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群中，席酉民很醒目，头发泛白，保持着亲和的笑容。
席酉民有很多身份标签，有人这样概括他：一流的管理学者、高级管理者、教育家。他可谓年少成名，之后一马平川：1987年，他凭借“和谐理论”论文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并留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第二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再次破格晋升教授，直至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这也并不是他的终点。
某种程度上，席酉民是一位颇具企业家精神的学者。2008年，他选择从西安南下苏州，担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开始“二次创业”，探索国际教育。这位席校长平易近人，信箱和微信里经常是学生和家长反映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他的照片还被制作成了“考试必过”表情包……
席酉民此后还发起“管理学在中国”“中国管理50人”等学界交流活动，聚集中国最优秀的学者，鼓励大家“说真话”，扛起推动、实践管理学本土发展的大旗。10月份，在青岛举办的第14届“管理学在中国”年会上，“管理大家说”栏目第3期采访了席酉民，追本溯源，梳理了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更直击管理的硬核话题：为什么国际咨询在中国不火了？学界的研究成果离真实商业有多远？在不确定的时代，企业家如何调整心智？
口 述：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陕西MBA学院常务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教授
采 访：曹雨欣
整 理：王夏苇
来 源：正和岛
01、为什么国际咨询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
正和岛：您是中国第一位管理学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些年中国管理学的发展？
席酉民：管理学的发展跟中国的探索进程有关。
中国的管理学最早以引进为主，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委引进了国际上的“管理十八法”。（编者注：1984年1月，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现代化第二次座谈会，首次提出了拟推广的18种现代化管理项目。）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基本上没有管理的概念，只有生产组织等概念；改革开放初期，每一个单位都有了自主性，不只要听上面的计划和协调，就越来越体会到管理需要理论和技术，于是全中国开始推广“管理十八法”，国家经委还组织了各种厂长培训班。我当时在念硕士、博士，曾经参与过这种培训，当过企业家的辅导老师。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人们对管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意识到了管理确实不是凭经验就可以，它是一门学问，涉及到人、流水线、工艺过程等等，所以需要更复杂、更有效的管理办法，于是管理教育就出现了。
中国最早的管理教育不叫管理，首期管理硕士叫系统工程（管理）系，我就是这样的硕士生，当时是从系统工程转过来的，中国管理学界很多人也都是从其他领域转过来的。这个时期中国的管理学基本以学习为主，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管理的多样性逐步呈现，就有了MBA班、EMBA班，有了对管理学的研究、管理博士以及管理咨询，现在一些机构还与国外合作开办了DBA班。
我们早期的研究基本从照猫画虎开始，缺乏自身对管理哲学的认知。当时在管理学界有一批老先生，他们认为中国能拿到世界上去的就是古代管理思想，所以就出现了两派：一派是国际流行的管理理论；一派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但如何把中国古代思想智慧嫁接到管理研究和实践中去，是面临挑战的。
管理学再往后发展，就逐步融合了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在中国社会，大家很容易跟风走，比如学界就是沿着国际的学术规范走，流行的基本就是实证主义等西方规范，特别关注在国外是否发过文章、文章篇数、SCI引用率等。可以说，在管理学蓬勃发展的同时，管理研究走偏了方向。
也有很多人在为此呼吁，例如成思危先生就提出做“顶天立地”的管理研究，前者强调学术的国际水准，后者强调提升中国的管理实践，即关注中国的管理问题、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践，基于中国的管理智慧并借鉴西方来形成自己的成果。但是因为资源配置机制和评价制度，既往的潮流过于强大，大到需要国家发文件来扭转，2020年科技部、教育部专门发文遏制或扭转“SCI至上”，呼吁大家不要成天跟着指标跑、跟着数字跑。
