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人都可以拿起手机记录生活的今天，一部家庭纪录片，一次私影像的拍摄还能带来哪些不同和独特的感受？邓伟导演的纪录片《父亲》是一次值得关注的探索。《父亲》不属于意识流类型的私影像，有完整的叙事链条和出色的情感逻辑，像剥洋葱一样带领观众打开细节的层层外衣，抵达影像晶莹剔透的核心——生活在生命传承中继续。
如果观众真正进入这部电影，还会发现《父亲》的可贵之处在于，导演邓伟在纪录片导演和家庭成员之间做出的平衡：在情感汹涌时保持创作者的自制，在客观记录时用镜头传递温柔。透过《父亲》，观众可以看到纪录片如何用影像语言触摸生活的痕迹，在赋予现实丰富性的过程中趋近又略异于真实，在一次次接近中打动人心。
《父亲》：家庭纪录片用影像触摸生活的痕迹
作者：lou
编辑：奥伊米亚康的云
《父亲》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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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记录与一家三代的情感暗流
失明者在梦里会看见什么？他们记忆里的世界会是什么颜色？《父亲》以黑幕和旁白的配合开场，一个男孩和一位老人用湖南方言讨论着花、叶子、太阳和云的颜色，连连几问，都是“不晓得”。男孩口中的“太爷爷”也是导演的爷爷，纪录片的主要拍摄对象之一。爷爷三岁因就医拖延而失明，经历了被遗弃和垂死，像一副走样的画像或一块雕琢坏了的废石，在此后漫长人生几十年的枯坐里，寻找接纳的影子。
俗话说，盲人生来三条路：算命、卖唱和讨要。失明后的爷爷学了算命的手艺，用再三乞求和六担谷，入了盲算的门，靠烂熟于心的《易经》七字诗，出师后在一方乡里中远近闻名，遇人有求，三言两语，拨云见日。爷爷在纪录片里的第一次亮相就在判命识相，不过识的是自己和儿子，判的是“财官死绝，当招过继之儿，都是命中注定，与儿子八字相冲，命里与他合不来啊”。纪录片一开头就抛出了叙事的引子和中心——父子不和。
《父亲》剧照
从纪录片《父亲》的英文转译是“father and son”就能看出故事的主人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父与子的代际关系。纪录片记述了爷爷和父亲如何在遭遇人生重大转折和生死尽头时互相理解的过程。爷爷是因为失明而蜗居一隅的算命先生，总是念叨“万该该由命，半点不由人”。不由让人想起徐童导演的纪录片《算命》，同样是“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爷爷算了许多命，却守不住自己的老屋。
现代化进程渗透和改变了家的面貌，父亲知晓爷爷的怀旧与拆迁后会有的不适应，但作为建设公司老板的父亲不能忍受邻居和亲戚的“风言风语”，还是亲手拆掉了破瓦房，盖起另一栋新楼。在从小因为爷爷失明和外姓居户的身份而忍气吞声的父亲看来，出人头地才是他心中的人生正途，“总要去试试，要么混上去，要么掉坑里”。
父子二人看似颇不对付：爷爷担心父亲“财多身弱”，一直劝阻父亲放弃工程的生意，但父亲只是沉默走开或应付电话。其实，在爷爷看不见的地方，父亲总会及时出现，或是一旁小心搀扶，或是默默清除路障。父亲虽然电话不离手，忙于工作，但会记住爷爷偶尔提及的“土鸡”，去市场挑选食材，耐心烹饪，仔细检出肉烂易嚼的，再叮嘱妻子代为送去。衣食住行里的妥帖照顾是岁月投下的影子，嵌进爷爷与影子融为一体的生活。
《父亲》剧照
年迈的人总是在陈年旧事的唠唠叨叨中叠加模糊的自我。爷爷念叨父亲是前世的债时，父子二人总是隔着窗户，一前一后，一虚一实地出现在一个镜头里。二人离开后，镜头也并未急着转向下一处，而是在人走茶凉后的物件上多做些停留，有时是渐渐关上的房门，有时又是两把空落落的交椅。没有多余的旁白和文字，因为日常世界之所以有意义，并不是因为那些琐碎的日常能被赋予什么价值和解说，而是因为它们就是无法理解的、非理性的产物，一如亲人总是熟悉而陌生的面庞。
家人在亲密相处中既互相适应，彼此支撑，又各自长出背离的藤蔓，无言的家具是疏略与沉默的见证。导演作为旁观者，看到了父亲和爷爷在错位的交流下涌动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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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记录用取景捕捉生活的动人
