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福州城里的一座旧宅子里。宅子是明末清初的建筑，外墙为土夯，有马鞍形的防火壁。内部是木结构的居室，有雕工精细的楠木窗格子，小天井的墙头有一整排戏装雕塑的小人，什么吕布戏貂蝉，王老读画之类。院子有三进，在第三进的右侧有一个小花园，园中有活水的小池塘，池边有假山和一个只有在公园里才能见到的小亭子，此外，有一株龙眼树和一株荔枝树。这株龙眼树不同一般，树冠大得像樟树，树干长满了苔鲜和寄生植物，看上去老态龙钟，很有画相。这树每年都挂果，但熟得迟，要过了白露才能摘取。果子比一般的略小，但核子也小，而且呈褐红色，因此家人都称它为“红核子”。“红核子”树高，非果农难以攀摘，所以每年总有人望果兴叹。
这宅子是我外祖父的家。母亲生我时不大顺利，请到家里接生的助产医生慌了手脚，母亲因此流了许多血。据说我初生时爱哭闹又拒食，有难养之相，家中长者商议将我过继他人以祈平安。于是我儿时就有了一位 “姆妈”，她是我堂伯婶婶，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她常年穿黑色衣裳，是个面带愁容的暮气沉沉的妇人。听说她非常爱我，曾千方百计哄我吃饭，以致敲碗打碟不厌其烦。过继的事有点蹊跷，因为后来我接触过许多相士，让他们排过八字，他们无一不言及我过继的事。记得姆妈去世时，我已十岁，我兄弟三人同去吊丧，堂姐见我们没有哭出声来，独独责怪我不明情义。我母亲生我时已经三十四岁，父亲大母亲三岁。母亲未嫁时呼我父亲属“五舅”，但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亲缘关系。双亲在世时，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所以至今没有弄明白。
我的外祖父是前清举人，曾在云贵某地做过县太爷。他好作诗，自印过一本诗集。外祖父有三房太太，母亲是二房的姨太所生。外祖父在福州城里置有多处产业，清代官员体禄很低，当了几年县官便有如此作为，看来不是个清官。外祖父一九二五年去世。母亲有次回忆旧事，说她老爸撒手人寰之际，她才八岁，当时家人哭作一团，她却悄悄叫出一个名春桃的女仆，央人家上街买糖葫芦。我父亲对孩子的取名很用心，我们兄弟三人都有很 “艺术”的名字，我的名字不用说，二弟名心犀，三弟名声朗，都也不俗，但父亲为我姐取名叫心︸湍却后悔了一生。我姐一岁患痢疾脱水夭亡，父亲说心如花︸湍之娇贵，脱水岂不凋零，.我母亲常说多心不祥，指的也是我姐名字带四心的缘故。
虽说名字是个符号，名“美丽”的未必人会长得俊俏，叫“大勇”的也未必日后敢于冲锋陷阵，但多少还是有些讲究。前人从生养计，以为名字俗的成活率高，若是稀奇古怪的必然命途多蚌，所以长辈为儿孙命名多取平稳之字。我的父亲一时兴起为我取了这样的名字，却使我终生满怀感激之情，因为这个名字与我后来摆弄小刀，镌刻石头的生涯多少有点天成的味道，增加了我人生的自信与欢乐。在一片长满灌木的山坡的南边，挨着山道有一棵不大不小的老树，一个雨夜被雷火给劈了。伤残的老干在挣扎了两年之后，终于枯死了。这段景象从童年到青年不断出现在我的梦里。经人点拨，我相信这树是我的前身。
我生辰八字中有三个木、两个土、两个金、一个水，缺火。据相士说，这八字晦涩不明朗，或为乞丐或成财主。命中多木的人心灵手巧，能文不武，并说这命相做五金活儿好。我说我正摆弄着一把小刀子，那瞎子说:有吃的。后来，又遇到一个相士，他仔细掐了八字，要我凑近他，摸了摸我的脸，因为他也是瞎子。突然间他大声说话，像发表申明，说我是文学之士，这辈子他才发现两个，日后在文坛有大名声，为了表示些舀铁板钉钉，他起身向我作揖并谢绝收礼金。我那时正读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听了自然开心兴奋。相士有时胡言乱语，自不必当真，但五行有缺失的人，一般都命运多蚌或性情古怪却好像不假。每有朋友说我不易接近，起先不理解，像我这样平易近人如老温、乐天开朗的人，如何给人有距离感，.后来细细检讨，才发现自己有择人说话的毛病，不是与所有的人都能相处的。于是我断定，凡与我交好的，他八字必须有火，问过几个朋友似乎都无例外。