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 清代史学家赵翼针对朱元璋“ 以不嗜杀得天下”，建国后则又“肆其雄猜”等现象，曾做出这样的评论：“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1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朱元璋画像 2，则似乎是在象征意义上展示了朱元璋的多面性格。这些画像可以分为两个系列：一个系列中的朱元璋，脸庞丰满，神态庄重，英武而不失慈祥（图 1）。另一个系列中的朱元璋，共同特点是脸长耳大， 下颌奇长而前突，面部布满大大小小的斑点。后一个系列细看起来又有所差别， 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一种长相较为正常（图 2）， 另一种长相较为怪异（图 3）。究竟哪种才是朱元璋的真面目， 不同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甚至会随时代而变化。有人比较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 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的朱元璋的插图，选择的是长相怪异的那种， 后来则更换为五官端正的那种，由于差别太大，判若两人，“让从事历史教学的先生们为难， 更让众多不谙世事的学子们疑惑”。3
1（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六《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第 836 页。
2 王前华主编《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旧影》，南京出版社，2004，第 17 ～ 24 页收录了 13 幅朱元璋画像，可参看。
3 苗体君、窦春芳：《秦始皇、朱元璋的长相知多少——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图片选用》，《文史天地》2006 年第 4 期，第 46 页。
图 1
图 2
图 3
其实，不仅是中学历史老师和学生，一些专家学者对此也感到困惑，并试图辨别真伪，但大家意见亦分成两派。民国收藏家赵汝珍相信丑像为真，他在短札《明太祖御容之伪》中指出：“明太祖亦同常人，绝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伪。惟孰真孰伪，前人未有纪录，凭空推想亦难确定。但以理推之，当以深目长颊者为真，盖此像迹近侮辱， 含有朱猪之意，若非真像，在专制时代无人敢为之，况其子孙又奉祀之，其必为真像， 盖可知也。”1 美国学者伊佩霞所著《剑桥插图中国史》选择了丑像作为插图 ( 即图 3)， 但其同时说明：“贬低太祖皇帝的画家把他描绘为一个丑陋的、脸上长麻子、下巴向外突出的人。尽管有些宫廷收藏的肖像显示， 太祖和其他皇帝一样英俊，但只有几幅反映他真实面貌的英俊画像保留了下来。”2 胡丹也主张丑像并非朱元璋真容，并从相术角度做出解释，认为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相貌的第一个“整容师”，从而启动了朱元璋容貌变异的进程，其后其脸上被逐渐添加了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最后变成一副“猪龙”之形 ( 图 4)。3 笔者认为， 图像和文本呈现的朱元璋的两副面貌，可能都是部分真实和部分想象的叠加，只是一种属于“神圣化”，而另一种属于“妖魔化”。本文以一些典型文本为素材，对此进行初步的梳理与分析。
1 赵汝珍：《古董辨疑》，金城出版社，2010，第 202 ～ 203 页。
2〔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第 141 页。
3 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史学月刊》2015 年第 8 期，第 15 页。
图 4
二 身边的英雄：《国初事迹》对朱元璋的描述
限于文献资料， 今天要想确切了解朱元璋的真实面貌已不可能。即使关于他的个性特征和行事风格，不同文献中的描述也差异颇大。但要断定朱元璋是否被“圣化” 或“魔化”，又需要一个相对真实的参照物。幸运的是，有位曾在朱元璋身边工作、晚年又参与太祖实录纂修的官员，留下一本《国初事迹》。1 该书撰写者刘辰，字伯静，金华人。朱元璋起兵之初，署吴王典签。李文忠驻师严州，辟置幕下，后以亲老辞归。永乐初，李景隆言辰知国初事，召至， 预修《太祖实录》2。关于《国初事迹》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
此书卷首，有“臣刘辰今将太祖高皇帝国初事迹开写”一行。后俱分条件系，颇似案牍之词。盖即修《实录》时所进事略草本也。辰于明初，尝使方国珍，又尝在李文忠幕下，所见旧事皆真确。而其文质直，无所隐讳，明代史乘多采用之。3
此书记事，既非按年序列，又非以类相从，而是随意漫笔，了无统绪，语言质直而乏文采，可知刘辰虽通文墨，但文化水平不会太高。书中记事并非全为刘辰亲历，得之传闻者亦不少，所以不能完全据为信史。但此书要进呈御览，应当不敢信口雌黄，真实性相对较高。在《国初事迹》中， 刘辰记载了不少朱元璋值得称道的事实 ( 图５)。比如军纪严明、虚怀纳谏。
