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疆
在中国文化史上，蟾蜍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自古以来，外表看似丑陋的它却承载了古人天马行空的绚丽想象：从原始的生殖崇拜到永生信仰，再到与神话结合成为月亮的象征，随后又加入了道教的神仙体系，融入了五行和阴阳观念……正因如此，蟾蜍身上汇集了生殖、长生、受水、辟兵、吐金等多项奇幻技能。时至今日，许多有关蟾蜍的典故和风俗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早在新石器时期，蟾蜍就已进入了我们祖先的视野中，成为最早的图腾崇拜之一。那时的氏族社会正处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发展的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有限，自然灾害、部落冲突对整个族群的繁衍带来了严重威胁，于是原始部族不得不通过高生育来保证族群的延续。在先民们的眼中，生育是一种上天赋予的神圣力量，于是能够产下大量卵的蟾蜍成为了生殖崇拜的图腾。
图1：查海文化蛇衔蟾蜍陶罐及细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的蟾蜍浮雕筒形陶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筒形陶罐上，还有一只蛇吞蟾蜍的浮雕（图1-右），这或许是后来女娲造型的雏形。后来，中原一带进入到仰韶文化时期，在前4800-前4300年的半坡聚落遗址，出土了蟾蜍的陶塑（图2-左上）；在前4600-前4400年的姜寨遗址，出土了绘有鱼和蟾蜍纹饰的陶盆（图2-右上）。再后来，随着仰韶文化向西传播发展，在前3000-前2650年的甘肃、青海马家窑聚落遗址的陶器中，也出现了大量蟾蜍和蝌蚪的纹饰（图2-下）。
图2：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蛙和蝌蚪纹饰及陶塑蛙
后来，中原地区进入到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时期，在前2400-前1900年的陶寺遗址中，首次出现了铜质蟾蜍（图3-左上）；与此同时，龙山文化中的煤山类型向南发展，与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相结合，在前2100-前1700年的肖家屋脊文化孙家岗遗址瓮棺墓中，出土了疑似来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蟾蜍佩饰（图3-右上）。然而，蟾蜍陶塑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前1600-前1300年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宫殿遗址中，仍然出土了灰陶蟾蜍（图3-左下）。除此之外，历经一千多年后，曾经的马家窑文化的后代已被中原地区的人视为“西戎”，其中的一支在商周之际朝东北方向长途迁徙，最终来到了燕山脚下，形成了山戎部落。在春秋时期的山戎遗迹中，发现了蛙面蹲坐石人（图3-右下）。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在生产力上的落后，大自然对于部族繁衍仍然构成了挑战，那么蛙面石人就可以被视为上古时代蛙生殖崇拜的延续。
图3：铜石并用时期的蟾蜍形象与游牧文化的蛙面石人
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里的创世女神，不论是从名称上，还是造型上，女娲都与蛙有密切的联系。从名称上而言，当代学者易中天在《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一书中提出，“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在造型上，从一开始女娲便与另一位创世神伏羲以交尾的姿态共同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言，其原型或许源于自然界中蛇吞蛙的意象：一方面，蛇与蛙一样，同样有冬眠的习性，在古人看来也拥有永生的力量；另一方面，蛇的繁殖力也十分强悍，于是人们基于蛇吞蛙的场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辽宁凌源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中蛇衔蛙造型的铜饰（图4-左）。到了汉代，按照《帝王世纪》中“疱牺氏（后世音谬为伏牺）……蛇身人首……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女娲氏……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的记载，人们根据这两位创世神在生育、信仰等族群繁衍方面的贡献，在蛇衔蛙造型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伏羲女娲图（图4-中、右）。
