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带三乙一己 八字代三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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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带三乙一己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凭一己之力,两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次是“东北易帜”,一次是“西安事变”。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所受到的关注度远超他的父亲张作霖。

说到张作霖,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大军阀”,或者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实际上,在张作霖身上,也发生过一件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事。只不过,这件事并不是张作霖的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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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件事,促成了张学良“东北易帜”。再往近了说,它加快了日本侵华的脚步。这件事就是——皇姑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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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初,“少帅”张学良行色匆匆,从河北邯郸赶至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专程来见父亲张作霖。

“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还没统一中国,你就想撤兵不打了,存心要拆你老子的台!”老帅异常愤怒,让守在门外的副官不由得身躯一抖,忍不住担心少帅的安危。

当时,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北上讨伐张作霖,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北伐”。从4月7日开始,北伐军势如破竹,奉军节节败退。

这一次,“三民主义”刷新了张学良的世界观,他不再口出狂言:“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他深知,和之前的段祺瑞一样,奉系统统一不了中国,当前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撤军,回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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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儿子的劝告,张作霖暴跳如雷,就是不同意撤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打跑过冯玉祥,打败过阎老西,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他怕过谁?

眼见父亲不松口,张学良无奈之下使出杀手锏,劝告父亲:撤兵,只是败给自家人,地盘还是中国的。东三省要是丢了,老张家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虽说张作霖政治野心不小,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当前的局势,只是不想承认现实罢了。儿子这一说,他正好顺坡下驴:大总统不当了,回东北!

不论是张学良还是张作霖,当时想的无非就是回到东北的安乐窝,继续张家的风光。可惜,竹篮打水,张作霖这一撤,走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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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之所以劝张作霖撤兵,一方面是看到奉军败势已定。另一方面,在东北,还有一个强敌——日本关东军。

中国人打内战,最开心的就是日本。战争一开始,日方就在奉系和北伐军之间极尽手腕,试图渔翁得利。张作霖将奉军主力派往关内,东北大本营守备空虚。日本对东三省垂涎已久,张学良担心,日本会趁奉军的颓势,一举占领东三省。

1928年5月9日,张作霖发表息兵“佳电”,宣布退出京津。日本在张作霖面前向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得知消息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多次找张作霖谈判。

谈判的筹码就是军事援助,前提是,张作霖必须同意日本的一系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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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2日深夜,芳泽谦吉再一次来到张作霖在北京的帅府。就在白天,张作霖刚刚发表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芳泽谦吉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谈判时机。

约半月前,芳泽谦吉已经找过张作霖,软硬兼施,要求张作霖同意日方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要求。

张作霖勃然大怒,断然拒绝,理由是“不能做这种叫子孙抬不起头的事!”这一次,张作霖一听芳泽又来了,气不打一处来,直接闭门不见,将他晾在客厅里。

在张作霖的办公厅外,芳泽谦吉坐立不安,因为张作霖的骂声穿过墙壁,不绝于耳:“妈了个巴子!日本人真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

豁出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东北,免得人家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芳泽谦吉是个中国通,听得懂中国话,顿时面红耳赤。张作霖骂完,叫翻译出来,将一沓文件交给芳泽。芳泽谦吉回到公使馆,打开文件,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个“阅”字,既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

芳泽知道,日本以外交手段攫取在东三省的利益,彻底宣告破产。得不到利益,日本只得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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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28年6月4日凌晨,载着张作霖的列车正孤独地行驶在黑夜中,下一站就要到皇姑屯站了。

此刻,在皇姑屯车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正紧张地注视着三洞桥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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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线在上,京奉线在下。几个小时后,大帅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将经过此处。想到这儿,他的内心涌过一丝不安,不明白大帅为何依然选择走铁路。

几日前,齐恩铭敏锐地发现,日军近来加强了在此处的守备,日夜放哨,甚至禁止行人通行,似乎在构筑什么工事。他向北京发出一封密电,请张作霖多加小心。

张作霖收到密电后,考虑过乘汽车回东北,后来又放弃了。一来是因为路途遥远,汽车颠簸;二来,张作霖好面子,这一趟回去,毕竟不是荣归故里,而是被赶下台的。他不想让关东父老看到自己灰溜溜的样子,就要坐火车风风光光地回去。