为什么会出现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分离？如著名管理学家明茨伯格先生所描述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在沿着自己的路线爬山，到了山顶后，才发现他们有共同的问题和目标。那为什么他们不从一开始或在过程中开展合作呢？主要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市场和套路。
我确实见到实践家对管理学很有热情，一是乐于学习管理学，二是想借鉴外部的先进经验，学到一个新东西就在企业做实验，或看到谁成功了，就拷贝其经验，但因未将理论与自己实践的独特性有机融合，或先进经验是经过美化的“事后诸葛亮”，尚未达到理论高度，导致理论应用效果差或成功经验无效，于是依然陷在日常遇到的很多问题中不能自拔，慢慢也无心关注管理学相关文章，甚或怀疑不少经验之谈，最终形成理论与实践的隔阂。
于是，很多人觉得很悲哀，管理学者发了那么多学术论文和著作，深陷问题和挑战的管理实践家却视而不见（其实两方面都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股力量即管理咨询，他们善于把研究成果上升为实践家容易接受的语言，甚至打造成一种时尚，赢得苦行中的实践家的关注和喜好。
所以，管理实践界借鉴或流行的有不少是管理时尚，它们容易记忆，容易理解，容易执行，有时还朗朗上口，比如过去的流程再造、组织学习等，现在的平台和生态等，市场上经营各种管理时尚的咨询公司一度多如牛毛。
毋容置疑，很多管理时尚背后有一定的学术逻辑，经过包装和专业人士助推后，确实对管理学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有一些管理时尚，因没有触及管理的深层逻辑或不接地气，像流星一样很快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所以，目前管理领域基本有三种力量：缺理论的实践家、缺实践的理论家、缺深度理论研究的管理商家。
随着管理实践不断深入和全球经济社会局势愈加复杂，企业简单地喊一些口号、知道几个规则、学习点别人的经验，已经难以健康发展和可持续生存，未来三种力量都必须升级并相互合作，才可能走出一条更好的道路。
回顾起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大致走过了这样一个历程：从早期开悟，到借鉴学习、进行推广，接着遇到困惑，目前还在积极探索。
管理理论家需要做有实践的理论，实践家需要做有理论的实践，这样的话，咨询公司的生存可能会遇到困难，就像互联网普及后，用户可以从厂家直购或共同设计产品，中间商的日子越来越难，必须探索新的增值服务。
放眼望去，留在中国的国际咨询公司现在还有几家？这跟时代进程、理论完善和实践升级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咨询公司如果还是像早期那样卖概念、卖名气，企业家肯定不会再买账。
02、向国学学管理，应该怎么学？
正和岛：是的，这几年中国本土的咨询力量正在发展起来，而且有不少中国企业家，到国外学完商学，回到国内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要适应国内环境。还有一些企业家，本身有海归背景，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席酉民：管理是3个维度的组合：第一是管理情景，也就是组织的任务与环境；第二是管理本身；第三是介入管理的人。三者的组合非常复杂，所有管理问题都是独特的问题，而管理的理论总试图具有普遍性，所以二者间一定会形成隔阂。
我经常给管理者或企业家讲，不要简单地相信任何一个理论，没有一个管理理论可以直接套用解决问题，一定要基于管理者的认知、企业的问题、所处的环境甚至领导的个性和习惯、组织的文化，形成独特的管理方案才会奏效。
那么，学习管理理论还有什么用？理论可以帮助管理者构建认知框架，具有指导的意义，也可能带来一些启示，甚至可以对自己的方案起到背书的作用，但一定不能简单套用，没有哪个人有本事可以塞给你一套完整的管理方案，包括咨询公司。
真正深度的咨询一定要进入企业里，了解人，了解行业背景，了解当下独特的问题，了解相关历史，了解竞争对手，了解领导者的勇气和资源，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操作性的建议，而且最后真正执行的方案一定是经过企业家和组织再加工过的方案，否则就不可能执行。
这是管理的独特性，也是管理理论的无奈，管理理论是一种弱规则，能够起到启示、参考的作用，就已经不错了。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我们再去想想国际咨询公司过去为什么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退烧”了？不妨听听企业家是怎么说的。
企业家说，过去改革阻力很大，你说的话可能是对的，但是大家不听，而洋人特别是有国际声望的公司的话就不一样，大家很容易听。
所以本质上，对于国际咨询公司，过去很多人是砸几千万来买一个背书，而且企业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粗放，改几步就行了，花一笔钱只是去推动改革进程罢了。
现在情况大不一样，大家都愿意改革、创新，不需要有人来背书了；要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接地气，了解企业背景，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了解中国国情、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国人心态和思维方式，这样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所以一些国际咨询公司撤退了，中国的咨询行业慢慢成长起来了。
