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冲突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整个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是根据中印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
自19世纪中期开始，英属印度当局就不断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千方百计地向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地进行渗透和扩张。
1912年，英国殖民者在中印边境中段，越过传统习惯线，非法占领了门隅、珞瑜等地，西藏地方当局多次交涉无果。
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贝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划在比例约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诿、迟疑不决，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克马洪线”图上签字。
毛主席会见尼赫鲁
1947年，印度独立。1950年11月，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发表声明，强调“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两国的边界线，并且声称：“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友好的重点。但就是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度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很不友好的举动。
1951年，印度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毛主席和中央政府对印度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的态度。
1954年10月，毛主席就对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与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尽管印度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国外交部也多次向印度当局提出交涉、抗议，但由于毛主席始终坚持中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领土争端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1959年，我国在西藏取得了平叛、改革的胜利，使印度制造“缓冲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于是，印度当局开始蓄意向我国挑起边境争端，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3月22日，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拉萨战役胜利结束的当天，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的领土要求，总面积约有1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印度当局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1959年5月13日，毛主席在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谈话的答复稿上，亲笔加写了一大推心置腹地的段话：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
印度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
毛主席亲笔写下的这段话，通过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坚定、坦率而又友好地向印度当局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毛主席公开将中国的“底”告诉了印度当局，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印度当局对这些好言相劝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在边境上暂时沉寂了一段后，又变本加厉地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妄图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乘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之机，将其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其具体办法就是印度政府宣扬的“前进政策”。
印度当局“前进政策”的目标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
在“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对中国边境展开了一系列蚕食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冲突。面对印度方面的不断寻衅滋事，毛主席主张“先礼后兵”，“退避三舍”。提出了一系列边境斗争原则。
1960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的几点说明中，传达了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守则》还具体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停止边防部队在边界线附近巡逻”。
在印度的挑衅面前，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边防部队还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以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这些克制和忍让，却被尼赫鲁政府视为中国软弱可欺，蚕食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退让是为了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他们定下的步步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决心已经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绝不会与印军直接对抗。印度舆论于是大肆吹嘘，说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在边境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印军有的前哨据点甚至设在了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从三面或四面威胁中国哨所，同中国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印军还不断拦截、袭击中国巡逻队、运输队，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事件。
当印度军队不断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的时候，毛主席及时地指示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度军队的进攻。当印度军队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时，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又适时制定了新的反蚕食斗争方针。
1962年7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加勒万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加勒万河谷事件。7月中旬，毛主席在听了相关汇报后说：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认为他的赖皮战术很有办法，前几天印度报纸有个消息说，尼赫鲁、梅农的战术是拿破仑战术。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是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随后，毛主席又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两句，形成“十六字方针”。所谓“决不退让”，就是：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从这一处向中国哨卡逼近，我可视情况从另一处向印军据点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所谓“避免流血”，就是：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对逃跑入侵之印军，网开一面。基本形式是顶、逼、围、堵。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核心是武装共处，绝不退让。周恩来后来在解释这个思想时说，揭露反动民族主义，实行军事共处、长期斗争，这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的办法，就是军事共处，长期斗争，又斗争，又团结；又开火，又谈判。时任外交部长陈毅也说：如果印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可以达成协议；如果它不想解决，我们就同它拖，形成长期武装和平共处的局面。
武装共处是在敌对势力进行军事挑衅而又尚未发展到战争时，毛主席提出的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方针。这种方针要求我方既不惹事，又不示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遏止和避免扩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