太祖驻师和阳，兵有纪律， 恩威日著。而名将常遇春等，领众数十人，弃聚来归 。4
太祖亲征太平、建康、宣州、婺州，书押大榜，招安乡村百姓， 岁纳粮草供给，谓之“寨粮”。后常遇春奏害民，太祖即禁止。5
太祖国初以来，朝政有失，无人肯言，立执法议理司，以汪广洋、李胜瑞为执法官。置白牌， 于上书“执法议理”，如有失处， 许持牌直言极谏。太祖从之。6
图 5
1 此外还有《纪事录》一书，其作者俞本曾任侍卫朱元璋的帐前黄旗先锋。该书所展示的朱元璋形象，与《国初事迹》颇可参证。唯该书当时并未流传，到明末才得以刊刻。参看（明）俞本《纪事录笺证》，李新峰笺证，中华书局，2015。
2 参看（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五〇《刘辰传》，中华书局，1974，第 4166 页。
3（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史部八 • 杂史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 年影印本，第 476 页上栏。
4（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 68 页。
5（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71 页。
6（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85 页。
又如爱惜民力、不尚奢靡。
金华岁贡香米三十余石。太祖曰：“我访知民间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今后作秋粮，一体送官仓，不须岁贡劳民。”1
太祖尝曰：“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如桑、枣、柿、栗有实，及棕树、漆树，尤用心栽种，盖因有益于公私之用。苑园亭馆、珍禽异兽无益者，并不留心。”2
再如禁止势家隐瞒田粮、与民争利。
汤和姑夫庸某，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太祖曰：“倚恃汤和之势，不惧法度，故敢如此。诛之。”常遇春力谏，不从。3
蓝玉令家人中到云南盐一万余引，倚势兑支。事发，太祖曰：“此是侵夺民利，沮坏盐法。但是功臣家中到盐引，尽行没官。”4
上引这类记载， 展示了朱元璋身上的许多优良品性，说明其能剪灭群雄、成就帝业，文韬武略确有过人之处。但《国初事迹》中又有大量刑罚诛杀的记述，展示了朱元璋的另一种面目 ( 图６)。比如：
太祖选宫人，访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进之。员外郎张来硕谏曰：“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 若明取之，于理不妥。”太祖曰：“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以刀碎其齿。后参议李饮冰与希圣弄权不法，丞相李善长奏之。太祖将二人黥面，云：“奸诈百端， 谲诡万状，宜此刑。”割饮冰之乳，即死；劓希圣之鼻，淮安安置。5
佥事陈养吾作诗曰：“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为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6
图 6
1（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99 ～ 100 页。
2（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100 页。
3（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99 页。
4（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103 页。
5（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77 页。
6（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105 页。
由此类事实， 可知朱元璋器量狭小、为人阴狠。再如：
太祖尝使人察听在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两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 将二家妇及僧投于河。1
徐达围苏州，太祖特命指挥傅友德领军马三百，与同徐州陆参政出哨济宁，以警中原。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2
1（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101 页。
2（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96 页。
由此类事实， 可知朱元璋性格乖戾、冷酷凶暴。通观《国初事迹》， 朱元璋诛杀甚多，所用刑罚极为残酷，包括凌迟、杖杀、投水溺杀、处死碎骨、割乳、劓鼻、断脚筋、削鼻尖、刺字、漆黥等。
《国初事迹》描绘的朱元璋， 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的形象：一方面，朱元璋号令严明，处事果断，节俭爱民；另一方面， 朱元璋心胸狭窄，性格乖戾，为人残暴。可以说，刘辰通过杂乱琐碎的记述，鲜活地勾勒出一位从社会最底层崛起的草莽英雄形象。