谈到管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得不提国学热。我认为国学热源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学很多内容确实能帮人改变自己、静下心来，很多企业家财富多了，心却不静了，国学可以帮人静心；
另外，相较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智慧在应对日益复杂、模糊、不确定的世界时有优势；然而坦率地讲，不少人学国学是为了混圈子；
同时还有一些人，把国学视为一种管理时尚，但真正能把国学思想和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结合起来的人还是不多的，真正能融合起来的才是大家。
国学有没有价值？有，如上边提到的前两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管理学界有些老先生就认为，中国管理学能够出口到国外的就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通常有两类：
一类叫做挖宝式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从典籍中挖掘可以背书当下的思想等，如根据《易经》《孙子兵法》等发展出的很多管理计谋或技巧，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重艺术和计谋的社会，这些典籍在成书的过程中，总结积累了很多历史背景下的知识和经验。
社会上也不乏有人基于《易经》进行占卜，即用抽签、生辰八字随机地把一个人、一件事放到《易经》的一卦中，然后用卦辞和爻辞来分析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行动。卦辞和爻辞是人类经验的概括，实际上是有逻辑的，但卦的选择和对应方式则令人费解。
总之，这种挖宝式的研究，可以从过去的经验积累中找出一些对当下有用的东西，或者可以为当下一些实践背书。
另一类是阐释型研究，就是把古代的东西用现代语言讲清楚，有的更进一步，将那些智慧、见解或思想再映射到现实中去。
实际上，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对古代思想的重建式研究，去研究古代的经验积累在当代背景下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对当下的启示又是什么；如何将古代的经验或知识在现代背景下进行扩展与提升等。我更喜欢这种重建性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和朋友合作出过一本书，叫《人生决策百科全书—易经的启示》。
《易经》从太极到阴阳，再到四象和八卦，最后演绎成六十四卦，从乾到未济，象征了一个生命周期，从最初的弱小，到发展，再由盛而衰，六十四卦基本描述了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该怎么处理，与现代管理科学的决策树相互映照。尽管如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时，一定要将《易经》里的智慧跟当下的管理环境、管理理论、管理问题特别是管理的人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形成有价值的成果。
03、陈春花可以复制吗？
正和岛：您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管理学博士，发起了“管理学在中国”大会和“管理50人” 论坛等，还做了很多的实践创新。您如何看待管理与实践的关系？
席酉民：1987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和谐理论，其中管理理论只占30%，更多的内容是系统工程、运筹学，研究的是怎么将这些跟管理结合起来，解释管理现象和指导管理实践。
例如构建了和谐理论，去减少和消除世间普遍存在的内耗现象。随着研究深入，发现了组织、制度、环境特别是人和领导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研究也越来越偏向人、机制、政策、文化和领导，因为那些工具性的、系统性的内容，在数字化、网络化、人工智能的时代，很多时候是可以工程化或技术化的，即用工具应对，所以管理一定是对人和人文环境的理解，探讨的是人、人与人、人与物的共生共处问题，真正难的是怎么在日益发达的技术平台上进行活的管理。
我一直追求的是做有理论的实践和做有实践的理论，就是实践时一定要有理论支撑，但不是简单套用，研究时一定要有实践背景。
没有几个理论是可以简单套用的，但是所有理论又是有用的，关键是怎么看待理论。
当一个人说要套用一个理论来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时候，理论是没有用的；但是要借鉴理论，提升管理高度的时候，理论又是有用的。
这就是我的管理理论观。
正和岛：正和岛首席管理学家陈春花老师是在实践中践行理论，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理论帮助她更好地、有高度地理解现实问题。陈春花老师这样的人能够复制吗？其他管理学者带着理论进入企业里，能不能把一个企业做好？
