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0日晚，柯麟刚从“达生医院”下班回家，彭湃突然找上门，脸上挂着笑意，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他聊。
柯麟连忙把彭湃领进屋里，随后两个广东海丰老乡坐在桌前边吃边聊，仿佛回到了往日一起并肩战斗的时光。
期间，彭湃告诉柯麟，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去苏联考察学习，这次前来就是告诉柯麟这个好消息，以后可能不会经常见面了，同时也特意前来与柯麟告别。
柯麟非常替好友高兴，连连举杯表示祝贺，两人越聊越开心，都对此行充满了期待和向往，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这才依依不舍的相互惜别。
但没想到，这次简单的送行竟然成了两人生死相隔的永别！
青年和老年时期的柯麟
1929年8月24日，柯麟就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5位领导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捕。
幸好周恩来同志因为其他事耽搁，没来得及赶去参加会议，得以避开敌人的暗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此刻，柯麟开始有些变得心绪不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但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也毫无办法，只能慢慢等待消息。
一、那些过往的回忆早在海丰中学读书时，对于政治热情的学长彭湃，就是柯麟心中效仿的榜样，也正是受彭湃的影响，柯麟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并积极参加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
彭湃也十分看重柯麟这位聪明善良的小同乡，两人的海丰老家其实就隔着一条龙津河，因而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1921年秋天，二十岁的柯麟中学毕业时，眉宇间蕴藏着掩饰不住的朝气和热情，时刻准备迎接即将开启的人生。
这一年中国的历史，也正处于开辟宏伟篇章的转折点。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而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但是忙碌的陈独秀，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会议，因为此时正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彭湃
而正是他提出广东的公立学校一定要有公费生的计划，这让素有“贵族学校”之称的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也不得不每学年招收5名公费生。
这项计划改变了柯麟的命运，他以全海丰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了当年公立医科学校录取的5名公费生之一。
从此，柯麟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广州读书，再次见到了在这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彭湃。
过了一段时间后，柯麟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就接到一个通知，见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随后柯麟就第一批参加了青年团。
当时的广州，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1924年1月，孙中山在这里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从此，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年轻的柯麟正处于这个时代中的最前沿。
在澎湃的介绍下，柯麟邀请共产党人周恩来到学校演讲，从此一生都铭记着周恩来的话语：“我们的时代是战斗的时代，革命青年一定要与工农兵合作才能取得大胜利！”
1926年1月，25岁的柯麟成为学校第一批中共党员，开始了为自己的信仰忠贞奋斗的一生。
但一切在1927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上海“四一二”以及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柯麟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医务工作。
