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刊发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题为《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 唐仁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揽，回顾第一个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光明前景，深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是一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一条重要线索，党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走过的百年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的百年奋斗史诗的重要组成，是党的初心使命最生动的诠释。农业农村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系统梳理党领导做好“三农”工作的历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前进动力，接续拼搏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谱写新的“三农”华章。
一、从百年党史看，“三农”问题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一以贯之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焦点和任务不同，但“三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这是由“三农”问题本身的一系列本质特性所决定的。“三农”问题具有政治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长期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解决“三农”问题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也必将伴随现代化全过程。“三农”问题具有基础性，农业是关系吃饭问题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关系政权稳定的基本群体，农村是关系永续发展的战略后院，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农业农村这块“压舱石”如果稍有动摇，就会影响经济社会大局。“三农”问题具有全局性，“三农”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事关国家现代化全局。“三农”问题具有战略性，构建新发展格局，农业农村可腾挪的空间、可投资的领域、可激发的动能都很大，新阶段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稳住农村这个大后方和根据地。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一时一地可能看得还不那么清楚，但如果放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用大历史观来观照，就能看得很明白。
第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三农”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依靠。
党旗的图案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最开始的洋镐锤子、“犁头旗”，再到镰刀斧头，最后定型为镰刀锤头。这个历程，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党对于革命力量和革命路线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从城市暴动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旧中国，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被剥削、被压迫、很多时候也是被遗忘的群体。最典型的农民形象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愚昧保守、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近代以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也包括中共成立之初，都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直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农民人口众多、深受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只有将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革命才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在1919年所作《青年与农村》中就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一些初步和朴素的认知，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因而，他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首次阐述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早在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彭湃等就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同时各地纷纷建立农会，开展减租运动，农民被广泛发动起来投身革命。在古田会议上，党首次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通过思想教育、诉苦运动等，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成功地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把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变成了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坚定革命力量。对于我们党与农民关系结合得如此紧密，当时的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曾经感叹“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燃起了星星之火，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当时党还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模式，认为城市斗争高于农村斗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取中心城市，最后都失败了。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随后，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陕甘边等根据地像雨后春笋一样创立并发展壮大。面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存在“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到抗战结束时，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解放战争时期，党把农村根据地作为战略大后方，立足农村、依靠农民，解放区越打越大，连接成片，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
在党的领导下，土地革命逐步广泛地开展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不竭动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党内首次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党深入农村以后，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摆在面前。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党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把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无任何代价予以没收，分配给劳苦的农民。毛泽东在寻乌、兴国等地深入调查后，在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的完整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毛泽东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这非常生动地表明了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适应斗争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土地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1947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并归个人所有。到1949年6月，在解放区已有1亿多农民获得了3亿多亩土地。1950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杜润生曾直截了当总结道：“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是工业化物质积累的主要来源，“三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工业化起步迟、底子薄，又面临国外的封锁，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党在这一时期是怎样领导农民开展建设、支援国家的呢？
一是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组织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道路。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党认识到，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毛泽东提出：“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党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互助合作，从以换工帮忙为主的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分红、重要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的初级社，再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高级社。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到1958年，开始由高级农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迈进。虽然这一时期向高级社过渡过快，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实际，明显走了弯路，但对当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人均预期寿命从1952年的35岁提高到1982年的68岁，文盲率下降到34.7%。与此同时，党领导农民彻底消灭了长期把持乡村政权的地主豪绅，改变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使得政权完全深入到乡村一级。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通过豆选、圈名、烫香洞等方式，第一次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
