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书信，曾是我们的先辈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便捷工具，是礼仪与文化的重要部分。阅读一行行文字，心头便涌起几分庄重与愉悦。特别是写给亲人和朋友的信，不带功利，没有掩饰，只有沉甸甸的真情。
可以想象，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家书抵万金”的年代，突然收到亲人的信件，该是何等激动与兴奋。手捧信纸， 字里行间仿佛跳动的都是亲人的气息和一笔一画的惦记。
记得当年我进城读书离开家乡时，爷爷和父母反复叮嘱：“别忘了经常写信回家呀！”每个月读信、写信也成为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句平常的“见字如面”， 排解了我多少想家的苦闷和对亲人的牵挂。
如今，电脑、电话普及，手机在握，信息化手段早已代替了传统的书信。无论你是在城乡什么地方，甚至出境出国，只需按下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家乡消息、亲人惦记、人间苦乐忧喜，都会伴着铃声瞬间抵达。在电话里倾听着熟悉的声音，思绪立刻长出翅膀，飞向朝思暮盼的故乡和亲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却以出国为由，一个多月没与父母通电话。后来父母得知真相，从此每次通电话，母亲总会像过堂一样，要求每人必须讲上几句话，哪怕是句简短的问候也行。我知道，其实母亲只是要听听熟悉的声音，亲自获取平安的信号，图个心里踏实罢了。通话次数多了，双方身体和情绪的微妙变化都能感受得到。身体状况不佳，往往一张口就听出来了。父母刚从地里干活回来，那喘气声会粗重，感冒了会咳嗽，即使痊愈了，一时也会留些声调的异样……
父母年龄越来越大，沂蒙老家来电话，我总是既很期盼，又有几分担心。盼着随时随地更多听到来自家乡、来自亲人的消息，担心的是来自家乡和亲戚邻居的坏消息。
这些年，生活条件好了，我和妻子也形成了每周必与父母通电话的习惯。不过父母一般不会在电话里诉说家里和家乡的坏消息，说的最多的，是些菜园庄稼、家长里短的琐碎事。亲切的声音时常激活我关于故乡的美好记忆：绿油油的麦浪，火把红的高粱，儿童脸蛋般的红苹果，撑开雪白小伞的蘑菇，踩在脚下或黑或黄的泥土，嗖嗖爬上大树察看鸟蛋的少年，山村的鸡鸣狗叫，山清水秀的景色， 乡村的声音、颜色和味道……
“天气预报说有雨呀，可要少出门哦”，“最近气温下降，多穿厚衣服呀”，“我又做了油饼、水饺，可惜你吃不上噢”……母亲多少次像对待我小时候一样，嘱咐这惦记那，甚至用好吃的东西来馋我。
2012年10月底，我妻子跟随学校的团队去美国考察，当时正巧“桑迪”飓风横扫美国东部。年迈的父母是普通的农民，对美国和世界版图是没有概念的。但那个清晨，父亲急匆匆打来电话，用极少见的命令的口气说：“美国刮大风啦，快打电话让孩子他妈回国吧，抓紧哦！”当我把这份牵挂传递到美国，妻子在异国他乡被这热心暖肺的惦记和嘱咐感动得落泪。
通讯发达了，电话一部，耳听八方，网络信箱，情系万里，再不用“请明月代传情，寄我片纸儿慰离情”。亲人之间的联系，更多是手机短信、微信。年长者由于视力和习惯的原因，依然喜欢打电话、接电话，这样方便，心里踏实。耳背了， 孩子们声音就大点。闲暇时，则拿笔给亲人写封家信，心底会涌动昏黄煤油灯下的那份温情记忆，闪动爹娘满头白发堆积的乡愁。
从叮嘱“别忘了写信”到嘱咐“别忘了打电话”，是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情感交流方式的重要变化。但情感的内核，那条柔韧的精神之线并不为此变化。通讯方式的变化，缩短了时空距离，依旧拴系的，是牵肠挂肚的万里真情与相知相守的快乐时光。
原文载《人民日报》2015年2月7日第12版（大地副刊）
李家淳：伯父自记事起，“爸爸”一词就不曾从我嘴里出现过。面对一个身材瘦削、个子中等的种田男人，我平素总是呼他为“伯”——一个单音节的名词。并且这样的呼唤次数不多，往往要到迫不得已的时候，譬如要钱缴学费、买文具，或者去田里喊他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便会简短地、嗓音低沉地叫一声“伯”。
少年时，我实在弄不明白姆妈为何要让我们兄弟几个唤父亲做“伯”，而且即连“伯父”都不是。每次听到隔壁的美子甜甜地喊她父亲为“爸爸”，那种亲热、贴切、顺理成章的感觉，真让我很是羡慕。我们唤父亲为“伯”，别扭、生硬，听起来老大不情愿。恐怕他也一样，总是不太喜欢这个称呼吧。看他一脸严肃的表情，估计八成也是不乐意的。不管父子双方做何感想，我们家只有“伯”，没有“爸爸”、“爹”之类的呼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渐渐地熟悉了这样的叫法，接受了“伯”就是“父亲”的事实。
