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那些所谓的批八字命相师，批八字婚姻免费

《都是大角色》，郭宝昌著，三联书店出版

爱信不信

文 | 郭宝昌

人活七十古来稀。没错。能活到这个岁数够本儿了，活到八十岁的那就赚了。至于活到九十多，那就大赚了。只要不给别人添乱，添麻烦，活一天赚一天。 人老了，爱忆旧。因为谈未来、理想、前途、命运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可忆旧你得有资本，一帮老家伙凑在一起，能说得唾沫星子乱溅的，一定是那些受过苦、挨过整、遭过难、历尽坎坷的人。很多一辈子顺顺当当过来的人，很羡慕我，好些老朋友都指着我说，你小子真不白活，活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什么事都叫你赶上了。别误会，什么事都赶上了，不是说的好事，是什么苦什么罪什么难都赶上了，活得比较丰富多彩；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赶上了，其实是活得比较光怪陆离。那些顺顺当当地活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回头一看，这辈子七八十年没什么可说的，太一般化，觉得特没劲，可你真要让他也丰富多彩一下，他还真不干，宁可活得平平安安的。苦难是一种财富，苦难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财富。

命中注定

人的命天注定，这话也对也不对。我与一命相大师聊过天，他说“人的命天注定”，就像做事总要先有个计划，命相就是天给你定的计划，可在实行的过程中，主客观因素都会使你的计划改变。所以不能较真。这也许就是诡辩。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北京南城有一位名气很大的命相师，是位盲人。我们那会儿都把这种人统称“算卦的”，有住家的，有游走的，有大户包月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好像都取缔了。南城好像是在李铁拐斜街，还是杨梅竹斜街？记不清了，反正是条斜街。有个开馆的浙江人叫李阳明，这个名字让我觉得他应该是余姚人，那是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故乡，是否有意借了大师之名招摇撞骗？谁知道。 我们宅门里的二姑爷“艮萝卜”，黄埔军校毕业，戎马半生，不信鬼，不信神，尤其对算命的一向嗤之以鼻。听大家都把李阳明说得天花乱坠，决定去搅和一下，倘若胡说八道，是要羞辱一番的，定要羞辱一番。 他去了，报上了“生辰八字”，李先生眨巴着失明的双眼，愣神了五分钟，艮萝卜不耐烦了，怎么了？说！李先生终于开口了：“你这个‘八字’或者是你和我开玩笑，或者你是大贵人到了。”艮萝卜二话没说，扔下八块钱走了（算命“批八字”一次八块）。他报的是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总司令的八字。当然后来艮萝卜依然不服，他说没什么稀奇，这些算命的早就把中国名人的“八字”倒背如流了。一九五六年夏，我隐约知道了一些我的身世之谜。在这方面母亲对我防范甚严，没人会告诉我，我把解密的希望寄托在了李阳明先生身上，瞒着母亲，偷偷跑到李铁拐斜街算了一卦。他收费分几个等级：问具体某件事儿，可抽签来解，一签三毛；看八字、讲八字八块；算流年，也就是细批你一生每一年的运程，二十块。