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提供了物质条件。党把农业恢复作为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带领广大农民重整山河、改天换地，在艰苦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针对当时水旱灾害频发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国家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建成了红旗渠、十三陵水库等一大批防洪灌溉工程设施，很多现在都还在发挥作用。又如，针对农业科技落后的问题，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农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将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到1956年就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1958年，毛泽东亲自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作为促进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1960年中央提出，从中央一直到公社的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凡是没有建立的地方都应该及早建立起来。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建立起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大体系。再如，针对农业机械化的空白，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国农机工业从零起步，先后研制推广了机耕船、水稻插秧机、水轮泵等，形成了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系列，到1979年农机总动力保有量达1.36亿千瓦。
三是探索建立以农补工，主要依靠农村积累，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强化了基础支撑。1953年，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展开，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农产品需求大幅增长。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国家粮食出现40亿斤缺口，粮食市场价格高于牌价30%至50%。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农村按照土地面积和质量等级征收公粮，在城里按照工作性质和年龄供应粮食，粮食开始凭票供应，后来列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200多种。统购统销缓解了粮食供需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物质资金积累。有专家测算，从1953年到1985年，通过统购统销，农业累计为国家贡献了约8000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30%。此外，农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群体，农村成为特殊时期吸纳城市劳动力就业的重要空间，1968年至1978年共有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村率先发起改革，“三农”为中国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并由此形成了全面改革的大潮；经济发展也是率先解决吃饭问题后，通过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获得了空前的产业结构升级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为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次作出了贡献。
一是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小岗村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个简单朴实的道理，在当时却是惊天动地的创举。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五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认可、推广，并在政策上进行细化和完善。到1986年初，全国99.6%的农户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生产关系的变革空前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一年见成效，几年就大变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以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以形成，构成了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通过改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历史性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登上6000亿斤、7000亿斤、8000亿斤三个千亿斤台阶。林毅夫曾经测算，1978年到1984年，作物产出增长的43.6%归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增长的94%归于家庭责任制改革。2008年起，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达到400公斤以上，到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1.22万亿斤，比1978年翻了一番。
二是取消统购统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改革后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购销体制和流通体制也逐步由计划向市场转变。1983年中央逐步缩小农产品统派购范围，1993年全面放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购销，粮票等退出历史舞台。1984年把“两水”(水果、水产)价格放开，到2005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市场，农产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广大农民在取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之后，又取得了产品交换的自主权，邓小平称这是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包干到户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国家放开政策允许农民搞工业、允许个人搞商品流通，乡镇企业乘势而起，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挤出一条缝隙，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化发展的一支劲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来单一搞种养的格局，倒逼国有企业开始市场化改革，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变。
三是农村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为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物质保障。改革初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形成了就地转移浪潮。90年代后，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活动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规定被逐步取消，在市场规律作用、利益机制驱动和城市文明感召下，亿万农民开始“离土又离乡”，形成了农民工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新浪潮，这不仅极大拓展了农民就业发展空间，更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亟需且宝贵的劳动力资源。此外，通过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低价征用、高价出售，还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以2004年为例，农民工月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雇用农民工每人每月可以省796元，以当时全国1.2亿农民工计算，全年因雇用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就高达1万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增量，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等方面的隐性节省。以2012年为例，国家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2.91万公顷，若按全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均价计算，共计3.73万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三成多。
第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是全面小康的主战场，“三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聚焦发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亿万农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
一是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经过多年探索，基本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工作中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完善粮食支持保护制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的“十七连丰”，连续6年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冲击，一度引发很大恐慌，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但是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风景这边独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对保持社会稳定“功不可没”。
二是把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底线任务，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小康的标志性工程。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党中央作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由此拉开。8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扶贫工作，他强调：“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责任书、立下“军令状”，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起奋斗在扶贫一线，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年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广大贫困群众跟着共产党，艰苦奋斗、苦干实干。在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补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短板。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都不得不承认：“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其中一个特写章节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