我是二十四岁那年定亲的。双方父母，即我家的“伯”、姆妈和她家的“家”、“奶”（呵呵，比我家的叫法更别扭）要求合合八字（老家的风俗：男女订婚必须八字相合），我才认真地了解了一下对父母称呼上的禁忌问题。据八字先生讲，小孩子出生后，如果出生年月与父母的生辰时间相克，孩子就得改口，用另外的称呼叫自己的父母，越是隔开辈分，叫得疏一些，就越是平安无事。难怪，我得叫父亲为“伯”，而妻子竟然把父母叫做“家”、“奶”，也许她的童年比我还郁闷吧。
“伯”的称谓横亘在我与父亲中间，两个男人，一老一少，长达三十余年，我们之间便注定了会是一种感情隐忍的关系。对于父亲的远年旧事，我陌生得恍如隔世。那是另一个世界，遥远、模糊、虚妄，听来的故事带着明显的不真切。
姆妈说，父亲十九岁被抓壮丁，与同村的十一个男人一起被绑着去了战场。做裁缝的爷爷伤心过度，咳血而亡。小脚奶奶求神拜佛，无济于事。作为童养媳的姆妈刚满十六岁，下面的小叔又患病落了残疾。没奈何，奶奶和姆妈只好关了裁缝铺，开起了一家门面窄小的店，卖酒水、豆腐聊以度日。这样一熬就是三年。三年后，从抗日战场死里逃生一路乞讨的父亲回来了——同村的人只剩他一个幸存者。我们的家族得以绵延下来的因缘，就是父亲面对着爷爷已去，一家破败的境况而跪伏在老屋门口开始的。
我所感兴趣的，并非是我们兄弟何时出生，倒是父亲为何去参加了抗日战争竟又回来？他在外面为何没有混出个名堂？该不会是逃兵吧？这些疑问压在我的心里，憋了好久，始终没有听到过父亲说起，而姆妈又往往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直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对于那段经历，父亲只有几句话：“四十八天打衡阳，小日本的飞机天天在头上像鬼叫，我们把死尸拖在一起做掩体……”就把他在外三年的当兵生活高度概括掉了。迄今为止，我未曾去查过历史资料，未曾印证一下父亲的经历。反正，我们家后来被划成贫农，我们的身世就得以固定在了乡村钱戳湾的几间破屋内。
作为种田的父亲，除了大哥、大姐有机会与他共处一陇田干过活，像我，比唤他“伯”还要陌生。十五岁以前，我去放牛、割草、砍柴、浇菜，这些活计都是姆妈安排。大哥、大姐年龄大，在生产队挣工分，算是全劳力。父亲和他们说话时，声音温和、柔顺；二姐从十二岁起患心脏病，干不得重体力活，基本上在家养病，顺便也帮姆妈做些针线活、煮饭，她也备受关爱。三姐、我、小弟就不同了。我们三个年龄小，不仅读书要花钱，照父亲的说法，我们“纯粹是个消费者”。因此，那些年月，父亲几乎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候。尤其是我，天生一副反骨，在他疾言厉色之下，我的逆反心理特重，往往在家里大唱反调，在外也惹事生非。结果，我没有少挨棍棒的“教育”。每次，当我被这个国民党的老兵吊起来，一下一下被打得鬼哭狼嚎之际，姆妈便眼泪汪汪地替我求情，一家人围在我面前，拼命叫我向父亲讨饶。谁知道我这个“逆子”除了哭，就是不低头。父亲气得半死，一边打我，一边对姆妈呵斥：“慈母多败儿，都是你宠坏了他！”因此，很多年里，父亲实在是懒得多看我两眼。记得有一次，因为和三姐争一把算盘去上课，我们在家打了起来。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又把我打了一通。而三姐，却躲在旁边幸灾乐祸。我觉得父亲总是偏袒女孩，一赌气跑出了村外，躲到菜地藏了起来。夜色悄悄地降临，我听见了父母亲焦急的呼唤声。事后，我听姆妈说，其实父亲还是很疼我的，每次打完我，他就后悔。这些子女中，只有我的学习成绩最好，父亲是希望我长大后能够光宗耀祖，别像大哥他们一样趴在泥土里忙活一辈子。那时候，我哪里会相信呢？我们之间，日日在屋檐下相见，可话语却少得可怜。
一九八零年，五十岁的父亲突发脑中风，二姐病逝。我们家算是跌进了深渊。患病后的父亲整日躺在床上，半边手脚瘫痪，情绪郁郁寡欢。他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又哭又笑。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阳光淡淡地照射下来，他脸色阴沉，嘴角歪斜，长久地盯着地面出神。偶尔，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打衡阳那阵，我哪里会想到今日？现在我冇个卵用，叫狗都不应声了。”说这话时，几滴浊泪从他眼角滴下来。我能觉察出一个强悍的男人陷入孤独、无助、悲哀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的心境。我们只当那是一种病症，日子长了，总会感到不耐烦，就都由着他。除了姆妈陪着他，给他安慰，并且不厌其烦地听他说些陈年旧事，大家都不再过多地留意他的情绪起落。
