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与经济调整恢复
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农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为了战胜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节俭财政支出，稳定市场物价，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随着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我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新的起色，逐步开始恢复。
1962年2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新华社）
八字方针：“大跃进”后调整政策，战胜困难
提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得不提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八字方针在1961年初八届九中全会上被批准后，谷牧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十人小组”成员，而“十人小组”负责的正是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和措施。在《谷牧回忆录》中，谷牧对于“八字方针”的提出以及其后致力贯彻的情况有着详尽描述。
“八字方针”的提出
据谷牧回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1960年12月13日便已提出。那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各位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开会，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进行总结。
在此之前，按照谷牧所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大跃进’”，“‘反右倾，鼓干劲’，把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推向新的高峰，出现更大的‘大跃进’”。
“更大的‘大跃进’”最直观的体现是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如要求1960年工业增长40%以上，钢要完成2040万吨。而据谷牧在回忆录中记述：1958年，按公布的数字完成了1070万吨的钢的任务，实际上好钢最多只有800多万吨。
“这个回合的‘大跃进’，在‘反右倾’的压力下以更大的规模持续了一年多。结果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更大的破坏，加上农业严重遭灾，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因营养不良发生的浮肿病，不少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提高。”谷牧回忆，到1960年冬季，实在难以为继了，不得不被迫停了下来。
在此背景下，在前述1960年12月13日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归纳与会人员的意见，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解释说：“‘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提高’就更容易懂了。”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据谷牧回忆，周总理曾说：我们做错了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座的各位都在内。许多事情是我们提倡的……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应当主动改正。
1961年1月，八字方针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得到批准，谷牧认为这宣告了“大跃进”的结束。距离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已经过去3年多。
谷牧在回忆录中分别记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吞吞，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
周恩来则说，“许多事情不能只责难地方，也不能只责难部门，我们也有责任。各部有没有封锁我们的地方？把困难挖出来，比封锁着好。否则，主席问我们，我们只得说如此如此，结果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事实却是如彼如彼。”
其实，不止于“八字方针”，谷牧回忆说，“在毛主席主持下，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组织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果断的方针和措施。调整农村政策，整顿人民公社，下达《农业六十条》；调整工业，坚决把高指标降下来，整顿工业企业，制订了《工业七十条》；对科学、教育、文化也进行了调整，先后发出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
“八字方针”得到批准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周恩来在1960年12月就曾有言，“执行这八字方针，任务是很紧张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地有秩序地有计划地进行。”
“十人小组”的成立与贯彻“八字方针”
正是在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宣布成立“十人小组”，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这次中央全会确定的方针和措施。
谷牧回忆，“十人小组”“成员有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并明确‘薄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会后不久，一波同志病了，由我组织‘十人小组’开展工作”。
如谷牧所言，“十人小组”担负的任务实际是全国的生产建设调度。“在当时物资匮乏、经济运行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它所处理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十分紧迫的”。
“上海的煤只有两天库存，‘鞍钢行将停炉’，某个城市的‘电厂告急’，某个地方‘粮食供应发生问题’，‘军情’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谷牧在回忆录中直言，“工作难度非常之大。”
在回忆当年“十人小组”办公情况时，谷牧记述道：
周总理让我们在中南海北门对面养蜂夹道（现在叫文津街）搞了个办公室。白天，我们各自在本机关工作，晚上到这里集中办公。当时，国家财经情况十分困难，市场供应匮乏，我们也吃不大饱。经周总理批准，我们每晚开会结束后，可以免交粮票、钱票吃到一碗面条。每天晚上我们开会时，总理都派他的秘书顾明同志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同志回去的汇报，对有些问题还要连夜追询。经常有这样的情景：我深夜回到家，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红机子电话响了，一接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
为解决“工交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最紧张最突出”的煤炭生产供应问题，谷牧在1961年4月到京西矿务局等几个煤矿做调查，并据实向中央报告说：“粮食定量不足，劳动服不耐穿，洗澡没肥皂，看病拿不到药品，下井工人无酒喝……很难巩固职工队伍。”报告建议，要设法实行特供，照顾矿山工人。
“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报请领导批准，由国务院转发了我们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直属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几项决定》，对提高井下工人粮食定量、食油补助、保证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包括每月供酒两瓶），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谷牧回忆。
到了1961年8、9月间，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周恩来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经济调整的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
谷牧回忆，“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日这半个月里，周恩来就找他和“十人小组”的其他同志讨论问题达6次之多。
时间到了1962年，谷牧认为，这是我党认真贯彻经济调整方针、坚决退够的一年，也是经济情况由极度困难发生转机的一年。
1962年1月，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时间是不行的。
据谷牧回忆，会议决定对调整经济采取果断措施，包括大批精简职工、大幅度降低计划指标、大规模压缩基建、大力抓轻工市场和农业等等，整个形势很快出现良好转机。
（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惟杉）
编辑：陈栋栋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