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冬至,又称日南至、冬节、亚岁等,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祭祖节日。时至冬至,标志着即将进入寒冷时节,民间由此开始“数九”计算寒天。
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向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在有关于冬至的传统诗书画印等艺术中,最接地气莫过于敦煌的壁画和写经了。敦煌文献有“元正、冬至日,在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的记载。
冬至前后,在文徵明笔下,则有《雪诗》,邓石如有自书诗稿,伊秉绶则醇古壮伟的书联。
俗话说,“百花开而春至,百川汇而夏至,百草黄而秋至,问候来而冬至”。冬至已至,转眼之间,又是一年。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易经》里从卦象上给予了解释。冬至时阳气逐渐上升,天气渐渐变暖。极热的夏天达到极致,物极必反。阴气由此而生,慢慢地季节就向着秋天推进。自然现象蕴含了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的哲理。天地万物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关键在于顺应自然规律。
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向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中国历史漫长,文化积淀深厚,有众多的诗书画印的传世经典之作成为鉴证。
要说最接地气的凭证,莫过于敦煌的壁画和写经了。
“敦煌学”是近代三大显学研究领域之一,另两个分别是甲骨学及红学。“敦煌写经”是近代考古中对书法影响最大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余二者是汉简和甲骨文。敦煌书画既是书画作品,也属包含民俗学的范畴。不刻计数的写经和墓志,其中有太多的经典创造,自发现始,许多大书家直接得益于写经体,如沈曾植、胡小石、郑孝胥和徐生翁等,不但自立门户,且开一代新风,引领了时代潮流。写经作者确实有别于王羲之、米芾等大名家,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名号——无名氏。魏晋之前,个人意识尚未觉醒,不允许有个人的立场,甲骨文和金文极其明显,像《散氏盘》和《毛公鼎》,哪一个不是经典之作,乃至于书法史的奠基之作?
敦煌壁画依据佛经内容绘制,分为俗人形象(供作人和故事画中的人物)和神灵形象(佛、菩萨等)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各具不同性质。从造型上说,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时代特点表现得更鲜明,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很多作品创作的初衷虽然是讲佛教故事,弘扬佛法,却记录下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虽然只是零星地散落于石窟的各个角落,却闪烁着最具生活气息的光芒,寄托良愿,安抚心灵,既描绘了神的形象、神的活动,也突出了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因为再现了生活场景,生动逼真,呈现出烟火味。这才是真实的“民间”,本质就是“人间”。通过敦煌壁画和写经,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冬至来临,欢度之时已经非常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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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敦煌文献S.6537《郑余庆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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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敦煌文献S.4663《杂抄》
唐宋以来,举国上下都视冬至等同元日。敦煌文献S.6537《郑余庆书仪》记载:“元正、冬至日,在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事实上,冬至不仅“大如年”,也确实曾经承担了“过年”的重任。早是殷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一直被视为“岁首”,是周时的正月,所以后世称为“周正之节”。敦煌文献S.4663《杂抄》则明确讲:“十一月冬至。何谓冬至之日?阳爻始动,万物生芽”。古人多将阳气作为君道之象,冬至因是一年中阳气上升的初始,“拜贺之礼”便是人们在这天要追求仪式感的主要表现。那时候薄礼相送是应尽的礼节,以各种地方土特产聊表心意,上级对下属也会赏送礼物,比如冬日所需的夹袄、毡履等。这些民间写经体的风格随意自然,字势介于楷隶之间,天真率意,无拘无束,也正是后世书家所梦寐以求的“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与经典法帖的意味渊然有别,大可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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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莫高窟第68窟《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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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莫高窟第23窟《院落场景》