三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2016年在小岗村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深改组和深改委会议58次，其中有26次审议农村改革重大议题，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等20多个文件，新一轮农村改革“四梁八柱”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新活力。
这一时期，党指导农村改革有多方面理论和实践创新。比如，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所时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同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推进“三权分置”。这是对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土地“两权分离”的重大发展，是党的“三农”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在世界土地制度史上也具有全新的非凡意义。以“三权分置”理论为指导，我们还在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再比如，城乡发展“两个规律”理论。2018年9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这是继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后的又一重大判断，为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制度保障，系统阐释了坚持走“七个之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出推进“五大振兴”。2020年以来，又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要求。党和国家制定出台多个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共同构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
回首百年征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亿万农民谱写了“三农”的时代华章，实现了翻身解放、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有三组数据变化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其一，粮食产量从3000亿斤到1.3万亿斤。3000亿斤是193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粮食产量最高的年份，到1949年降到2263.6亿斤，人均209公斤。2020年粮食产量为13390亿斤，人均474公斤。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近20%人口的吃饭问题。
其二，农民年人均收入从44元到17131元。根据联合国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当时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44元，1978年增加到134元，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速连续快于城镇居民，2020年达到17131元，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到2.56∶1。尤其是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增加到2020年的10740元，如果再算上“两不愁、三保障”，远远高于世界银行的国际极端贫困标准。
其三，恩格尔系数从90%到32.7%。90%是1949年我国农民的恩格尔系数，现在已经降至32.7%。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农民已经从贫穷迈进了相对富裕阶段。农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的一升一降，看似小数字，实则大变化。同期，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得到极大改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流行的现代化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干活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电、通光纤和4G网络，从曾经高达80%的文盲比例到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从缺医少药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这可不是小事情，2020年以前，美国有28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这些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提供了有力支撑，激励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始终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农业农村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是继“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之后，把乡村振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联系到一起的重要论断。“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三农”要发挥“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基础支撑作用。保供固安全，就是要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局中，压实农业稳产保供这块压舱石，稳固国家安全。振兴畅循环，就是要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格局中，挖掘农村消费、投资巨大潜力，打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容提速。展望未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蓝图已经绘就、前景十分广阔，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好愿景必将成为现实，“三农”一定会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再次谱写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二、从大历史观看，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是对我们党、国家、民族与“三农”关系的深刻论述。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就指出，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这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三农”与我们党、国家、民族内蕴的血脉关系和内在的本质联系。
第一，我们党最早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比重最大的党，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就得在“三农”上找寻答案。
一是从血缘关系看，长期以来，我们党多数党员来自于农村农民，始终与“三农”有着割不断的情感联系。在广州中山四路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内，有一面写有“农为党本”的鲜艳红旗，旗的左右各有一列小字，右边是“三区北滘乡农民协会成立”，左边落款是“鸡洲乡农民协会祝贺”。这是1925年至1926年间，顺德北滘乡农民协会成立时，顺德鸡洲乡农民协会赠送的。顺着读“农为党本”，表明了党的性质；反着读“本党为农”，昭示了党的宗旨。最早在我们党和党员心目中，党与“三农”就是这样的关系。1926年，毛泽东出任《中国农民》杂志主编。正是在这些群众组织和理论储备的基础上，到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农民在党员总人数中的占比由党的五大时的18.7%上升到76.6%，工人占比由50.8%下降到10.9%。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一直是中共党员的主要组成部分。井冈山时期，边界各县的基层党组织里，党员几乎全部是农民。1949年下半年，在326万多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农民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1934年4月，中央苏区红军农民出身的占到68%。解放战争时期，仅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就有160多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党旗、党徽上已经烙下了厚重的“三农”印记，党在血缘上天然地与农民有着血浓于水的骨肉联系，在血脉中自然流淌着与农民同根同源的精神基因。不管我们走到哪、走多远、飞多高，都不能忘记农业这个本、农村这个根、农民这个源。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道理，才能够牢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二是从性质宗旨看，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对农民惦记最深、操心最多。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一百年来，农民长期占国民的大多数，也是最弱势的群体，这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三农”摆在重要位置，把农民利益放在突出地位。从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到取消农业税、解开农民身上的千年枷锁，再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摆脱贫困的千年夙愿，无一不是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农民利益的具体体现。比如，取消农业税。当时关于全面取消农业税的争议很大，一些人坚持认为，哪怕就交一两块钱，皇粮国税的观念也不能没有。这种认识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农民纳税可以通过别的税种来体现，西方国家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农业已实现净流入。如果不采取这一彻底改革的办法，农民的负担减而不尽、降而又升的顽症就无法根除，黄宗羲定律就会周而复始。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农业税这个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这是工农关系调整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党为农民谋利益的生动体现。再比如，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些西方国家对此抱有偏见，认为中国是依靠政治力量、行政力量，拿钱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用非市场的手段解决贫困，恰恰体现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弱势群体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所在。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2017年贫困人口比例仍为13.4%、大约4200万人，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去干扶贫这种“亏本买卖”。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利益的实践和事实，才能更好领会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是从执政根基看，我们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始终把农民作为最可信的依靠力量。中国的农民是最知足、最懂感恩的群体。一百年来，党带领广大农民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的巨大转变，农民始终是党执政最坚实的根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革命年代，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之所以能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支队伍对党绝对忠诚，为了人民解放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建设时期，广大农民毫无保留、竭尽所能支持国家建设、支持工业化发展。过去打江山，我们主要靠农民，现在守江山，还要继续坚定不移依靠农民。只有深刻理解了农民与党的深厚感情，才能更好领会依靠谁的问题。
