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兆骞
北京这地界挺怪，不管什么人都可以称爷，这爷在北京是官称、戏称、谑称，也是爱称。这爷字和“侃”字结合起来，可就很有点文化味道。
“侃爷”，时下因《编辑部的故事》而火爆，又因《爱你没商量》而轰动，令人刮目相看。《汉书·艺文志》中说，“街谈巷语”乃是小说之源，大凡写进中国文学史的名篇巨著，皆是各路侃爷，由阡陌巷闾的逸闻趣事侃将出来的，那诗仙诗圣也常把盏对侃，才有千古绝唱传世。
王朔平时戏称他写小说是“玩”。实际上，这“玩”指写作时的一种状态，一种排除一切功利的杂念，调动起自己全部智力潜能的创作状态。王朔说：“这里的‘玩’字，全无游戏的味道，不是玩文字游戏，更不是游戏人生。”至于说“侃”，无非是指有一个自由松弛的创作环境。
“海马”的哥们儿坐在一起，看起来是神说海聊，抖机灵，耍嘴皮子，实际上正是在这种轻松愉悦自由的环境中，哥儿几个才能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互相碰撞、启发，互相掏出硬邦邦的“干货”。用一个“侃”字来概括，实在太贴切了。
“侃”与“玩”的表达，是王朔式的。比方说，对谦虚的表达方式，王朔就与众不同。他觉得自己有愧于“作家”二字，就把创作说成“玩部小说”或“焊篇东西”，好不使自己过分地煞有介事。
那年，我们在海南岛举行笔会，已经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王朔，依然留着小平头，一脸的纯真和斯文，在满脸沧桑的作家群中很扎眼。
一次，在风光旖旎的海南岛三亚海滨，召开创作讨论会，修竹椰树在窗外摇曳，作家一个个正襟危坐，高谈阔论，旁征博引，格言迭出，佳句连珠。
冷不丁，纯情少年发言了：“作家总爱标榜，好像笔在手里，真理也就攥在手里，特没劲。我侃小说，偏不照常规办，专门反着侃，逮什么侃什么，绝对没那么多真理。”于无声处听惊雷，很让负有使命感的作家们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
几年来，他侃得极潇洒，侃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二十余部中篇小说和多部短篇小说，还侃成了近百部（集）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仅1993年就侃出一百多万字。
淡泊臧否，勇于挑战
王朔是个耐得住寂寞，经得起骂与捧、褒与贬、臧与否的作家。他和他的作品从不崇拜也从不鄙视任何人，他的心态修炼得特宁静平和。他如今火爆得邪性，但你会发现他很少出头露面，把自己当成骚客名士满世界招摇。这倒使他成了文坛的神秘人物，高深莫测。
《编辑部的故事》逗乐了神州百姓，可在首映式上，他躲在一边，让汽水瓶遮住他那张白皙的脸，待新闻记者四处寻找他的当儿，他早已逃之夭夭，到家里“码字”去了。
各地读者、观众都想一睹这位文坛传奇人物的风采，可他却变着法儿推辞或婉言拒绝，令那些拼了性命追求在电视上曝光的人们大惑不解。
一次，他答应和我们到河南参加文学活动，可他临时变卦，哼哼唧唧说是老婆到日本演出，他实在动不了身，结果把我们搞得很狼狈。
人家听说王朔要来，一批文学爱好者一大早就拥向会场，弄得大批警察莫名其妙地来维持秩序，以为来了大人物。当人们听说王朔因故未能赶来时，那遗憾化为愤怒的场面，至今还让人后怕。
有一次，蒋子龙托我请王朔到天津作协开办的书店去签名售书，王朔忙求我“救驾”，说死活也不敢在津门蒋爷面前端架子，实在是因为“人的形象不如作品有力”，就请免了吧。
偶尔，他也抽冷子和他的读者观众见见面。一次，在地质礼堂，王朔孤零零地坐在台上，让一口气儿看完他的五部电影的观众“看”他。经抽签而有幸“看”王朔的，其间有在雨中排了一宿队的，有退掉了火车票碰碰运气的，有的是高价套购了电影票而得此殊荣的。
“噢，这就是王朔呀，”一位外地旅客带着几分崇敬，“他可是发了大财又出了大名喽！”
“他怎么这样儿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挺坏的，至少应该有络腮胡子！”一个女大学生挺遗憾地说。
