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座对现代人来说，就是指西方的星座，那么传统的中国星座是怎么被取代与遗忘的呢？
一讲到星座，大家就想到个性、运势、爱情等热门占星话题，聊起生日会对应到哪个星座也能秒答出来，强者甚至还进阶到命盘、相位、上升星座的分析。不过，有多少人会认真依照今日运势穿着幸运衣物走向开运方位进行日常生活？又有几个人会因此联想到天上真正的星星？在这里我们暂且不提星座，而是探讨另一个更枯燥的疑点：到底星星组成的星群在古代是称为“星座”、“星宿”还是“星官”？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称呼天上星群为“星官”；而“星座”则是西方专有的，不可用在中国星群。因为“星座”指的是天空的范围，在边界内整个面积所包含的星星皆属于此星座，概念与“只有联机但无边界”的星官不同。但是，从古书中可以查到一些关于“星座”的例子：
《史记.天官书》【索隐】：“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史记.天官书即有“星座”一词（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这里已出现了“星座”一词。唐代的《史记索隐》在同一段里同时使用星座、星官两词，难道是作者司马贞对两者傻傻分不清楚？另外，天文怎么可能只有五个星官？其实这是司马贞以为天官书说的五宫是五官的误写。
除了史书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诗人黄损也曾把星座写进诗中：“昨夜细看云色里，进贤星座甚分明”。进贤是在角宿旁的单星星官，但这里却用星座来形容。
然而“座”这个字何时出现？史记天官书有一句“太微，三光之廷……其内五星，五帝坐”指的就是太微垣中的星官“五帝座”（图2），“座”写为“坐”，两者通用。在保留早期天文型态的“朝鲜天象列次分野之图”中亦可看到：紫微垣“五帝坐”（现称五帝内座）与天市垣“帝座”混用两字在同一图中3（图3）。东汉的《说文解字》虽然没有记载座字，但在战国初期就有人以此字为名，因此即便“座”较晚才出现，也是早在战国时代就发明了。
图2宋元两代之五帝座星图比较（中国恒星观测史，页303、437）：左为宋；右为元
图3“天象列次分野之图”的五帝坐与帝座，两者用字不同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初占星写本Pelliotchinois2512也可以看到，三家星官在数量统计时，虽然单位大多写为“坐”，但甘氏中官七十六座却写为“座”（图4），显示当时通用的情形很普遍。
图4敦煌写本Pelliotchinois2512统计星官数量时使用单位为“坐”但偶尔用“座”
至于“星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以下正史：后汉书《天文上》：“星官之书自黄帝始”。另外《三国志》也有：“禧既明经，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
上述敦煌占星写本的数量单位“座”或“坐”，在同时期另一个内容几乎相同的日本《三家星官簿赞》里则写为“官”（图5），只有甘氏外官四十二座抄错成了四十二星。因此并不是司马贞分不清楚“座”与“官”，而是当时应该可以通用，没有特别区分。《宋史》等元代之后写成的史书在统计时沿袭前人称呼，星座仍然与星官同义。一直到清末，星座依然没有现代的“天空范围”意思。现代天文巨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也是星座、星官两者并用。
图5《三家星官簿赞》统计星官数量时使用单位为“官”
另外，古人用星星占卜，就是想由某星官位置出现异象时，找到“与其同名的地面事物会被影响”这种关联，含有天官示警之意，未曾有过“星名没有官员的含义就不可称之为星官”这种想法，也没有把动物或用具之类没有官员含义的星官排除在外而另外统计其数目，这一点可从《三家星官簿赞》里统一用“官”字来总计数目即可知晓。
至于“星宿”常被认为专指二十八星宿，即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主要星群，不过古人却不一定这样区分。著名成语“杞人忧天”出处《列子.天瑞》写道：“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这里的星宿就泛指所有星辰，而非只限于角宿到轸宿的二十八宿。古籍中还有许多“夜观星宿”的词句，也不可能是在形容古人观星时只看二十八宿而不看别的星星。所以星宿是可以广义地用来形容所有星群的用词。
再来看西方的“星座”，在古代其实也是星群的概念：星座Constellation字源于拉丁文constellattus，意思是组合在一起的若干星星。远古巴比伦文献提到的三位神掌管的星群或是月球路径上的18个星座，都是由星群所组成，并没有以坐标来划分天空的概念。直到近代的西方古星图在绘制时也都是以图案或联机来表现该星座范围，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有时还会重叠，使得同一颗星被两个星座共享！
