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狐爷山位于吕梁山中麓，是古交市与交城县的界山。该山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两峰屹立，东峰海拔2160.5米，西峰海拔2202.7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11.57″—120.03″，北纬37.44″—37.43″。2003年，经关帝山林业局申请，国家林业总局正式批准关帝山为国家森林公园，狐爷山就座落在关帝山森林公园的原平川景区内。该景区占地总面积为3782.8公顷。
狐爷山是春秋时期晋文公的外祖父狐突活动居住的领地。当时狐突为狐氏大戎的首领，晋大夫。公元前637年，他因拒绝晋怀公召回狐毛、狐偃二子的敕令而被杀害。但他在临死前痛斥怀公的慷慨陈辞却感天动地，其“教忠不二”的思想彪柄青史，流芳百世。公元前636年，重耳饱经19年流亡之苦后回国继承了君位，为感念外祖父的恩德，遂将狐突隆重地改葬在马鞍山上，并封马鞍山为狐突山，有些文献中亦称“狐突岭”；后来狐突之子狐毛、狐偃死后亦葬于此山，因而此山亦称狐偃山；又因该山山势酷似马鞍形状，故也称其为马鞍山；而当地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出于对狐突父子的敬仰之情，俗称此山为狐爷山，就这样形成了多种称谓并传于世的状况。
关于狐突父子葬于狐爷山的事实，历代文献中均有记载。清徐县马峪村国家重点文物狐突庙内元至元二十六年《重修利应侯神像碑记》载：“狐神者，春秋时晋大夫狐突也。孝而安民，大义谆诲。晋文公哀死死，嘉其节，慕其忠，卜葬马鞍山。大宋敕封‘护国利应侯’，而马峪村亦建建祠祀也。北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赐额‘忠惠义’。”《永乐大典》称：“狐突山，在本县（交城）西北五十里，亦名狐突岭，有春秋晋大夫狐突及其子舅犯之坟庙存焉。”《万历太原府志卷之二十四》（古迹）称：“春秋，狐侯墓，在县西北马鞍山，讳突，晋大夫。”《山西通志》称：“马鞍山上有晋大夫狐突及其子偃坟庙在焉。”康熙版《交城县志》称：“狐侯墓，在县西北马鞍山。讳突，为晋大夫。宋宣和五年封利应侯。子毛、偃俱葬于此。三墓至今存，乡人建庙于上以祀之。”洪璟版《交城县志》称：“春秋晋大夫狐突，交人也，其才与品远过其二子，从亡诸臣皆不及也。其墓在交北境，曰狐突山者。”光绪八年版《交城县志》称：“春秋时晋大夫，姓狐氏，讳突，葬马鞍山，在交城县北六十五里。二子毛、偃从葬。狐氏丘垅在焉。”“马鞍山，一名狐突山，土名放马坪，在县北六十五里，为交城适中之地，一邑主山也。左右两峰屹立，中凹马鞍，故名。西峰顶晋大夫狐突并二子毛偃墓在焉。中有庙，邑人于七月中结社以祀，庙外有泉，甘洌，深不可测，祷雨辄应。”“忠惠利应侯晋大夫神墓，在县北六十里马鞍山麓，交为侯之故里，二子毛、偃俱葬于此。至宋宣和五年追封侯爵，邑人建庙于山，祈祷雨泽，香火不绝嗣。于光绪三四年，晋中大旱成灾，爵抚院曾官保求雨普应；奏请，敕加‘灵弼’二字，御制‘岁熟民富’额发，知县李正芳敬悬。按侯墓悉用碎石垒成，周约十丈，高出山顶；夏不生草，冬不积雪。墓前碎石击之作金铁之声，移之他处则无音。庙前有井一眼，深不可测；旁有分云壁，遇霖雨则井口吐云，从四面分布而起，不随风力，亦一奇也。”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先生（系太原市晋原区西寨村人）在其所著的《四库全书、四书释地》写道：“大戎地在交城县”、“当春秋时，吾府交城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谓鼻祖汾隅者，仅九十里。按鼻犯实生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为祠庙祭祀最盛。”等等。另在明清狐爷庙的碑文中也多有记述。阳曲县狐爷庙的碑文中傅山先生亦称狐突葬于马鞍山上。因此可见，狐爷山是狐突父子的墓葬地是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二、“忠”文化的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晋献公十七年（公元前656年），其宠妃骊姬欲使其子奚齐继承君位，乘太子申生率军讨伐东山之机，编造谗言，诬陷太子调戏于她，献公信以为实，遂命申生自缢于新城。申生死后，为免除将来君位之患，又欲加害于公子重耳。幸有当朝大夫、重耳的外祖父狐突事先获知了消息，急召次子狐偃至前，谓曰：“重耳骈胁重瞳，状貌伟异，又素贤明，他日必能成大事；且太子既死，次当及之。汝可急往浦，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重耳在狐毛、狐偃二位舅父及随臣赵衰、魏武子、介子推等人的协助下星夜出逃他乡，在外流亡十九年，备受艰辛。
晋献公死后，骊姬及其子奚齐被反臣诛杀，政局哗变，朝中大臣都愿拥立重耳为君，欲让狐突写信将其召回。狐突认为，献公治丧期间，若以诛杀改变政局，会有“乘乱贫国”之嫌，势必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骂名，于是婉言谢绝了大臣们的好意，遂使拣来的君位与权势旁落他人，依然让落难十余年的外甥重耳及其子狐毛、狐偃等人继续其流亡生涯。从而显示了狐突重“忠孝仁义”，而轻权势地位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后来，朝中大臣只好将与重耳一起出逃的夷吾迎回来继承了君位，是为惠公。惠公荒淫无道，整日寻欢作乐，不久病死。其子圉继位，是为怀公。怀公畏惧伯父重耳的威望，又因狐毛、狐偃俱为当世人杰、治国栋梁，心中惶恐不安。为削弱其势力，特敕命狐突召回狐毛、狐偃二子。