第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国家就得在“三农”上捋清逻辑。
一是从粮食安全看，吃饭是天大的事，关系到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安全。“车轮子”与“饿肚子”不是一回事。车轮子没有了，可以不开车或少开车；饿肚子，一天、一顿都不行。古往今来，饥荒饥饿往往伴随着动乱，伴随着王朝和政权更替。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18至19世纪期间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南宋时中国人口达到1亿，清朝时增长到4亿，如果不是引进了玉米、土豆和红薯等作物，这么多人口是养不活的。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专门写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极为关注。这表明粮食问题不仅对中国很重要，而且对世界很重要。如果解决不好中国十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国际粮食市场就会大乱。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一旦出事，就会被卡脖子，甚至一剑封喉。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几年世界谷物产量总体增长，但是为什么国际粮价涨这么厉害？一方面与美国等量化宽松放水有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预期不好，各国都捂紧自己的粮袋子，不会轻易把粮食出口给别人。这就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在不断增多，2019年增加了1000万，2020年受疫情影响再增1.32亿。所以，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能出问题。
二是从国情农情看，大国小农、农民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是我国人地资源关系的真实写照。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07亿农业经营户，小农户数量占98.1%，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如果全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0亩，18亿亩耕地只需要1800万农户，那其他近2亿农户、数亿农民干什么去？小农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过程，即使到2035年城镇化率达到70%，全国仍将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小农户众多并将长期存在，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选择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机衔接不是一项具体工作，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改造小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历史耐心。要妥善处理好发展小农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关系，扶持小农、改造小农、带动小农，将其逐步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三是从战略全局看，农村是战略后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么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社会长期保持稳定这“两个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基础性支撑因素，就是“三农”压舱石稳住了。我国有约2.9亿农民工，在城里稳定落户的有1亿人，其他近2亿人还在城乡间流动，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关键是因为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这是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回乡，去年疫情期间，有近3000万农民工返乡留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数，但是没有出大的乱子，原因在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反观印度，贫民窟是怎么来的？1995年印度1亩地约卖4万人民币，10亩地就是40万，这对于农民来说太有吸引力，就赶紧把地卖完进城，但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在城市立足，大部分人钱花完了、地又卖了、根也拔了，想回农村也回不去了，只能聚集在城市贫民窟里。到现在，孟买等大城市百分之六七十的人还住在贫民窟。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对农民进城也要保持历史耐心，保留他们在乡村的根。这种制度安排，现在看不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是有道理的根本之策；不是短期偶然的过渡选择，而是长期必然的固有形态。
四是从未来发展看，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将更加凸显。随着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占比缩小、农村人口减少是必然趋势。那为什么说“三农”依然极端重要呢？道理就在于农业之于整个国民经济，好比芯片之于工业，产值比重不一定高，但“卡脖子”功能重要、不可替代。何况农业除了食品保障功能外，还有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而且越往后，现代化越推进、经济越发展，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在上升。这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三农”依然极端重要的问题。
第三，中华民族主体是农耕民族，更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就得在“三农”上追根溯源。
一是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基因，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脉。在绵延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种五谷、养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方农耕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将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应用在国家治理和个人社会行为规范上，构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植入了强大的农耕基因。在古老的农耕时代，自然灾害多，劳动工具差，要获得丰收就得团结起来战天斗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培养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就是生动反映。农业耕作、治理水患需要多人协作，所以人们往往聚族而居，讲求集体主义，形成了团结协作、守望相助的集体意识，都江堰、郑国渠等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随着农耕文明的规模扩大，在协调各族群关系和事务的过程中，炎帝、黄帝等联盟首领应运而生，到周朝时进一步形成天下共主的格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家国情怀、民族认同的大一统思想，到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仍以炎黄子孙自称。这些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深厚滋养，也是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能够站稳脚跟的强大根基。
二是农耕文明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品格，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永续发展的密码。农耕文明起始于动植物的驯化，是人与自然共生、亲和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依赖和十分珍惜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由此我们的祖先形成了宝贵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这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节用发展理念。像云南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浙江桑基鱼塘、新疆坎儿井等，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农历、二十四节气、间作套种、精耕细作农艺制度等都是认识自然规律、遵从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在相互交往中锤炼出包容宽厚、共融共生的性格特质，孕育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智慧，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从未中断，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韧性和包容性。
三是农耕文明铸就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创辉煌的底气。中国是世界农业三大起源中心之一，目前中国栽培作物有840多种，其中约420种起源于中国。以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伏羲开创畜养、嫘祖发明养蚕、大禹治理水患等为文明发端，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精耕细作和生态循环为特征的农耕体系，技术水平和文明程度在工业革命前长期领先世界。比如，水稻起源于我国长江流域，中华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水稻育苗、品种选育等关键技术，在江西省万年县水稻种植考古发现，中国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上万年，当地优质稻良种仍保留着原始野生稻的植物特性。又比如，耕读传家、父慈子孝、诚信重礼等中华文明礼仪都根植于农耕文明，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道德追求和公序良俗。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共认定6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2年以来，我国分5批认定了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及28个省份、126个县市，其中15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民族要复兴，就要从中华农耕文明汲取营养、增强底气，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再创中华文明新的辉煌。
