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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从“每逢佳节胖三斤”这句戏言中,我们不难看出美食与年的深刻链接,两者堪称被“锁死”。无论年俗怎么变,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吃大年初一的饭、吃大年初二的饭……也许一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宴,天天见。
今年过年还遇上了北京冬奥会,边吃边看,相信是不少人的选择。从近日起,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百度打造的《家宴》短视频节目上线。每期节目将邀请体育嘉宾与美食体验官,讲述自己对“家宴”的理解、对家的感受、对团圆的期待。
当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的横空出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各地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美食,从来不仅仅关乎吃,当我们在聊美食的时候,我们在聊些什么?
短道速滑冠军张会告诉你什么是“家宴”
《家宴》第一期,85后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张会,现场做了一锅西红柿、木耳、圆葱、鸡蛋的大杂烩,还熟练地包起了饺子。
作为短道速滑运动员,张会说,一大“幸运之处”在于不用控制体重、不用忌口,所有菜式都能吃,但由于训练量非常大,倒也不必为体重发愁。“很多观众觉得运动员天天吃牛羊肉……食材的确很好,但有时候就是不对口味,更愿意吃一些家乡的,那些柿子炒鸡蛋、酸菜……”
“让我念念不忘的,总是家里餐桌上的一种味道,无论我身在何地,家乡的记忆总是在提醒着我,有家才有味道。”张会说。
1988年3月,张会出生于黑龙江宾县。在东北,走上冰雪运动之路有着“地利”优势,一到冬天,学校操场就成了天然的冰场,夏天跑步,冬天滑冰,操场上总是有孩子喧闹的笑声。
11岁时,张会开始接触室外速度滑冰项目。在县城训练的两年时间里,张会都是自己往返,父母甚至都没见过张会的教练。张会一家以做豆腐为生,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父母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她,张会训练之余还要帮家里干活儿。
从小独立的张会,就这样一路从县城滑到了省城,又从中国滑向了世界。2010年,她站上了第二十一届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的冠军领奖台。
“运动员从小和家人聚少离多,常常想念家乡的味道。但很多时候,队友就像家人,我们和教练待的时间,可能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张会说,以前和队友们一起包饺子,一边包就一边聊八卦,谁滑冰太埋汰了、谁速度比较快……“运动员总是想出成绩,有争强好胜心,跟家里基本报喜不报忧,但我们同时互相牵挂。”
张会说:“家宴有时候是一桌子的美味,有时候是漂泊在外的念想,有时候是和队友朋友一起合作的菜品,更多的时候是一家人相聚的团圆。”
做好了一桌子菜,过年和冬奥会也越来越近了。
当“一人食”的文学家写起了吃
如果说家宴的重点在于“家”,那对于“一人食”来说,美食又寄托了什么?
先看看古人,不得不提苏轼。他曾自嘲,“自笑平生为口忙”,也用行动示范了如何成为一个名垂千古的美食家。他以文学家的优势,为食物写了载入史书的食谱,比如,“蒌蒿满地蒌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毫不介意饮食环境,一路走一路吃,因地制宜,被贬到荒凉的岭南时吃荔枝,再往南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又大吃生蚝。他还写信告诉三儿子苏叔党,“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不要告诉朝中那些当官的,怕他们知道这里的生蚝这么好吃,一个个都想来!
在东坡身上,美食,事关豁达。
刚过了90岁生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觅食记》。谢冕身上有很多头衔,“中国新诗界泰斗”“中国新诗发展的引渡人”,但这本书暴露了他的隐藏身份——资深吃货。
新诗研究与文艺评论是谢冕的主业,而在常年的东奔西走中,在不断与美食的美妙相遇中,他成为一位饶有兴致的“觅食者”。“饺子记盛”“馅饼记俗”“包子记精”“馒头记粗”,以及“一路觅食到高邮”“除夕的太平宴”“那一碗卤煮火烧”,从一篇篇小文的标题看,谢冕寻觅的美食不走“高端路线”,他更乐于为平常食物画像。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是谢冕的学生,他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段往事:“那时,我陪他去福建各地。在福州街边,他驾轻就熟地买了鱼丸,与我等站在街边悠然自得。”
谢冕是大学者,食如其人,专注、认真,不辜负寻常。他曾说过美食与做学问之间的关系:“做学问是体验,体验人生、体验学术,需要细致;而要了解它的源头,了解它的人格,了解它的许多变化和创造性,这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在谢冕身上,美食又和学问有了关联。
对了,写美食有两位大家,一是梁实秋,一是汪曾祺。成就有多大,不用赘述,买他们的书去看就好。
明明是讲美食,却充满了人与人的羁绊
普通人了解四方美食有两条捷径,一是通过书,二是通过纪录片,后者从《舌尖上的中国》开始引燃一场大爆炸,至今余波未平。美食纪录片发展到今日,已经有了各种细分品类:按时间,从早餐到宵夜;按地域,祖国大江南北;按种类,火锅、串串、面条、海鲜……应有尽有。
然而,明明是讲美食,却充满了人与人的羁绊。
新冠疫情肺炎仍在蔓延,纪录片《冬去春归——2020疫情里的中国》的开头,就是吃。以吃闻名的武汉,在封城期间,上万家早餐店停业率达98%,但庞婆婆还在坚持。从1975年到现在,从8分钱一碗到4元一碗,每天凌晨4点,她准时开始烧水、掸面、准备食材。庞婆婆坚信一个道理:“他们没地方吃怎么办,人们总要‘过早’(吃早餐)。”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发明”了一个词——美食平民主义,用美食来反映真正的百姓生活,“快递小哥、写字楼白领、大学教师,吃的午餐就绝对不同”。周逵发现,如今,美食成为年轻人对家乡的一种代称,尤其在疫情期间,热干面、小笼包、肉夹馍、火锅等特色小吃,人格化地代表了各个省份。
最后讲一个故事: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大学毕业那年,有一次独自到海边散步,看到一只雄螃蟹为了保护另一只已经死去的螃蟹,向他张牙舞爪。第二天他再去,发现两只螃蟹都死了,紧紧依偎在一起。
是枝裕和感慨,从两只螃蟹的姿态中,年轻的自己感受到了过去以为不存在的东西。看到这里,似乎是一个温暖的故事,但是枝裕和话锋一转,可惜不管是在那之前还是那之后,“螃蟹都是我最爱的食物”。
从美食开始,回到美食,也许是对美食最大的尊重。汪曾祺在《四方食事》里写得好:“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