如何传达这份情感就是《父亲》有别于一般家庭纪录片的动人之处。一方面，导演十分注重用情感编织纪录片的影子文本，将父亲面对自己时不经意透露出的信息编织为对爷爷的回应，让爷爷与父亲在跨时空的影像里完成对话。另一方面，导演也很擅长用取景捕捉生活的痕迹。这些痕迹被掩埋在生活的日常中，不可见物的胜利虽不放光彩，却过目难忘。
《父亲》里用得最多的两种镜头是特写和中景。中景多用于父亲：繁忙的父亲总在各路来客中周旋，只有中景与全景才能放下他互动往来的身影。特写则常用于爷爷。一般人面对镜头的拍摄总会有所提防，哪怕家庭纪录片相比其他影像，占了被拍摄者对拍摄主体设防更少的优势，也难以削弱机器之眼的凝视感。爷爷的失明为近距离和几乎无保留的拍摄提供了方便。
而特写镜头不仅拉近了观众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还因为带领观众进入那些被保留的亲密空间，给人以身体的亲近感。这份接近是亲切而非冒犯，观众可以透过导演的特写镜头，感受机器的凝视如何变为影像的触摸。
整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几乎都集中在爷爷的脸与手。老人的脸是时间的年轮，每一次对准，都是一场静谧的难过。盲人的手则是探索世界的触角，触觉既是感知外界的，也是内部感觉的。
导演一次次将镜头对准长满茧子的手如何缓慢滑过窗沿、墙壁、碗筷、锅沿、挡路的摩托、破旧的壁橱、泛着火星的香烟边缘、纸币上凸起的盲文、衣物摩擦下的皮肤和带着危险火光的蜂窝煤。镜头有时会随着手的游移不定而摇动模糊。观众似乎都能感受到导演想要上前帮忙的心，但无一例外都停了下来，只是更加仔细地记录着失明的老人与世界的相处之道。
人的眼睛总是太过匆忙，太过容易习惯新鲜的场面，以至于让生活漂移到我们注意力模糊的背景中去。在缓慢的特写镜头注视下，每件经过仔细观察的物与事都在观众身上打开新的器官。当爷爷行将朽木，说话似乎需要将五脏提到嗓门，才能让颤抖的舌头勉强发出几个自愿的音符时，观众可以看到这具从内部开始慢慢枯萎的身体如何在缩小如干果的同时疲塌如纸，一碰即坠。
《父亲》剧照
这种对触觉的敏感也延续到拍摄爷爷和父亲的互动中，当父亲终于带爷爷去理发，牵起爷爷的手慢慢走在前方时，导演迅速给了交叠的双手一个快速的推进特写。还有爷爷最后难以进食时，他悄悄将手放在了父亲膝盖上，缓慢地拍了拍。穿过手心的触感是呼啸而过的亲情。正如纪录片里，爷爷对作为孙子的导演说自己大限将至时，提及已经去世的奶奶：“我梦见她回来了。她走路撞到我的床，我都能感觉到晃动，就像人走路，撞到床架子在晃动，是一模一样的。”人通过触摸获得的感觉不仅仅只是热、冷、痛和压力，还有幸福。
人心是肉做的，能抵达观看者内心的镜头语言也是如此，影像的触摸提醒着人们，生活是有深度和轮廓的。取景将事物从细节的退却和无意义的世界中拯救出来，把生命力重新还给大多数平凡的事物。这些偶然的细节所带来的恍惚瞬间让人感到生活的丰富与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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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呼啸与窃窃私语之间的家庭纪录片
从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婴儿的一餐》开始，家庭与影像记录就有了紧密的联系。新世纪以来，随着录像设备和摄影技术的发展，家庭纪录片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重要种类。王分2000年拍摄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和杨荔纳在2001年拍摄的《家庭录像带》都以导演的身份将镜头对准自己的父母与家庭。其后又有曹斐在2005年拍摄的《父亲》，从父亲广州美院雕塑家的身份出发，观察中国基层政府的运作。2010年，魏晓波的《生活而已1》通过记录自己与女友的同居生活，加上此后十年的跟拍，再次引起大家对家庭纪录片的关注。