刘辰撰写此书， 是为了进献皇帝以供史官参考，他肯定不想也不敢抹黑朱元璋。此书写了这么多有损于朱元璋正面形象的“事迹”，恐怕是因为在刘辰的心目中，这些事迹并不像朝廷史官或后人认为的那样是朱元璋的污点，而是反映了朱元璋敢作敢为的英雄本色。对于刘辰来说，朱元璋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象征符号，而是他曾经直接接触过的活生生的人物。刘辰在回忆朱元璋的事迹时，恐怕也是有所选择的， 他要通过这些事迹描绘“身边的英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无疑是一部“英雄小说”，其定型时期正是刘辰生活的时代。在今人看来，其中的英雄人物多有凶暴之举，然而这并未影响其在百姓心中的英雄形象，毋宁说，他们的凶暴行为，也是塑造英雄形象的构件之一。对于《国初事迹》的描写，亦当如此理解。
三 “圣王”的标准像：《明太祖实录》的形象建构
刘辰撰写《国初事迹》，旨在为纂修实录提供素材。但经笔者粗略检索对比，发现此书所述事实，被《明太祖实录》采纳者并不多。就是两书都提到的史事，也往往相互抵牾。如《国初事迹》记云：“癸卯年三月，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救，太祖亲赴援之，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丰，士诚遂解围。福通奉韩林儿弃安丰，退于滁州居之。”1 而《明太祖实录》记此事云：“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2 一说刘福通奉韩林儿退居滁州，一说在安丰被吕珍所杀。参之《庚申外史》云：“ 先是， 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至瓜州渡，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3 可见刘辰所说似更确切，实录盖隐讳之耳。
《国初事迹》所述朱元璋的负面事实，《明太祖实录》一概摒弃不录， 恐怕并非是因为所述不实，而是这些事实不符合“圣王”形象。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关于君主应当具备的品格和治理国家的方式， 各家存在不同的看法。儒家提倡的是“圣王”模式，即要求君主“内圣外王”，将政治与道德融为一体，按照圣贤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法家却将道德排斥在政治之外， 主张君主集权专制， 不受外在约束，这可以说是一种“暴君”模式。汉代以来， 儒家逐步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其“圣王”理想也就成为塑造君主形象的标准参照物。而明成祖纂修太祖实录的目的，并非“不溢美、不隐恶”地记录朱元璋一生的言行事迹， 而是要塑造一个上应天命、一言一行均合乎古圣先贤之道的“圣王”形象 ( 图 7)。在名义上由朱棣撰写的序言中， 这一意图已表露无遗。
图7
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统承天命，龙飞濠梁，扫灭群雄， 除暴救民，拨乱反正，不十余年而成帝业。其间战攻讨伐，指麾号令，动如神明，无往不克；及功成治定，制礼作乐，立法创制， 纤悉备具，靡有所遗。诚卓冠于古今者也。于乎！天生我皇考圣智聪明，为启运创业之君，夫岂偶然。数十余年为治之迹，诒谋之道，光辉显著，昭如日月。朕命史臣修纂实录，垂宪万世，使子孙臣庶仰而承之，尊而守之， 可以维持天下于悠久。4
1（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96 页。
2《明太祖实录》卷一二，癸卯年二月癸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 年影印本，第 148 页。
3（明）权衡：《庚申外史笺证》卷下，任崇岳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 136 页。
4《明太祖实录》卷首《太祖高皇帝实录序》，第 1 ～ 2 页。
监修官夏原吉、总裁胡广等进呈的《修实录表》，也称颂朱元璋“天地合德，日月同明，膺景命而隆兴，握贞符而御历”，“身致太平，卓冠百王之盛，德兼文武，超越六籍之闻”。1 由于缺乏其他来源的系统资料， 目前无法对实录的记载进行全面检核，但遗存下来的一些明初文献已足可证明，为了塑造朱元璋“卓冠百王”“德兼文武”的圣王形象，实录纂修者们本着为尊者隐讳、为尊者增饰的非历史主义原则，花费很大心力对有关史料进行了裁剪、修改甚至编造。2
众所周知，朱元璋出身贫寒， 他自己对此从不隐讳，更拒绝攀扯名人做祖先， 常将“朕本淮右布衣”挂在嘴边，这显示 了他超越前人的自信和识见。但实录纂修者却不甘心于此，开篇即给他安上一个显赫家世：“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 人号其里为朱家巷。”为了证明朱元璋是上天眷顾的真龙天子，实录还把许多稀奇古怪的传说采纳入史，也不能排除有些“神迹”本身就是史官编造的。如其母娠时梦黄冠赠白药丸、出生时红光满室、出生后夜数有光、道士预言其父八十三当大贵、西游合肥遇两紫衣人、在六安遇老儒言其命极贵等。3