莫高窟第68窟有《落日》绘画。说到落日,立马就会想到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句所描绘的意象,但此处壁画所呈现的,却呈现出对“神话”的想象,无论是色彩还是构图,都会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山海经》的描述。整个画面的技法,又有类似儿童画的天趣。莫高窟第431窟壁画描绘的是院落场景。从整个画面来看,无疑是一座典型的北方民居大院。该宅院外面是夯土围墙,正面大门为乌头门,门内小院之后才是院墙及院门,门内庭院开阔,正中堂屋三间,两侧各有侧室三间,堂屋之内均有床。与堂屋相对的房屋,犹似四合院里的倒座。宅院的门不在轴线中间,偏向一侧,与北方四合院的宅门在东南角相似。不独于此,冬至亦是佛教徒们设供献佛的重要日子。莫高窟第236窟《斋僧》是中唐时期的作品,可以看见很多唐代的流行食品,现在仍是西北地区民众日常餐桌上的主食,如油饼、馓子、馒头、面条等。今天西北地区日常饮食多以面食为主,其实在唐代,饮食习惯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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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莫高窟第236窟《斋僧》
冬至之所以极其隆重,关键是普天同庆,亦是文人心志所向。南宋大诗人文天祥三十八岁时应同乡张强之请,在鸡年(1273)冬至写下《木鸡集序》。通篇笔势迅疾,笔致轻盈飘逸,以细笔为之,清秀瘦劲,具有俊逸豪迈之气,将阴柔之美发挥到极限。最要注意的是“木鸡”二字,现在多半理解为“呆若木鸡”,表示的是贬义,“用以比喻呆笨或发愣之态”,真实的意思恰恰相反——“喻指修养深淳以镇定取胜者”,如白居易《礼部试策》言:“事有躁而失、静而得者,故木鸡胜焉。”简单地来说,成为“木鸡”,表明已然具有超凡的定力,此乃书画家及至一切成功人士之必经。
现在常常强调“文人书法家”,显然是刻意之举,但也是无奈之举。文人天然就是书法家,且不仅仅是书法家。言下之意,强调书法家不能只注重技法,还得重视文化修养。从这个角度来讲,见证了古今书家之间的大不同。对于古人而言,书法家和文人之间互为表里,呈现胶着状态,天生就有一种血肉联系。后世之所以出现评价差异,主要在于对书法史的影响大小而论,才有了“专业”与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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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赵孟頫《雪赋》,己丑冬至
元代赵孟頫在元大德二年(1298)冬至写下《雪赋》。冬至时分写这样的内容,无疑是精心安排的:“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这是赵孟頫送给一位名为班彦功好友的作品。用笔圆润而筋骨内涵,用笔华滋遒劲,结体宽绰秀美,点画之间彼此呼应,十分紧密,外似柔润而内实坚强,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挺。赵以精湛的技巧把书写中的方圆、快慢、藏露、行留、平侧处理得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实现了一种“中和之美”。款字中有“日短至”字样。需要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冬至会写成“长至”,但也有人误把“夏至”称为长至,出现歧义的原因是夏至这一天夜间最短而白天最长,冬至这一天,白昼最短黑夜最长,实际上从整个变化趋势来看,过完夏至,白天就一天比一天短,所谓“夏至至短”,过了冬至,白天就一天比一天长,也就是“冬至至长”。还有一种说法是,冬至这天,日影最长,所以是“冬至至长”,夏至这天日影最短,所以“夏至至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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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朱存理《珊瑚木难》(稿本)
明代朱存理是一个有心人,他所整理的《珊瑚木难》钞录诸家题咏,共计四十八人,五十六篇。其中有赵孟頫《水村图》,分别题有:“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为钱德钧作”,“后一月,德钧持此图见示,则已装成轴矣。一时信手涂抹,乃过辱珍重如此,极令人惭愧”,“向来写意思卜居,住处只今成画图。胸中本自渺江海,主人相挽写分湖。”赵孟頫《水村图》作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49岁,这是他最后一幅有可靠纪年的作品。《珊瑚木难》成为最有效的证据。“十一月望日”,即冬至前的两三天。朱氏小楷精雅秀丽,虽为书稿,却有强烈的创作意识,笔致流利,字形多变,有魏晋风姿,书卷气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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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文徵明《雪诗》卷,丙申冬至
