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汨罗，是我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并称为五大书记。
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年仅23岁的任弼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任弼时始终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
正如叶剑英元帅评价任弼时所说：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然而，就在中国革命终于胜利，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之时，任弼时却没能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就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终年46岁。只留下光辉革命事迹，供后人瞻仰。
任弼时的这一生，始终贯穿着“三怕”：“怕工作少”、‘“怕用钱多”、“怕麻烦人”，他的心里只装着革命、国家和人民，唯独他自己可以为了这些放弃一切。
对于子女的教育，任弼时也十分看重，勤俭持家，低调做人一直是任弼时教育子女的准则。“凡事不能超越制度”是任弼时教育子女的一句“口头禅”。
图 |任弼时
积劳成疾，不幸逝世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开国元勋齐聚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但在城楼上似乎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任弼时。
为什么在这新中国成立的重要时刻，任弼时却不在呢？
因为任弼时生病了，且病得很严重。
在这之前的1949年3月25日，任弼时随着中央“进京赶考”，第一站便是在西宛机场阅兵，阅兵后任弼时突然发病，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许多。
在1928年至1929年的两年时间里，任弼时两次被捕，被特务使用电刑，后背上烧出了一个洞，心脏受损严重 。而后虽被组织救出，但却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病。
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陆陆续续因高血压问题病倒，好在都不是很严重，但却在入京以后，任弼时迎来了革命生涯的终点。
西苑机场发病后，任弼时低压一百五，心跳速度一百一十以上，相当于躺着的时候，身体已经在承受着人在奔跑时的脉搏强度，这对于身体而言是致命的。
病未好时，任弼时坚持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因为任弼时还要负责筹备4月11日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大会和5月4日召开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准备期间，任弼时还专门撰写了一万两千字的政治报告，交给毛泽东审阅。
4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朱德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次日，任弼时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有一万两千字，念都要念都要念一两个小时，对当时身体虚弱的任弼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任弼时讲完第一部分后，身体出现了反应，头晕气喘明显能看得出来，身边的同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休息的时候，同志建议由别人来替他作报告。最后身体原因实在不允许，任弼时才答应由别人来代他宣读，但还是坚持要坐在主席台上，等会议结束。
会后，五位书记还要宴请四野的高级指挥官，为他们南渡长江送行，任弼时仍然决定抱病参加。连医生都看不下去，劝他赶紧休息。等到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任弼时才答应请病假。
这次会议之后，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刻不容缓了。高血压引发的动脉硬化、糖尿病、脑供血不足等问题纷纷出现。消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当即决定让任弼时暂时放下所有工作，搬到玉泉山去治疗休养。
5月4日，任弼时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名誉主席，北平3万学生走上街头，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然而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却容不得他参与其中。
5月8日，大会进行到第五天时，任弼时的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状态。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即派遣一支由苏联专家组成的医疗专家组远赴中国，赶往北平，为任弼时做全面身体检查，检查后苏联医生给出检查结果是任弼时脑部血管已经发生系统性病变，另外还伴随糖尿病，以及肾硬化，心机功能障碍等一系列疾病。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此时，任弼时因为病情的原因，没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只能在病榻上用收音机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11月月底，在苏联专家的要求下，任弼时被转到苏联拉维赫疗养院治疗。在苏联养病期间，任弼时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控制。
在医生的允许下，任弼时已经可以每天工作4个小时，之后逐渐增加到6个小时、8个小时。但医生的建议还是每天工作不能超过4个小时。
