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儒师，贻学校羞。”一下子道出了刘师培“有文无品”的历史人设。
饱受刺激的刘师培深居简出，从此不敢再谈政治。1919年11月20日，年仅36岁的他因病去世，家无子嗣，身无余财，全赖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出资料理后事，才勉强下葬。
据说刘师培生前唯一的财产就是尊小金佛，何震将它存放在一位熟人家里。等刘死后，何震前去讨回金佛，哪料熟人打死不认账。气急攻心的何震，疯了，从此不知所踪。
出身大户、少年成名、青年领袖、娇妻相伴，这本来是成功人士的配置，却妥妥让刘师培演成了人生狗血剧。
刘师培的狗血人生当然是次要的，他之所以还能受今人尊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年的进步主张。从这些主张中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源头。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历史是前后相续的。更重要的是，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政治变革的产物。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产生启蒙。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最大的启蒙就是追求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反帝反封建觉悟。
刘师培之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是因为他早年是反帝反封建的旗手，但他之所以沦为笑话，也是因为他后来走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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