图4：蛇衔蛙和伏羲女娲交尾造型
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人们的关注点从族群的繁衍逐渐转向了个体的长生不老，蟾蜍冬眠的习性被古人看作是能够“死而复生”，于是在它身上寄托了永生信仰。蟾蜍的“死而复生”与月亮周而复始的盈缺变化带有相近的内涵，当代考古学家严文明在《甘肃彩陶的源流》中甚至推断，新石器时期彩陶纹饰中的蛙母题体现的就是月亮神崇拜。但实际上直至汉代，蟾蜍与月亮之间的关系才通过一则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明确建立起来。《古今事文类聚》转引汉代张衡《灵宪》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旦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美丽的嫦娥义无反顾地奔月让这个原本荒芜、冰冷的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天中记·卷一》转引汉代《诗推灾度》载，“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宋均注：穴，决也。决鼻，兔也。）始明”，大意是嫦娥奔月三天后便让月有了精魄，八天后月便开始发光成为了“月亮”，嫦娥所变的蟾蜍也显现了出来。从此以后，月亮也被称为蟾宫，东汉郭宪《汉武洞冥记》记载了汉武帝时修建的观赏月影的高台名为“眺蟾台”。
图5：西汉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蟾蜍与月
嫦娥之所以奔月后变身蟾蜍，恐怕与她服用西王母的灵药有很大关系。在西王母神话中，蟾蜍在捣制灵药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汉乐府《董逃行·欲上谒从高山》揭示了其中的缘由，其诗云“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原来，灵药取材于中国古代神树之一的若木末端，而据《淮南子·卷四·坠形训》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若木的末端是十个太阳，而“阳积精为日”（《太平御览·卷四》转引《龙鱼河图》载）；与此同时，朱熹在《周易参同契注》中指出“蟾蜍是月精”，这就意味着长生灵药是取自于阳，练成于阴，其中体现了古人阴阳和合万物生的朴素观念。
在众多存世的汉代画像石上，炼制丹药的场景一共有三种：其一是蟾蜍与玉兔一同捣药（图6-上）；其二是蟾蜍高抬双臂举起药臼，玉兔捣药（图6-下）；其三是玉兔在捣药，蟾蜍用脚将捣好的药在盘中搓成药丸（图7-左）。人们除了服用不死灵药，还可以通过食用头上长角的蟾蜍获得长寿，《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玄中记》载，“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当然，人们对蟾蜍永生的美好愿望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现实中的蟾蜍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解热毒的中药材，明代缪希雍撰《神农本草经疏·卷二十二》载，“（蟾蜍）禀土金之精气，上应月魄，性亦灵异……其主痈肿、阴疮、阴蚀、疽疠、恶疮、猘犬伤疮者，皆热毒气伤肌肉也”。
图6：东汉山东嘉祥宋山祠堂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蟾蜍炼制丹药形象
图7：蟾蜍搓药丸和抱药瓶的形象
自嫦娥奔月变蟾以后，蟾蜍便成为月亮的象征。中医以蟾蜍指代月亮的盈亏循环，继而根据其所引发的人体气血的盈亏变化，规定了针灸中的时令禁忌，据《太平御览·卷四》转引《抱朴子》载，“《黄帝医经》有虾蟆图，言月生始二日虾蟆始生，人亦不可针灸其处”，此处的“虾蟆图”后来也被称为《黄帝虾蟆经》。唐宋之际，自然界中的灵异蟾蜍带上了月亮的光芒，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天咫》载，“长庆中（821-824年），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光属于林中如疋（pǐ，同‘匹’）布。其人寻视之，见一金背虾蟆，疑是月中者”；宋代黄休复在《茅亭客话·卷五》中也记载了伪蜀的一位村夫将捉到的白蟾蜍在市场上售卖，一位王姓医工花了一缗钱买回家后，“所止虑其走匿，因以一大臼合于地，至暝，石臼透明如烛笼”，蟾蜍发出的光居然能把厚厚的石臼照得像灯笼一样，于是“王骇愕，遂斋沐选日，负铛挈蟾，辞家往青城山”，这种异兆之下，王姓医工打包行李，辞别家人，带着蟾蜍前往青城山，也因此躲避了后来北宋伐蜀的战乱。