而对于朱元璋那些有损“圣王”形象的言行，实录绝不肯据实直录， 而是轻轻带过或置若罔闻。比如，朱元璋以重典治世，观其自著《大诰》三编，罗列凌迟、枭令、夷族罪千余条， 斩首弃市以下罪万余种，4 用刑十分残酷。对这种法外用刑的情况，实录几乎无所反映，而关于崇教化、恤刑之类的记述却连篇累牍。就在颁行《大诰》续编和三编的那一年，实录有如下记载。
1《明太祖实录》卷首《进实录表》，第 2 ～ 3 页。
2 参看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 年第 5 期。
3 参看《明太祖实录》卷一开篇对朱元璋家世和起兵前事迹的记述，第 1 ～ 4 页。
4 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 31 页。
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于刑狱，每存钦恤之意， 盖欲期于无刑。而顽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为莫若严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览之曰：“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 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 但贵得中，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而政衰矣。如尔所言， 恐流于滥，其可哉！”1
这段记载所披露的用刑观念，与《大诰》迥然有异。朱元璋的法治思想比较复杂， 思想与行动也不尽一致，上述记载可能确实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但问题是，实录取此舍彼，将他用刑残酷的一面完全掩饰， 展现的就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朱元璋了。
现存洪武七年（1374）纂成的《皇明宝训》，保存着较《明太祖实录》更为原始的一些资料。将两书加以对比便可以发现， 为了维护朱元璋的“ 圣王” 形象， 实录纂修者们经常大肆更改史实。2 限于篇幅，
这里仅举一例。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上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 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 上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 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 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 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 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3
1《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第 2718 页。
2 参看杨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下面所举事例即引自该文。
3《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庚子，第 759 ～ 760 页。
关于这次对话，洪武七年所修《皇明宝训》中亦有记载，但与实录完全不同。
帝御奉天门，召见元朝旧臣， 问以政事之得失。诸人各有所对， 有色目人马翼独曰：“臣等皆元朝臣子，既不能死节，若又言元朝之得失，其罪愈大矣。”帝曰：“不然，朕欲闻元朝之失，正欲为朕之监戒。如行车者，前车既覆， 后车不当循其辙也。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1
根据《皇明宝训》，马翼因自己曾是元朝臣子，不肯言元朝之过失，而所谓元朝以宽失天下，本是朱元璋自己的说法。而实录竟然颠倒篡改，将此种言辞硬塞到马翼口中，又给朱元璋编造了一套“居上之道，正当用宽”的堂皇说辞，从而塑造了一个合乎“圣王之道”的仁爱君主形象。
四 获得天命的暴君：江南野史中的朱元璋形象
正如伊佩霞所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很少有像明朝那样深受其建立者个人个性影响的王朝”2。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对其创立的王朝的确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也成为明朝人长久关注的对象。特别是明中叶以降随着思想控制的放松，在大多出自江南文人之手的野史笔记，如徐祯卿《翦胜野闻》、祝允明《野记》、黄溥《闲中今古录》、沈文《圣君初政记》等书中， 出现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描述。所述故事五花八门，其中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把朱元璋“神化”，着力渲染其真命天子的异兆；二是把朱元璋“ 魔化”， 着力渲染其残虐暴戾的性情。