明代文徵明有《雪诗》和赵孟頫的《雪赋》遥相呼应。卷尾写道:“残雪不蔽瓦,断溜收寒声。晨威凄以严,云日丽新晴。凌风振从薄,枯卉不复荣。年光属归敛,惨淡有余情。”此为文徵明67岁时的行草力作,全幅计三百七十六字,连带较多,笔意凌厉,挥洒流畅,笔墨精妙,盎然有力,气势开张,跃然纸上。此外,文徵明还在“嘉靖戊午冬十一月廿日”书写了苏轼《赤壁赋》。“戊午冬十一月廿日”,正是冬至前后。辛丑冬至,时值十一月十八。文徵明的一生,《赤壁赋》一共书写了几十遍,可见钟爱之意,时年89岁,去世前一年,如此高龄,丝毫不见老态,笔笔到位,绝无衰飒之状,可见生命力之旺盛。款字有:“夜寒不寐,篝灯漫书。纸墨欠佳,笔尤不精,殊不成字。聊遣一时之兴耳,观者其毋哂焉。徵明年八十九。”试想,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尚且能如此勤奋,真令懈怠之辈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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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邓石如 《自书诗稿三十六首》,壬子冬至
邓石如以篆隶书雄视天下。殊不知,其楷书宗法魏晋,也迥出时流,自成一格。行书从颜真卿《争座位帖》化出,以碑派笔法为之,独具一格。此册页共有36首诗,是邓石如应曹文植之邀进京,后客居武昌毕沅幕府这段时间所作,准确地说,是邓石如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至抄录给同僚孙香泉的,邓石如时年50岁,正是其诗歌创作的旺盛期,对于确定邓石如诗作的具体创作年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先世非无负郭田,脱离汤火证真仙。秦皇枉好长年术,只向咸阳卜世年。重瞳隆准叛旗招,何日干戈判寂寥。鸡犬不惊风太古,长城不敌武陵桥。纶竿烟艇度春秋,底事渔郎不少留。绝境肯教人更识,缤纷花片漫溪流。遄征荆城景苍凉,迢递吟鞭指夕阳。驻马仙源瞻往迹,问津人去几沧桑。”总的来看,邓石如的行书本源仍是“二王”,融合了颜真卿稿书的味道,因为是自书诗稿,轻松自然,运笔流畅,生动活泼。诗中丰富的意象、恰当的用典、开阔的胸襟和真挚情意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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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伊秉绶 行身文体隶书联
作为和邓石如齐名的隶书大家,伊秉绶的隶书具有原创性,堪称大家风范,足以雁行,非但不愧而已。伊秉绶隶书风格雄伟古朴的一类,用笔算得上“无中生有”的创造,平直均匀分布,四边充实,方严整饬,愈大愈壮,气势恢宏。因受《衡方》《张迁》的影响,擅以篆笔写隶,墨沉笔实,醇古壮伟,最终成为清代碑学中的隶书中兴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乾嘉八隶”之首,和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对联“行身践规矩,文体旧弓裘”联书于仲冬时节。仲冬包含大雪和冬至两个节气,对应农历十一月,正当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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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王文治《题颜柳白米书法宋拓卷》,丙辰冬至
书家在清代被划分出“碑学”和“帖学”的不同“阵营”,有利于厘清脉络的同时,也造成了割裂与对立,需要理性的态度和立场。王文治属正统“帖学”。关于王文治的书法,其曾孙王堃在《王梦楼自书快雨堂诗稿》跋文中说:“先曾大父梦楼公,书深得‘二王’神髓,复肆力李云麾、米海岳,晚年超脱,直逼董香光,人所不能学者。”由此可知王文治书法筑基于“二王”,脱胎于董其昌,以秀美精雅著称。书法的秀或拙,与用笔的藏露有很大关系。王文治行草多用露锋,笔法源于《兰亭序》。此桢《跋颜柳白米书法宋拓卷》写道:“是帖为女婿狄率庵所收。陈伯恭学士以赏鉴自命,索之不与。顷来吴门,心农居士爱之,即以相授。翰墨之缘,殆亦各有前定,不容强耶。”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王文治对收藏鉴赏的态度,关键在于一个“缘”字。平心而论,王氏用笔虽露锋较多,但露而不浮、不薄,这是因为他善于在行笔中减慢速度,内敛锋毫,能够做到既外耀了精神,又蓄住了气势,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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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乾隆《数诗拟鲍明远体》,癸酉冬至
“帖学”的沉疴就是“馆阁体”的出现,乃是各种因素最终作用的结果。乾隆的审美和喜好,无疑是主要推力之一,加上他特别爱写爱题,弄得到处都是。养心殿西暖阁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单独接见大臣,也是批阅殿试考卷的地方。暖阁的北墙上悬挂着雍正皇帝题写的“勤政亲贤”匾额,下方屏文则是乾隆皇帝的自作诗篇:“一心奚所托,为君止于仁。二典传家法,敬天及勤民。三无凛然奉,大公何私亲。四序协时月,熙绩在抚辰。五事惟敬用,其要以备身。六府赖修治,其施均养人。七情时省察,惧为私欲沦。八珍有费甘,念彼饥饿伦。九歌扬政要,郑卫漫亟陈。十联书屏扆,式听师保谆。”篇末注明是“数诗拟鲍明远体”。此诗书于1753年,乾隆时43岁,书风丰圆肥润,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然缺少变化和韵味,同样是学二王,学赵孟頫,乾隆皇帝的字几乎成了“印刷体”,千字一面。然而说到底,字里行间洋溢出清逸典雅、雍容华贵之气,体现出一代天子的气度。乾隆对于书法的重视无与伦比,专辟“三希堂”即是一例。若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冬至绝对称得上“普天同庆”,皇宫和民间都非常重视。