台上的王朔一脸傻笑，眼神透着狡黠。
“你玩文学时是不是特得意？”
“写的时候特累，写完了特烦。”
“你是否以一种观念、一种情绪来指导你写作？”
“我是个自相矛盾的人，没有一种不变的观念，所以我靠本能写作。今天下雨，心不顺，心烦，下笔时就好像对人生充满仇恨。要是哪天捡了个大便宜，下笔时，就会十分大度。”
“你的作品有多久的生命力？”
“不知道，我和我的读者得一起死。”
他甘于寂寞和冷落，能够容忍别人对他的误解乃至对他作品的“围剿”，却从不屈服于挑战。前两年，外国电视剧几乎占据了我们的荧屏。王朔不服：“我就纳闷儿了，怎么总让洋人在咱眼眉前晃悠，咱中国就没人啦？”
于是，1988年大雪封住京城的岁尾，王朔和几位侃爷搓着冻红的手，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年轻的副厂长郑晓龙的率领下，钻进蓟门饭店的一个套间，二锅头就着花生米，侃了个天昏地暗，便有了《渴望》的诞生。
又一年，看了春节晚会的节目特没劲，王朔等人又钻进郑晓龙的汽车，开到秘密地点“猫”起来，又是二锅头就着花生米，侃了几个通宵达旦，遂有《编辑部的故事》问世。
王朔也看不惯港台的言情室内剧在大陆抖威风，就拉来在海南岛经他撮合成为夫妻的王海鸰和乔瑜，闷头练活儿，他一天写万把字，苦不堪言。很快，他们合作的我国第一部四十集室内言情剧《爱你没商量》在中央电视台开播。这部凝重而又充满哲理的作品，把王朔的戏剧才华更充分地呈现出来，幸运的观众再一饱眼福，又愉快地眩晕一次，而批评者则大骂王朔“江郎才尽”。
“海马”宣言和幽默运动
写侃爷王朔，自然不能不提由他和马未都最先组织的“海马影视制作中心”。松散的海马集团军，几乎纠集了当今文坛最活跃最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如朱晓平、苏雷、莫言、魏人、马未都等。
他们思想活跃，雄心勃勃，力求通过他们的创作，改变影视的平庸和粗制滥造，大有力挽狂澜、横扫影视殿堂之势。且看“海马”宣言：“海马全身可以入药，有壮阳、健身、催产、止痛、强心之功效……”戏谑而不失庄重，表达了他们对艺术的全方位追求。
几年来，“海马”不负众望，产生轰动效应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佳作，无不是他们策划和编制的。但文艺创作毕竟不是作坊式的，因此，后来“海马”解体也就命中注定。
侃爷王朔爱玩，玩得特疯。光我就和他爬过黄山奇峰，徜徉于滇池湖畔，戏水在三亚海滩……后来，他手头的活儿太多，顾不上玩了。“海马”的哥们儿经常把他劫持到马未都经营的“卡拉OK”去消遣一下，免得写呆，写傻，写出毛病。
他侃起来云山雾罩，曾令各路侃爷黯然失色，可拿起“麦克”就傻眼了，逮这时候报仇挤对他，是大伙的一乐儿。每到这时，他身子往后坐，拼命挣扎，一脸绯红，作揖求饶，苦难深重地哀嚷道：“各位爷，放条生路，让我回家‘码字’去吧。”那份德行就大了。
神侃是海马集团军的必修课，平日里抖机灵的，呆头傻脑的，一进入侃境，立刻都变成了神仙。侃是一种幽默运动，一种智慧游戏，可以娱乐社会，干预生活，缓解敌意，修炼灵魂，悟彻人事，是一种横溢的才华，一种积极的生活形态。
况且，侃着侃着，便有一部作品的雏形在各位侃爷的脑袋里形成，无怪乎上海人也高呼“上海人侃起来”……可以说，没有了以京式幽默为底蕴的神侃，就没有了王朔的作品，也就没有了王朔。
一个不端着、不矫情、敢于自嘲、时不时“幽”自己一“默”的人，才称得起“侃爷”二字。大凡侃爷都有好人缘儿，他们之间心也是相通的。
侯耀华之所以欣然同意饰余德利一角，是因为冯小刚给他打电话，请他演余德利时说，“我是王朔的朋友”，于是，凭着相互间心灵上的一种感应，他极痛快地答应了。
这之前，他不认识王朔，他是通过王朔的一系列作品与王朔相识的。这位也是侃爷的“猴哥”说：“王朔的作品像个暖水瓶，以外在的冷峭盛着一壶滚烫的水，您可以沏茶，也能泡咖啡，甚至冲一包方便面，抑或用来烫酒。”“他是以‘温补’的方式调剂着人们的胃口，当然时不时也会扎上一针……”侯耀华真正读懂了王朔。
