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山东省惠民县归化镇小学学生在植树挖土时发现一佛教舍利棺，上报了文物部门，遂进行了发掘清理。石棺发现后，负责现场发掘清理的常叙政、朱学山曾撰文《山东省惠民县出土定光佛舍利棺》，发表在《文物》1987年第3期上。
定光佛舍利石棺基本形制
舍利棺为双层结构，外层为石棺，内层为铁棺。石棺内底部以数层丝织物衬底，上置铁棺；铁棺内底部亦以数层丝绸衬垫，但已朽烂，放置数枚铜钱。
（定光佛舍利石棺）
石棺为青石质地，长66厘米、宽42厘米、高46厘米，由棺盖和棺身两部分组成。棺盖上部呈梯形，盖下凿凹槽作为子母口与棺身套合。盖面正中刻八行铭文，题为“沧州乐陵县归化镇罗汉院葬定光佛舍利石棺记”，后面紧接着刻有“院主僧”“尚座僧”“道声僧”“讲百法论僧”“僧”“铁棺施主”“药师院主尼”“尼”“维那”“横海军押衙”“乡贡生”“女弟子”“刊石匠人”等七十余人姓名职位。
（舍利石棺正面）
石棺棺盖两侧刻对称的缠枝莲花，莲花由六片肥硕厚实的花瓣组成，线条粗壮有力。棺盖有前檐，浮雕云纹图案。盖前部正中间雕一朱雀图案，朱雀右侧阴刻“定光佛”三字，左侧阴刻“舍利棺”三字。盖面后面雕刻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棺前前挡中部浮雕一道双扇门，门面排列门钉、铺首和锁子。棺身右侧雕青龙，龙身下饰祥云纹；左侧雕白虎，旁衬以山峰树木；后挡雕玄武，旁衬云纹和吐穗谷物。棺身上的青龙、白虎、玄武和棺盖正面的朱雀正好组成中国传统的四神图案。
（舍利石棺上雕刻的龙纹）
石棺内部为铁棺，铁棺用生铁浇铸而成，造型与石棺基本相同，亦分为棺身和棺盖两部分组成。铁棺通高25厘米，长39厘米，一边宽15厘米，一边宽23厘米。出土时锈蚀严重，且有部分破碎。
同时出土的还有唐开元通宝钱，分散于铁棺和石棺内，部分与铁棺锈结在一起。较为完整的有50余枚，可分为两类。一类直径2.4厘米，重3.6克；另一类较小，直径2.3厘米，重3.3克。铁棺内还存有大量木质腐朽灰，有红、褐等色。
此次出土的定光佛舍利棺，本身没有明确的文字纪年，但结合舍利棺的形制、图案纹饰、出土物、铭文题记综合分析，可初步断定在唐代中晚期至五代之间。
（舍利石棺盖面铭文）
舍利棺雕刻的四神图案与陕西隋李和墓石棺所刻四神及河北唐鲁国公主墓志盖刻四神形象比较接近。石棺棺身前挡门面刻锁子造型与甘肃泾川出土的唐代鎏金铜锁完全一样。再根据棺内散存的开元通宝钱（或称开通元宝）应为唐中晚期铸行的开元通宝，没有发现更晚期的开元通宝钱。另，铭文题刻中的“横海军”也是重要的断代线索。横海军是唐代重要的军事设置。唐开元十四年（726），唐政府于沧州置横海军，以沧州刺史为军使。安史之乱后废置。德宗建中三年（782）复置，以沧州刺史程日华为军使。贞元四年（788），日华死，其子怀直自知留后，而唐政府升横海军为节镇，以怀直为节度使。此后直至五代，横海镇长期领有沧、景（治今河北景县东北）、德、棣（治今滨州惠民东南）诸州。通过以上诸点，基本断定该定光佛舍利石棺的年代应为唐中晚至五代时期。
定光佛信仰的兴起
定光佛，佛教中属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中的过去佛，或称燃灯佛、锭光佛。按，灯有足者曰锭，所以锭光佛、定光佛、燃灯佛都是指过去佛。《大智度论》卷九记载：“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太子，作佛亦名燃灯。丹注云：旧名锭光佛。”
《金刚经》记载，燃灯佛居过去庄严劫，曾为释迦牟尼的前世授记，说:“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佛经中还记载释迦牟尼前世曾买五茎莲供献该佛。定光佛是过去佛，释迦佛是现在佛，弥勒佛是未来佛。魏晋南北朝时的译经，也多强调他与释迦佛的授记关系，北朝石窟中也已出现由定光、释迦、弥勒组成的三世佛。此时，佛教造像虽以释迦、弥勒、观世音最为流行，但定光佛也占有一定地位，定光佛的崇拜已经开始，并成为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题材之一。
如北魏平等寺有定光佛像，又如北魏永平三年（510）法衍造定光佛像，其题记云：“永平三年四月四日，比丘尼法衍也用敬心，造定光石像一区并二菩萨。*愿永离□，无有苦患。愿七世父母，*缘眷属，现在师*，亦*共福。*令一切众生，咸同斯庆。”东魏武定元年（543）道俗九十人造像碑题记中也有“定光佛主前部郡从事路达”的记载。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了大量中国古代石刻，其中有一尊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安次县开国男艾殷造像碑。造像碑四面开龛，正面龛内为结跏趺坐释迦牟尼像，背面龛内为立像定光佛，左边龛为倚坐弥勒像，右面龛内为乘象普贤菩萨像。碑座有铭文：“敬造定光、释迦、弥勒、普贤四区，上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过去现在眷属、一切含生，恒与善俱，咸升大寂。”北齐河清三年（563）法仪百余造定光像记云：“敬造定光佛像一躯，面似月轮，身如金聚。”