《左传》载：“九月（鲁僖公二十三年），晋惠公率，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子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数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也。’乃杀之。卜偃称疾不出。曰：‘《周书》有之，乃大明服，已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国语》载：“子圉无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杀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史记·卷三十九》载：“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之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肯召。怀公怒，囚狐突。突曰：‘臣之子事重耳有数年矣，今召之，是教子反君也，何以教之？’”《东周列国志》对上述的内容作了如下阐述：“惠公生病，托孤与吕省、郤芮二人，使辅子圉。说：‘群公子不足虑，只要谨防重耳。’吕、郤二人顿首受命。是夜，惠公薨。太子圉主伤即位，是为怀公。怀公恐重耳在外有变，乃出令：‘凡晋臣从重耳出亡者，因亲及亲，限三个月内俱要唤回。如期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如过期不至，禄籍除名，丹书注死。父子兄弟坐视不召者，并死不赦。’老国舅狐突二子狐毛、狐偃，俱从重耳在秦。郤芮私劝狐突作书，唤二子归国。狐突再三不肯。郤芮乃谓怀公曰：‘二狐有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突不肯唤归，其意不测。主公当自与言之。’怀公即使人召狐突。突与家人诀别而行，来见怀公。奏曰：‘老臣病废在家，不知宣召何言？’怀公曰：‘毛偃在外，老国舅曾与家信去唤否？’突对曰：‘未曾。’怀公曰：‘寡人有令，过期不至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突对曰：‘臣二子委质重耳，非一日矣。忠臣事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犹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即使逃归，臣犹将数其不忠戮于家庙。何召之乎？’怀公大怒，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其颈，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因索简置突前，郤芮执其手，使书之。狐突曰：‘勿执我手，我当自书。’乃大书‘子无二父，臣无二君’八字。怀公大怒曰：‘汝不惧耶？’突对曰：‘为子不孝，为臣不忠，老臣之所惧也，若死，则臣子之常事，何惧焉！’舒颈受刑。怀公命斩于市曹。太卜郭偃见其尸，叹曰：‘君初嗣位，德未及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病不出。”可以看出，《东周列国志》虽然是历史小说，但记述的事件与《左传》、《国语》、《史记》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东周列国大观》对此有一段评述：“冯梦龙改编《列国志传》有其特殊的优势，因为他不仅是创作和改编小说的行家里手，而且是深谐东周时期历史的《春秋》学家。”“《东周列国志》全书所叙的事件，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先秦部分的记载相对勘，基本吻合。”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记载是中国历史上对“忠”的定义、内涵最早、且最权威的注解和诠释。这就是被后人称为“教子忠臣不事二主”即“教忠不二”的思想渊源，它影响了中国近3000年。狐突面对死亡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成为践行“杀身以成仁，舍身以取义”的历史英雄，他比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提早了200多年。其子狐偃“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的座佑铭后来被收集在《大学·中庸》的名著里，成为孔子思想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狐突父子的“仁、忠、义、信”的思想为后来儒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狐突父子仍是儒家思想的先驱。应当说，狐突“教忠不二”的思想是中国“忠”文化的发端，而狐爷山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忠文化的发祥地。
三、“忠”文化的内涵