席酉民：陈春花老师一直是把理论放到实践中间去考察，进行加工，再进行通俗化传播，所以她很受企业界欢迎。据我所知，她也在努力探索如何在写书时进一步地让理论兼具深度和通俗性。
管理现实是多样性的，管理理论却努力追求一致性和可普及性，二者的互动融合一定不会发生在表层，而是高维的相互映照和提升。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既有理论造诣，又有实践功力，而且能把理论通俗地讲给实践家，把实践家遇到的困难通俗地讲给理论工作者，起到桥梁的作用。
我认为陈春花老师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既得到实践界支持，也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将来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人。
但是，当下社会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有的人用得好，有的人用得不太好，有的人不太愿意用，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不用拘泥于陈春花老师这样的人能不能复制的问题，应该追求的是更多的人站出来，起到桥梁的作用，连接理论和实践，让理论能够更多地指导实践，让更多的实践难题到理论端去寻求解法，而不是两方割据，封闭在各自的圈层里。
比如目前中国的管理研究，被各种评选、各种头衔、各种指标、各种工程牵着，忙得团团转，却总也跑不出来，很多人远离实践，一辈子弄了一堆成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总之我很赞同陈春花老师的做法，让理论和实践尽可能对接，为社会创造价值。
但我也不反对那些专注于深度理论研究的人，像詹姆斯·马奇。
我在斯坦福跟他聊过，他说，“我想的都是世界上哪个问题还没弄清楚，弄清楚之后，企业家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就拉倒，那是他的事，我的事是解释世界。”
他这样的大家，即使不关心理论的应用问题，但研究的眼光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人类的困惑。
他的理论贡献很大，同时也对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他的创新理论，他用《唐吉诃德》等名著对领导学的讲解等。
所以，人各有志，但是管理学界需要更多能在理论与实践间扮演桥梁角色的人，把不同圈层对接起来，营造生态，从而收获共享、共生和系统三方面的生态红利。
04、和谐管理的最大贡献
正和岛：您讲到您研究的重点从工具到偏向人，这是不是和谐管理思想演进的方向？
席酉民：我写博士论文时，信息来源是非常有限的，想读书就要到北图（编者注：即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旧称）去，其实在北图也查不了多少东西，不像现在有了信息网络，随时可以了解全球信息。
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学术范式。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我对心智模式越来越感兴趣，因为在范式转移或革命的背景下，人们的心智模式需要升级，要从过去那种适应相对稳定和简单世界的心智，转换到可以适应VUCA世界的复杂心智。我还根据和谐管理理论发展了和谐心智模型，只有恰当的心智模式，才可以充分释放人和管理的潜能。
和谐管理理论一开始就强调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因为过去的科学管理体系强调管理的科学设计和规划，没有给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留有足够空间。
和谐管理的最大贡献是把科学管理的框架打开了，通过“和则”与 “谐则”的设计，以“人的能动演化”与“科学的设计优化”双机制，实现围绕“和谐主题”的相互缠绕（“和谐耦合”）的两轮驱动管理体系，从而形成复杂管理问题的解决学。
当然，设计和优化离不开科学积累和人的创造性工作，但那是利用已经形成规范、可以借用、可以复制的知识进行的规划和操作，而在现实管理中，经常会有大量突发事件、环境改变或冒出的新问题，是科学设计体系事先难以预计的，此时一定需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去应对，而这类管理一定是应景的、相机行事的。
但在现实中，由于价值观念的混乱、政策的误导、企业文化的扭曲等，人的创造性、能量、潜力又常常是被抑制着的，所以在当今复杂模糊、瞬息万变的时代，纵然有强大的网络平台和大量管理工具，但因为管理问题的复杂性、模糊性、突发性、易变性，也常常令管理捉襟见肘、顾此失彼，难以形成及时的方向调整、紧急应对、智慧博弈。
和谐管理围绕主题的科学设计与能动致变相耦合的管理机理，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难题，面对日益升级的生态管理时代，和谐管理的哲学和方法论凸现价值因为它是营造生态系统、收获生态红利的利器。
所以和谐管理的重点在于人，但对人的考量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出于知识的维度，而是怎样改变人的心智、思维方式，营造释放人的潜力和智慧的环境或生态。