随后，柯麟随军参加了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叶剑英一起转移到了香港隐居，直到1928年才又乘船前往上海。
当时的上海的环境险象环生，为了便于隐藏身份，在中央特科的安排，周恩来的嘱托下，柯麟和贺诚夫妇在上海四川路延安里开办了“达生医院”。
从表面上看，达生医院只是一幢不起眼的3层小楼房，但是每个房间都是互通的，从后门直接可以通向另一个街区，一旦遇到危险，或者被特务盯梢，马上就能快速脱身。
上海街头旧照
只要党中央领导同志走进医院，立即就会成为医院的“病人”，受到掩护并周密安排他们安全转移，不仅如此，医院还对每一个房间都作了精心布置。
中央领导同志秘密谈话的房间，会挂上传染病房的牌子，门口摆了消毒用品，病床上随时都可以挂出事先准备好的患者的治疗卡等各种标志，一切伪装都是那样周密，几乎找不出任何破绽。
二、拯救心爱的挚友1929年8月26日， 中央特科通过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间谍”杨登瀛那里，查明了事情的真相。
正是中共叛徒白鑫告的密，敌人为了掩盖他的叛卖行径，当场也把白鑫捉走，试图瞒天过海，扰乱中央特科的视线。
据杨登瀛提供的情报，两天后敌人要将彭湃等人从法租界引渡到龙华，为此，周恩来等领导人经过商议后，准备在押送途中拦截囚车营救。
同时，周恩来下令：凡是会使枪的都去。柯麟在广州起义以及红四师的斗争里，虽然主要是担任医务工作，但是也参加过前线战斗，因此毫不犹豫就报名了。
柯麟与白鑫也是好相识，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当医务主任时，由于白鑫经常身体患病，常来找他治疗，因此对柯麟颇有好感。
后来，两人又在上海重逢，也常找柯麟看病，偶尔会一起聊彼此的境况。
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性，柯麟说起自己时，刻意隐瞒了身份，假意说自己已经离开了部队，现在上海开一间小医院赖以谋生，偶尔会有一些曾经的战友来照顾生意。
白鑫对此没有丝毫怀疑，因为当时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对于柯麟依旧很信任，有时还会说一些自己的心事。
说他有一个亲戚原来是国民党武汉部队中比较高级的政工干部，后来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到海陆丰，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由于想逃跑，被澎湃发现后，为了严肃军纪，按军法将这名亲戚枪毙了。
说起这件事时，白鑫表现出来那种对澎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柯麟心里一惊，曾经偷偷把白鑫与澎湃有私仇这件事，找到杨殷谈论过。
但是，由于杨殷事务繁忙，并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因而党中央最后派白鑫到了江苏军委，还当了澎湃的秘书。
大家也没想到白鑫是如此“小肚鸡肠”的人，自从当上彭湃的秘书后，就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暗中出卖组织和同志，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江苏省委机关，帮助反动派逮捕澎湃。
最终，在8月24日这一天，白鑫秘密叛变，联合范争波把彭湃、杨殷等5位中共领导人秘密逮捕了。
柯麟（中）与友人合影
1929年8月28日中午，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但是在上海所有会打枪的中央特科成员，都早早埋伏在枫林桥附近，等待押送澎湃等人的囚车经过。
柯麟与陈赓等人一起，也在法国公园秘密潜伏，等待第一线的战友枪声响起，立即赶出去接应和支援。
但是，他们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钟，也没有听到预想中的枪声，却传来由于枪支问题错过了最佳营救时间，行动计划被迫取消的信息。
柯麟随后也回到了达生医院，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非常担心好友彭湃等人的安危，同时也为不能营救他们感到有些自责。
这时，陈赓突然来到了医院，告诉柯麟：白鑫正患疟疾，估计会前来找他看病，你应该有所准备，同时要注意安全。
两人在医院房间里聊了一会，陈赓起身告别，对柯麟说已经派联络员在医院附近设点，有事立即去找联络员，记得及时汇报情况。
三、忍辱为叛徒治病8月30日，中央特科就得知了彭湃、杨殷、邢士贞、颜昌颐等四位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愤慨，发誓一定要将叛徒白鑫就地处决！
可是，这白鑫很狡猾，也深知特科红队的厉害，早就躲了起来，就好像在上海凭空消失了一样。
9月初的一天，柯麟照常在“达生医院”上班，突然就见白鑫西服革履，面容憔悴地带着两个保镖来这里看病。
柯麟佯装镇定，看到白鑫只带着两个人前来，知道自己的身份并未暴露。
为了拖延时间，柯麟故意多询问白鑫的病情，假装给他看病，其实心里一直在考虑如何通知联络员。