《说文解字》将“忠”释为“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小篆》将“忠”释为“从中、从心，本意作‘敬’。古以不懈于心为敬；必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郑疏》将“忠”释为“中心曰忠。中下从心，谓言出于心，皆有忠实也。”《左传·成公九年》将“忠”释为“无私，忠也。”而《忠经》将“忠”说成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是评价人们行为的最高总则。“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体，忠之道也。天之所复，地之所载，人之所复，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享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的要点在于“一其心”；“忠”的作用是“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动鬼神，而况于人乎？”“君德圣明，忠臣以荣，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则补之，圣明则扬之，古之道也。”“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自“忠”的造字，至“忠”的释义，标志着春秋时期所产生的忠德观念，已经发展成为较系统、完整的忠德学说，以至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国君要守君道，臣下要守臣道，父亲要守父道，儿子要守子道。这里所讲的“道”，就是以“仁德”为本的“忠德”思想。鲁僖公问孔子：“君子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回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就是说君子不实行仁政，不守君道，还要去帮助他聚敛财富的人，都是孔子所反对的，也是被孔子所唾弃的。孟子又曰：“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就是说，君王不向往道德，无意行仁，却要替他聚敛财富，这是帮助夏桀那样的暴君富有。君王不向往道德，无意行仁，却要替他卖力作战，这是辅助夏桀那样的暴君统治天下。此外，有一次齐宣王请教于孟子曰：“做臣子的杀掉他的君王，这可以吗？”孟子回答曰：“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类人我们称他为‘独夫’。我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杀了君王的。”同时孟子还告诉齐宣王：“君主把臣子看做是自己的手足，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做是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子看做是狗马，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做为普通之人；君主把臣子看做是泥土草芥，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做是仇敌。”孔子、孟子的这些学说深刻地揭示了君臣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是说，作为君主要实行仁政，以忠德思想布德于民，而作为臣子也要有仁德思想忠于社稷，这里的社稷可以理解为其代表就是实行仁政的君主。由此可见，忠于君王是有选择的，对明君则忠，对昏君则叛，这是中国社会正统的忠君思想。至于后来演化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极端思想，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制造利用的假儒学，与孔孟倡导的正本儒学是背道而驰的。
狐突以忠贞名世，但狐突的“忠”并非单纯地对君主的愚忠。而是择明君而事，其实质是忠于社稷，忠于天下。《左传·闵公二年》载，公元前656年，骊姬设计陷害太子申生，唆使晋献公命太子伐东山皋落氏。出发前，太子佩以金玦（铜制成的玦）。太子向不外遣，而玦以玉制的为贵。见此情景，狐突预感到申生有祸，即带此有缺口的金玦，显示了对太子已有了离异之意，狐突看穿了这是陷害太子设下的圈套和奸计。乃叹曰：“时之澂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服以远之，时以閟，龙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东山可尽乎？”太子将战，狐突谏曰：“不可，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图之，与其危身以速罪也。”意即规劝太子不要出征，为了晋国的稳定，也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可暂时舍弃太子的身份离别家园，出走避祸，以图后报。这段对申生的谏言，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晋献公晚年“废嫡立庶”，必然会危及公室，对社稷不利；二是太子征战，必然要祸及庶民百姓。究其实质，这是一种为了社稷百姓而展开的一场奸佞之间的斗争。狐突之举，在当时的朝代，无疑是抗旨的行为，是不忠于国君的表现，说白了，是要杀头的，但他为了国家社稷，甘愿冒此风险，这种忠义壮举，便是狐突忠贞的真实含义。《交城县志》洪璟版卷十六载：“公仁义智勇人也，训太子以孝，仁也；不召二子，义也；识偏衣金玦之必废，智也；守正而死，勇也。”此外，晋怀公命狐突召回二子，狐突断然拒绝，这又是一次更为直接的抗旨的不忠行为。其实，在重耳逃亡之时，狐突即嘱咐狐毛，重耳诚实有义，将来定能成大事，要好生辅之。可以看出，重耳是他认定的明君，所以将二子“委质”于重耳。这就是忠臣不事二主的意义所在。因为当时狐突已经认识到，怀公并非明君，嫉贤妒能，终究要祸国殃民，如听其言，对国不忠；如顺其意，对社稷不利，所以，狐突最终为“教忠不二”而献身。孔子曰：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身而取义。傅山先生在其碑文中云：“《左氏传》怀公实杀大夫，以不召二子故。其言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至今俨临晋地，惠及蒸民者，忠之灵也。”称颂狐突教忠不二的思想惠泽后世，成为无数忠烈义士的楷模。
