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两纲，制定辨诀
既然“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那么，临床辨认阴阳就是头等大事了。郑氏在《医理真传》自序中开宗明义，就强调阴阳辨证的地位和作用：“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证。亦不难于识证，而难于识阴阳。”他认为，“识阴阳”是诊病最重要的课题。 但是，“阴虚与阳虚，俱有相似处，学者每多不识，以致杀人”（《医理真传·卷一》）。那就应该制定、掌握判别阴阳的标准，郑钦安又称之为“阴阳实据”。
那么“阴阳实据”在哪儿呢？“三阴与三阳，病形各殊，三阳不足之证，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三阴不足之证，所现全是阳色，为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此辨认阴虚、阳虚之切法也。”（《医理真传·卷三》）这是区分阴阳的纲领，简单说来，阴证所现“纯是阴色”，郑氏经常又称为“阴象”“寒形”；阳证所现“全是阳色”，郑氏又称为“火形”“热象”。为此，郑钦安总结了“辨认阴虚、阳虚要诀”，亦即“阴阳辨诀”，作为辨认阴证、阳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
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阴象”？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蜷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应该指出，郑氏所谓阳虚，既指虚寒，也包括实寒。
哪些是判断阴虚证的“热象”“火形”呢？在“辨认一切阴虚证法”时说：“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外虽现一切阴象，近似阳虚症，俱当以此法辨之，万无一失。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多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两相对比，“阴色”“阴象”与“热象”“火形”，确如郑氏所说，“阴阳二证，判若眉列”。同样应该指出，郑氏所谓阴虚，既指虚热，也包括实热。
为简明起见，作者综合郑氏论述，按“舌脉、神色、口气、二便”为纲，将其归纳如下：
阳虚：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强调舌润滑不燥；
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
神——目瞑蜷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
口气——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二便必自利。
阴虚：
舌——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
脉——脉息有神，六脉长大有力；
神——其人烦躁，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
色——面目唇口红色；
口气——口臭气粗，口渴饮冷，饮水不休；
二便——尿黄便秘，二便不利。
郑钦安是如何凭着“阴阳辨诀”来判分各种病症的阴阳属性呢？在《医理真传》卷
二、卷三中，他分别列举3l条阳虚病症、29条阴虚病症，采取问答形式，一症一解，详加论证，“以便学者参究”。下面举例证明之： 比如眩晕：“眩晕一症，有上实下虚者，有上虚下实者，有清阳不升者，有浊阴上干者，有夹虚风者，有夹虚火者，有脏腑偏盛而致者，种种不一。括其旨归，总不出阴阳二字……其人面白无神，饮食减少，二便自利，困倦欲卧，喜热畏冷……脉浮无力而空，诸如此类，都属阳虚……察其人精神不衰，舌黄喜冷，饮食易消，二便短少……脉实有力而长，诸如此类，都属阴虚火旺上干所作。”（《医理真传·卷三》） 论眼科诸症：“目症有云七十二症，有云
三百六十种，名目愈多，旨归即晦。今为之总其大纲，括以阴阳两字为主，余不足录。阳症两目红肿，羞明，眵翳障雾，赤脉贯睛，目泪痛甚，小便短，大使结，喜冷饮是也；阴症两目微红，而不羞明，即红丝缕缕，翳雾障生而不觉痛甚，二便如常，喜饮热汤者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阴阳辨诀，意义重大