虽然如此,张作霖还是做了精细的打算。他故布疑阵,将启程日期一改再改。张作霖6月2日发表完出关通电,当天下午7时,就有一列七节的专列从前门东站出发,前往奉天。然而,车上坐的并不是张作霖,而是她的五夫人和仆役等人。

张作霖最终动身,是在3日下午七时。临行前,他还特地换上了大元帅服。月台上人山人海,北京各界名流政要、各国使节都前来送行。

在苍凉的军乐声中,张作霖最后一眼回望北京的天空,依依不舍地踏上火车。张学良亲自送父亲登上列车,这也成了父子二人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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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专列有20节车厢,张作霖坐在第十节车厢。这节车厢被称为“蓝钢车”,购自英国,原本是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装饰华丽,设备先进。

在张作霖离京前,顾维钧拿着张作霖的八字,请人算了一卦。卜卦后,术士摇头叹息:“此人命贵,然黎明将至,灯胆将熄。”

一语成谶,这趟专列最终成了张作霖的“死亡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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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凌晨5时,专列到达皇姑屯车站。齐恩铭登车查看,见大帅无恙,一直悬着的心稍安。

片刻后,专列重新启程,齐恩铭目送火车缓缓启动。而同一时刻,在皇姑屯不远处的日军哨所,还有一双眼睛,也密切注视着列车的动向。

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一个日本人,叫河本大作,当时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

此刻,在三洞桥南侧的桥墩上方,以及中间桥洞的副桥北端,埋藏了120公斤炸药,分别装在了30个麻袋里,炸药的引爆装置被紧紧握在一个叫东宫隆吉的士兵手里。这一切,都是出自河本大作的安排。

5时23分,专列缓缓驶进三洞桥。当张作霖所在车厢驶至桥下时,东宫隆吉按下了手中的引爆装置。轰隆一声,黑烟腾空,高达200公尺。瞬时,沙石飞溅,铁轨像麦芽糖一样弯曲起来,张作霖的车厢被炸出三四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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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车厢的校尉处长温守善带伤从狼藉中爬出,四处寻找张作霖。眼前恐怖的场景令他感到恐惧:张作霖躺在三丈远的地方,一动不动,浑身是血,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

温守善急忙用一条大绸子手绢给张作霖裹了伤口,和驱车赶至的齐恩铭一道,将张作霖紧急送往沈阳大帅府。

当天上午9时,张作霖伤重不治,不幸死去,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张学良)快回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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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认为,河北大作能如此精准地炸死张作霖,必有“内应”。

其实,张作霖大张旗鼓地出关,又岂能瞒过日本人的耳目?若真有“内鬼”,也只是探查张作霖是否真的在那节车厢里。

至于这个“内鬼”是谁,说法不一。

有一种说法认为,“内鬼”是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6月3日那天,他随张作霖从北京出发,却在天津站下了车。下车前,町野还特地对张作霖说了一句:“最好于白天到达奉天。”张作霖听了,只是点点头,并未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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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车上,还有一个日本人,是日本驻锦州的领事。张作霖出关前,他特地从锦州跑到北京,代表奉天的日本军政各界表示,欢迎张作霖回归奉天。后来,他随张作霖一同回奉天,却在锦州借故下了车。

事后大家怀疑,此人到北京的目的就是打探张的动向。因为,在锦州下车时,他鬼鬼祟祟,形迹可疑。当时,有人建议张作霖换一节车厢。张作霖与日方虚与委蛇多年,从未想到对方会痛下杀手,换车厢一事就被他拒绝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内鬼”是前国务总理靳云鹏。他和张作霖一同出发,却在天津站下车。他本和张作霖定下儿女亲家,张作霖死后,他取消了婚约。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内鬼”是当时的实业总长张景惠。此人是奉系的著名将领,和张作霖是结拜兄弟。事发当天,他从皇姑屯车站上车,却未与张作霖坐同一车厢。“九·一八”事变后,他叛国投敌,当了汉奸。

另外,还有人说“内鬼”是张作霖的六夫人马月清。她有个好友,叫川岛芳子,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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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鬼”之说,猜测的成分居多,至今没有定论。实际上,不管有没有“内鬼”,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杀心,早已有之。