狐突之子狐偃护国功高，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以国家利益为己任，以百姓安危为天职，甘举贤才，一再谦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忠心耿耿辅佐重耳成就了春秋霸业。《国语·晋语》载，公元前634年，晋献公死，朝中出现内讧，大臣里克诛杀了幼君奚齐及其弟卓子。派出使臣迎接重耳归国继承君位，重耳求计于狐偃，狐偃对重耳曰：“寡人闻之，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时不可失，丧不可久。公子其图之。”“亡人无亲，仁亲为宝，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室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实有之，我以徼倦，人孰信？不仁不信，将何以长利？”狐偃用“仁”、“信”是做人最高准则的道理说服了重耳放弃回国继承君位的想法。从而避免了“乘乱贫国之嫌”，使重耳在各诸侯国及国内威望大增。奠定了争做春秋霸主的思想基础。面对“国君宝座”与“仁亲”的选择上，狐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国君宝座”意味着权力和富贵，而“仁亲”则是取信于民的一种道德显示，依然意味着继续其艰辛的流亡生涯。他把“仁亲”看得高于君主的地位，这在春秋无义战的那个年代更显得难能可贵。当重耳流亡到齐国时，齐恒公对他奉若上宾，不仅款待殷勤，还把女儿齐姜许配给他为妻。重耳过得安逸舒适，早已把复兴晋国的重任丢在脑后，跟随重耳的狐偃等人焦急万分。幸有齐姜深明大义，遂与狐偃密谋，将重耳灌得酩酊大醉，沉睡不醒。狐偃等人乘机将他抬到车上，连夜上路而去。等到重耳酒醒，车队早已离开了齐国。尽管重耳怒不可遏，还拔剑要刺杀狐偃。狐偃曰：“杀臣成大业，臣之愿也。”重耳曰：“若大业不成，欲食舅氏之肉。”狐偃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于是重耳止戈而行。这里可以看出，狐偃为了国家社稷，为了重耳的前途，不得已采取的这种行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若不是有一腔忠诚报国之心，又怎能有这种以下犯上的举止呢？历史上对狐偃的这种举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桑下之谋”、“酩酊大醉”的成语典故即缘于此说。要不是狐偃的这种举动，那有晋文公的辉煌霸业呢？这就是忠于君主、忠于社稷的真实含义，也就是“忠”的深刻内涵。
四、“忠”文化的历史沿革
狐爷山的“忠”文化渊源流长。狐突因“教忠不二”被晋怀公杀死，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事迹一直被后人传颂，直至500年以后的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在历史巨著中，就已将狐突演化为神灵。《史记·卷三十五》载：“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国，遇申生。申生舆载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新城西将有巫者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敝大于韩。’儿乃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这段话的意思是，晋惠公遵照礼仪改葬了太子申生。秋天，狐突到曲沃祭祀太子，遇见了申生的灵魂，申生告诉狐突说：“夷吾不讲礼义，天帝准许我率兵伐晋，我已做了乔山之主，完全有力量让秦国吞并了晋国，以后，秦国会永远祭祀我的。”狐突回答：“我听说，神不能享用自己宗族以外的祭祀，如果你真的要那样做，你的祭祀岂不是从此断绝？你得认真考虑考虑，不要轻举妄动。再则，晋国的君主虽然有罪，可晋国的人民是无辜的呀！如果发生战争，人民就会遭殃，这是一种不忠不仁之举啊！”申生听后，很受感动，说：“你说的有道理，我准备重新奏请上帝，改变计划。十天后，新城西侧将有个巫师出现，他会显现我的灵魂，到时候你要去看我。”狐突慨然答应，申生的魂灵就不见了。十天后，狐突按期前往，又见到申生。申生告诉他说：“天帝已答应只惩罚罪人，夷吾他会在韩原战败受罚。”后来这件事流传到民间，童谣四起：“太子申生改葬了，再过十四年，晋国是不会昌盛的。若要昌盛，必须等他的哥哥重耳回国执政。”事实证明了童谣的说法，夷吾果真在韩原兵败，当了俘虏，在灵台山受辱三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狐突能与鬼神对话，最终用“忠德”思想教化了冤死的太子申生，保住了社稷，挽救了晋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充分说明了狐突的忠心可贯天日，影响深远。