好梦难成真，只好去“写字儿”
朔爷如今成了独领风骚的作家，并不像有些人所说完全出于偶然，其实他的写作天赋，上中学时就表现出来了。
朔爷的同窗学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场面。老师在上作文课时，在黑板上写下题目，然后用几句话解题，便说：“抓紧时间，写吧。”学生们思索片刻，纷纷埋下头，挥笔书写。
王朔却不随俗，但见他挺胸昂头，旁若无人地充傻犯愣，都过了一节课了，他硬是不动笔。老师见他心不在焉，便带几分愠色走到他跟前催问道：“人家都写一半了，你怎么还呆愣着？”王朔就等着这个出风头的机会，得意扬扬道：“他们在纸上写，我却在心里写呢！”
他口出狂言，老师一愣，同学也一愣：这小子好狂！老师怕影响学生作文，决定暂且不理这厮。一节课又快过去了，突见王朔铺纸提笔，神情专注，唰唰唰，笔走龙蛇，下课铃响前，作文已捧到一脸大惑不解的老师眼前。
老师不屑地先扫一眼王朔，然后又看作文，那双眼似被什么钩住一般，目光再不离开，不久，眼睛闪出兴奋之光，读罢，大声赞道：“好，挺好！”
十六岁的王朔逃避了因“文化大革命”而喧嚣混乱的城市，糊里糊涂到北海舰队服役，整日里百无聊赖地看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和碧蓝的天空，觉得特没劲。
当时，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并没有雄心大志的他，会有踌躇满志坐在成功的岸边回望这斑斓人生的时刻。不久，他的一位战友因发表了一篇小说而声名鹊起，他颇不服气。
尽管他一直认为最没出息的才去当作家，但他还是偷偷躲起来，吃力地写起小说。他曾嘲弄过战友，说：“你背着伞从飞机上跳下来，落到地面砸着的人，八成是写小说的。”说归说，他毕竟抵挡不住当作家的诱惑。
朔爷做过许多梦，有的梦还挺瑰丽，但命运并不总对他施以恩惠，他常常是好梦难圆。
他从小就爱看电影，对那些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英雄羡慕得要死。他想，当个演员不错，又出风头又过英雄瘾。一次，从不照镜子的他，居然在镜子里发现自己还很漂亮，从此便自鸣得意，时至今日，他还时不时话说“公瑾”当年：“我年轻时一表人才，特奶油！”
于是，托亲求友，他总算谋得一次试镜机会，喜得他日不安宁，夜不成寐。终于熬到了进电影厂试镜那天，他很早就喜洋洋地挺胸叠肚，来到摄影棚。谁知灯光一打，镜头一对，英俊的小伙儿竟如霜打的茄子，风采全无。
他悻悻退出摄影棚时，哥们儿围上来问他：“有戏没有？”他自嘲地一笑：“机子对准我，特发怵，不定说出了什么，给咱中国人丢脸。”他对电影制片厂留下深情的一瞥，不情愿地离开，最终没能当成影星。
后来，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扮演了一个小角色，的确算不上精彩。或许，最近他异想天开，亲自导演自个儿的长篇改编的《我是你爸爸》，火一把，也说不定。
当演员之梦刚破碎，接着上大学的愿望也化成泡影。他玩命地复习了一年，但“文化大革命”使他荒废学业达十年之久，他怎能创造奇迹？七门功课总共才得了两百分，也就不错了。
朔爷不甘心命运的摆布，他要抗争。大学考不上，那就好好地赚大钱吧，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他东挪西借，筹到一笔款子。当他登上南去的列车，捂着塞在腰带里的“银子”，幻想着大票子淌水般流进腰包，惬意地笑了。几个来回，折腾得孙子一般，人都瘦了一圈，收获无多。这位中国最早的倒爷之一，只好退出竞争，自认晦气。
有一次，他得了点儿小钱，咬着牙打个“的”，想过过有钱人的瘾，却发现开出租车特赚钱。“得，咱爷们儿也练练这营生。”决心下定，他又凑足了很大的一笔钱，便托人去买一辆快报废的小轿车。
不久，交了钱，看了车，朔爷又盘算起来：“晚上开车宰款老外，准能发了……”谁知，这个梦又破灭了，那答应给他弄车的人，犯了案，被逮起来了。