这一切,还要从张作霖的发迹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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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出生于1875年,13岁那年,家境破落,他被迫开始流浪,只读过三个月的私塾。后来当过兽医,又从了军,还参加过甲午战争。张作霖发家是从当土匪开始,清政府剿不灭他,就对他招安。张作霖从土匪,一跃成为朝廷官员。

日俄战争时期,张作霖帮俄国人打仗,被日军俘虏,又改帮日本人。借助日本的帮助,张作霖一步步崛起,从营长成为旅长、师长、奉天督军。最后成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了“东北王”。

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日本原想通过《马关条约》获得辽东半岛,却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未能如愿。日俄战争,沙俄战败,日本才如愿踏上觊觎已久的黑土地。

随着张作霖的崛起,日本人有了新的想法,欲通过张作霖之手,实现“满蒙独立”的目标,攫取在东北甚至整个中国的利益。

张作霖确实出让了不少东三省的利益,以换取日方的帮助,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帮助。但他有一个底线:不能做汉奸,免得死后留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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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要求,张作霖是“言出不行”,能拖则拖,表面答应,暗里抗拒。

当时在东北,存在两种外国势力,俄国和日本。日俄战争中,沙俄败于日本,这一直是俄国的锥心之痛。张作霖实在扛不住日方的要求,就去找俄国人告状,说日本要扩张在东北的势力,借俄国之手打击日本。

对俄国的要求,张作霖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

这也导致,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态度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派。

一派以田中义一(后成为日本首相)、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为代表,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外交手段,鼓动张作霖独立,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东三省。

另一派,以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川岛芳子养父)为代表,主张除掉张作霖。

在皇姑屯事件中,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和河北大作,正属于这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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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皇姑屯事件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对张作霖起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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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奉系的主要将领之一——郭松龄倒戈反奉。郭松龄,外号“郭鬼子”,因特别会打仗而得此名。当时,奉军的精锐部队都在郭松龄手中,再加上他出色的指挥能力,张作霖险些被迫“下野”。

日本人借机找上门,声称愿意提供武力援助,只要张作霖同意日方的要求。山穷水尽的张作霖,最终以个人名义和日方签下“反郭密约”。

郭松龄兵败被杀后,日本人来找张作霖履约。手下人告诉他:“密约里的承认土地商租和杂居,是‘二十一条’中的第十六条,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二十一条’。”张作霖如梦初醒:这事万万不能承认。

日方以为帮张作霖解决了一场大危机,他会感激涕零,满心欢喜地拿着密约而来,没想到张作霖会赖账。日方恼羞成怒,直言:“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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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仇旧恨加在一起,三年后,日本在皇姑屯将张作霖送上了西天。

而皇姑屯的这场谋杀,并没有经过日本内阁,是关东军高层私自决定的。关东军妄图趁张作霖身亡、奉军混乱之际,一举占领东三省。然而,张学良临危不乱,稳定大局,使关东军的计划成了泡影。

事件发生后,远在东京的首相田中义一得知消息,脸色苍白,泪流满面,说了一句:“一切都完了!”

若从历史进程来说,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开端,更是太平洋战争的远因。

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一个张作霖,改变的却是两个国家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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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加文·麦柯马克,在《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写道:“就与日本的关系而言,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又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作为大军阀,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五次用兵关内,使生灵涂炭。他屠杀革命党人,杀害李大钊更是他的一大罪行。

但在对日本的关系上,张作霖保住了身为中国人的底线。不管日本如何威逼利诱,在他手上,东三省没有沦丧过一分土地。

多年来,张作霖在东北大修铁路,对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形成了包围之势。在他的治理下,东北拥有全国最发达的铁路系统。他兴教育、发展地方经济、大力发展军事,为东北的近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死后仅仅三年,这一切就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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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22点30分,又是一声爆炸,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20万东北军一枪不发,东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沦陷。

身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那一晚,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当年,为了保住东三省,张学良苦劝父亲出关。三年后,不管他是否承认,东三省还是丢在了他老张家的手里。

. END .

【文| 南塘旧事 】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