这于异性好像更敏感，如果八字不谐，不管多漂亮，生理也没有反应。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数学比语文好，只是偶尔会患口吃，不敢举手发言。我与同学关系不坏，曾经有拉帮当头的威信，只有一回被老师叫到教务处，有一位穿蓝衫细高个的女教师瞄了我一眼，对同事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话困扰了我半辈子，不是因为受了侮辱，而是它提醒了我，我的长相不顺眼。我因此自卑直到五十岁，明白没有机会再去追女孩子了，才抬眼自然了起来。十六岁那年，一场劫难席卷整个华夏大地。我觉得太无聊也太残酷，就躲进图书馆翻阅文史类的书籍。我发疯似地读各种允许借阅的书，甚至包括养蜂及园林科技的书，但好景不长，图书馆还是关门了。重新拾起毛笔临帖、作画，实在是精力旺盛而又无事可做的最末等的选择，因此还总是与父亲枢气，父亲要我参加运动，不能居家当逍遥派。他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来自然不得志，但他希望他的孩子要跟紧形势，有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老是挂在嘴边训人。我笑话他糊涂，窃以屈原的典故自号“醒斋”，后来还求陈子奋先生以此刻印，但先生说了，“孩子家清醒的，不必自标榜”。 “醒斋”从此灰溜溜作罢。
为了书画，我径自登门拜访福州最好的几个书画家，起初他们谨慎应酬我，后来经过考验或侧试，才都接纳了我。期间有三位老师影响我至深..一位影响我人生观的老师名谢义耕，一位提高我文字能力的老师名何敦仁，而指导我学艺方向的老师是陈子奋。多年以后，我在福州举办个人书画展，此时三位老人都已谢世，我在展览前言中套用当时一句颇流行的话说:“假如没有这三位老师，也许我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现在想来，因为有那场“史无前例”，我才去学艺遇明师，如果按正常步骤，即使鬼使神差地进了某所著名艺术院校，我估计也未必会学到什么。当然，所有这些更非相士掐“八字”可以算出来的。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十年，我迁居北京。在遇到第一场大雪的时候，我忽然记起陈子奋先生三十年前劝我的话，他说学艺不妙，搞不好将来要饿死在雪地上。我当时暗笑，福州从来没有见到天地白茫茫的时候。如今，我走进花园的大院子，迎着大片大片扑面而来的雪花，用脚踏出自己的路，并没有感觉饿。我对身旁的茜茜说，我平生怕雷，却异常喜欢雪，因为雪与雷字相似而永远没有联系。茜茜不明白我说什么。
我从小爱好平面艺术，起初学国画，还画过油画。油画作品参加过“华东六省一市油画展”。我兴趣很广泛，每个时期爱好都不一样，只是没有奋斗的意味，玩玩而已。后来，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篆刻作品获得一个全国奖，社会就把我归为篆刻家了。为此，我告诫年轻人，展览是让人们认识你工作的一个窗口，如果要让人们看到你工作的成果，任何一个展览都要认真对待。艺术的本质是玩玩而已，但欲求功利，则必须做到四个字:认真，坚持。我三十岁以前做艺术是兴趣，三十岁以后做艺术是功利，这也是没有办法。早在二十年前，拙艺有离经叛道的苗头，但很快就自我感觉归入“主流”了。我现在的书法和篆刻，在前卫的艺术家眼里显然属于太保守，在传统派眼中又有点性格，两边不讨好，但我坚持走中间路线。艺术家都有偏见，他们说的我不在意，我在意广大欣赏者的评价和感觉。除了书画篆刻之外，我偶尔也写点文字，量少，也短，无论是作为题跋，还是随笔，他们说挺有韵味，与简单地抄写“唐诗宋词”有别。我想，这与我的老师有点关系。三位老先生都是传统概念中的通人，他们在我年轻时就不断给予我这方面的信息，要求会写诗，写文言长跋等等。一九八O年我路过上海，参观张大千画展，张画给我最大的印象是画上的题识甚多，文字清通可诵，从那时起，我便见贤思齐，往这方面努力了。