最后，柯麟开药方的时候，灵机一动，以医院暂时缺药，必须要到其他诊所买药才能配齐为理由，迅速下楼从后门找联络员。
但是，这白鑫等了一会，生性多疑的他觉得不妙，立即带人离开了。
陈赓
等柯麟回来，见白鑫已经走了，当晚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陈赓。
陈赓想了很久，也觉得事态有些严重，但是要柯麟次日照常营业，如果听到枪声，就马上跑开。
同时，把红队的谭忠余、王德明等人派到达生医院的秘密监视，作好了抓捕或者击毙白鑫的的周密部署。
而且，如果白鑫察觉了柯麟他们的地下党身份，派人前来围捕，红队也可以掩护他们迅速撤离。
可是，谭忠余等人每天都到医院附近埋伏，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白鑫却再未露面，也不见他派人前来围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又过了两个星期，白鑫突然打电话来，请柯麟到法租界白宫饭店看病。
对此，白鑫没有犹豫，立即收拾好医药箱前往饭店，走进门一看，在场的除了白鑫和保镖以外，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委党部常委范争波，并且有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在场监视。
柯麟虽然心里恨得牙痒痒，但是脸上并没有表露出不悦的神色，故意对白鑫说：“老兄，上次你不打声招呼就走了，我还以为你的病看好了呢？”
白鑫似乎没有起疑心，讪讪一笑道：“家里有急事就先走了，最近得罪了一些黑道的人，比较麻烦·····”
随即，他话锋一转，对柯麟问道：“最近有哪些认识的人来找你看病？”
柯麟知道他的意思，马上回道：“已经很少了，你想见他们吗？”
白鑫愣了一下，说道：“想见，等病好一些再说吧。”
看完病以后，柯麟给白鑫开了药，并嘱咐他好好休养。白鑫也给了不少钱，还有一封酬谢的信也一起送到了柯麟的药箱里。
回到医院后，柯麟不敢马上去找联络员，依旧在医院工作，因为怕特务暗中盯梢。
一直等到天黑，看着夜幕已经降临，柯麟才偷偷跑到联络点找到“打狗队”负责人顾顺章和陈赓，汇报了当天跟白鑫见面的情况。
两人商议了一会，吩咐柯麟沉住气，不要轻举妄动，以后照样给叛徒看病，有特殊的情况随时汇报。
又过了两个星期后，白鑫从他的住的法租界范争波公馆打来电话，请柯麟到他那里去看病，依旧没有对柯麟有所怀疑。
回来后，柯麟迅速把所了解的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由此知道了这个叛徒的住所，就在霞飞路和合坊四弄43号。
陈赓请示周恩来等领导人后，再次启用了杨登瀛这个内线，由他负责前往范公馆去打探内幕消息。
同时，叫人在白鑫所住弄堂的最后一家，紧靠白鑫住宿的27号三楼租了间两间房子，派人设了监视哨。
27号后门斜对面就是43号前门，这里居高临下，可以非常清楚地俯瞰43号住宅内的动静，特科人员就在这里严密监视着白鑫，准备随时行动。
因此白鑫每天的行动，去了什么地方？下午干了什么事？晚上又有何活动？一举一动都要及时告诉地下党组织，严防这个叛徒离开上海。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这个白鑫外出，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马上消灭他，但是等了一段时间，这个叛徒深感自己处境危险，一直在呆在家里不敢出门。
此时，杨登瀛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此人善于交际，到了范公馆打探一番后，立即把白鑫此后的计划搞得一清二楚。
原来，白鑫这个叛徒准备近期前往意大利，避避风头，并且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定在11月11日这天出发，回来后将对我党搞大破坏。
听完陈赓的汇报后，周恩来与大家对这次行动计划进行了一次深入研究，为了保证行动不出差错，还亲自前往和合坊弄堂里勘察现场，最后决定在白鑫动身那天将他处决。
周恩来
为了以防万一，周恩来还吩咐特科在和合坊又租了一间铺面房，前门开在大街上，后门通在弄堂里，这样一来，即使弄堂口被敌人封锁，人员仍可以迅速撤走。
终于到了11月11日这天晚上，由顾顺章、陈赓指挥，谭忠余带领的红队队员将白鑫打死在和合坊的弄堂里，一起打死的还有范争波的弟弟范争洛，以及几名保镖，而特务头子范争波也身受重伤，侥幸捡了一条性命。
谭忠余等红队队员执行计划时，无一人伤亡，并迅速地撤离了现场。
这次“锄奸行动”圆满成功，经上海相关媒体报道后，轰动了整个上海舆论界，一时之间让那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特务们人人自危。
这个喜讯传来，上海的革命同志无不拍手称快，在欢呼胜利的喜悦中，柯麟也为自己能在替彭湃等烈士复仇行动中贡献一份力量是感到欣慰。
四、转移省港澳继续潜伏但是，柯麟虽然告慰了挚友彭湃的在天之灵，与此同时自己的身份也暴露了。因为特务们深知白鑫在上海接触的人并不多，很快就会查到柯麟身上。
与此同时，整个“达生医院”的安全也处在危险之中，事情发生以后，党中央派“小四川”到医院通知全体人员马上转移离开医院。
果然，柯麟等人离开后，仅仅两三个小时，国民党大批宪兵警察就前来抓人，幸亏转移及时，否则将会立即被逮捕入狱。