明清流派印的真正辉煌期是在清代,高手云集,大家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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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陈豫钟 素情自处,癸丑冬至
陈豫钟是“西泠八家”之一,风格典雅工致,增益修饰,大巧若拙。正如赵之谦在论述浙派各家作风的异同时所说:“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庵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山堂”是陈豫钟的号。32岁所刻“素情自处”属早期作品,行刀从容稳健,不见“浙派”的锯齿之痕,出自汉印而又有变化,自有雍容端庄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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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徐三庚 刻 若泉(上) 成达章印(下),戊辰冬至
徐三庚属“邓派”或“皖派”,但自有个人创造。这套双面印,朱文舒展婀娜,风姿尽显,白文“紧其密,扩其疏”,对比强烈,却又浑然一体。边款写道:“戊辰长至,坐雨青爱庐,仿完白山人两面印,为若泉弟。”边款中“两面印”错刻成“面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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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黄士陵刻 鸣銮印章,乙酉冬至
黄士陵也是学邓石如起家,但最终能自立门户,创立“黟山派”。“鸣銮印章”四字印为少见的单刀法,一任自然,篆法安排值得推许,“印章”二字之间的衔接,以横画居多,“鸣鸾”二字则显现出斜势咬合,使得印面变得跌宕,形成对比呼应。边款写道:“乙酉长至后六日,仿汉人铸铜印”。黄士陵边款独具一格,以推刀法为之,亦楷亦隶,兼有汉金文之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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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童大年刻 雷峰片石草庐,甲子冬至
近代童大年为“海派”名宿,时至今日,很多人将他忘记了。作为职业印人,为了适应市场,满足买家的口味,难免芜杂。但是,如果有心梳理,则不难弄发现自有个人脉络和主打方向,有诸多精品代表作。此印学吴昌硕而有变化,留红错落,自然成形,对比强烈,可推为代表作。边款记事:“甲子八月二十七日,杭州西湖南屏山雷峰塔倒,先三嫂吴秀媛尚庐墓在侧,为予觅得塔中《华严经》石一角,见殆即以名吾庐,复汇集旧藏各石拓本,详加考证,成《雷峰塔华严经》,殁石真形一册,印行于世,以广流传,乃作此印纪其事,且志古缘。长至节。”
近代有两个写魏碑的大家,却时常不在当代书家的关注视野之内,一个是庄蕴宽,一个是张伯英,两人风格正好相对,一个柔中有刚,一个刚中见柔。原来魏碑也可以写得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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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庄蕴宽题赠 陈衡哲,庚申冬至
庄蕴宽的横幅“万松楼”是写给外甥女陈衡哲的书斋号。陈衡哲是近代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有“一代才女”之称。庄蕴宽书法沉潜北魏,参以汉隶,豪放纵横、痛快潇洒。作为文人墨戏,完全是写心,是“心运”而成,所以有着活脱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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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张伯英《窦海渟哀辞》,甲戌冬至
张伯英《窦海渟哀辞》 诗稿写道:“兰销其膏兮,玉化为烟;死者何所知兮,生者凄以悲煎;妇稚惨兮,哀啼老泪堕兮,潺潺念山林之骞海渟兮,海渟其无憾兮,重泉。”书于1934年,时64岁,已经到了人书俱老之时。张伯英和东汉的“草圣”同名同姓。其书风脱胎于魏碑,笔笔中实,字字气满,笔力清厚凝重,结字精整散逸兼方劲古拙,蔚为风尚,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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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胡小石 书唐李白《上清宝鼎》诗,庚子冬至