后来，王朔又和人合伙开饭馆，原来想赚几个钱。没想到，别人一个赛一个地能侃，出门在外，总是掏出经理的名片，笑容可掬地摆谱儿，只有王朔坚持说自己是个厨子，并且还真是下厨掌勺，煎、炒、烹、炸、炖，样样都能对付。
小说家苏雷曾对我说过，一次，王朔拉苏雷等几个哥们儿去他开的小饭馆蹭饭，寒暄之后，王朔下到厨房，亲自掌勺，不大会儿，呼啦啦一桌北方菜就上齐了，看着大伙甩开腮帮子猛吃海咽，脸上流汗，嘴上冒油，王朔很得意地笑了。
过了几年，最令他那几个合伙者不解的是，这个掌勺的小厨子怎么突然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了呢？
真的，当倒爷、开饭馆穷得叮当响，而“写字儿”却让他发了大财，这真是邪门儿了！
改变了朔爷生活的人们
带着海水的咸味，他把偷偷写成的小说稿寄了出去，然后就坐卧不安地等待。
他很走运，三个月后，他鼓捣出的短篇小说竟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他捧着那本刊物，挺胸叠肚，着实地神气了好几天。于是又乘兴弄出了七八篇，一股脑儿地投向了几个编辑部，不久，他接到去北京改稿的通知。他自以为幸运，其实命运对他并不宽容。
改稿期间，他的狂热渐渐降温，靠自己的那点儿小聪明玩不转了，热情的编辑越热情，他越认为自己是糊不了墙的烂泥。最后，他找了个“中越前线吃紧”的堂皇理由，仓皇逃窜，令把他视为可造之材的编辑不胜惋惜。
若干年后，他复员返京，突然接到这位编辑的电话：“我一直在找你……”不相信世上有真情的人，被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冷却的创作热情又被激发起来，但他快捷地投出去的大量稿件，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被退回来，他陷入了惶惑和痛苦之中。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用心和那些大师交谈。他写了撕，撕了写，笔被磨秃，废稿装满了麻袋。终于有一天，在他妻子的女友的怂恿下，他走进了《当代》杂志的编辑部。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位颇有经验的老编辑。
老编辑一口气读完他的作品，如同抱了一个金娃娃似的兴奋得两眼冒光，彻夜难眠。在他耐心的指点下，他三易其稿，先后写了十多万字，最后大删大砍，以四万字的篇幅，冠以“空中小姐”之名刊登出来，受到读者好评。
在评“当代文学奖”时，他竟然也榜上有名。于是，这个陌生的名字，引起了文坛的注意，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令文坛瞩目。
个体户和舞星的罗曼史
侃爷王朔的恋爱和婚姻，比他成为作家更具有传奇色彩。
一个闷热的夏夜，辞去北京医药公司公职，和别人合开一间小饭馆的王朔闷得死去活来，就陪几个哥们儿到北京舞蹈学院找女孩子“起腻”。天赐良缘，认识了即将毕业的沈旭佳。
当时，小沈是学院的尖子，曾获全国舞蹈比赛奖。原本，王朔对这种逢场作戏式的邂逅，并不存在什么幻想。
临分手时，他留下电话，对国色天香的小沈打哈哈说：“要是实在没劲了，就给我打电话。”结果，两个“没劲”的人，真的相互打了电话。
于是，便有了到玉渊潭游泳的约会。两人躺在婆娑的垂柳下，都急着想证明自己的高雅，便绞尽脑汁，背诵外国文学大师的名字，待日落远山，薄暮低垂，两个人累得半死。
几次约会，肚子里不多的存货，全都抖搂干净了，就各自现了原形，于是不约而同地改变话题，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地侃起俗人俗事，接着如数家珍般竞相道出各自的隐私和“劣迹”。当双方都发觉说得太多而后悔不迭的时候，已再无法使自己扮成一个高雅的人了。就这样，一对素昧平生的青年男女，以坦诚和率直的天性成了知音。
一次，东方歌舞团在天桥剧场演出舞剧《屈原》，分到该团的小沈担任重要角色。小沈那天生的丽质、婀娜的舞姿，使台下“莅临观摩”的王朔突发异想：“娶这样一个老婆挺不错。”他俩接触多了，都不再去找异性朋友，只有他俩出双入对地相约在花前月下。