图6托勒密星表中的五车五（βTau）同时出现在御夫座（上）与金牛座（下），但末尾的星等却不一样
西方古天文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托勒密的《至大论》（Almagestum）又名《天文学大成》，在第78~89页的星表中，列出了古典四十八个星座的一千多颗星，其中就有几颗星被故意写了两次，因为托勒密认为它们是两个星座共享的（最早的共享经济？）。例如御夫座（Auriga）右脚上的星βTau同时也是金牛座牛角尖端的星，现在已被归在金牛座，即中国的五车五。不过星表两处的坐标虽然相同，星等却不一样（图6）。另外，在牧夫座（Boötes）最上方的星星与武仙座（Hercules）右脚的星星也是同一颗，现在称之为ν1Boötis，即七公五（图7）。
图7托勒密星表中的七公五同时出现在牧夫座（上）与武仙座（下）
在托勒密的书中，并没有使用字母或数字来标示恒星，而是利用相对位置来描述识别每一颗星，与中国明代之前的方法一样。托勒密还在每个星座的最后，列出一些邻近却未被采用的恒星，这些不属于星座图形的孤星被称为未成形的（amorphotoi），就如同中国古代星象里也有许多显而易见却没有被编入任何星官的星星一样，如船尾座ζ（明清时才增加的星名：弧矢增二十二，2.2等）、天鹅座头部β星（辇道增七，3等）。到了近代“星座随你DIY”的混乱时期，这些孤星逐渐被合并到古典星座或是刚划分出的新星座，直到1930年国际天文联合会（IAU）为了统整星座的边界，舍弃共享重复的编号，星座才确定用座标来划分，成为一种天空区域的概念，而不再指实际的星群，终结了星星被抢着要或没人要的情形。
何时转换为西方星座体系？星座对现代人来说，就是指西洋星座，那么传统的中国星座是怎么被取代与遗忘的呢？西方体系中的黄道十二星座最早在隋初就随着佛教传到中国，并偶尔与二十八宿同时出现于古墓壁画的星图里，不过未受重视。到了明末，传教士带来航海新发现的南极附近星座，刚好可填补传统星图上的空白区域，于是它们被改成中国星官，放进《崇祯历书》里。除此之外，其他星官仍旧保持表面上的传统，只是有些被改变位置或整个取消了。
清末积弱不振，有识之士为了学习西方技术而引进西学，并出现了第一本近代天文学翻译专书《谈天》。该书向清末知识分子展示了当时西方天文学的成果，且为过渡到现代天文学打下了思想基础。虽然书中以清朝年号来叙述外国作者赫歇尔生平有种混搭风味的荒谬感，然而这也呈现了当时真正的纪年方法。同理，此书内的所有星名也是使用中国原有的，例如“太微左垣上相亦双星也”，完全没有提及西名“室女座γ”，可见清末仍以中国星名为主流。然而五十多年后清朝还是灭亡了，没有被西学救起。
现代意义上属于科学的“天文学”一词，其实迟至1896年才出现。民初开始致力推广现代天文学，全天西洋星座应该是此时才被广泛采用。民国九年常福元先生著有《中西对照恒星录》，引言中说：“欲为高深之研究，不得不借资西籍。顾读西书有数难，而尤莫难于恒星……其分座又与吾国宿舍不同……兹编之作，专为会通中西星名，俾读西书者不生隔阂，即读中籍者，亦得兼识西名。”显示当时若要研究现代天文，得使用西洋星名才方便，但当时国人只知中国星名，因此他编了这本中西对照恒星录供研究者找到该星，这可能就是全面转为西洋体系的起点。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反倒使用这类对照表来找出中国星名，已与当初目的恰好相反了。若没有特别提倡延续使用固有传统星名，恐怕现在已经没人记得了。
总之，星星是点，古代星座与星官是联机，现代星座则是面。自古以来，东方与西方的星座都是以星星联机而成的，用现代的“范围”概念来区分古代的星座与星官两者必然不同、或认为星官必是官职等过度解读，都会曲解古人原本的想法。虽然现在我们习惯两者不再通用，然而描述中国古代星群时，交互使用星座与星官两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星座”比较为人所知，也能吸引喜爱占星的年轻人来注意这个古老的冷知识话题。
参考
1.江晓原《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2.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
3.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
4.李维宝、陈久金、冯永利、陶金萍〈中国传统星名中的星宿、星官和星座〉，《天文研究与技术》14卷1期，2017，页132-134。
5.江晓原《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6.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
7.石云里《中国天文学史》。
8.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