我在外教书、娶妻、生子，父亲是用一个病者的姿态旁观着，他失去了帮助我的能力，而隐匿的爱却悄然漫溢。有一年夏天，我独自去插秧，父亲一瘸一拐走了五里路，为我送来喷药用的农具和当天的中饭。太阳很毒，马路上尘土飞扬。他站在路边，发音不是很全，声音已然苍老地唤着我。我看见他病残的身体歪斜着。噴雾器压在肩上，好像一根大树干压着他的半个身子。烈日下，他被汗水和泥尘涂抹的脸颊变得黄白青绿。目送他归去的背影，我的夹杂了复杂情感的泪水，滴落在饭菜里。
一九九四年初夏，父亲走完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临终时，他对姆妈说：“我供老二读书最多，苦了一世，病了半世，刚刚想过几天好日子，享他一点福，没想到就等不上了……”。
他去世后，我慢慢咀嚼着过往岁月。关爱、哀痛、刚直、守望……这些词汇一一涌上心头。父亲，——“伯”，似乎就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
轻轻呼唤着“伯”时，我觉得如此地亲切和歉疚。
李家淳，笔名存朴，江西石城县人，广东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天涯》、《散文》、《文学报》、《百花洲》、《浙江作家》、《青春》、《黄河文学》、《青年作家》、《作品》、《散文选刊•下半月》、《文学与人生》、《岁月》、《手稿》、《华夏散文》等报刊，部分文字入选《散文2010年精选集》、《江西现当代散文选》、《行走天涯》等选本；已出版散文集《私人手稿》（珠海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公众号“深纹路”
陈德兰：偷吃的老人在这个舶来的节日里，我带着一套新衣，回家哄老爸开心。老爸一定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一个节日叫父亲节。
邻家二嫂来串门，和我娘唠叨起她那八十几岁的老公公： “唉，现在学会偷吃了。”
偷吃？现在虽不是家家富得流油，但是吃饱喝好还是没问题的，怎么会偷吃呢？可再听二嫂细说，那情形还真是偷吃。
二嫂说，菜烧好放在锅里，还没盛到碗里时，老头就会趁家人不注意时从锅里捞上一筷子，狼吞虎咽地吞下去，也不怕烫。菜端到桌上，假如老头一人在桌上吃饭，那样子就跟抢吃一样。但如果一家人一起吃饭，老头就不动筷子了，你不给他搛菜，他就不伸筷子。那样子就像过去的小媳妇，团在桌边，可怜兮兮的。
二嫂说这些时，很无奈也很不解。她说，外人看见，好像我们小辈不准他吃饭，可我们谁都没说过什么，更不会限制一个老人吃饭啊。他以前不这样呀，为啥年纪大了会变成这样呢？
二嫂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了奶奶。
那时，父母在田里干活，奶奶一人在家守门，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可随着年岁增长，奶奶什么也干不动了，却好像越老越馋，而且总是一人偷偷地弄了吃。显然，父母对奶奶虽说不上有多细心体贴，可家常过日子，总是事事顺着奶奶，并没有对老人家有任何苛刻之处。但我常听父母说，奶奶在家偷吃，起初我不相信，出嫁后把奶奶接过来住了一个月，发现奶奶还真有偷吃的习惯。
吃饭时，你做再多菜，奶奶也不怎么伸筷子，总要你夹了给她，才吃一点点，还一个劲地谦让。可你前脚刚走，她后脚就偷吃，知道奶奶有这癖好后，我回家时总是轻手轻脚的，有时在家门口见奶奶猫着腰趴在碗柜那儿，我就转会儿再回来。
这是跟我娘学的，当年说到奶奶偷吃时，娘说，不能吓着奶奶，更怕奶奶塞了一嘴东西噎着，当然，主要还是怕奶奶被人撞见不好意思。
后来，我搬到城里住，问过城里的同事或邻居，她们说，家里的老人没有这毛病。我有些怀疑，认为城里人虚荣，不说这些家长里短的事。
二嫂重提这个话题，娘的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娘说，老人觉得自己老了，不能干活又不能赚钱，还要跟着晚辈白吃白喝，心里过意不去；也怕晚辈看他吃得多会心疼，所以才会偷吃。
顺着娘的思路，我终于知道为何城里的老人不偷吃了。因为他们一般都有退休金，底气比较足，所以吃得很坦然。但农民一旦老到不能干活，会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女，怕日子久了儿女们嫌弃，于是才会有偷吃的习惯。
给父亲试衣时，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很像一个孩子。我不禁想，父母还没老得不能干活，估计现在还不会有偷吃的毛病，等到他们老得不能动时，会不会也……我的眼睛，突然间就涌出了泪水，心也跟着尖锐地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