有一次，王朔不辞而别，两个月音信全无。回京后，他发现偎在他怀里的小沈，嘴角起了一串大燎泡。此刻，他们都证实了对方就是自己期待和呼唤的那个意中人。
不料有一天，有人以组织名义，向小沈所在单位揭发王朔的种种“劣迹”，把好心的领导吓坏了，忙找小沈谈话。谁知，小沈听后，非但不惊诧，还抿着嘴笑了，反倒使领导诧异起来。她平静地向领导表示感谢之后，说，这些“劣迹”王朔早对她讲了，相形之下，那些搬弄是非者的劣迹才值得注意哩。
王朔得知此事，骂了一句“丫挺的”，以哲人的口吻说：“对方是干什么的，对相爱的人并不重要。和一个体面的、有地位的人把关系搞暧昧很容易，而真正能引起双方历久不衰兴趣的绝无仅有。”沈旭佳也来了灵感，过去未曾留意的细小情节，蓦地像庄周化蝶般盘旋翻舞，她深情地望着王朔说：“人生难觅的是真情。”
他们都陶醉、眩晕在对方的魅力之中，而经济的拮据使他们窘迫、尴尬。王朔失业，收入全无，小沈工资无多。
一次，数九隆冬，小沈演出时，她唯有的奢华的裘皮大衣和手表在后台被窃，只好瑟缩着跑到旧货衣摊，花几块钱买了一件破旧的短棉大衣，裹着回家。从此，人们发现小沈那窈窕的身段被旧大衣弄得挺臃肿，而胖乎乎的王朔因穿着小沈练功用的旧绒衣而变得苗条起来。
这不影响他俩满世界穷开心。无缘再进快餐店“奢侈”一下，买两个热烧饼充饥，同样有滋有味，没有手表就看太阳估算，也饶有情趣。
最惨的时候，伏案写作的王朔，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俗话说，“诗穷而后工”，王朔潜心读书写作，他感到生命的四周有一种巨大的磁场在骚扰着他，使他时而沉重，时而轻飘，那是命运的呼唤吗？
他和小沈合作的中篇《浮出海面》在《当代》发表后，他们的处境才日渐好转。到1986年，红叶染红金秋的时节，这对苦恋着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久，爱情结了果实，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儿为这对年轻的夫妇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一脑子新潮，却信看相问卦之术
迷信和现代文明是对立的，但一脑子新潮的朔爷，有时候还特信看相问卦之术。一次，闲聊时他对我说：“我特信‘易经’‘八卦’什么的，特灵。”他曾利用外出开会之机，在上海、武汉等地请朋友找“高人”看相。
不知是凑巧，还是真的灵验，几位“高人”竟英雄所见略同地说他命里有金库，得一贵人，虽唾手可得，却又捞不到。见我怀疑，他正经地说：“我三十六岁是成绩的高峰期，我可得过过好日子，穷了那么多年，也该人模狗样地享乐享乐人生，别只担空名了。”
他还一脸认真地说，十年一个轮回，到时候文坛混不下去了，绝不赖在文坛，靠写自传和卖豆腐块小文章谋生，也许会去上大学什么的。他说这话时，神情严肃，绝无调侃之态。
大雨冲了龙王庙
大约是两年前，已经下海折腾的王朔突然来找我。同在一城，近在咫尺，却难得一见。他还是老样子，如女作家范小青所说，只觉得又长胖了些，又长高了些。
我也纳闷儿，三十多岁的他怎么总还是一脸孩子气？叶兆言或许说得对，王朔的童心太重，因此给人感觉老是在成长。
和王朔聊天，听他插科打诨，口无遮拦，妙语连珠，实在是一种享受。每次和他同游，一路听他正经和不正经地神侃闲聊，我常常彻夜无眠，肚子笑得生疼。但此次看他端坐沙发上，一扫往日惯有的精神，我倒觉得有点别扭。
王朔说他在荧屏银海沉浮一阵子后，非但没有金盆洗手，不再“码字”，反而魂牵梦萦，总也忘不了伏案创作。他正在构思一部三部曲式的长篇小说，并表示在创作手法上要鼎足革新，让世人晓得他也能玩深沉。
我不敢苟同，劝他说，一旦改变了你的叙事方式，“王朔”可就没了，写顽主、兴调侃、玩言情，既入山门，又离经叛道，才使文坛无法回避地进入了“王朔时代”。
他临走时，拿走几大摞稿纸，沉甸甸地装满了他的大挎包。他特喜欢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厚厚的八开稿纸“码字”，说面对它，就能找到感觉。