除造像外，北朝时期的一些文献也多次提到定光佛。流行于北魏时期的敦煌文献《首罗比丘经》便提到定光佛，并说其住在人间。该经所谓佛和菩萨住在人间的说法，为后来定光佛化身世间的现象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记载说，隋朝初年天台山上有定光禅师，被人视为定光佛。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智顗大师15岁礼佛时，曾见定光禅师向其招手，便来到天台山，驻锡于此，建国清寺。碑文载智顗大师“年至十五，稽颡礼佛。恍焉如梦，见极南山。临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师，举手接上，云汝当居此处，汝当终此焉……及光师无常已后，欲大修立，忽睹一僧，如光师年素，语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时。三国成一，有大势力人，能为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当呼为国清寺’”。
（天台国清寺，来源网络）
这是记载定光佛住在人间的最早事例。此后，文献所见定光佛化身的记载则变得十分稀少，直到唐末五代的僧行修时才渐渐多了起来。僧行修俗姓陈，泉州人，《宋高僧传》有载。僧行修以“长耳和尚”名于世，亦传为定光佛化身。但真正深入民间信仰的则是流行于闽西地区的“定光佛”化身岩俨和尚。岩俨和尚主要活动在五代中期前后。宋释惠洪《林间录》卷下写道：南安岩俨和尚，世传定光佛之应身也，异迹甚多……多以偈示人。偈尾必题四字，曰“赠以之中”。严俨和尚坐化后，士大夫及百姓对其朝拜活动更为兴盛。
宋太祖鼎定天下，亦有以太祖、太宗为定光佛化身的说法。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载：“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狂佯，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切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得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
宋时，朝廷对定光佛的官方封号也随之升级。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赐号“定应”；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加号“定光圆应”；南宋绍兴三年（1133），又加为“定光圆应普通”；乾道三年（1167），又加“慈济”二字，其称号累封至八字；嘉熙四年（1240），又加一“圣”字，为“定光圆应普慈通圣”。
元代至明清，奉祀定光佛的寺庙再次有所增加，特别是闽西、两浙、江西一带。清代，这一地区的佛教虽然渐渐衰落，但定光佛信仰却依然兴盛。清李光地《榕村语录》载：“闽自五季，崇尚佛教，汀中古刹，昔时创建者甚多，但迄今庙貌剥落，俗中敬奉者，只有定光伏虎二佛，其余寺观率改为关圣大帝庙矣。”至今，闽浙一带的定光佛信仰在民间还十分兴盛。
定光佛舍利石棺少且珍贵
虽然北朝至隋发现不少有关定光佛的造像和文献记载，但有唐一代定光佛信仰明显减弱，发现的相关遗迹遗物更是非常稀少。直到唐末五代宋辽时定光佛信仰方才再次流行起来，与定光佛有关的遗存也渐渐多了起来，但有明确铭文确证的供奉定光佛舍利棺的遗存依然十分稀少。
除滨州惠民发现的定光佛舍利石棺外，最重要的一次便是2004年10月考古人员在辽宁省朝阳市新华路与慕容街南口的交叉处发现的辽代塔基地宫。该地宫东西长3.1米，南北宽2.84米，经抢救性发掘，地宫内出土有石函、石佛舍利铭记和玻璃瓶一件。石函长65厘米，宽39厘米，高28.5厘米。盖表面光滑，内部布满雕刻痕迹，长69厘米，宽42厘米，厚9厘米。石函内清理出瓷器、玻璃器、银器、漆器、木器、镏金棺和镏金罗汉像等文物。石佛舍利铭记倚靠在地宫东侧石板上，青石质，长62.5厘米，宽48.5厘米，厚10厘米，字为楷体，22行，共352字。其中写有：“盖我佛之慈悲，仗真珠之卫护于大契丹国霸州居第东南，上兴塔庙，下置石宫，藏释迦佛舍利一尊、定光佛舍利一十八粒。愿也，永施有漏，长固无生……”根据铭文记载，该石宫的修造时间为辽统和二年(984)四月十一日丙时，石宫修造人为辽国霸州刺史姚汉英。
另外，在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十家子屯西1000米的山顶上曾发现辽代塔基地宫遗址。1956年当地修稻田涵洞时，拆毁塔基，发现塔下地宫，并在地宫内发现《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石碑。碑高114厘米，宽55.2厘米，厚10厘米。碑的阳面和阴面都阴刻楷书碑文，阳面21行共518字，阴面23行共817字，共1535字。20世纪60年代初，辽宁省考古研究所陈大为曾调查过该遗址，并留有石碑拓片：“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 乡贡进士韩遂迁撰 伏闻定光佛自成道已来经无量劫……”
北京通州区次渠村亦有定光佛舍利塔。历代史志多有记载，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通州志》载：“宝光禅寺，在州城西南茨渠庄……内有定光佛舍利宝塔。”塔内出土五方石刻，其中一方上刻“南无过去定光如来舍利”和“定光佛无量宝塔”。现寺塔皆已不存，石刻则存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该塔应为辽代建筑。
宋辽至明清时期，国内虽有多处修建定光佛塔，但或遭破坏，或未发掘，但都未发现定光佛舍利石棺。遗憾的是，见于著述的这几处舍利棺和舍利塔内皆未发现定光佛舍利，其原因不详。
虽然定光佛信仰起源很早，但供奉定光佛舍利的习俗却是发端于北宋，至辽代方才开始盛行起来。滨州惠民发现的唐代晚期至五代之间的舍利石棺可谓是当时唯一的一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