那么什么是心智？我所在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内部特别强调：核心理念、核心目标、价值观、伦理观、世界观，这五项内容是心智最核心的部分。
在这五方面的基础上，还有一系列的素养，如文化理解、社会责任、持续发展、数字素养、终生学习；另外还需要一些能力，例如批判性思维、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创新精神和复杂心智。
没有这些，一个组织，特别是创新型组织、知识型组织，就很难获取有效的成果。
未来世界成功的逻辑是把一件事情或者兴趣做到极致，再通过网络放大价值，而现在的教育是逼着所有人变成同一个模式的人，这不仅是扼杀人的创造性，也是对人类智力资源的浪费。
点燃个人，释放个人和组织的潜能，形成相应的治理环境，营造共生的生态，孕育创新性文化，是和谐管理的重要目的。为此，和谐管理更强调架通东西方桥梁，整合东西方智慧，迎接未来的复杂世界。
尽管和谐管理以“和则”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科学设计很重要，是基础。在这个方面，西方文化似乎比我们强大得多。
西方文化和智慧有三大基石：科学、法律、宗教。
有科学就相信科学，没有科学的就相信法律，法律、科学都没说清的就相信宗教、上帝。
所以一定程度上西方社会很简单，很多人在国外待久了，回到中国一定很不适应。西方这样的社会好处是什么？是可复制性、有效性。缺点是什么？是不善于应对模糊性、复杂性、多变性。
对照来看，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智慧有两大基石：道德、艺术。
道德很难度量，加上我们是圈层社会，形成了很多圈子的不同道德标准和圈层规则，社会很复杂，沟通成本高。但是这样的文化特点有没有好处呢？也是有的，就是善于应对模糊性、复杂性、不确定性，这就是东方文化的长处。
另外，因为强调艺术，中国社会很重视计谋和技巧，例如崇拜诸葛亮，为孙子兵法骄傲，管理时尚的书有很多都是关于管人的计谋、理政的策略、领导的技艺等等，这些雕虫小技的计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流行的管理美谈。这些计谋有没有好处呢？还是有的，就是在一些小的情景下可以比较智慧地处理问题。
所以和谐管理的另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把西方具有可复制性、有效性的科学设计与东方处理复杂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的智慧进行整合，围绕事业的定位、阶段性发展主题，形成“和则”与“谐则”的整体耦合和智慧干预下的动态演进，这种耦合的理想状态既高于东方、又高于西方，这是未来管理要追求的。
具体到人来说，就是把整体哲学和分析哲学结合起来，形成和谐心智，即强调定位与主题导向的方向感；普适理性（谐则）与情景理性（和则）的互动耦合；智慧干预下的动态演化与优化。
拥有和谐心智的企业家看问题一定和别人不一样，遇到特殊情景之后决策也会很独特。
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海尔。
海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有一个周末案例研讨会，每个参会者要准备很长时间，因为负责的团队必须讲清楚有关案例的最新理论、全世界的最优实践、海尔的具体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方案实施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等等。
这样的演练，实际上就是对整体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有机整合，围绕战略问题形成一个虚拟沙盘，这是和谐管理思想的一种体现。
正和岛：您提到东西方智慧、文化相融合的话题，我们知道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一所国际化大学，东西方文化在里面融合的同时，可能也会发生碰撞，您认为不同文化怎样才能和谐共生？
席酉民：文化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每一种文化都是在独特环境下形成的，不管它是来自美洲、欧洲、非洲、亚洲，都有独特性。
所以在西浦，从来不讲文化的优劣，讲的是独特性、多元。
和谐是什么？多元统一，和而不同。
想要实现多元统一，就必须先有相处的规则，尤其是相互尊重，你的文化、我的文化都要相互尊重，在尊重独特性的基础上看看有没有彼此学习、借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旦开始相互学习、借鉴，就会让每个人受到尊重，更有助于相互学习，这就是一个和谐生态的基础逻辑，这种状态下的多元是很容易产生创新的。
所以，西浦就形成了一个多元统一的和谐生态，老师、学生的国籍越多越好，各种训练的背景也是越多彩越好，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最后形成独特的成果。
西浦文化的核心价值要素有五条：第一是多元，Diversity；第二是Regulation，就是守法和有彼此尊重的共处规则；第三是Innovation，多元一定有利于创新；第四是Freedom，就是追求学术自由，鼓励独立思考和敢于发表独特见解；第五是Trust，信任，因为现代是一个协作的社会，多元认知基础上的合作一定需要相互信任。