中国古代经历过多次改朝换代， 人们普遍相信，那些能够创立新朝的开国者， 一定得到天命眷顾，很多开国君主往往也有意编造一些神奇故事，以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朱元璋从穷僧一跃而成为皇帝， 极富传奇色彩，也免不了会经历一个“神化”过程 ( 图 8)。如前所述，《明太祖实录》早在编纂之时，就收录了不少神异传说。明代中后期的野史笔记，对于这方面更是津津乐道，而且所述故事越来越离奇，现转录两则于下。
图8
淳皇帝及后族疾疫死，重四公继之，贫薄不能具棺穿穴。太祖与仲兄谋辇葬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绠绝，仲返计，太祖视尸。忽风雷震电，太祖避树下，闻空中神语曰：“孰袭取我土？”仿佛有应者，具淳皇帝讳，神曰：“为若人则已。”已而，暴风扬沙折木，天转晦。比明，往视之， 土裂尸已陷入，田伯刘大秀遂归其地而辞其价，即今凤阳陵寝是其地也。3
1（明）宋濂等：《皇明宝训》卷三《论治道》，收入（明）顾炎武编《皇明修文备史》，《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 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影印本，第 34 页上栏。
2〔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第 140 页。
3（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50 页。
太祖在滁，尝濯手于柏子潭， 有五蛇扰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来附焉。”一日战毕，群坐籍土，蛇忽蜿蜒其侧， 帝乃掩以兜鍪。顷复报战，亟戴之而往，是日手刃者甚众。军法战胜必祭甲胄，众推帝功居多， 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雳大震，白龙夭矫自兜鍪中出，挟雷声，握火光，腾空而去，诸将等自是畏服。1
除了这类宣扬天命神授的“ 神化” 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野史笔记中， 讲述了大量有损朱元璋圣王明君形象的负面故事，比如心胸狭隘、猜忌多疑。
太祖既营大内，而以旧禁赐中山王，王谢不敢。继而觞焉，至大醉，使人扶寝禁内，密伺其意。已而达醒，惊拜殿下，帝闻之乃喜。2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上， 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 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尝从释也，光则摩发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礼臣大惧，因请曰：“愚蒙不知忌讳，乞降表式。”帝因自为文式布天下。3
1（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51 页。
2（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53 页。
3（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61 页。
又如刻薄寡恩、伪善不义。
徐魏国公达病疽，疾甚，帝数往视之，大集医徒治疗。且久， 病少差，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医工逃逸。未几， 告薨。亟报帝，帝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命收斩医徒。夫人大哭出拜帝，帝慰之曰：“嫂勿为后虑， 有朕存焉。”因为赒其后事而还。1
太祖尝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复税之。右正言周衡进曰：“陛下有诏已蠲秋税，天下幸甚， 今复征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几，衡告归省假。衡，无锡人，去金陵甚近，与上刻六日后复朝参，衡七日失期。上怒曰：“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矣。”遂命弃市。2
再如性格暴虐、残忍嗜杀。
太祖尝于上元夜观灯，京师人好为隐语，书于灯，使人相猜， 画一妇怀瓜，深触忌犯。帝就视， 因喻其旨，甚衔之。明日，令军士大僇居民，空其室。盖太后祖贯淮西，故云。3
高皇微行大中桥旁，闻一人言繁刑者，语近不逊。上怒，遂幸徐武宁第，武宁已出，夫人出迎上，上问：“王安在？”夫人对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 夫人谢不知。因大惧，恐为王也， 叩首请其故，上曰：“吾为人欺侮。”夫人又请之，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帅兵三千持兵来，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为决屠其家矣，又迄不敢呼王。顷之，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桥，使兵自东而西诛之，当时顿灭数千家。上坐以俟返命乃兴。4