收费标准在当时是超高的，一般收入的人绝对算不起。李先生的命馆是一个很精致的小四合院，院里花木扶疏，廊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大小花盆，各色花卉争奇斗艳，廊檐上挂满了各式匾额，着实叫我吃了一惊，都是名人题款的赞颂之词。什么“当世诸葛”“大国师”“喻世神通”，其中有民国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送的匾额，还有很多文化名人、梨园名宿如李万春、荀慧生送的匾额，都印证了这位李瞎子不是凡人。东厢房门口旁有个煤炉子，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用一小砂锅熬汤。我早听说过是李先生的夫人，很文静标致的一个女人。见我来了，忙把我让进了东厢房。李先生正襟危坐在书案旁一张太师椅上，我坐到他对面，寒暄了两句以后，我说请先生批一下八字。他叫我报上八字以后，便低下头默想了一会儿，抬起头开口第一句便是：“自幼父母双亡，姑妈养大最好。”我差点儿没跳起来，再准也不能准到这种程度。他就是说姑姑，我都不会这么震惊，还偏偏说是“姑妈”。我两岁卖到郭家，一直称母亲是姑妈，还父母双亡，绝对不对了。我忙叫：“停，等等，等等，您先别说了。”他问怎么了？我立即想起了艮萝卜说的话，这位李先生早知道了我的八字，我相信我母亲一定来这里为我算过命，且事先嘱咐了李瞎子，万一此人来算命，该怎么怎么说，这是有预谋的。我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猜忌，李先生丝毫不恼，微微一笑说：“年轻人，你不是来算命的，我很知道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是不相信命运的，从小受到的是新社会的教育，你就是想考一考我，每天那么多人算命，我要知道你的底细，全记住他们的八字，我真成神仙了。这样好不好？你愿意听，我就往下说，说得对我们交个朋友，说得不对，我分文不取，你走你的路，好吗？”我没得说了，只好说你说得实在太准了，我有点不敢信，您接着说。他操着一口浙江地方音的普通话，娓娓说道，你生下以后两次改姓移名，两岁时才有了归宿（没错，我先被卖到宣化，后又被转手，两岁卖入了郭家），姑妈养大，十二岁转运，入了富贵之家，衣食无忧（没错，我十二岁进的大宅门）。最叫我心惊胆战的是下面的话：你今年十六岁，红鸾星照命，犯桃花运，有女人。这是怎么个意思？我确实刚刚有了女友，不到一个月，没有任何人知道，偷偷地、秘密地不敢向任何人说，也不敢叫家里人知道，更不敢向母亲说。李先生这一棒子就把我打晕了，我心跳都加快了，老老实实心服口服地往下听了，我只拣重要的说。“二十四岁再转运，有牢狱之灾。”坐大牢？打死也不信（可一九六四年二十四岁的我成了“反革命”分子进入了劳改队）！“二十六岁家道中落，一贫如洗，无祖业可继承，无兄弟可帮手。”更不信，我家财万贯，怎么会无祖业可继（可一九六六年“文革”来也，真抄得我一贫如洗）？“三十八岁转运，想什么有什么。”（我三十九岁平反，拍了电影处女作《神女峰的迷雾》）“此后事业有成，财源广进，磕磕绊绊，永远也达不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我野心太大，力不能及）“六十岁，名利丰隆，事业顶峰。”（这一年我拍了电视剧《大宅门》）再往下算到六十四岁运没了，算不出来了。我问什么叫算不出来了？李先生说你的寿数没了，这么说，我只活到六十四岁就玩儿完了，李先生又说也不一定，六十四岁是你的大坎，你要熬得过去，可到八十以上，熬不过去，寿终正寝。