西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等历代皇帝都以狐突为忠义楷模。与此同时，狐爷山的“忠”文化孕育出了许多忠臣义士。其杰出的代表当数三国时期的关羽。他忠义智勇名扬海内外，其中有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刘备战败后，人马失散，关羽保护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寄宿在曹操营中。曹操爱惜人才，更羡慕关羽的忠良，一心想劝其归降。于是三日一请、五日一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施以金钱、地位、美女之诱惑。但关羽除感激曹操的这番良苦用心之外，忠于桃园三结义之情，跟随刘皇叔的坚定之心，却丝毫不改。可见关羽“忠臣不事二主”与狐突“教忠不二”的思想情结如出一辙，虽相隔已800余年，其文化背景却是一脉相承的。他死后被刘禅帝追封为“壮缪侯”。
到了北宋景佑年间（1036年），仁宗赵祯皇帝赐狐突庙“忠惠”匾额；敕封狐突为“忠惠侯”；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拔国银两在庙址处扩建“忠惠庙”；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赵佶皇帝敕封狐突为“护国利应侯”。这些敕封与狐突去世已相隔1600多年。而关羽在宋徽宗崇贞元年（1102年）被敕封为“崇宁真君”，到了明代，武宗皇帝于正德四年（1509年）赐关帝庙为“忠武庙”。这与宋仁宗帝赐狐突“忠惠庙”的时间相隔了近400年的历史。后来关羽名声越来越大，至清代已被谥封为“26”个字，成为中国忠文化的偶像。清光绪三年（1878年），光绪皇帝加封狐突为“灵弼侯”，并降旨将狐爷山庙会的骡马税归狐爷庙，用于维修庙宇，并御制“岁熟民富”匾额，敕命知县亲往张挂。光绪十六年（1890年）赐“三晋名臣”匾；光绪十八年（1892年）分别赐“功著晋邦”“泽沛苍生”匾额。这时与狐突去世已逾2500余年。从此，狐突便有了“灵弼忠惠护国利应侯”的谥封了。在历史上，人死后被加封最多的当数武帝关羽和文圣孔子，而加封历史最早，且影响深远的，狐突当数其中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华国锋、康世恩、罗贵波、顾永田、李井泉、张宗逊、李立功、康永和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战斗在狐爷山一带，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41年秋，日军疯狂推行“蚕食”抗日根据地的政策，继大规模的“扫荡”后，便在交城中西川、西冶川、东社扎下据点，并企图占据狐爷庙，以控制晋绥抗日边区的门户和咽喉要道，使边区军民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获知这一情报后，时任交城县抗联主任的华国锋，来到五区发动群众要拆毁狐爷庙，起初，群众因敬畏狐爷的灵感，都不愿意前往。后华国锋进行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讲道，既然狐爷有灵，愿意保佑一方人民，那我们就恳求恳求狐爷，让他去抗日吧，让狐爷把杀人放火的鬼子好好惩罚一顿，把鬼子赶出交城山，赶出中国去。那狐爷真的有灵，咱们拆庙抗日，他老人家不是更高兴吗？人们的思想通了，几天功夫就将狐爷庙拆平了。从而粉碎了鬼子占据狐爷庙作为永久据点的阴谋。狐爷抗日的故事，也在民间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此外，一部《吕梁英雄传》，再一次彰显了狐爷山脉的人民忠心报国的英雄气概，凸显了狐爷山“忠”文化永垂不朽的光辉篇章。
五、忠字起源与“忠”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瑛研究员在《“忠”德新说》中指出：“‘忠’字起源于何时？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中国的虞夏即开始尚忠，即忠和孝一样同时源于君臣关系尚未出现的虞舜时代，在夏代得到充分发展。它原来是氏族领袖的道德品质，以及他们对于普通民众的道德义务，尔后才成为对所有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礼记·表记》中说：‘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尔父母，有憯恒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后来的大禹也是这样，‘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辛劳天下如此。’（《庄子·天下篇》）。可见，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忠是指君主官吏尽忠于民而言。”
从以上记载可知，“忠”字是起源于虞舜时期，尽管在夏、商，乃至西周时期，忠的内涵有所发展，但总得主流思想是“君主官吏尽忠于民”。春秋战国以后，“忠”的内涵发展为“忠于公室，忠于社稷，忠于君王”。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由于经济基础的急剧变革，导致了上层建筑的急剧变革，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形成了百家急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就在这一时期，产生了“道教”、“儒教”等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文化经典，成为古代以来思想文化之源泉。