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是十九世纪欧洲最令人瞩目的外交大师，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外交辉煌。
俾斯麦的外交思想形成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变革时期。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反法同盟构建的维也纳体系，是欧洲历史上最稳定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
然而，依赖于均势和共同理念“两大支柱”的维也纳体系基础脆弱。首先，均势的维持有赖于大国的协调一致，即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比国家利益重要；其次，另一关键性的支撑“道德共识”——保守主义的正统原则——与当时欧洲盛行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大潮流相悖。随着在东方问题上各国利益冲突的加剧，列强最终将欧洲协调机制扔到一边，凭实力走上战场一决胜负。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正式宣告了维也纳体系的崩溃。
维也纳体系瓦解，欧洲国际舞台出现“真空”。欧洲国际关系恢复到“无政府状态”中，陷入了动荡不安，俾斯麦恰逢其时。
俾斯麦
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早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俾斯麦就敏锐地洞察到了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变革，他认为这种变革为普鲁士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欧洲“大的危机造成了一种能使普鲁士迅速发展的气候”。之后，在1859年的法奥战争期间，俾斯麦更是积极主张改变普鲁士陈旧的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实行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正是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俾斯麦形成了一套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维护普丹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成果;巩固并加强陆军优势的同时,尽力抑制因国势日隆而逐渐膨胀起来的扩张野心;再三声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毫无利益可言,以减轻东翼强国的戒惧之心;强调指出“欧洲是俾斯麦本人的非洲”, 1884年前,一直在海外殖民方面采取守势,并且竭力不在欧洲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焦虑的行动,以避免与西翼强国英国发生冲突;竭尽全力削弱法国的结盟能力,千方百计在外交上孤立法国,以图杜绝任何法国结成反德同盟的可能性,维护住欧洲的和平局面,确保俾斯麦亲手缔造的统一的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将孤立法国作为首要目标。俾斯麦煞费周折,总算把俄奥撮合到一起,并且促成三国在1873年10月22日签订协议,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帝同盟”。但由于俄国和奥国围绕巴尔干争斗不休，冲突愈演愈烈，三帝同盟濒临崩溃,俾斯麦被迫促成利害关系国家在1878年6月参加柏林会议，“扮演一个真正想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不惜以牺牲病夫土耳其的利益和巴尔干的民族独立复兴事业为代价,解决了这场欧洲危机,暂时维持了巴尔干的均势。
俾斯麦清楚觉察到,强势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的压力与日俱增,必会引起列强的焦虑不安。他也认识到,与俄奥结盟的传统的外交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欧洲形势的急剧变化。他试图营造出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在这种局势下,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都需要我们;利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俾斯麦运筹帷幄,巧妙地以德奥同盟为纲开始编织繁复的联盟体系,不但解决了德国在柏林会议后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促使俄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外交空间如何窄小，在1881年6月18日与德国共同签订了一项秘密的中立协定。
通过这一中立协定,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俄英两国发生战争时,俄国也可避免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悲剧重演。
然而俄奥两国的敌对情绪依然持续着,俾斯麦深知维系“三帝同盟”的纤细的线绳很难经受住巴尔干再次危机的星火。当意大利主动向德国靠拢的时候,俾斯麦便把绕线杆转向了南方。他鼓励法国争占突尼斯,让法国卷入与意大利尤其是与英国的对立争斗。导致意大利在1882年5月20日与德奥两国缔结了针对法国的三国同盟。
俾斯麦巧妙地操控着互相抵触的几个同盟,并设法在灵活的运作过程中抵消固有的矛盾,成功地维持了俄国和奥国这对如此敌对的盟国对柏林的向心力,从而保障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他凭借这一繁复联盟体系既维持了欧洲的均势,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国,有效地防止了反德敌对同盟的出现。
俄国因保加利亚危机与奥英两国关系恶化,不愿继续与维也纳合作,宁愿加强同德国的双边关系。双方在1887年6月18日郑重签订了“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和德奥两国同盟条约都没有对进攻作任何严格明确的定义,俾斯麦想把解释权留给自己。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盟约或协定的观念。
俾斯麦认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依赖众多权力元素的相互运作,因而他把外交视为流动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他而言,他所签订的盟约或协定是可以变动的。此外,他也在奉行黎塞留的主张,即“手段必须配合目的”。防止法俄接近是当务之急,所以他乐于为此目的耍外交手腕。俾斯麦素来善于用左手的独立活动收回右手所作的承诺。
俾斯麦筹建而成的欧洲外交体系,可谓是他的外交的登峰造极之作。综观这二十年间俾斯麦依据现实政治原则,审时度势,调整外交策略,成功地建立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欧洲外交体系,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
这个庞大的外交体系确实在客观上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均势,维护了欧洲的秩序,稳定了欧洲的和平局面。然而,与其说是俾斯麦蓄意为维持欧洲均势而精心编织这个错综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体系,不如说他明智地变通他一贯奉行的现实政治,不得不主动构建联盟,以延迟甚至化解柏林会议后诡谲多变的情势中所隐现的列强结盟围堵德国的危险。俾斯麦进行外交活动遵循两条重要原则:其一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在政治中按照原则行事的人如同一个嘴里横着木杆想过森林的人”,“治国艺术更多地建立在不受约束的纵横捭阖的战略上”。也就是说,必须随机应变,要务实;其二是“在同一时期内保持不同的选择”,即必须抱有现实的态度。
俾斯麦在世时创下了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外交奇迹。但是他的现实政治外交有其难以克服的“阿哥硫斯之踵”。
第一，过于片面强调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忽视合作的可能性。俾斯麦相信，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是常态，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合作。“一个大国的政府对另一个大国政府的友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总是柏拉图式的，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完全为另一个大国效劳。”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建立在利益的短暂一致上，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变的旋律”。因此，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应当为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俾斯麦深知割占阿尔萨斯和洛林必然激起法国人无法熄灭的复仇之火，但是他又认为未来德法之间的战争是可避免的，为日后法德间必然的战争考虑，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掌握在德国手中，比让它们成为莱因河畔法国军队集结的中心更好一些。“我们的全部努力在于从战略上确保我国西南边界的安全，以抵御法国必不可免地向德国的进攻。”两地的最终割让，为德国在欧洲树立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强敌。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几百年来的世仇有可能通过一种新的睦邻精神而消除，俾斯麦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第二，俾斯麦外交思想具有很鲜明的个人特征，其外交政策建立在他个人天才的基础上。这种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对外交政策的主持者个人才干的要求极高，不仅要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同时要有强大的掌控全局的能力。但是，“在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决。但久而久之他种种复杂的安排却注定要失败。……俾斯麦改变了欧洲地图及国际关系模式，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其后继者能遵循的制度。一旦他出奇制胜的种种战术逐渐失去作用，后继者及竞争对手不肖，就只能从加强军备上追求国家安全，以减少对充满变数令人难以掌握的外交的依赖。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使德国被迫落入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由于俾斯麦的个人才干，使得德国不可能建立起一套保证俾斯麦外交政策得到持续实施的机制或制度。因此，他从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就成为德国外交政策改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