考虑到柯麟、贺诚夫妇等人的安全，中央决定立即撤销“达生医院”。为此，周恩来和邓小平还亲自接见了他们。
周恩来说：“这里的工作很出色，可是上海这个地方敌人的耳目也很多，一处生意做久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必须撤销。”
邓小平则比较风趣地表示：“庙小龙王在，咱们换个地方，照样呼风唤雨。”
上海街头旧照
由于贺诚和周越华夫妇参与这次行动较少，身份还比较隐蔽，因此根据中央决定，又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单独开了一家诊所，仍然作为中央政治局同志碰头的地方。
但是柯麟已经成为头号嫌疑对象，已不适合在上海继续潜伏了，接下来敌人一定会报复，柯麟的处境很危险，根据党的指示要离开上海到东北去，由那里的党组织安排工作。
于是，柯麟随后同邵麻子夫妇一起从上海乘船先到了到大连，然后又乘火车转往沈阳。
过了一段时间后，柯麟见到了当时东北的党组织负责人刘少奇，两人在广州时就认识，异地重逢，都非常高兴。
当时的沈阳天气比较寒冷，刘少奇看见老战友衣着单薄，身体也不太适应，一看就知道是第一次来东北，再加上一口广东乡音也容易暴露身份，与柯麟商量后，建议中央还是派他回去南方工作更合适些。
这事确实不能马虎，关系到一位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于是党决定柯麟前往厦门工作。
可是，柯麟到厦门仅仅几个月后，当时的省委机关受到敌人的监视，有些同志也不幸被敌人逮捕，最后根据党的指示，决定前往香港。
当时的香港环境更为复杂和凶险，地下党组织遭到几起严重破坏，一时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工作更为困难。
柯麟根据自己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给自己定下了初步行动策略，暂时不与香港的组织接头，先在香港站住脚，静观形势，再作打算。
在弟弟柯平的帮助下，柯麟在香港深水埗开办了一家小药铺，名为“南华药房”，挂出了“中医师柯麟”的招牌，他原本是西医，但香港当局规定非香港医学院毕业的西医，不得在香港挂西医招牌行医，这也让他的生意大受影响，收入仅够糊口。
值得一提的是，弟弟柯平早已在家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兄弟互相并知道彼此真正身份，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原来早已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柯麟与叶剑英等人合影
1931年开始，柯麟与在“省港大罢工”认识的李少石一起，多次想方设法将一些苏区紧缺的医药用品秘密运往苏区，一直到1934年该联络站被破坏。
1935年，潘汉年考虑到柯麟此时在香港的熟人太多，容易出事，而且在香港又不能挂西医，还不如全家迁居转往澳门。
与此同时，潘汉年也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与叶挺将军保持密切的联系。
就这样，柯麟在中秋节这天迁居了澳门，与叶挺保持联系也不是问题，1927年广州起义时，叶挺是这次起义的军事总指挥，柯麟与他是老熟人。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通过了国共两党高层就团结抗日、共御外侮进行谈判，逐渐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前往澳门，找叶挺共商成立新四军的事情，柯麟陪他一起到了叶挺的住处，听完张云逸的传达，加上柯麟的鼓励，叶挺表示愿意前往。
北上的时候，叶挺曾相约柯麟一同前去主持新四军医务工作，他请示党组织后，潘汉年等人要柯麟继续留在澳门。
从1935年到1951年，柯麟在澳门工作了17年，默默无闻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工作，同时又从一个普通开业的医生，成为澳门镜湖医院的院长，把这一座原本很简陋的医院，办成了澳门规模最大、设备一流、医疗水平最高的著名医院。
澳门镜湖医院
至1951年起，柯麟就任广东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在新中国的医学教育战线上，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严治校被誉为医学界的一代宗师。
1991年9月23日，柯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中共中央对柯麟同志为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和高尚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无私地把一切，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人们永远缅怀！”
参考资料：《柯麟传略》、《红色医生·教育家柯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