郑钦安制定的阴阳辨诀，等于给了我们衡量阴阳的两把尺子。即使用高校讲义衡量，阴阳辨诀都没有出格的地方，阴证什么样，阳证什么样，舌、脉如何，气色如何，哪本讲义都这么讲，绝非郑钦安标新立异，更未离经叛道，我们说它是“中医正统正脉”，也正因为这一点，下面的立论就有了基础。
那么，这一阴阳辨诀有什么意义？它是郑氏对阴阳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非常重视这个辨诀，称之为“辨认阴虚阳虚之切法”，强调“学者先要学此手眼”，“阴虚、阳虚辨认不可不澈，上卷辨认法（指阴阳辨诀），切切熟记”（《医理真传·卷四》）。
掌握阴阳辨诀，治病“便可超人上乘，臻于神化”（《医法圆通·卷三》）；“握定阴阳辨诀治之，决然不错”（《医法圆通·卷二》）；“挈定阴阳实据治之，发无不中”（《医法圆通·卷一》）。“发无不中”“决然不错”，说得何等坚定！毕生研究火神派的唐步祺先生称赞郑氏“阳虚阴虚辨证纲要……最切实用”，确为心得之语！
作者体会，学习郑钦安学说，首先分清阴阳，辨明了真假，才有登堂入室之感，深感阴阳辨诀确实“最切实用”，也是学习中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八字箴言，辨认阴火
临床上见到“满身纯阴”之证，证候单纯，辨识并不困难。
关键是阳虚之证有很多变化，引发诸多假热之象，甚至“肿痛火形”，如口疮、牙痛、咽炎、发热、皮肤病等，“多有与外感阳证同形”，“往往称为阴虚火旺”，极易惑人。明·陶节庵称：“自然阴证人皆可晓，及至反常则不能矣。如身不发热，手足厥冷，好静沉默，不渴，泄利腹痛，脉沉细，人共知为阴证矣。至于发热面赤，烦躁不安，揭去衣被，饮冷脉大，人皆不识，认作阳证，误投寒药，死者多矣。”（《伤寒六书》）他说的“自然阴证”当指纯阴之证，“及至反常”则指见有阴火之象。刘渡舟教授亦说：“少阴寒盛之极则有格阳之变，而见反常之象，往往使人难以辨认。”总之，是“三阴上逆外越”引起的种种假热之象，“变证百出”，致人迷惑。郑钦安勘破阴霾，辨伪存真，称之为阴火。这才是其学术经验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后面我们将详加论述。 《医理真传·卷四》
“钦安用药金针”说：“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问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
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 这段话堪称郑钦安全部著作中最重要、最精彩的一段论述，在其著作的标题中冠以“钦安”字体者，仅此一例。
它归纳了郑氏对阴阳辨诀的精辟认识，其玄机在于：在阴证前提下（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不被这些假热、假象所迷惑，一律专主扶阳；反之，专主益阴。
病人的整体表现是“阴象”“阴色”“寒形”，局部表现的若干火热之症，属假象、假火。形象些说，就像万绿丛中一点红或几点红，大背景是阴暗之象，局部有点“肿痛火形”，要“一切诸症，一概不究”。不能因为这一点红或几点红，就说整个大草原都是红色的。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犯这种以偏概全、以假乱真的错误。 这里“一切诸症，一概不究”，是勘破阴火的八字箴言，也是贯彻阴阳辨诀的心法。照此用药，无论阴证阳证，疗效都是“百发百中”，说得何等自信！此老这一“考究多年”的“用药真机”，就是建立在阴阳辨诀、八字箴言的基础上。
举例为证：
■五官阴火：作者曾治李某，男，55岁，干部。口腔、舌边、嘴唇溃疡反复发作三1年，此起彼伏。伴有鼻腔燎灼感，咽痛色红，偶有耳鸣时胀或目赤，胃时胀痛，便黏，尿黄，舌淡胖润，脉浮滑无力寸弱。患者系中医“票友”，早年患过肺结核，素来研究中医，自以滋阴之品多方治之不效，经人介绍来诊。告以舌脉所示乃是阳虚而非阴虚，所现五官肿痛火形皆系假火，阴盛逼阳上浮所致，滋阴治法是南辕北辙。当以温潜治之，处以潜阳封髓丹加味： 砂仁25g，附子30g（先煎1小时），龟板10g，黄柏15g，肉桂10g，炮姜20g，牛膝15g，磁石30g，麦芽30g，茯神30g，炙甘草30g。 7剂后，口舌、嘴唇溃疡及咽痛均消失，余症亦减，自觉精力增加。患者述称，战战兢兢地服用热药，未料效果这样好，守方调理半月，诸症若失，以附子理中丸善后。
■口苦：一般都按心火论治，五味中苦味属心，亦为少阳病主症之一，多从少阳证用柴胡剂，或清心泻火之剂。作者曾治侯某，男，40岁。口苦半个月，没精神，容易发怒，余无异常。形瘦，自幼手足发凉，畏冷，经营鲜蘑，需要出入冷库。舌淡胖润，苔略黄，脉左沉关浮，右弦滑寸弱。按阴阳辨诀判为阴盛阳浮，处以大回阳饮：附子30g（先煎1小时），炮姜30g，炙甘草60g，肉桂10g，7剂。 复诊：口苦显减，手足凉已温，精神转旺。附子增为45g，另加红参10g，生麦芽30g，10剂。 3个月后，其妻因病来求治，谈及侯患口苦未发。 形象些说，阴阳辨诀是判认阴火的照妖镜。