不仅如此，由于“月为太阴之精，生水在地，故为阴也”（《黄帝内经太素·卷第五》），因此蟾蜍成为了“受水”的对象。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卷十一》中便记载了“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在农业社会，降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粮食的收成，于是蟾蜍便承载起了祈雨的使命，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大过·升》载，“虾蟆群聚，从天请雨。云雷集聚，应时辄与。得其所愿”；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第十六》中记述了祈雨仪式的具体步骤：“凿社，通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虾蟆焉，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后来，这种风俗逐渐消失，甚至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据《万历野获编·卷十九》载，有一年天下大旱，为了祈雨禁止杀生，皇帝身边的给事胡似山“上章请禁捕鼃（注：蛙的异体字），可以感召上苍”，结果却引来了汤显祖的嘲笑，还送给他“蛤蟆给事”的绰号。尽管如此，祭蛙求雨仍在一些偏远地区保留了下来，并融入了当地民族的神话。时至今日，红水河沿岸的壮族村寨每年都要祭祀蚂拐（即蟾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图8：蟾蜍造型的砚滴
除此之外，蟾蜍的“受水”技能也使其成为了文房砚滴（图8）和建筑排水构件（图9）的造型。宋代髙似孙所撰《子略·纬略卷八》载，“广川王（即刘去）发晋灵公冢，甚瑰壮，器物皆朽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砚”，刘去盗掘了春秋时期晋灵公的墓，然后便将出土的玉蟾蜍当作了砚滴。唐宋时期，蟾蜍砚滴依然十分流行，唐代刘禹锡有诗云：“玉蜍吐水霞光静，彩翰揺风绛锦鲜”（《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南宋刘克庄也曾写下《蟾蜍砚滴》一诗。另外，蟾蜍的形象还出现在一些古建筑中承接水的部件上：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洧水》载，“旧引绥水南入茔域而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蜍吐水，石隍承溜（即屋檐下承接雨水的槽）”。
图9：唐上阳宫泄水构件石蟾蜍，洛阳博物馆藏
当蟾蜍带上了月亮的特征，其自古所拥有的“生殖神力”也赋予了月亮，继而演变为“梦月入怀，犹生天子”（《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的大吉之兆：如果诞下男婴，在将来会成为一国之君；如果诞下女婴，亦能成为一代临朝称制的女主。“梦月入怀”最早出自《前汉纪·前汉孝元皇帝纪》中关于汉元帝刘奭皇后王政君的记载，“方妊正君，梦月入怀……年十八，宣帝时入掖庭为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见殿内，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当汉元帝于公元前33年去世后，他与王政君的儿子刘骜即位，但朝政却由王政君与其兄共同执掌。东汉末年，据《搜神记·卷十》载，“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后来孙策与其弟孙权共同开创了吴国的基业。到了宋代，据《宋史·卷二百四十二》载，“章献明肃刘皇后……初，母庞梦月入怀，已而有娠，遂生后”，刘皇后即宋真宗赵恒第三任皇后刘娥，宋真宗去世后，“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 （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到了明代，据《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载，“孝宗孝康皇后张氏……母金氏，梦月入怀而生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是年，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虽然张氏没有能够临朝称制，但她是明孝宗后宫里唯一被正式册封的女人。到了清代，《清实录·雍正朝实录》记载了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尝梦月入怀，华彩四照，已而诞上……诞生之夕，祥光煜爚（注：yù yuè，光灿闪耀），经久弗散，阖宫称异”，雍正帝出生当晚祥光普照紫禁城，这或许是梦月入怀后月亮带来的光芒，虽然未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梦月入怀的吉兆是一如既往的。
历史上，由于古人并不知晓月食的原理，于是清代以前（注：天狗蚀月观念在清代首次出现）的一千多年都认为月食是蟾蜍所为。《淮南子·卷十七·说林训》载，“月照天下，食于詹诸（即蟾蜍的谐音）”。在古人看来，蟾蜍食月是天下灾荒和战乱的凶兆，据瞿昙悉达所撰《大唐开元占经》转引《河图》载，“蟾蜍去月，天下大乱”；《黄帝占》载：“月望而月中蟾蜍不见者，月所宿之国，山崩、大水、城陷、民流亡，亦为失主，宫中必不安”。《易纬》载，“月中蟾蜍去月，经三辰，天下道俱有逆事，臣勉君战，不出三年”。《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春秋运斗枢》载，“政纪乖，则蟾蜍月精，四头感翔（注：感翔即为妖）”。