1950年5月，任弼时结束在苏联的疗养。5月28日，任弼时回到北京，把体检报告交给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傅连璋，傅连璋重新拟定后转交给了毛主席。
起初回国的一段时间里，任弼时参照医嘱，每天在家里坚持做两到四个小时的康复训练。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任弼时再也不能安心在家里休养。心里很是焦急的任弼时，没有多想，迅速就起草了一份要求恢复工作的报告，将其交由毛主席批示。
起初，毛主席是不同意的，但是毛主席也知道自己这位老朋友的脾气，最后鉴于种种原因，还是同意了任弼时的请求，允许他恢复工作。但同时也要求任弼时每天工作不超过四小时。
恢复工作后，繁多的工作使任弼时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压下来，不久之后身体就出现了不适的反应。九月到十月本是任弼时休养的时间，保健大夫在不停地催促任弼时休养，但被他推到了12月。无可奈何，保健大夫只好依着他。
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登上了天安门广场，与其他四位书记一同检阅了共和国军队，心情很不错，弥补了去年的遗憾。但仅仅在24天之后，任弼时病情再度恶化。
10月25日凌晨，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力伯畏突然接到电话，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说今天早晨任弼时情况很不好，这时任弼时还没有出现非常严重的情况，只是出现头疼无力的情况。
力伯畏赶忙赶到任弼时的家中，起初以为是高血压的毛病又犯了，但却发现情况十分严重，话都说不出来，便立即打电话给傅连璋。
随后傅连璋马上请苏联专家和国内的几位专家前往会诊，在家中展开了抢救。但是，任弼时的病情仍然持续恶化，出现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失语、血压突破230，脉搏超过100，傅连璋紧急向中央发去了任弼时的病危通知书。
尔后，虽然专家们竭尽全力抢救，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不幸病逝，享年46岁。
任弼时逝世消息传来，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万分悲痛。任弼时出葬时，毛主席亲自扶柩送挚友最后一程，周总理当着晚辈的面失声痛哭。
一生中有“三怕”
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是怕工作少，二是怕用钱多，三是怕麻烦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三怕”贯穿了任弼时的整个革命生涯。
1947年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转战陕北，任弼时任中央支队司令。每到一个驻地，作为司令的任弼时总是亲自安排住房，安排首长的警卫，组织物资的供应，还要参与中央的决策。他永远是最忙的那一个，但他也是身体最差的那一个。
1948年4月23日，任弼时转战西柏坡，中央大院东边的一户小院里，便是任弼时的临时住所。由于长期舟车劳顿的原因，任弼时血压一直下不来，医生一直劝他多休息。于是任弼时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每天搬个帆布椅子，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休息，但也没闲着。坐在椅子上看文件，处理公务。周恩来知道任弼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专门对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廖鲁言要求“凡是有关政策的传观材料，望及时送弼时同志审阅。”
三大战役期间，任弼时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但仍然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昼夜聚在一起，研究战略部署。淮海战役时，任弼时长期无法正常休息，血压飙升到两百多。尽管医生三番两次要求任弼时停止工作，但他坚决拒绝。
医生退而求其次，要求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任弼时也拗不过医生的要求，便答应了。但实际上任弼时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超医生规定的时间。
任弼时在给女儿的信中写到：“我最近身体又不太好，因为经常开会，血压又涨了，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尽管任弼时信中劝女儿宽心，但医生告诫不要熬夜时，任弼时总是反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一生严于律己，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家风。战争时代，任弼时的生活水准与战士无任何差别，经常以野菜米糠为食。
长征的艰苦让任弼时更加节俭朴素，在革命年代，他常常布衣草鞋，一件背心，他一穿就是十余年；一条毯子，从长征一直用到去世。
到去世，任弼时都还珍藏着半截皮带，这半截皮带也是大有来历。
当时，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任弼时把身上能吃的都给吃了，只剩下一条皮带，此时他便用小刀把皮带割成一小截的长条，规定每天每顿只能吃三块。
直到走出草地，这根皮带还剩下半截，便被任弼时收藏起来了。
解放战争后，任弼时依旧不改初心，在香山居住时，任弼时在房间每个点灯开关之处都会写着“人走灯灭”的标语，提醒节约用电。就连工作人员进城去办事，他都要嘱咐大家把事情集中起来，走一趟就把事情都办完，目的就是减少用车，节省汽油。
当时，中央给任弼时配了一辆公车，车是瑞士产的老吉普，已经很久了。建国初期，斯大林送了几辆“吉姆车”，给新中国中央领导用。任弼时身体不好，原来配给他的车又旧还漏风，行政部门便决定给他配一辆。身边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时，一蹦三尺高，准备立马去把车子领回来。任弼时却阻止道：“莫去，我那辆车还能开啊，把车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为方便任弼时办公，中央办公厅曾打算把一个机关迁走，让他搬进去住。任弼时知道后很是生气，对负责此事的同志大发雷霆：“那是一个机关，怎么能为我一个人而牵动一个机关呢！”为了解决此事，任弼时只好将自己的住处放在马路边上，目的就是不让机关迁就他。