如果将时间的坐标拨地更近，2016年黄惠侦的《日常对话》用影像解开家庭十几年隔膜的秘密，2017年陆庆屹的《四个春天》用记录带领双亲在姐姐离世后继续前行。这些影像日记里既是时代生活面貌的剖面，潜藏社会的暗流与死角；也具体而微地承载着个体的悲欢喜乐，时常治愈生活的创伤与不幸。
《父亲》剧照
邓伟的《父亲》与此前《四个春天》等纪录片一样，发挥了家庭纪录片的救赎功能，探索并呈现了个人认知、家庭修复和记忆重构等相关主题。《父亲》里最动人的时刻就来自于此。纪录片开始不久，爷爷让导演邓伟拍一部纪录片给他看看，导演笑着说爷爷看不见，爷爷也笑着回自己可以听，因为自己孙子的电影听也要听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爷爷算到自己大限将至，再次叮嘱导演，等自己死后，在葬礼上放映这些影像。
于是守灵夜上，大大的白布摆在院坝中间，投影仪放着爷爷生前和导演的这两次约定，当纪录片将焦点从放映转至父亲时，观众发现父亲眼中含泪却又无比专注地盯着那个蹒跚的身影。摄影机在此不是装盛记忆的器皿，而是一个灯塔，照亮被奔波生计模糊掉的生活，将忘却的细节带回并投射到当下。记录是朝向生活的冲动，把生活中的事例扩展成一幕幕的细节，拯救那些因为历史的缺陷与家庭自身的失忆，而未能记录下来的私密时刻。放映就像威力强大的地雷，埋藏在由往日岁月和经历构成的草丛中，只待记忆稍微引爆，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能量。
纪录片最后，父亲顺从爷爷遗愿，将他带回故土安葬，望着爷爷离开后的旧屋，选择挂掉找来的工程生意。每个人生命的河流都有其开端，但生活之流在每个人生命开始以前就已经开始。生活在结束时开端，在开端时结束。
家庭作为现代社会里最小的公共空间和最大的私人空间，既是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的活化石，也是个人行动的存在遗迹。家庭纪录片就诞生在时代与个人的偏差中。爷爷是传统社会出身的失能人士，算命盲人难以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哪怕只是老屋换新楼，也足以让他因为旧主顾找不到而失去许多社会关系。父亲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也是规则之内的挑战者，发家靠“拆家”，致富靠周旋。
但无论是爷爷还是父亲，他们的根还扎在土地，总要老马识途，落叶归根。到了导演这一代，父亲只是叮嘱他别忘了回家的路。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既是个人蜕变的舞台，也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每一代年轻人都用自己的生命探索扰动秩序的石化，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家庭纪录片拍摄的行动逻辑。
《父亲》剧照
纪录片导演面对来自不同人物的不同现实，需要将偶然邂逅带来的触动推到社会的水面。因此，导演在纪录片里大多数时候都是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 除了与爷爷的约定，导演在纪录片里的另一次出镜是父亲被拘留时的现身。随着父亲被抓，爷爷去世，影片进入后半段，节奏猛然加快，前半段的缓慢特写和精心安排的蒙太奇叙事难以寻觅，取而代之的是情节的跳剪、字幕卡的文字衔接和叙事的搁置，观众随着导演一起感受到生活剧变带来的呼吸变化。
但《父亲》仍旧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优秀记录长片，也是一部让人期待导演续作的记录长片首作。它在折射个人心灵史的同时，打捞着社会经验中非正式却鲜活无比的历史面向，而这些记忆将重新构建关系网络中包括观众在内每个人的生命经验。
《父亲》的动人就是在保留记忆的同时重新建筑家庭的关系，而关系的活化让记录从档案中解放，让影像变为事件并介入现实生活的发展。家庭纪录片用影像照亮生活的失明，既可以联合工业、社会、城市生活的加快节拍，也可以让它无尽的回响发生在日常生活里最寻常的瞬间。
过去是无法真正摆脱的，能遗忘的，只有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本身，而当摄影机将过去的痕迹重新带回时，生命的搏动在时代与个人之间完成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