除此之外，古人也将蟾蜍的灵异视为上天的启示：蟾蜍现世是世间的吉兆，据《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八》转引《道书》载，“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祥瑞”；但如果只是闻其声而不见蟾蜍，或是蟾蜍出现后不久便消失却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厄运。《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东观汉记》中记载了东汉初年渔阳太守、建忠侯彭宠的一则故事，“彭宠堂上闻虾蟆声，在火炉下，凿地求之，无所得。宠为奴所杀”，彭宠因未被分封而发动叛乱，在寓所的火炉下听到了蟾蜍鸣叫，挖开地面也没能找到，不久后便被奴仆所杀。《北史·卷八十九》也记载了隋代太子杨勇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于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杨勇入主东宫后经常遇见鬼魅，于是隋文帝让当时著名的阴阳家萧吉前去祷告神明，平息灾异，然而就在萧吉祭祀土地神的时候，却出现了蟾蜍入人门，跳上赤帝的灵位，然后又出人门后消失不见的异象，这或许预示了杨勇最终无缘帝位，身败而亡的命运。
到了唐代，史料中有关蟾蜍异象的记载屡见不鲜。唐高宗在位时，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九》转引《潇湘录》载，“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蟆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唐高宗为了医治头痛，在宫中挖药炉时蹦出了一只背上写有朱字“武”的金色蟾蜍，放归后在别的地方挖药炉时又蹦了出来，虽然后来这只蟾蜍被除掉，但天命难违，杀蟾蜍的宫人暴病而亡，武后也成功完成了“武周革命”。后来武则天即位后，据《旧唐书·卷三十七·志第十七》所载，“神龙中，渭河有蛤蟆，大如一石鼎，里人聚观，数日而失。是岁，大水漂溺京城数百家，商州水入城门，襄阳水至树杪”，巨型蟾蜍的离去也宣告了武周政权的灭亡。后来李隆基刚即位不久，据《新唐书·志第二十六·五行三》载，“先天二年（713年）六月，京师朝堂砖下有大蛇出，长丈余，有大虾蟆如盘，而目赤如火，相与斗，俄而蛇入于大树，虾蟆入于草。蛇、虾蟆，皆阴类；朝堂出，非其所也”，这种蛇与蟾蜍在朝堂上打斗的异象或许就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先天政变”。
蟾蜍的天启对于帝王之家如此，对于普通官员的命运亦然。《旧唐书·卷三十七·志第十七》记载了乾元年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揆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李揆作相前一月，有大蛤蟆如床，见室之中，俄失所在。占者以为蟆天使也，有福庆之事”，李揆在床上见到了蟾蜍，算命先生认为这是福报，但他却没有留意到蟾蜍“俄失所在”，也就是出现后不久便消失了，这也预示了李揆虽不久后升任了宰相，但并没有在宰相之位上坐得长久，后来甚至经历了“家百口，贫无禄，丐食取给……流落凡十六年”（《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列传第七十五》）的凄惨命运。另据《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一》转引《北梦琐言》载，“新繁县有东湖，徳裕为宰日所凿，夜梦一老父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后于土中得一蟇（同‘蟆’，即蟾蜍），径数尺，投之水中，而徳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应七九之防”，晚唐名相李德裕的荣华富贵都有赖于一只蟾蜍的庇佑，而当蟾蜍现身后被人丢入水中时，也就宣告了李德裕的死期。正因蟾蜍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民间的蛙神祭拜从未断绝，到了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十二·青蛙神》中记载了“江汉之间，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几百千万，有大如笼者。或犯神怒，家中辄有异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缘滑壁，其状不一，此家当凶。人则大恐，斩牲禳祷之，神喜则已”。