两年光景倏然而逝，他曾打电话给我，不无惆怅地说：“不知怎的，我一点写小说的感觉也找不到了……”放下电话，我也陷入一种莫名的惆怅。就在我苦苦等待他的长篇时，北影的夏刚由王朔介绍找到我，拿走我编发的王朔的《无人喝彩》。
过不久，另一电影厂又拿走我编发的他的另一个中篇《永失我爱》。一天傍晚，姜文照王朔提供的地址，按图索骥，找到我家那座有着修竹和葡萄的小院。
在谈到王朔和他的作品时，姜文以其深刻而睿智的眼光评价道：王朔的小说思想、感情、内涵，有以荒诞风格为特征的现代审美因素。后来他把王朔的《动物凶猛》搬上银幕。姜文是有眼光的。
《动物凶猛》，王朔原是给我的，但出于那时文坛正莫名其妙地批王朔和他的“痞子文学”等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只留下他写纯情的两篇，为此，我至今仍深感遗憾。
还令我遗憾的是：我们在风光旖旎的香山评第三届“当代文学奖”时，我作为评委，却孤掌难鸣，王朔的《无人喝彩》《永失我爱》居然名落孙山。为此，不谙酒性的我居然喝得酩酊大醉，令在座的同行瞠目结舌。
这几年，王朔虽不写小说，却不妨碍他时不时在报刊上露面谈文学，口气依然很大。比如，“我要写得跟《红楼梦》一样，我多丢份儿哪。两百年后的人再跟一个乾隆年代的文化人写得差不多，我以为那叫寒碜。曹爷是牛气，是了不得，但时代毕竟得往前走啊……”
王朔恶作剧式的调侃让不少人嗤之以鼻，但我经常寻找理由原谅他：《红楼梦》这一文学高峰，总应有人超越，不然岂不违反辩证法则？与其拜倒，莫若勇于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特钦佩王朔。
最近，在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抵抗与投降之争中，一大批作家以“只做不说”的态度对之。而一向无所顾忌的王朔又按捺不住，以惯有的狂言和自信，以惊世骇俗的语气，纵横捭阖论起文坛此役，历数臧否文坛风云人物，使自己再一次成为文坛令人刮目相看的热点人物。
细读王朔和《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谈话，发现王朔改变了经常拿文人及其价值观开涮的极富个性的挑战，而是板起面孔义愤填膺地声讨同类。读起来，挺别扭，这感觉和听人大声疾呼文坛世俗化，要挺身而出捍卫“精神家园”一样。
聪明绝顶的王朔是不应相信文坛真的出现世俗化现象，自然也无须谁来捍卫“精神家园”的。放弃轻松潇洒的恶作剧式的调侃，我不知道王朔是走向成熟，还是相反，抑或仅仅是像有些人不甘于寂寞，让人们不忘记自己而做的一种姿态。
老实说，在我看来，在对文化品性的历史断层与现实畸变的认识上，王朔和张承志、张炜们并不只有抵牾而无相通和共识，王朔不正经的痞相人所共识，而他的真诚却鲜为人知。
他的作品里，几乎都有叩问自我灵魂的意义，在调侃、嬉皮笑脸和恶言秽行的背后，有不泯的真情和诗情，在反传统的外壳里，藏有深深的酸楚和悲痛。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朔对张承志、张炜的“开罪”，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和自家人操起干戈来了。文坛原本就不平静，文人又都累得可以，聪明的王朔咋就揣着明白说糊涂呢？
来源：汪兆骞作品《我们的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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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骞， 河北昌黎人，1980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著有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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