当代胡小石乃碑学巨擘,也是国学大师。虽然名列“南京四老”,其实年龄比另三人要大的多,是真正的学者字,书风早熟,个性强烈,学黄山谷而能自出机杼。此作品写于“庚子冬至”,时73岁,内容是唐李白《上清宝鼎》诗后半段。可以说,胡小石真正做到了碑帖融合,既有碑刻的骨架和力量,又有帖学的潇洒和流畅,用笔长枪大戟,跌宕多姿,却不存在冲突,顿挫有力,笔画收敛锋芒,如铜浇铁铸,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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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来楚生简书对联,辛亥冬至
来楚生是当代隶书大家。可以说,及至目前而言,无出其右者,将汉隶和汉简巧妙而完美地结合起来,匠心独运。“养成笔力可扛鼎,准备花时要索诗”联书于辛亥年(1971),时69岁,已是功力大成之际,总体上以简意居多,笔意和体势奔放,然法度严谨,动静相宜。用笔的轻重、主次、收放,成竹在胸,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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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吴子复 集《张迁碑》渊鱼野禽联,戊戌冬至
吴子复是广东书坛的代表性人物。一生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书法、篆刻和油画。书法方面以隶书成就最为突出,得力最多的是汉碑,博涉多家,钻研极深极广,尤其是《好大王碑》的取法,稚拙天真,大巧若拙。“渊鱼喋月有诗思,野禽随风无俗声”联语款字中注明“集《张迁碑》”,事实上,字形间架是《张迁》,用笔则是《礼器》。两碑相融,妙合而无违和之感。这与其所强调的理念有关,吴子复主张学习汉碑需有层次,由简到易,其中最主要的有六种,依次排列为《礼器碑》、《张迁碑》、《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校官碑》。吴子复侵淫既深,得道亦深,大抵以平和秀雅为貌、以冲淡古风为神,波澜不惊。
冬至来临,必须要提及“九九消寒图”。人们从冬至开始数九,每九天为一个九。冬至是头九的第一天,标志着冬天最难捱的一段时间开始了,一直数到九个九,八十一天之后,寒尽春回。面对天寒地冻的漫长寒冬,中国人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消遣娱乐方式——数九消寒,以书画的形式绘制九九消寒图,标示由冬到春的时间流转。现存最早的九九消寒图位于陕西西安、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的一块碑刻上。徐世昌1921年作《九九消寒图》有模仿之意。从画面色泽来看,当是绢本可能性较大,故益加淡然可人。徐世昌书法学苏轼,追求书卷气,与寒梅相配,雅致之极。梅枝上的花骨朵分为八组,每组九个,加上左下的九颗南天竹果实,正好八十一个,全幅构图精巧,既要符合消寒图的九九八十一之数,又要凸显艺术创作疏密规律,加以变化,可谓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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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徐世昌作《九九消寒图》,辛酉冬至
到了清代,九九消寒图出现了以文字呈现的新形式。“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由谁首创,已难以考证。每日用朱笔填描一笔。在每一笔的丹色上,再用白色细笔细细注明当日阴晴风雪的天气变化,巧妙绝伦。“九九消寒图”融合书画和民俗于一体,甫一面世,便衍生出众多的“版本”,传达人们更多的美好期望的同时,也可以记录书法家的生活和临创状态,等候春的消息。
书法强调积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才能厚积薄发,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所以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不能停步,所以常在款字中读到“呵冻研墨”的字样。“呵冻”就是嘘气使砚中凝结的墨汁融解。每到冬至日,时当“交九”,正是天寒地冻的严寒天气。文人研好墨写字,往往写着写着,笔、墨就凝结成冻,这时常用的办法就是以口对着砚台或笔呵气,用呼出的热气把冻墨化开。所以“呵冻”一词,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场景。今人生活环境变了,书写方式变了,很难体会前人“呵冻”写字的感受了。因为今人大多懒得磨墨。古人书法之妙,妙在诸多细节。
说白了,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一个酝酿变化的过程。试想某个冬至的下午,在闲坐等待中,偶然想起白居易的诗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雪天守着个红泥小火炉,喝着家酿水酒,何足惬意!这是千百年来令人幸福感十足的生活。其中闲适愉悦之感的思怀、情趣,曾是多少文人士大夫的渴望与期待。千百年来为多少人传唱,有忧伤,有快乐,有眷恋,有情怀,更是思念落笔的地方。还是白居易,所作《邯郸冬至夜》中写道:“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陆游的《辛酉冬至》流露出的,又是另一种情感:“今日日南至,吾门方寂然。家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有些东西,无需刻意记忆,无论置身何处,依旧魂牵梦绕。
冬至这一天,白天最短,夜晚的思念却最长。好在书画家印人手中有笔墨和刻刀,可以记录下来,成为一种文化记忆。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