作为艺术家，有人主张先立风格，占山为王，然后慢慢巩固根据地;有人主张多屯田，广积粮，慢慢养成自家面貌。而我认为，做艺术就像踢足球一样，首先要有射门意识，一旦有机遇，先射了再说，立风格就是射门。那种所谓按部就班、大器晚成的说法可能也对，然而这种稳妥的工作模式好像更适合于做国家公职人员。书画家有择纸择笔的，也有不择纸笔的。我属择笔择墨，但择纸并不严格。择笔是最关键的，我甚至认为不择笔的书手很难成家。至于用墨，因为我很少用墨汁，基本是磨墨写字。磨墨要找好墨，如果是老墨，嘉庆以前的较好，光绪至民国，国力不行，墨的品质也不好，因为年久胶松，比现在新墨容易研磨，也是不错的。纯用老墨有点奢侈，因此常用老墨与新墨和着磨，我现在用的新墨是安徽冯良才造的松烟，还行。常有人问，磨墨与墨汁有什么差异，.我觉得，主要还是胶的含量不同，笔下流畅度自然也就有区别了。
有人说，从外表看，我让人只觉得很“远”，这远正如古人评价欧阳询是“深山至人”，而实际上熟悉我的人感觉我其实是个挺幽默的人，比如听我谈话，看我的印章，印文也很有意思，如“长发哥哥”“山深野合无人晓”等等。说实话，在我平日表情肃穆之下，其实心情是很放松的，心理也是平衡的时候多。林语堂说，幽默来源于轻松，来源于平等。的确，我长年不在体制内工作，自由自在，工作没有压力，头上没有领导，幽默有时很自然就来了。当然，幽默还要讲境界和品味，那这些就要靠智慧了。说到“山深野合无人晓”，其实这个印文是关于性的。“野合”一词稍文雅罢了。中国文化在性这个问题上有文野雅俗之别，俗文化于性毫不顾忌，雅文化则讳莫如深，极尽虚伪之能事。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性图像，但我国很少，汉画像成千上万，至今很难找出一块明显的图像。我曾想通过文词表达的方式，刻﹂些与此相关的印章，目前才做了一点，好玩而已。文词表达讲究的是品味和境界，而性是很简单也很明白的事。因此怎样让文词在明白中不故作隐晦、不虚伪，而又有诗情画意，是很考人智慧的。他们说，很期待着我的这批印章早日面世。但我年纪大了，刻这些内容自己也觉得老不正经，要在台湾，会被人指责为 “怪伯伯”的。在这方面，朱新建先生做的很成功，他的画是露骨，文字却浅雅合度。我个人很喜欢他的画。朱新建先生是个很通透的人，他画女人偏偏题山水诗，但一琢磨就让人会心一笑，很有意思。
近年来喜收藏，收藏了不少自己喜欢的近现代书家的作品。我特别喜欢恋旧情的人，比如康有为，因光绪皇帝的关照，一辈子忠君不已，使我非常敬佩这个人。康氏书法各人理解不同，有人喜欢也有人不怎么喜欢。若从字形与点画判断，其审美价值也许不够完美，但其中流露出的天趣和一股莫名的情绪，却是那一代书家所普遍缺失的，仔细欣赏，韵味无穷。因为他的鹰品太多，大约占一半以上，有人看鹰品说话，自然会得出不佳的印象。当代书家有些也注重字形变化，但一般都不能在所流露的信息上做有意思的文章，不是贫瘩就是太过浓烈。有时形式太过，韵味反而缺失，像康有为那样把握到适度，千载难逢。当然，因为康有为有即兴的成分，不是每件作品都精彩，这也是事实。
我中意的书家只有几位，以鸦片战争为始到一九四九年止，他们是康有为、吴昌硕、郑孝青、徐生翁、黄宾虹、齐白石。本来于右任也算一位，但这几年我看了于老真迹不下五千件，倒胃口了，但即便如此，最近还是买了一件他晚年的四尺草书对联，在我看来，是千里挑一的。艺术价值有时候与商品市场并不等同，而能做到艺术水准与艺术市场并进，实属不易，因此，他们认为我是幸运的，并认为我坚守了一种艺术底线。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自己的作品能卖钱，很自然就会问自己，怎样做才能值钱而不是抢钱，.至于怎样增加作品的含金量，是专业问题。如果不按质取值，或是没有自信其价值的保全，漫天要价则是道德问题。我是一个文化人，既重专业，也重道德，而尊严是我的底线。在我看来，作为艺术家，我们生活在当今中国经济最好的年头，实在是一种福分。我虽然流落到卖艺为生的地步，但因收入尚可，好象还没有失落感，人们还没有投来鄙视的眼光，这使我非常感恩。
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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