图10：东汉壁画和画像石中的蟾蜍舞蹈形象（左：陜西定边郝滩乡墓；右：四川博物馆藏）
在道教神话中，蟾蜍身为西王母的侍从，除了捣药的本职工作以外，还以舞者（图10）和卫士（图11）的形象出现。魏晋时期，据《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神仙传》载，“葛玄指虾蟆使舞，皆应弦节，使止乃止”，蟾蜍在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的指挥下伴随节奏，翩翩起舞。与此同时，蟾蜍的不死之身和卫士的身份，体现了蟾蜍自古以来的“辟兵”（即躲避兵器伤害）技能。春秋时期的《文子·上德》载，“蟾蜍辟兵，寿在五月之望”；如果根据陕西洋县下范坝出土的商代蛙纹钺来推测，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图12-左）。到了汉代，《抱朴子·内篇·仙药卷十一》中对如何利用蟾蜍来“辟兵”进行了具体的指导：“肉芝者，谓万岁蟾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在唐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上，守护天神的武将的盾牌上也绘有蟾蜍的形象（图12-右）。
图11：山东嘉祥洪山村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蟾蜍形象
图12：中国古代兵器上的蟾蜍形象
到了唐代，道教中的蟾蜍成为凡人修道成仙的点化神兽。唐代杜光庭《题北平沼》有云，“宝芝（即灵芝）常在知谁得，好驾金蟾入太虚”，“入太虚”即得道成仙。五代时，据《神仙济世良方·下卷》载，全真教北五祖之一的刘海蟾，“仕辽为相，遇吕大仙（即吕洞宾）即解印佯狂，避于秦川……吕大仙授以丹道……道成，遁迹终南太华山，生（即升）于到（即道）坛”，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亦是“偶戏金蟾成正果”。宋元时期，金蟾舞和琼花开成为了升仙的吉兆，南宋曾慥在《编列仙传》中记载了蒲江主簿王兴辞官后在秋长山修炼，“山下洞穴有千岁金蟾，见者当得道；山顶琼花叶若白檀，花开即有人升天。兴于此山九载修炼，忽见琼花吐艳，金蟾跳跃，云车来迎，白日升天”；《全金元词》收录的《挂金索·二更里》写道，“二更里，人静万事都无染。一对金蟾，上下来盘旋。吓退三尸（注：北宋张伯端《悟真篇》载，“杀尽三尸道可期”），奔走如雷电。白雪漫漫，降下琼花片”，词中所描述的也是修道成仙的场景；元代画家颜辉《蛤蟆仙人像》中的仙人也是左手拈琼花枝，右手将一只金蟾托在肩上（图13）。
图13：元代颜辉绘《蛤蟆仙人像》，绢本设色，日本京都知恩寺藏
明清之际，蟾蜍修道升仙的吉兆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受众人青睐的招财绝技。这一时期，民间根据刘海蟾戏金蟾的故事，构想出了“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传说：刘海蟾收了一只金蟾的仙丹，刘海蟾让它吐出金钱接济四方百姓，于是家家户户便将这只生财的金蟾供奉起来。明代《金瓶梅词话万历本·第十五回》记载了上元灯会，有“刘海灯，倒背金蟾，戏吞至宝”；清代《霓裳续谱》收录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备万寿庆典“花鼓献瑞”的戏曲中，也有“好个刘海仙，行行步步撒金钱，脚踹着金蟾子，又把那丹来献”的唱辞。实际上，金蟾吐金并不是完全凭空杜撰，而是蕴涵了五行八卦的原理，据《道书十二种》收录的清代道士刘一明《西游记百回详注·第九十五回》载，“蟾者，金蟾……土能生金……广寒为纯阴之地，即‘坤’之象，土在‘坤’宫则为真，而能生物”，也就是从五行上来讲，土在坤卦中才能生金，而蟾蜍所代表的月亮是纯阴之地，在八卦中正属坤卦之象，于是金蟾才能吐出金子来。
图14：明清时期刘海戏金蟾的形象
然而遗憾的是，在蟾蜍吐金生财的形象深入人心的同时，关于蟾蜍的另一种并不光彩的形象自小说家的笔下流传开来，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比喻没有自知之明，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一用法最早出自明代施耐庵《水浒传》第一百零一回，开封府的排军王庆看上了童贯许配给蔡京当孙媳妇的女子，结果被童府中的董虞候察觉，怒声喝止后，吐了口唾沫骂道：“啐！我直恁这般呆！癞虾蟆怎想吃天鹅肉！”后来，王镀在戏曲《春芜记》中描写了丫鬟对书生宋玉求娶小姐颇为不屑的唱词道：“看你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要想我家小姐，正是那癞虾蟆思量天鹅肉吃。”到了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中，平儿在听凤姐说贾瑞调戏她的事情后，嘲讽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直到今天，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俗语仍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