十六岁以前就不说了。李先生算得奇准，过去的事是骗不了人的。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后几十年全叫他说得那么准。六十四岁那年活得累，坐屋里怕房塌，出了门怕车撞，小心翼翼地活着。六十五岁我拍电视剧《粉墨王侯》时，还是没躲过一场大灾难，一次重病险些要了我的命，总算腻腻歪歪地活过来了，没死！可以预知未来吗？如今八十了还活着，差不多也该准备后事了。生命到了尽头，再往下没得可说了。我又提了一个问题，问我父母是否双亡了？我怀疑。他说八字看不出，要我抽个签，单算一件事，抽个签三毛钱。我拿起签筒摇了七八下，终于蹦出了一只签，上面刻着一行小字，他叫我念给他听，“艮为水坎为山”。李先生略一思索说，父母尚在一位，我问可见面吗？他说可以，要七八年后。果然八年后的一九六四年，我从三姨口中得知了亲生母亲仍在世，在徐水县老家。我当时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进了劳改队，无法去见母亲。又八年以后才像侦探小说一样曲曲折折见了亲生母亲一面。 信不信由您？反正我信。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坚信自己是虔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苍天，不信鬼神，我只相信自己的努力，可六十多年，我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阴影。

肝儿疼

电视剧《大宅门》剧本的创作过程十分坎坷，稿子四次被毁。传言甚多，在网上也被描绘得五花八门，特别是有很多文章提到了电视剧片头字幕的最后一幅衬底，画着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请罪，说那就是我，由于外扬了家丑，向宅门族中人请罪。 这幅衬底是我授意画家丁一先生专门创作的，其他均为丁先生随意创作，我没必要向宅门族中人请罪，也无罪可请。任何一部写人物的作品，人物大多有原型，但既成文艺作品，则作品中的人物与原型人物便脱了钩。我只向母亲认罪，那一跪只向我的母亲。我庆幸我还有勇气进行反思。自省其实也自私，以为一个忏悔就可以抹去心中的罪恶感，事实上不可能，但总比咬着牙死不认罪，或掩盖、粉饰要强一点，至少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写《大宅门》剧本时，我一直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行创作的。因为母亲曾表示过，离世以后不想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尊母命，此乃大不孝。上高中二年级时，我十六岁开始写《大宅门》，是写小说。那时候连“电视”俩字都没听说过，那会儿满脑子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水浒传》《基督山恩仇记》，我想我也能写出这样的一部小说，绝不比他们差。母亲发现我天天熬夜写东西，哪有那么多作业好写？问我天天点灯熬油的整宿不睡，写什么？我说作业多，母亲以为我很用功。可高二时，我五门功课不及格，蹲班了，母亲怀疑了，那么用功怎么会蹲班？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脸色很不好，指着我的小说手稿问，你在写什么？我说小说。母亲说，你胡写什么？什么老爷太太小姐，抱狗的丫头。我急了，您怎么能偷看我的东西？“偷看”俩字，惹怒了母亲，偷看？母亲看儿子东西，叫偷看？我说不经我允许，您不能看。母亲更怒了，我就不许你写。我说写小说怎么了？母亲说，你胡写就不行，你把它都烧了。母亲从未向我发过怒，我不再吭声。没想到第二天回来，发现手稿不见了，是不是烧了我没看见，但我不再写了。当时还没有什么创作思想之类，原则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文风上崇尚曹雪芹和雨果，尤其崇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北京人》影响很大，把老爷子写成了封建势力的代表，暴虐、残忍、流氓、恶棍，把母亲写成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那时母亲已是宅门中的掌门人，是不愿意触及少年那段历史的，大概觉得不光彩，门第、出身、地位在充满市侩势力的家族中是很残酷的。这件事在我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心理上一个巨大的负担。这是一件母亲十分忌讳和反对的大逆不道的事，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可创作的欲望始终使我无法住手。 上大学以后我又动笔了，因为我把宅门的故事向我的恩师田风教授讲过很多，老师觉得是太好的素材了，叫我写成电影剧本。所以第二稿写的是电影文学剧本，只在学院写，是完全背着我母亲的，那时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揭露资产阶级丑恶的剥削本质，充满戾气。有关母亲的过往，这一稿中是没有的。其实我内心中的矛盾极其复杂，我不想也不愿意违背母命，我必须面对母亲的内心感受，避开这条故事线，我心中还是轻松解脱的。一九六四年运动来了，我成了“反革命”，并被勒令交出《大宅门》的手稿，并最终落实在我的定案罪行中，“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时，我要求退回我的手稿，人事干部翻遍一麻袋档案材料，说没有。 一九七〇年在干校，我写第三稿，夜里偷偷地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我，写这样的东西是新的罪行。这一稿其实是素材整理，把所有素材写成一个个的小故事，连顺序都没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一年多差不多写了厚厚的一个笔记本。运动又来了，我又被揪斗，一旦被查出素材稿就是知罪犯罪，于是把笔记本趁人不备扔火膛里烧了。一九七三年到了广西不予转正，属于监管使用。我没有拍片子的权利，我又写起了小说。有了家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每写一章偷偷地在几个哥们儿中传看。长期积郁的怨恨早已耗没了，信仰也破碎了，充满了哀怨、灰败之气。几个朋友隔个把月看一章，看得兴起，等不及一章写完就要看。但只要写到母亲，我总是别别扭扭，欲进还退，怎么写都心虚。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严重地影响着我的创作，可我摆脱不掉。母亲的话，总在耳边响：“我就不许你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