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其中，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等最为著名。这些学派的形成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创立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孔子创立儒教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等思想，其中“忠”的思想最早源于狐突，而狐偃的“仁”、“义”、“礼”、“信”的思想也早于孔子100多年。可以说，从三代“忠”的思想到孔子创立的儒教思想这200多年的进程中，狐氏父子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狐突的“忠”，既区别于三代又融合于儒家，可以说，狐突是儒家思想的先驱。狐突“教忠不二”的思想，是春秋以后“忠”文化的主流思想，尽管历朝历代对“忠”的诠释有所不同，但忠于社稷、忠于明君、忠于天下却是永恒不变的。太原社会科学院马剑东研究员指出：狐突的忠道思想是综合三代之三教创新而成，是依历史辩证思维方法创立的。狐突对忠赋予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忠于君；二是忠于社稷；三是忠于生民。这就是三代之忠与狐突之忠在内涵上的不同之处。
六、“忠”文化的现实意义
狐爷山的“忠”文化与绵山的“孝”文化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其根源同出于春秋晋文公时代。“忠”“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绵山的“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已经成功开发，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值得庆幸的是，狐爷山的“忠”文化已经引起古交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05年以来就将开发狐爷山“忠”文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项目列入了议事日程。尤其是2012年元月，市政府聘请省城专家召开了古交市“忠孝”文化产业发展课题论证会，这些专家分别是：原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卢渝，原太原市政协副主席王继祖，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原中国家谱研究中心主任李吉，太原市社科院院长刘锦春，世界华人宗亲研究总会常务会长张省会，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纪检组长王岳红，山西省委研究室副巡视员郝光荣，世界关公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吴旭峰，山西画报社副社长侯天祥。他们都对狐爷山“忠”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开发狐爷山“忠”文化产业立项好、潜力大，是山西文化强省的一个典型项目，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议期间，韩良会市长与课题组签定了“课题战略合作意向书”，并向各位专家颁发了“古交市‘忠孝’文化产业发展课题专家”的聘书。之后，又委托太原市社会科学院对“课题”进行深入论证。目前，社科院研究员马剑东先生已撰写了《晋国狐氏考》一文，其中写道：“晋国狐氏家族，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为世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狐氏父子所创立的忠义文化、纲常文化、军事战略思想都为后世的诸子学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狐氏朴素的思想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成为了我们民族仁义礼智忠信的精神元素。”
绵山的“孝”文化与狐爷山的“忠”文化互为表里，相信不久的将来，狐爷山的“忠”文化必将成为国人朝拜的圣地。
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忠诚誉为崇高的美德。在封建统治时代，统治阶级历来倡导“忠”的道德，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熏陶、教育、造就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封建君王、封建王朝的臣民，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体系支配下，又衍生出了如“忠孝、忠义、忠信、忠智、忠贞、忠敬、忠顺、忠公、忠恕、忠勇、忠和、忠直、忠烈、忠厚、忠允、忠笃、忠毅、忠纯、忠善、忠勤、忠肃、忠悟、忠款、忠壮、忠赤、忠武、忠谏、忠说、忠克、忠干、忠能、忠明、忠虑、忠谋、忠臣、忠贤、忠良、忠益、忠言、忠节、忠惠、忠爱”等分别与不同的伦理观念、性格和行为特征紧密关联的内容。古人们对忠是十分看重的，信忠行忠者，受人赞赏鼓励。不忠背主者，遭受唾骂鄙弃。因而，人们把“忠诚”看做是立身之本，忠君报国作为自己追求的道德目标，社会上人们普遍把“忠臣”“忠良”视为楷模，而把祸国殃民、反复无常的奸佞之徒视为小人。