1（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61 页。
2（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61 页。
3（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60 页。
4（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一《野记一》，第 513 页。
诸书所述朱元璋杀人事极多， 许多人稀里糊涂丢了性命。如“太学初成，幸观， 怒某处侈费，命埋督造部官于晷台下顷”。又如“詹舍人希原书宫殿公署榜，最后写太学集贤门，门字右文稍钩其末。上曰：‘吾方欲集贤，希原欲闭门，塞吾贤路耶？’以此杀之。”1 其中有些刑罚骇人听闻，简直把朱元璋描述成为心理变态的杀人狂魔( 图 9)。
图9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 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 尸起肠出。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数重者。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凡以止大憝之辟也。2
高祖恶顽民窜迹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地埋其躯，十五并列， 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谓之“铲头会”。3
明代中后期野史笔记的作者，大多“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4，所述朱元璋事迹皆得自传闻，恐怕只能视为“ 齐东野人” 之语。比如前揭《翦胜野闻》所记徐一夔因贺表被杀事，以及诸书所记其他一些文字狱案，经考证多属子虚乌有 5。不过，这些故事本身虽然并不可信， 但真实地展示了明代中后期江南人心目中的朱元璋形象。这种形象与《明太祖实录》所塑造的朱元璋形象相去甚远，但与《国初事迹》所展示的朱元璋形象却颇为接近， 只不过大大强化了朱元璋黑暗的一面。
1（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一《野记一》，第 507 页。
2（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一《野记一》，第 512 页。
3（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一《野记一》，第 512 页。
4（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〇《史乘考误一》，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第 361 页。
5 参看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 5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王春瑜：《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史林》1988 年第 3 期。
五 结 语
如同传世画像中朱元璋呈现两种不同面貌一样，在文字资料中，朱元璋也呈现出两种非常不同的形象，而且两者可以相互呼应印证。其中官方纂修的《明太祖实录》，显然是以儒家理想为参照而将其“神圣化”， 塑造了一位“ 身致太平， 卓冠百王之盛，德兼文武，超越六籍之闻”的圣王形象。而江南野史笔记的作者，如同实录纂修者一样，也高度认可朱元璋“膺景命而隆兴，握贞符而御历”，讲述了很多证明他得到天命眷顾的故事；但与此同时， 又通过讲述大量负面性故事把朱元璋“妖魔化”了，塑造了一个心胸狭窄、嗜血成性的暴君形象 ( 图 10)。
图 10
然而，正如谢贵安在讨论实录纂修时所说：“无论怎么‘ 化’， 也都是在纂修对象基本性格和客观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增饰或诬诋。也就是说，修纂者是根据对象的不同和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对实录的传主进行不同的设计和塑造，不会完全不顾所载对象的个性特色和基本活动而肆意粉饰和诬诋。”1 参照记事相对可信的《国初事迹》， 可以看出， 朱元璋身上本身就存在“圣”与“魔”的二重性。如果单将前一方面挑选出来，朱元璋可与尧、舜、禹、汤媲美；如果单将后一方面挑选出来，朱元璋可与夏桀、商纣比肩。我们可以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世传的朱元璋两类画像：美观的一类是“神圣化”的产物， 展现了官方对“圣王”的塑造；丑陋的一类是“妖魔化”的产物，展现了民间对“暴君”的想象。
1 参看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 年第 5 期。
文章来源：《形象史学》2017年上半年（总第九辑），第98-111页
作者简介：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来源：历史人类学