在西浦，我们的文化核心价值“多元、规则、创新、自由、合作”这五个词随处可见。
05、4个字有助企业家心智改变
正和岛：您在这次管理学年会上频繁提到“心智”，这个词特别火。当下这个时代是急剧变化的时代，您认为企业家怎样才能拥有更成熟的认知或心智？
席酉民：我的答案是——返璞归真。
现在太多人跟着时尚跑，或者在自己身上贴标签，因为世界上的信息太多了，过量的信息可能会让企业家一时对世界产生误解，但是，世界的主流和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这个不用担心，只可能在短期内有些骚动和波折。
现在的企业家政治意识很强，往往急于跟着批示走，但我们应该坚持“多跟趋势走，少跟批示走”，因为很多批示是着眼于当下问题的，企业要做的事情，特别是商业模式、战略问题，更多地要瞄准未来趋势。
但是，我不是说完全不跟批示走，有些批示还是得跟，因为有些批示也是解决趋势问题的；而且批示可以制造商机，不过也千万要注意，有些商机是短视的或暂时的，企业家应该追求的是长期商机，而不是短期商机。
你如果想做一锤子买卖、挣一把快钱，可以简单地跟着批示走；你如果想长期经营一份事业，一定要把批示跟趋势结合起来，以趋势为导向。这样，你就可以从各种潮流中跳出来，会坚信即使一时不得势，但是长期一定会得势，因为走在了正确的路上，这才是方向正确、道路自信。
方向正确、道路自信依赖于企业家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深刻认知与娴熟驾驭。在此基础上，再利用科学设计和能动致变两种机制创造性地助推发展，那么企业发展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相反，如果太短视，跟着潮流走，爱赶时髦，也可能捕捉到一时的机会，但很难有长期持续的发展。犹如冲浪运动员一般，只有真正理解海洋不同层面的运动规律，才可能翱翔在风口浪尖之上。
正和岛：您刚才提到了教育，很多企业家也很重视教育，甚至会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培养，您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与西方相比存在短板吗？现在经济界经常提到中国被西方“卡脖子”，也会部分归因到教育体制上。
席酉民：我经常跟企业家、教授们讲到这一点。我说你家孩子现在5岁，就让他参加各种培训班，接受各种各样的辅导，不想让他落后在起跑线上，可是你想过没有，孩子什么时候进入社会，起码要20岁吧，那还有15年呢。15年后的社会里，人是怎么生存的？你能想象到吗？
当我们想象不出未来社会怎样变化的时候，就想想“返璞归真”这四个字。
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比如说正确的人生观、积极的心态、健康的行为方式、独立的精神、肩负责任的担当、明确的兴趣、持续学习的能力等，培养了孩子这些东西，不管生存于什么社会，他们都不会太差！千万要小心，不要被一些花里胡哨的信息误导，去追逐名目繁多的竞赛、各种各样的社会时尚。
可能有人会觉得，各种竞赛、培训是社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没办法挣脱。
问题就出在这儿，人人都习惯跟着社会评价体系走，被裹挟着上了哪个赛道，也不一定能跑到前面。
而如果你能走上一条引领未来趋势的路，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佼佼者。
那为什么不大胆地走这条路呢？就是因为不敢突破世俗、不愿逃离迟早会被摈弃的过时的甚或错误的评价体系。为什么不敢跳出来呢？归根结底是心智不行。
现在，一些明白人和富人已经开始从这种社会评价体系里跳出来了，他们有底气，所以不怕，觉得孩子哪怕没有学历、学位也无所谓，只要能够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
一般来讲，好的学历、学位会给人好的训练，但不见得能把每一个人都训练成成功的人。所以，在返璞归真的基础上，关注孩子自身特点和兴趣，敢于追求独特，一定会在这个既丰富多彩又内卷无穷的社会里走出一条路来，才有可能拥有未来。这实际上涉及认知的改变和心智的升级。
在强大的社会环境下，很难让大部分人快速改变，但如果一部分人先作出改变，行动起来，再去影响更多的人，那么社会的内卷就会减轻一点，更多的人就能走在更正确的路上。
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办学15年，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探索之路，从西浦1.0对专业精英教育的改进和升级，到西浦2.0关于融合式教育的探索，再到西浦3.0的大学融入社会、撬动各方资源、营造教育和创新生态，虽然特立独行，但逐步得到社会认可。
现在西浦的教育影响早已走出校园和国门，甚至有教育部官员对我感叹，怎么我们的相关政策老是跟着你们的实践跑！所以说，只要面向未来，紧扣趋势和需求，就会有正确的方向；只要踩在点上，就会走进未来的趋势里；只要没有大的判断失误，根本不用怕被社会评价体系左右，因为你将会处在引领地位上！
只有有远见、有责任、有担当、有格局、有气魄、有能力的人，才会、才能够关注长远利益。
为什么华为愿意把那么多钱投到五年、十年后才可能有价值的研究和建设上去呢？就是因为眼界、视野、气魄、格局和担当。相反，很多企业家还没做大的时候，往往是能赚什么就先去赚什么，从一开始就缺少敢于引领的梦想和有抱负的布局。
未来导向，把握趋势，长远布局，大胆突破，敢于引领，根本上需要升级心智和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