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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建国之日为祖国庆生,举国上下同过国庆节,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习俗。中国古代也有相似的节日,即唐朝的千秋节等。而千秋节的出现,又和“生日”概念进入古人世俗生活密切相关。
秦汉时期,中国人并没有生日意识,也无过生日的习俗。宋人赵彦卫笔记史料《云麓漫钞》有言,“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当时人们只是用出生的年月日时即生辰八字,来占卜前途命运,并不会在生日那天特意庆祝。
到了东汉,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佛教节日借助佛经的宣讲在中国落地生根,进入官民百姓日常岁时生活,尤以四月八日的佛诞节为甚。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影响扩大,佛诞节成为南北对立政权的共同年度性节日,当天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香花浴佛和佛像巡游。
据《魏书·释老志》,北魏太武帝在每年四月八日,都要“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太武帝还会“亲御门楼,观临散花,以致礼敬”。北魏迁都洛阳后,佛诞节活动更是盛况空前。据《洛阳伽蓝记》,这天,洛阳城内的长秋寺、宗圣寺、景明寺等寺庙都会有盛大庆祝活动,千像巡行,为佛庆生,倾动全城。江南亦是如此,据《荆楚岁时记》,“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会”。
随着佛诞节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祈愿“成佛”观念逐渐流行。人们相信众生与神佛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从这个理念出发,百姓开始模仿神佛安排世俗生活,从佛诞节引申出人间生日庆祝。
据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南朝末年,江南已经有“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的习俗,“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类似今天的抓周,通过观察幼儿在一周岁时抓取的物品,推断其志向意趣以至人生命运。家里亲戚也会一同前来庆祝,“亲表聚集,致讌享焉”。
每年生辰过生日的传统自此形成,“自兹已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尝有酒食之事耳”,父母在世之时,每到生日都会为子女庆生。而双亲去世后,则不再庆祝生日,以示伤怀,故颜之推批评“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据此可知当时更多的是将生日视为“母难日”,借助生日表达对母亲的孝心。
民间对生日节俗的定义,由下而上影响到皇室。南梁元帝“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在每年八月六日生日那天,会以组织僧人念经诵佛的形式庆生,感激母亲忍受巨大痛苦甚至生命危险生子之恩。而“自阮修容(即元帝生母)薨殁之后,此事亦绝”,母亲去世后,则不再举办生日斋讲。
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隋朝和唐朝初年。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降诞》,“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子女尚有父母可以于膝下承欢时,每年生日都会邀请亲朋好友聚餐庆祝;“孤露之后”,即父母不在人世后,“不宜以此日为欢会”。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十二月二十二,是唐太宗45岁生日。据《贞观政要·礼乐》,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言,“今日是朕生日”,在“俗间”即民间百姓“以生日可为喜乐”的喜庆氛围里,唐太宗却表示,“在朕情,翻成感思”,生日这天很是伤怀。太宗生母窦太后早在隋炀帝年间就已过世,而今太宗“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太宗还对长孙无忌等人引用《诗经》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对民间在生日这天大摆筵席表示不满,“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说罢,性情中人的唐太宗还当着众臣的面,“因而泣下久之”。可以看出,直到唐初,生日的性质还更多是“母难日”,而非“欢娱日”。
到了唐中宗时期,事情开始出现变化。据《封氏闻见记·降诞》,在唐朝历史上以荒唐懦弱著称的中宗,“常以降诞宴侍臣贵戚于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经常于生日当天在宫内大肆操办,宴请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欢饮达旦,诗酒风流。作为玄宗的伯父,中宗的这一行为无疑深刻影响了侄子玄宗。
玄宗即位后,早年励精图治,打造出开元盛世,面对朝气蓬勃的盛世气象,颇为志得意满。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五日,玄宗“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在花萼相辉楼宴请群臣,庆祝45岁生日。席间,左丞相张说、右丞相宋璟“帅百官上表”,请求玄宗恩准“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将玄宗八月五日的私人生日,升级为国家法定节日,“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大唐子民均要摆宴同乐,集体为皇帝庆生。玄宗欣然应允,下手诏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日,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依卿来请,宣付所司”。玄宗生辰由此成为举国同庆之日。太宗45岁生日怀念生母,感伤子欲养而亲不待;玄宗45岁生日创立佳节,意欲“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足为美事”,隐隐已可见二帝格局大小。
根据张说《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中的设计方案,千秋节节俗活动主要分庙堂与民间两个层面。千秋节前后,朝廷官员“休假三日”,有三天法定假期。千秋节当天,天色未明之时,“金吾引驾骑,北衙四军陈仗,列旗帜,被金甲、短后绣袍”,禁卫军就排出盛大仪仗。接着,群臣为玄宗敬上万寿酒,“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进献金镜、绶带(取音同“寿”之意)等礼物。玄宗亦有回赐,“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以上金镜、珠囊、缣綵,赐五品以上束帛有差”。
因唐朝尊崇道教,道家法器金镜成为千秋节君臣互赠的主要礼物,其原初寓意本是君臣互相提醒牢记民为本、社稷为重,即“遇象见清心”“留意感人深”。但随着奢靡之风渐长,金镜愈发奢华,成为奸佞献媚邀宠的进身之阶。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只有贤相张九龄“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撰写五卷《千秋金镜录》,“述前世兴废之源”,意在劝谏玄宗永葆清心,“前事之不远,后事之元龟”。玄宗虽“赐书褒美”,却不改其咎。三个月后,玄宗将张九龄罢相,擢升李林甫为首辅宰相,后人“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
献礼之后,宴会开始,“御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袴褶陪位”,歌舞翩跹,百戏盛陈,蔚为壮观。有雅乐杂技,“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有动物马戏,“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更有乐舞助兴,“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其中马戏舞马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玄宗“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
如玄宗手诏所言,农历八月,秋高气爽,“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谷方熟,万实已成”,民间每年都要在此时举行祭祀土地神的秋社。因千秋节与秋社日期接近,张说在节日设计中就“移社就千秋节”,把秋社习俗改为千秋节节俗。是日,“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士人互赠类似荷包的承露囊。村社乡邻“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欢娱尽日。
因有玄宗“尽其欢宴”的指示,无论是庙堂还是民间,千秋节宴会都“颇成靡费”,铺张浪费之风渐兴,以致《新唐书》斥为“君臣共为荒乐”,将盛世开元酿成安史之乱的苦酒一杯。天宝七载(公元748年),玄宗将千秋节改为天长节,取地久天长之意,却无法阻止“巨盗起,陷两京”。此后天下用兵不息,千秋节“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成为人们追忆盛世繁华的精神寄托。杜甫《千秋节有感》诗云,“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思古伤今的杜甫,只能徒望“桂江流向北,满眼送波涛”。杜牧《过勤政楼》亦言,“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得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玄宗之后,将皇帝生日作为国家法定节日,正式成为朝廷法令。唐肃宗“地平节”、唐文宗“庆成节”、唐宣宗“寿昌节”、宋太祖“长春节”、宋仁宗“乾元节”、宋徽宗“天宁节”,以及元明皇帝“圣诞节”“天寿节”、清朝皇帝“万寿节”,等等,都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这些节日尽管是法定假日,却只为帝王生日而欢,无法让天下人心产生共鸣。直到终结王朝循环的今天,我们才拥有了真正承载民族凝聚力、显示国民向心力的国庆节。在生日“报得三春晖”,在国庆“愿得此身长报国”,或许才是最好的庆生许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