这是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产生的一种道德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忠”的解读则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忠诚”文化的心理扩延，便不仅仅是忠君，而且有了更为广泛的内涵。忠于主人，忠于上司，忠于朋友，忠于爱情，忠于父母，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等等。忠诚，不仅仅是君王以及臣子的愿望，而且成为普通平民百姓的基本心态，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心理共识和行为道德规范。
纵观现代社会，道德滑坡，诚信丧失，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歪风邪气肆意横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乏温馨，官民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信任危机，人们的诚信道德观念普遍淡薄。所有这些给社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更有甚者，一些为官者，为了一己私利，可以削尖脑袋，踏着人梯攀升，吸着人血进取。买官卖官的现象屡禁不止，权钱交易成为时尚之风。什么党的利益，国家的重任，人民的死活，统统被抛在九霄云外，这些人比两千多年以前狐突、狐偃的博大胸怀和忠义壮举，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深思。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决定》还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重要内涵。人是推动各项事业的第一要素，而社会主义性质赋予人的本质含义，就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新形势新任务对人的基本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践行和约束自己，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又是以诚信友爱的做人总则为基础。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取信于人民的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如果没有诚信友爱的道德规范，那么，做人的这个“本”便是本末倒置了，他们的行为势必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如果失信于民，政权就会丧失，在这点上，社会主义的政权组织也概莫能外。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了人民当家的本质含义。只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为系，利为民所谋”。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长久稳固，否则人民得到的政权就会丧失。我们的一些为官者，肆意践踏人民赋予的权力，缺乏诚信友爱的意识，法制道德观念淡化，不能亲近人民，没有“仁者爱人”的胸怀，将个人利益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一味地追求高官厚禄，利欲熏心，权力膨胀，搞腐败，搞贪污，搞不正之风，在人民中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些人应当悬崖勒马，早点觉醒。应当在深入学习中共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的同时，也要学习狐突、狐偃的崇高品质和诚信精神，用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形象，比对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这还不足以使他们幡然悔悟吗？
“忠”“孝”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因此，继承和发扬“忠孝”文化，可以说正是践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其落脚点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义的事业离不开忠，和谐的社会离不开孝。”基于这一理念，从小就深受狐爷山“忠”文化感染和熏陶的古交市原相乡上白泉村青年赵永平，抓住机遇借产业结构调整之机，对狐爷山景区进行开发。可以相信，开发狐爷山景区，我们不仅仅可以领略到大自然赋予的美好风光，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感悟到中国“忠”文化的真谛。这必将对促进三个文明建设，构造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发挥其强大的动力。因此可见，狐爷山“忠”文化的开发具有伟大深远的现实意义。
郝天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