这个小院子十分破旧，负责生活的同志又想把房屋重新给弄一下，就连任弼时自己也有些看不下去，于是要求只进行必要的修缮，其他的一律不动。任弼时说：“花钱太多了，现在国家困难，应该把钱花到建设上去。”
任弼时去苏联治病时，也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不带家属，随行越少越好，连翻译都不用；二是要节俭，添置的衣服必须节俭，不能浪费。
除了勤俭持家怕花钱外，怕麻烦人也是任弼时身上的一个重要标签。1949年5月，任弼时同志在玉泉山休养所养病，一天晚饭后，任弼时在护士和医生的陪同下，到休养所附近散散步。在一口水塘边上，有一老汉拿着竹竿蹲着。任弼时以为有人在此垂钓，便凑上去过过瘾，但这位老汉却不是在钓鱼，而是在赶鸭子。
见到有人来，老汉有些闷闷不乐，任弼时便问原因。老汉说不知道谁在水塘里放鸭子，偷吃了他家的稻谷，害得他这几天一直在守着。任弼时看着水里的鸭子，感觉有些不对劲，便问陪同的护士：“这些鸭子哪来的？”
护士见任弼时口气很严肃，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出来：“炊事员见您血压高，特意准备的几只水鸭，水鸭凉性，一可以降血压，二可以补身体。机关没地方喂，就只好放在水塘里。”
这下任弼时顿时火大，向老汉赔礼后，赶紧交代警卫员：“赶快把鸭子赶回去关好，莫让跑出来害人。”
1949年，任弼时和已经分别了22年的妹妹在北京见面。妹妹任培辰想要哥哥帮个忙，给湖南省委写个条子，帮妹夫找一份工作。
然而，任弼时却对妹妹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为了私事给省委写条子，影响不好。”虽然话不多，但也包含了很多道理。不喜欢麻烦人的个性，任弼时始终都在坚持着。
教育家人：“凡事不能超越制度”
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一共诞下九个子女，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任弼时夫妇迫不得已只能牺牲亲情，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
九个子女中，有的寄养在老家，有的放在苏联，有的走丢，有的早早夭折。在革命胜利之后，九个子女只剩下了四个。
吃过苦的任弼时，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任弼时次女任远征回忆父亲：“父亲严慈相济，家训甚紧，影响了后面的几代人”。而任弼时教育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凡事都不能超越制度。”这是他给子女们划下的最后的底线。
1946年，任弼时次女任远征刚刚十岁，千里迢迢从老家湖南到延安来和父母团聚。那时候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国民党又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生活物资都是配给制。
任远征到延安后，也分到了自己的生活用品。但小家伙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领东西的时候跟着管理员去仓库里玩。
突然她停在一个紫色封皮的小本子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管理员见她很喜欢，便送了一本给她，任远征对这个本子爱不释手。任弼时看见女儿手中的本子，便质问道：“这本子哪来的？”
任远征有些委屈，有些胆怯地说：“仓库管理员送的。”
“送回去！”任弼时很是生气。任远征只好解释道：“这是叔叔送的，不是我要的。”
任弼时严肃地给女儿讲道理：“这是给领导
用的，你怎么可以拿？咱们不能搞特殊！”
这是任远征第一次见父亲发如此大的火，只好赶紧把本子送回仓库。
解放以后，任弼时在家中事无巨细，处处过问，例如菜金是不是超了标准啊，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啊。在任弼时的要求下，家中孩子的衣服，要求大人穿完的，改成小的给孩子穿；哥哥姐姐穿完的，要给弟弟妹妹穿，直到破到不能再补了为止。
在生活中，任弼时更是提出“三不准”的规定：不准大声说话、走路不准有声音、不准打闹。
为了革命事业，任弼时只好压制住孩子们的天性，但这也让子女们更加懂得了什么是集体，什么是不以自我为中心。
1948年，任弼时全家都到了西柏坡，两个儿子天生好动，不知道从哪弄了辆自行车。但车漆都掉了，就像给自行车做一件车衣。于是他们兄弟两学大人的样子，打了一张白条，找警卫员要了6尺的白布，准备给自行车做一件衣服。
结果衣服还没开始做，就让任弼时发现了他们的“小计划”。顿时任弼时震怒，把两个儿子叫来身边，以非常生气的语气告诉两个儿子：“毛主席号召节约每一个铜板，他们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呢，你们居然敢用公家的布给车做衣服！你们这样好不好？”兄弟二人听了父亲的话面红耳赤，当即归还了白布。
任远芳回忆父亲的时候说：“父亲很少讲革命的事情，那时候年纪很小，对这些根本不关心，也不会问。”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任远芳都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苏联生活的时候也没人问。
在北京时任弼时也从不和子女谈及自己的身份，一直到任弼时去世的时候，家里来了好多人。别人给介绍这是刘少奇，这是陈毅，任远芳才意识到父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领导。得知父亲是五大书记之一，她更是惊讶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呆滞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
任弼时一直教育儿女要低调做人。任远芳在上大学时，就改掉了自己的名字，为的就是不想让别人认出她是任弼时的女儿。大学毕业之后，任远芳进了一家工厂工作，而哥哥和姐姐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工作，全程没有提及过自己父亲的身份。
任弼时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功成名就之时却不幸离世，一世的清廉没能给子女留下家产，但想必他那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已经成了后世子女用之不竭的财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