寒温之争的试金石 金元以来，寒温之争一直持续不休，直至今天仍然如此。所谓寒温之争，是指用药以寒凉为主，还是以温热为主的不同观点，其前提则是主张火热病多发，还是虚寒病多发，由此才引发用药寒热的分歧。亦即疾病发生的大多数、大趋势究竟是什么？这才是寒温之争的关键。虽然见仁见智，互不相让，但孰是孰非，终归应该有一个真相。 寒凉派刘完素主张“六气皆从火化”，滋阴派朱丹溪倡导“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加上温病学派的影响，都强调火热病症的多发性、普遍性，甚至宣扬“万病皆火”论，至今仍有很大市场；张景岳主张“阳非有余，阴亦不足”；火神派则主张“阳常不足，阴常有余”，“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两派针锋相对，争得难以开交。
试看：
吴天士曾治族弟坦公之尊堂40岁，患呕吐，“以证论，不过一停饮耳”。然“医家万病皆云是火，一见呕吐，更云有火，动以黄连投之”。吴氏前后至少与十个名医过招，“有议附子大毒，不宜服者……甚至全不知医者，亦随声附和，戒其勿用附子”，争得“几欲呕出心肝”。“其中证变多端，费尽苦心，竭尽精力，而且担惊受恐，为彼救活，渐次收功。忽又惑于前之名医，几复杀之。且三杀之，而余三救之”。
关键在于寒温之争，“每投药之际，辄如此辩论一番，几欲呕出心肝”。足见当时争论何等激烈。 又治“潜口一仆人，患伤寒已半月余矣。初起发热，历两医皆用发表药，共五六剂，热总不退。继更一名医，见其胸膈胀闷，有一块作痛，云前药俱错，此是伤食，日用枳壳、厚朴、神曲、山楂、麦芽、柴胡之类，已服十余剂，更剧。
今则唇紫燥裂出血，又有两医人各出主见，其一要用石膏五钱、黄连一钱。又一医人云，不如大黄五钱，一下而愈”。“历数医，服半月药，未曾错撞着一味对证药，所谓药伤更难医也”。吴氏认为：“证乃寒中太阴脾经，亦甚易认。计二十日前，曾经历五医，俱是表表著名者，不知何故，绝无一人认得是阴证，医至将死，而后待余以峻剂参、附救之。既救活，又群议余好用参、附，独不识诸君绝不好用桂、附，而单好人死也耶？”（《吴天士医话医案集》）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火神派名家都曾有过这种与温病派激烈争辩的经历，在吴门温病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江浙一带，吴天士、郑重光（素圃）理所当然的显得“不合时宜”，大多时候处于少数派地位，试看《吴天士医话医案集》、郑重光《素圃医案》即知，乃至吴天士发出“曲高者和必寡，道高者谤偏多”的感慨。
究竟哪种观点更符合实际？现在郑钦安提供了阴阳判定的标准，用阴阳辨诀衡量一下，问题自然可以解决。我们也可以看出，吴门温病派之所以倾向寒凉，很多时候是因为误认假热、阴火为实火、阳证，自然“万病皆火”了，其源盖出于不识阴阳辨诀之义。郑钦安曾经大声疾呼：此“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
关于寒温之争又想到一段公案，沪上名医陈苏生（1909—1999年），早年拜钟符卿等名医为师，“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亦即吴门轻清学派，悬壶不久已有声名。但其34岁时，姨丈家中先后三人罹患伤寒，陈氏自己先以“轻淡之术”“挡了一个头阵”，毫无寸功。后遍请中西“大名医”，结果皆以病亡告终。
一年之内，“经历了三次教训”，他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茅塞大开，遂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氏门下，每晚到祝师家，质疑问难，并将师生问答整理成《伤寒质难》一书，成为祝氏入门传人。按说，陈老先生为祝氏入门传人，应该对阴阳至理认识得不错。
谁想到此老晚年竟然说出：“重阴重阳只是一种宗教观念，始终是一场糊涂官司。擅用温补者自然强调阳重，擅用滋阴者自然强调阴重。”（《陈苏生医集纂要》）这话未免糊涂，似乎阴阳可以随性而定，全无客观标准了。关键恐怕还是没掌握好阴阳辨诀的真谛，自然分不清究竟是阴虚还是阳虚了。
阴阳辨诀可以说是寒温之争的试金石。
作者学习钦安学说之后，首先分清阴阳，方觉真正会看病了，“此处下手，便是高一招法”，这要归功于对阴阳辨诀的感悟，《灵枢》中提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确实感同身受，辨病认证如同增加了一双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