三、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开创“三农”事业发展新局面
历史证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领导“三农”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党形成了既富有时代特点、解决当下问题，又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创新的“三农”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三农”理论，为“三农”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学习党史，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从百年来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获得指引，更好地指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对“三农”工作提出了“五个务必”的明确要求，收录在《之江新语》中，这是立足实践对党解决好“三农”问题经验启示的深刻总结，对当前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从党的百年历程看，什么时候“三农”问题得到重视、解决得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就好，各方面工作就主动；反过来被忽视、解决得不好，经济社会大局就会受影响，全局工作就被动。新阶段新征程，“三农”工作仍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传统，坚持不懈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快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体系，压实各级党委抓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格局。要发挥各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健全议事协调、督查考核等机制，完善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工作运转机制，建设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全面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研究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机制问题，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和《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借鉴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第二，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贯穿始终的工作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指出，土地革命“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来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从那时起党就认识到，只有把农民的利益摆在突出位置，自下而上发动农民群众，才能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党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很清晰，这段话到现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还没有做到、没有遵循这一点。比如，农村改厕，有些地方自上而下强推，好心办坏事，建好的厕所不能用、不好用，成了“闹心工程”。再比如，近年来有的地方在推行合村并居过程中搞“一刀切”，想办好事但没尊重农民意愿，侵害了农民利益。传统村落保护问题需要重视。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物质载体就是古村落、古民居。如果这些现实载体没有了，今后就只能到文献、书画、数字化影像里去寻找。所以要把古村落、古民居保护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设置必要的前置审查、专家评估、法律约束等。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大跃进”，必须以民为本、尊重意愿，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稳妥慎重，把握好各项工作的时度效。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乡村振兴也是为农民而兴，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急于求成、“一刀切”、剑走偏锋等问题，要进一步理清思路、细化举措，提出防范和改进措施。认真落实“为农民而建”的要求，改变过去自上而下定指标、压任务的方式，采取自下而上、几上几下的机制，尊重农民意愿，照顾农民感受，顾及农民需求，宁可稳一点，也要准一点，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确保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第三，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牢固树立跳出“三农”抓“三农”的大局意识全局观念。
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科学认识、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从实践来看，城市、乡村是密切联系、协调联动的，解决乡村的问题有时候要到城市想办法，解决城市的问题有时候要到乡村找出路。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新阶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着眼全面现代化全局，立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的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的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格局中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支撑作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规划上要做到城乡一体谋划，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统筹规划产业发展、人口布局、土地利用、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这是落实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联城带乡在县域最具现实可行性。在产业上要坚持城乡统筹布局，抓住“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发展产后加工储运等，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增收，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设施上要重点补上农村水、电、路、气、通信、物流等设施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在服务上要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布局，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增强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提出城乡融合目标时一定要注意精准、恰如其分，既要有大的改善，明显缩小城乡差距，又不能喊吊高胃口、不切实际的口号。
第四，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不断为乡村全面振兴添活力强动力增后劲。
回顾建党以来党领导“三农”发展的历程，重大革命、变革、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以没收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核心的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积极性；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奠定了牢牢端稳中国人饭碗的制度基石；以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为标志的城乡统筹发展，扭转了城乡差距加速扩大的势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部署、系统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一些长期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破解，为农业连年丰收、农民连续增收、农村持续稳定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现在面临的形势更复杂、矛盾更集中、任务更艰巨，必须继续用好改革创新这一法宝。要加快构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乡村振兴要素投入保障和工作推进机制，推动乡村振兴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要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基础上，通过两个“三权分置”改革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建设，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多变和多样，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充满活力。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农村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对外开放，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农业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拓展重要农产品多元进口渠道，构建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国际农业产业链供应链。
第五，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把握规律因地制宜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求真务实是党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鲜明体现出这一点。比如，农村改革起步时争论很多，一些人从“姓资姓社”的角度评价包产到户，要求一禁了之，正因为党顺应农民意愿和生产力发展实际，才使得家庭承包成为现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脱贫攻坚战中，党始终坚持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在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方面都精准，保证了脱贫攻坚成果真实可信，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依然没有现成的、可照搬的经验，道路怎么走，工作怎么抓，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探索。要做到不走偏不走样，很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是依法依规，严格依法办事；二是求真务实，听基层呼声、看基层创造。只要把这两条把握好，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